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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陆之外的华裔年轻力学家: xlliu 2011-4-22 10:42; 【转载】国际力学界的新生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里列举的大都是60后的华裔力学家。其中一部分人见过面，另外一部分也是久仰大名。当然这份名单是不完整的，挂一漏万，请见谅。抛砖引玉，请补充。锁志刚，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60后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好像很少，还没有想到第二个）。主要研究断裂力学、铁电材料、微电子封装等。被誉为“力学界的Hilbert”。著名网站imechanica的创始人。高华健，布朗大学教授，5个讲座教授（Chair）之一。布朗大学是美国的力学中心之一。早年研究断裂力学，近年来转向生物力学。在Nature发表论文3篇，Science1篇。曾经担任德国马克思普朗克金属研究所所长，是第一个担任马普所所长的中国人。黄永刚，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在断裂力学、应变梯度理论等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与UIUC的John Rogers合作，在可弯曲的软材料等领域做出了很多成果。他是清华大学黄克智院士的大儿子。卢天健，剑桥大学教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香港大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士、学习总监，是剑桥大学800年历史上第一位工程技术领域的华人教授。现在国内是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陈曦，1976年生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75后的年轻力学家很稀少！）。本科毕业于西安交大，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导师是黄克智院士。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国际力学界的学术新星。曲建民，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毕业于吉林大学、西北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复合材料微观力学、界面力学、固体燃料电池模拟、超声波无损检测及表征等。好像目前在北京大学也可以招生。周敏，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本科毕业于北航。1993年获布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近十年来, 主要在等效连续体、纳米线、纳米尺度力学与热性能理论、动态断裂、动态剪切带、冲击力学、微观力学、有限元模拟、及材料动态性能激光干涉检测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应邀在世界主要国际会议，院校，研究院所做一百六十余次学术报告。包刚，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埃默里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Robert A. Milton讲座教授、工学院杰出教授、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埃默里大学NHLBL纳米科技顶尖计划主任、佐治亚理工学院NIH纳米医学发展中心主任。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从事基础力学方面的研究。朱承，佐治亚理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马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平衡金属材料；相变热力学和动力学；不互溶合金体系的局域结构和热力学性质；纳米晶金属材料的制备、固结成型与力学性能；金属薄膜的固态反应；材料的表面改性等。孙庆平，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国际相变力学、细观力学的知名学者。近年来相变力学逐渐转入生物现象。张统一，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具有很强的材料学背景。研究领域包括材料的机械性能、微观力学/纳米力学、微结构与材料性能的关系、铁电和压电材料、薄膜、纳米线及纳米管、微桥/纳米桥实验、扩散与相变。孙博华，南非半岛理工大学，南非科学院院士，南非皇家学会会员，南非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之一。清华大学最早的几位博士后之一。曾任暨南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在应用力学、智能复合结构和微机电系统等领域造诣很深，特别是在壳体理论、智能压电驱动器，微机电陀螺芯片上成就显著。李江宇，1972年生，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湖南“芙蓉学者”。智能材料、细观力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夏焜，伊里诺依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北航、MIT。现为德国马普学会的客座科学家、日本名古屋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夏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热障涂层、纳米材料及微细加工、化学材料的纳米现象等。茹重庆，阿尔伯特大学教授。毕业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在固体力学的多个重要领域，如碳纳米管力学、微纳米尺度固体力学、微纳米尺度生物力学、固体力学中的多尺度模拟、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著名的年轻力学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学者包括林肯大学的杨嘉实，德克萨斯农机分校的高信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姜汉卿，密歇根大学的吕炜，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朱廷，曼尼托巴大学的王泉，科罗拉多大学的齐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秦庆华、叶林，法国巴黎大学的何其昌，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的吕坚，宾州州立大学的张速林，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陈玳珩，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夏子辉，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陈震，哥伦比亚大学的郭向东，斯坦福大学的蔡伟，阿克伦大学的潘尔年等。; 6062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科与理科没有鸿沟，只有偏见——回应科学网著名博友: 热度 5 JYH64J98Y99H 2011-4-20 11:12; 科学网上有一位著名博友撰文认为，除了对象、实验以外,他不认为哲学和历史学同自然科学还有多少实质性区别。他指出，科学实验也不过是收集感性材料和数据材料的具体方法,这与研究时收集第一手历史资料没有本质区别。他体会，唯一真正有区别的是数学的运用程度。事实上，数学并不是理工科的专利，文科同样也要使用数学工具。有的科学家提出过将数学与理学、工学、哲学、文学并列的划分方法。关于数学的作用与价值，马克思有个大家几乎耳熟能详的经典表达。当然，作为思维训练的体操，数学值得重视，甚至需要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学比重。任何学科的尖端研究都很有挑战，但研究成果可以都一样可以为社会大众所掌握。个别人轻视甚至鄙视文科,只能证明他们自身人文修养低下，其他还能证明什么呢。这位著名博主经过认真思考后，明确回答：“文、理之间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差别，而是其实际用途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罢了。现在是讲实用的年代,越实用的学科,越是吃香,不就是如此吗?岂有他哉! ” 必须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大多阅读了不少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也获得了足够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发言权。这实际上体现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反过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动态所知甚少，或者因为教育与科普的不足而留下些许遗憾。我揣测，可能是一些人在交流中找到“虎”的感觉，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视作了“驴”，既然黔驴技穷，所以，个别人才会目空一切。这与其说是学科的鸿沟，毋宁说是认识的偏见。马有马途，牛有牛用。我相信文理科之争是个假命题。个别人或许自以为智商、情商或者其他什么商高于他人，就让他狂妄去吧。日本大地震，震出了一场原子核危机，我们才知道，原来聪明透顶的原子能科学家原来也很笨拙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在阳光之下，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些学科很隐秘，谁知道他们搞了什么名堂？生态要平衡，学科发展也要平衡，这应该是常识。这位著名博主语重心长地指出：“文、理之间不应“相轻”，而是应该“相重”，如此有助于增进互相对话和思想交流，有利于达到彼此间知识与思想的互补，从而有利于彼此学术上的共同进步。”这样的见解，值得称道。列宁有句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以为，目前的世界，文科与理科没有鸿沟，但确实存在着偏见。通过科学网，实现文理相融是善莫大焉的好事情。从事理工科研究工作的，多学习一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多一点人味，没有什么错。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多讲点道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只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我们面对的是统一的物理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统一的物理世界规律。它被肢解为许多学科，是研究分工的需要，也是人生与科学研究的无奈。事实上，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远不如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人类的认识局限需要人类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面，就是因为每个国家地理因素、民族因素、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渊源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了精神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折射。科学的价值，在产学研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国土面积不大的日本竟然有50多个核电站就是充分发挥高科技作用的明证，地震、海啸、核泄露的危机，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的思想展现的明明白白。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类传统价值的守望本身也是价值。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实在对国情的深刻洞察之后发出的振聋发聩的肺腑之言，也充分反映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价值所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容淡定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并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的影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假如我们寿命足够长，那我们最好就什么都学习一遍，研究一遍。学贯中西，渗透文理，融通古今，最好每一个学者都是这样的专家学者。至少，哲学家应该努力寻找到这样的感觉和气象，这可能比某些科学家的境界要高远得多。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噫吁兮，人生如白驹过隙，或譬如朝露，或朝如青丝暮成雪，草根网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个人分类: 博视坊间|1874 次阅读|7 个评论

科学是,和能,干什么的?: 热度 1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1-4-16 19:49; 科学是,和能,干什么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须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经典力学,已能解决从苹果落地到天体问题的大量问题, 但是,相对论就更扩大到,包括: 高速(与真空中3维空间光速相比,不可忽略)运动, 和非惯性牵引运动的弯曲时空! 而且,还须进一步发展, 解决现在许多存在矛盾和未能解决的问题! 科学就是要力求: 广泛包容\触类旁通\博大精深地, 认识,并按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 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个人分类: 哲理|283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胡业生 2011-4-16 15:17;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 2011年04月11日 09:4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字号大中小】　【收藏】　【打印】　【关闭】【Email推荐：】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流派，也是至今仍保持强大文化影响力的西方主要学术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创立：以研究“社会哲学”为中心任务　　法兰克福学派自1930年代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代人、四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　　第一个时期（1923—194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时期，也即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聚集并发生影响的重要时期。　　法兰克福学派的名称来自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1923年，社会研究所由第一任所长格林贝格（Carl Gruenberg）主持成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1930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接任所长后，重新确认了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霍克海默要求摆脱研究所此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纯哲学研究，将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他指出，这种社会哲学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来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这一定位标志着以“社会批判理论”为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　　这一时期，霍克海默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并以该杂志为中心，延揽了波洛克、格罗斯曼、本雅明、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尔诺等一大批青年才俊。法兰克福学派逐步发展壮大，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整体搬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　　黄金时代：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的全面文化批判　　第二个时期（1950—1960）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应联邦德国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波洛克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中的洛文塔尔、弗洛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马尔库塞等人则留在了美国，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强大的美国支脉。　　在这一全盛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经验分析和考察，从事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的全面文化批判。该学派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强烈抨击现代人的异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在战后的十多年中，以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第二代通过“公共领域”等理论创新而声名鹊起。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共同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转型：哈贝马斯和多元社会共识的交往理性　　第三个时期（1970—198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转折期。这一阶段，以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为中心，形成了“新法兰克福学派”。　　在“1968年革命”落幕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淡出历史舞台，第二代人产生了组织上的分裂，陷入发展低潮。但是已离开研究所的哈贝马斯的声望日隆。这一时期，哈贝马斯通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次重大学术争论，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是他研究了皮尔斯、米德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汲取了其中的激进民主精神，并将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相结合。　　哈贝马斯引领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们适应西方资本主义自60年代末所出现的新变化，看到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单一性开始被实现共识的交往理性所调适和消解。因此，哈贝马斯没有像第一代那样仅仅将资本主义理性化看做消极的、否定性的过程，而是以达成多元社会共识的交往理性取代了片面的工具理性批判，为社会的民主化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由此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转型。　　　　当代：霍耐特和他的“承认理论” 　　第四个时期（1990年至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发展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正式登上学术舞台。　　在社会研究所内部，哈贝马斯的学生霍耐特（Alex Honneth）自1992年《为承认而斗争》发表以后，创建了著名的“承认理论”，并在国际学界引领了持续十多年的热烈讨论，哈贝马斯称他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世成员中最重要代表之一”。2000年，霍耐特出任社会研究所新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重新回归其最初的指导思想：批判地揭示现代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为社会的人性化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已突破哲学和社会学领域，成为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因此，英美学界的许多批判学者在不同领域进行对现代化、全球化负面弊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极大地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范围和理论影响。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不仅限于社会研究所内部。此外，许多英美的批判理论家也被视为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他们中的本哈比、弗雷泽等人均在社会研究所学习或工作过。　　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复自我批判能力　　在哲学上，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事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贯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始终的唯一共同线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忧虑和关怀。因此，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柏格森以及卢卡奇和布洛赫等，都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思想来源。批判理论家认为，非理性是对抽象一致性的一种抗议，非理性主义哲学强调了人类生活中的精神价值，表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和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由此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思想上首先揭露造成这种一致性压迫力量的理性，从事工具理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启蒙思想家们把理性抬高到真理标准的高度，将理性的个体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启蒙理性“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作为个人理性化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使理性最终堕落成了“工具理性”，从而导致了“理性的毁灭”。只有进行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复自我批判能力，才能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人类从不合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代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则突破了对工具理性的单纯批判，转向对民主社会的交往理性构建中出现的失误和不足进行批判。　　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吸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等，关注和研究权威的本质发展。社会批判理论尤其重视进行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病正是对人的“爱欲压抑”。他们强调社会心理而不是经济基础对于权威和权力的决定作用，认为革命的障碍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真正的革命就是要解放人的本能欲望，实现人类自由和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爱欲解放”、“本能革命”弥补了“机械决定论”的缺陷，将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相结合，是对资本主义更全面的批判。　　实证主义是异化了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同时，他们还批判了技术理性的哲学基础——西方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强调以总体性的方法抵制实证主义在“科学”、“客观”旗号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与之相联，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强化。他们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这一改善是以牺牲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相反导致了更高的异化阶段。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阻止人民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发达工业社会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而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客观性的维护，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实证主义将哲学等同于科学，排除了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性，因而不过是异化了的科学的哲学表现。　　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　　在政治上，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判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在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批判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极权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压抑文明发展的最高形式。发达工业社会是单面性的（one-dimensionality）社会，它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和人的全面统治，另一方面是社会和人性的全面异化。发达工业社会在物质、意识和思想方面的单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　　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自由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技术已经成为总体异化的工具，自由主义、工业文明从自身产生了极权国家，纳粹主义不过是那种不断强调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化所固有的非理性统治倾向的顶点。　　探索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根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旅居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它首先从哲学上的技术理性批判出发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指出极权主义的产生是启蒙理性的衰落和毁灭，受操纵的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和自然的一种工具，它对人和自然的全面压制在法西斯主义中登峰造极。而这种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本身是西方启蒙传统的遗产。他们还从生态、性别、种族等宏观层面，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包括家庭、权威、宗教、大众文化、社会偏见和文学、音乐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个性结构和个人心理、文明的交往方式，批判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对以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公共领域的操控，深入挖掘了法西斯“独裁国家”产生的根源。然而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从革命转向批判，内部弥漫着对革命变革可能性的深刻怀疑。　　推动社会的民主建构　　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上是对西方和苏联双重幻灭的产物。它以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批判的同样逻辑比附斯大林主义批判，对处于工业化社会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取批判态度。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极权工业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对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例如，第三代的承认理论充分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很大进步，为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却越来越难通达这个空间。近年来，批判理论家对全球治理与跨国正义、美好社会与政治伦理、性别与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宗教世俗主义、全球化与社会运动等方面的研究，提升了人们对国内国际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倾向的认识，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建构。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生存得最好的”流派　　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从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相结合，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尽管社会批判理论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在当代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至今仍然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中“生存得最好的”流派（安德森语）。（周穗明）; 1571 次阅读|0 个评论

辩癌观点: zyzlw 2011-4-8 09:53; 王万锁先生早年熟读马克思主义、摩尔根基因学说，后学岐黄之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事中医治癌研究，认为：中医的辩证施治是认识癌症和治疗癌症的钥匙。提出：癌症是由于免疫功能破坏，引起正常细胞遗传基因染色体扰乱，形成癌细胞，在免疫功能恢复的情况下遗传基因染色体扰乱的癌细胞能再逆转成遗传基因染色体正常的细胞，从而达到癌症的治愈。经临床验证：癌症属于中医的癥、瘕、积、聚引起气血凝滞所致，通过“扶正去邪”，能够恢复逆转癌细胞为正常细胞。一、谈治疗各种癌症的理、法、方、药：我生性不敏，早年熟读马克思主义、摩尔根基因学说,后学岐黄之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事中医治癌研究。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锁钥，也是认识癌症和治疗癌证的锁钥，摩尔根基因学说是生物学的基石,像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是化学的基石一样，中医的辩证施治正是中国古代两千年前一个完整的辩证法，因而它是人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锁钥，也是认识癌证和治疗癌证的锁钥。科学只有真伪的区别，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对科学的探讨，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对头，必然能取得真实的硕果，否则将把精力付之东流，一事无成。一部人类的科学研究创造发明史，就是活的证明。毛泽东主席生前说过：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诀，就对那个问题的前因后果作一次详实的调查，当你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了，那么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找到了。癌症也是这样：当你把癌症发生的病因研究清楚了，治疗的方法就找到了。什么是癌症？癌症是人体细胞遗传基因染色体紊乱，而出现的细胞异常增生症。这个异常增生症是由于人体遗传基因染色体紊乱致使细胞增殖分裂失控而产生的。那么人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会出现遗传基因染色体紊乱？科学研究证明,是由于人体免疫功能破坏引起的。免疫功能为什么会出现破坏？是由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原因引起的：外因是不正常的气侯条件（风、寒、暑、湿、燥、火和外伤，即中医所讲的六淫）；内因是七情郁结（即中医所讲的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既然癌症是由于免疫功能破坏,引起正常细胞遗传基因染色体紊乱,变成癌细胞而得，那么在免疫功能恢复到情况下，遗传基因染色体紊乱的癌细胞能否再逆转成遗传基因染色体正常的好细胞，从而达到癌症的治愈呢？科学实践证明：可以逆转成正常的好细胞，达到癌症的治愈。科学研究的答复是肯定的，这就是癌症的病理和治疗的理论根据。那么什么是免疫功能的恢复？它不是简单的用西药氨基酸、脂肪乳、人血白蛋白进行补养，也不是用中药补气血，而是用中医的话说是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西医是各种检查指数由不正常变成正常，才算是免疫功能的恢复。今专谈中医的阴阳平衡，简明的一句话说，就是人体一切症状的消失（阳平阴秘精神乃治）。比如：发热、发冷、疼痛、呕吐、饮食、大小便一切正常，不乏不晕精神正常,才算免疫功能的恢复。这免疫功能的恢复说着简单，但恢复需要一个复杂的治疗过程。免疫功能恢复之日，就是癌症治愈之时。中医是一个理、法、方、药完整的治疗体系，理指病理，就是得病的原因，法是根据病理决定治疗的方法（中医分为八法），方是根据治法确定的方剂，药是根据方剂确定的药物，环环相套，非常周密，缺掉前一环，后一环就没法确定。今天我就根据理、法、方、药，具体谈谈中医对癌症的具体治疗。癌症属于中医的癥、瘕、积、聚引起气血凝滞所致，必须通过"扶正去邪"去治。这个"扶正去邪"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免疫功能恢复的过程，也就是癌细胞逆转为正常细胞的过程。中医认为癌症从整体上看是虚症，从局部看是实症。气血凝滞的原因是虚症,气血凝滞成形是实症，即本虚标实，从整体看应补，从局部看应攻。中药的剂型有汤、散、丸、膏之分，汤者荡也，力大效速，像扫荡一样，治大病、急病药剂变换灵活，效果快，力量大；散者散也，肿瘤要散，是针对肿瘤的剂型；丸者完也，是治完后巩固疗效；膏者外贴是治疗疾病常用方法之一。根据以上原理，癌症常用方剂以汤、散剂二剂型为主，凡去肿瘤用散剂，凡调整虚实寒热症状多用汤剂。下面将对胃癌、肝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淋巴癌、转移扩散癌、脑癌、骨癌、鼻咽癌等各种癌症的治法分别作一介绍，这样就避免医生用药无方可依，随心所欲开一些无边无际的药，连他本人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方剂可以治癌，其疗效是缘木求鱼，毫无效果。二、各种癌症的治疗１.胃癌及消化系统食道癌,贲门癌,幽门癌,肠癌,胰腺癌治法：这些癌症的共同症状是上逆,如呕吐、呃逆、大便不通，二是胃溃疡、胃出血、黑便，三是疼痛,特别是胰腺癌疼痛厉害，五脏主藏，六腑主运转，为此研制了"健胃去癌散"专治癌变，健胃降逆消导汤专门健胃、降逆、通肠活血、止痛，其效如神，散剂、汤剂并用三五天即见显效，二个月多可消失。例如： ①、胃癌患者，孙庆德，男、58岁，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建委办公室主任，97年来京求诊，服中药45天，经当地医院复查，癌变消失，至今健康再未复发。 ②、食道癌患者，杨慎言，男，78岁，西安兴庆小区。在食道中上段有肿块压迫，只能食少量稀饭，后经服药两个多月，可以吞下花生米，饮食正常，拍片显示癌变消失，身体康复，非常高兴。 ③、肠癌患者，贾正义，男，西安市长安县引镇党委书记，99年４月经检查发现肿块为6.1×4.7ｃｍ，服用56天药后经检查癌块消失，至今身体健康，再未复发。 ④、胰腺癌患者田葵英，女，41岁，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商镇。98年４月在第四军医唐都医院ＣＴ、Ｂ超检查确诊为晚期胰腺癌，肿块为2.9×5.8ｃｍ，无法手术，后来来我院就诊，30天后，在四医大ＣＴ检查癌变消失，恢复正常，身体康复。２、肺癌及呼吸系统癌变，如纵膈癌、气管癌。这些癌症的共同症状是：胸膈胀满，以至疼痛、咳嗽、气喘、以至咳血，用肃肺去癌散去其癌变，用肃肺降气汤消胀、止疼、顺气、去痰、止咳、止血等外表症状，疗效迅速，三五天即可见效，月余多可痊愈，癌变消除。例如：肺癌患者，马文明，男，56岁，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煤炭市场交易处工作。96年12月３日，在宣化区联合医院检查出肺癌，左肺中心有４×６ｃｍ癌块，服用肃肺去癌散45天，经北京通县胸科医院进行半月全面检查，包括胸片正面、侧面、断层、气管镜以及痰、血、肝、肾功能等全面检查，结果表明左肺癌块消失，身体一切指数正常再未发现癌细胞，至今身体康复,再未复发。３、肝癌、胆管癌、脾癌肝癌素称癌中之王，多视为不治之症，其症状多为肋下胀疼、不思饮食，有的还肝气不通形成气臌，小便不通形成水臌，血气凝滞形成血臌即癌变，（曾治愈肝上有14ｃｍ×18ｃｍ巨大肿瘤形成血臌），严重时出现肝昏迷。如果是胆管癌，会出现黄疸，如脾上长有肿块，就会形成脾肝肿大，双肋下疼痛，用疏肝去癌散去其肿瘤，用疏肝理气汤疏通肝气，恢复肝脾运转功能，肾脏的开关功能，使气通、水通、血流通畅，这样可以使上述症状迅速消除，临床治愈甚多，一般需两个月多数可愈。例如： ①、肝癌患者，阎利，男，45岁，北京市良乡黄辛庄人。95年经中国科学院肿瘤专科医院Ｂ超检查拍片显示：肝部有一９×６.1ｃｍ大肿块，左肋胀疼，不能饮食。服疏肝去癌散10天，第二次经房山局第二医院Ｂ超拍片检查所示已缩小５.2×4.4ｃｍ，再服药四十五天，癌变消失，身体康复。今已上班工作七年再未复发。 ②、胆管癌患者，孙正起，男，45岁，河北省苍州市人，胆管长一个３.2×３.7ｃｍ癌块，在当地医院求治无效，97年来京求治，服药40天癌变消失。４、乳腺癌此病主要特征是乳房胀疼，胸部胀闷，一侧或两侧长有癌块，多由肝气长期郁结所致，用清乳去癌散消其癌块，用清乳疏肝汤去其症状，多数三五天可见显效，两月多可痊愈。因乳头属肝，乳房属胃，用药以疏肝健脾为主，疗效迅速，效果显著。例如：乳腺癌患者，汪凤祥，女，50岁，北京通县实业有限公司职工，右乳有一３×４厘米肿块，经协和医院专家确诊为乳腺癌，准备手术切除，但因患者畏惧手术，术前试服中药五天，肿块缩小大半，于是决心出院，服药35天后癌块消失，身体康复。５、子宫癌、卵巢癌、及妇女生殖系统癌此病主要症状：小腹有癌块，胀疼，月经不调或停经或崩血多由冲任不调，肝气郁结气血凝滞所致，用清宫去癌散消其癌块，清宫逐瘀汤疏通肝气，调其冲任，活血化瘀，疗效卓著。例如： ①、子宫癌患者，展秀诊，80岁，北京市大兴县西红门镇人。小腹子宫内有一个4厘米×5厘米癌块，时时切疼，小便出血，在北京某医院医治年余无效，93年5月求治，服中药25天，癌块消失，饮食倍增。身体较病前更加健壮。 ②、卵巢癌患者，张中杰，女，48岁，河北省承德市科技监督局工作，左右卵巢各有4×3.6厘米肿块，经常有疼痛感，经承德市附属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1999年7月26日前来求诊,服中药10天，第11天医院复查癌块全消。10天消去癌块可谓奇迹。６、淋巴癌此病主要症状是：颈部耳后两侧、腋下两边，腹沟两边生有大小不等硬块，起初可以推动，后则固定不移，疼痛时日延久甚至溃烂流脓不止，中医称为瘰疬，多由肝气郁结和热毒引起，在体内胸腔腹部都可产生淋巴结。另外癌变可以通过淋巴全身转移。治疗有研制的项腮去癌散主治淋巴癌和甲状腺癌，疗效显著，如配合去淋消甲汤其效更速。例如： ①、淋巴癌患者，朱立国，男，35岁，天津市东强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职员，经天津肿瘤医院确诊为淋巴癌，服中药十七天癌变消失，身体康复。 ②、甲状腺患者，周旗，女，22岁，北京宣外新安北里2号楼402室，九七年三月发现，医院叫做手术，本人拒绝。服项腮去癌散40天，癌变全消，身体康复。７、转移扩散癌一般癌症在手术、放疗化疗后转移更速，比不手术放疗化疗高出八倍（日本卫生部临床统计报告）。转移的道路有两条，一是通过淋巴转移二是通过血液转移，在治疗转移扩散癌，我们有研制专药追踪去癌散，同时配合汤剂两路追踪汤疗效迅速，多数可愈。例如：转移癌患者周亮，男，28岁，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101号。原发性胰头癌，已向肝脏腹腔广泛转移，重度贫血，白血球偏高不下，全身浮肿,病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北京几家医院判为不治之症而拒收，后来住进292医院，从传统西医观点看：广泛转移手术已失去意义，放疗化疗对严重贫血，白血球偏高不能进行，只能坐以待毙，服中药20天后，血色素白血球正常，转移癌块消失，原发性胰头癌块缩小。服药45天经292医院检查癌变消失，一切指数正常，痊愈出院，已正常工作多年，此病是95年2月17日求治的。８、综合去癌散主治鼻咽癌、脑癌及一切不易归类癌根据各类不同的症状，配合相应的方剂治疗。９、脑癌－即脑胶质瘤来源有两种，原发的和转移的，其病状颅压增高、头疼呕吐、可用追踪去癌散或综合去癌散去块，用汤药醒脑降压汤送服，其效如神。例如：脑癌患者，朱翠萍，女，32岁，山东省泰安市马庄乡南隅村人，1998年5月18日突发性头疼，四肢抽搐不能动弹，经泰安市医院核磁共振确诊为脑癌来京服药22天，可以站立，45天后生活自理，60天后经复查癌变消失,身体康复。１０、骨癌此癌破坏骨膜，长在全身或某一部位，是癌症中最疼的癌症，可用去癌散或追踪去癌散治疗，配合汤剂清骨止痛汤，临床治愈骨癌很多，可排除截骨之痛。一般医院视为不治之症，我中医院治疗特效。例如：骨癌患者张宏声，男，56岁，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工人，患喉浆细胞癌，后转移成骨癌。全身疼痛睡不能转身，起不能立坐，两臂病理性骨折，北京多家医院视为不治之症而拒收，1994年11月前来求治，服药五天后，可以从三层楼上走下来。服药三个月其病痊愈，又可以上班工作。１１.鼻咽癌、口腔癌此病症状：鼻子、咽喉生有癌变，影响呼吸,严重时疼痛。口腔癌在口中生有癌变，此类病变多运用去癌散或追踪去癌散，汤剂配合鼻咽去腐生肌败毒汤，疗效良好，多可治愈。例如：鼻咽癌患者，王廷喜，男，64岁，河北省香河县大罗屯乡王止务村人，经北京通县胸科医院确诊为鼻咽癌，服中药一个月癌变消失，身体康复。１２、治疗中应急之方治疗疾病除常方外，还有应急之方，比如治疗胃癌常常伴有呕吐，若呕吐不止无法用药，我们研制了止吐散，吃药冲服一包即可止吐，保证吃药后不再呕吐。食道癌顽痰堵塞汤水不下，不能服药，我们研制了去痰散，放入温开水中慢慢服下，半小时后饮水即下,可以服药喝汤。肝癌中的大吐血、肺癌中的喀血，我们研制了止血散，服后当天见效，肺癌的胸腔积液，我们研制了胸水散，服后二三小时水即排出，肝癌中的大量腹水，西医采取抽水方式会使人体电水失衡，我们研究采取利尿法，用药十五分钟病人即连续排尿,两三小时可排3000ｇ到4000ｇ，溃疡性胃癌肠癌食道癌作酸即疼痛，我们研制了止酸散，服后一小时即酸去疼消，骨癌中疼痛我们有对症去腐生肌汤，重新长好被癌变破坏的骨膜而止疼，脑癌的颅压高、呕吐，我们的汤剂可立即降压、止吐。总之不论治癌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有成熟的解决方法，排除用药的障碍。以散剂为主去癌变,以汤剂配合去症状,调整虚、实、寒、热疗效卓著,多数可以治愈。各种去癌散基础药相同,引径药相异,可以说大同小异。三、中医博大精深，它是中国古代一部完整的辩证唯物论，它的四诊的诊断方法可以确诊一切病。八纲辩证可以把一切疾病归纲，八法可以归纳一切疾病的治法，理、法、方、药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完整方案，理是病理,指具体的疾病生病的原理；法是归纳到治疗八法其中一法；方是指应用的方剂；药是具体的药品。这是一套完整的认识疾病到治疗疾病的辩证法，各种疾病经过它辩证施治都可以恰如其分的得到正确的治疗，获得痊愈，得到康复。当然癌症也不例外包含其中。为了使中医治癌有法可依，有方可查，我计划在中医治外感"伤寒论"和治温病的"温病条辩"外出一本"中医癌证辩证施治"一书，作为抛砖引玉，希中医前辈、当代学者共同参与，对人类治癌事业作一贡献。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只要方法对头，方向明确，经过理论实践反复研究，一切疾病都从认识开始到治疗实践研究，一个个不治之症都会得到治疗，治不好的病都能治好。人类就在不断出现疾病，不断研究新的疾病治疗方法到新的疾病治愈一个永远不停的过程中。纵观人类五六千年的医学史，其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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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喃自语的哲学，谁的悲哀？: h123xq 2011-4-8 08:25; 哲学在马克思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后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一大堆新的名词、概念，新的方法与致思路径风起云涌。专业与派别的分化让哲学圈子外面的人一头雾水，甚至在哲学圈内部，也很难再有流畅的对话。哲学成了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即便是所谓的关注“生活世界”的哲学，也没有任何生活气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成了哲学的追悼词。生活世界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这是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生活历史证明了的，而现代社会的迷茫正是由于缺乏哲学的指导。这种缺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作为生活的旁观者的哲学式冷漠或者称之为冷漠的哲学。以哲学作为职业而不是纯粹的心灵探究，以及社会生态对哲学的误解，从哲学的基础上瓦解了哲学的原初意义。意义的丧失也反过来加剧了哲学的误解，甚至包括哲学家们都遗忘了哲学。喃喃自语的哲学只能是刹那的永恒。失去了生活的根据的哲学家只能是喃喃自语。这似乎是哲学的“命运”使然，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既然有人醒了，就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 个人分类: 哲学片断|2528 次阅读|0 个评论

Re: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伪科学？: 热度 2 liwei999 2011-4-6 08:45; 楼下谈伪科学问题，有一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伪科学？从原始资料看，对应着这个“科学”的是“空想”而不是“伪”。 (106077) Posted by: mirror Date: September 01, 2007 01:19AM 词性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定义中的第一个“科学”是形容词，第二个是名词，第三个也是名词性的。如此看来定义本身也没有调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的提法听说过，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说法很少有耳闻。“科学的”这类提法也是属于“看出来”的，如同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样。在概念层里玩科学属于从科学职业的观点看是“意淫”。“意淫”得出了“伪”的概念。因为现场的科学里，没有“伪”的出场空间。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4555 次阅读|2 个评论

死人也要交‘物管费’？: 热度 3 lin602 2011-4-4 22:59; 看了媒休近期报道也挺有意思的，许多墓地要交管理费（好象有个买的年限的规定），让人想到好象是房子的物管费一样。当然死去的人交不了，由活着的家属代交。买墓地的钱在数年内被花完分了，后面总得要有人管理或打扫卫生呀，怎么办呢，还是向死人收‘物管费’吧。唉，死人也不得安宁。既然要收，在卖墓地的时候，应该讲清楚呀，多少年内不交，多少年后必须交，如果不交，有什么责任，是不是要收回墓地，如果管理不好，有什么责任，需要不需要赔钱。可当初什么也没有。如果家属不交呢，是不是要清出墓地？可要知道，这墓地也有产权归属证的哟。呵呵，有意思。不知道马克思的后人在西方墓地交不交这管理费。; 2138 次阅读|4 个评论

腐败：兽性回归与“异化劳动”----兼论腐败治理: 热度 2 brbaba 2011-4-4 12:17; 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我不完全同意该观点，因为虽然腐败现象是自古以来众多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古今中外那里没有腐败？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制度的产物，我也不同意该观点，因为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有腐败产生；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政治体制的产物，我也不同意该观点，因为象台湾、美国、韩国等被标榜为典范的民主国家中，贪腐的例子同样是不胜枚举。因而将腐败单从历史、文化、制度和政治等方面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虽然对腐败的现象和本质的论述比比皆是，但对腐败产生本源的论断却少有人系统谈及。恩格思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因而，我认为，从某种角度看，腐败也是兽性的一种回归，而对待这种具有兽性特征的腐败的治理，还要用对待兽性的方略 — 惩治与教化。一、腐败的兽性本源：一种“异化劳动” 人与动物的统一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与动物的对立即人的特殊属性。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劳动、意识、社会关系都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因而，有的官员也声称自己的腐败也是一种劳动，但实际上，我认为腐败充其量是一种“异化劳动”，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固然能为腐败官员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老百姓生产出穷困，腐蚀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战斗力和生命力。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 (Animal Spirit) 影响。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因为人有思想、有理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有思想和理性就得遵守人类文明共同认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就得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那些不能遵守人类道德准则的行为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是兽性的回归。所以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兽性的世界，把握好并遵守人类道德准则，人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把握不好并违背人类道德准则，人就又回归原形，重新变为“禽兽”了。腐败的本质就是践踏人类文明共同认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违背党和人民的意志，是一种“动物精神使然”，是人类理性的丧失和动物兽性的回归。二、腐败的兽性表现：欲望、贪婪和自私腐败的产生正是人类的欲望、贪婪和自私特性的全面体现。人类的欲望、贪婪和自私的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欲，二是财产欲，三是异性欲。从世界各地的腐败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部分都有非常强烈的上述占有欲，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兽性”。腐败官员及其同盟认为，只要人们愿意为某物品或服务付费，便会有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而不管这种物品或服务是否真的“应该”提供，而这种思想恰恰就是一种动物精神。“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和“二奶三奶”等词汇的出现，就是对兽性的最好诠释。如果有一天，腐败等兽性现象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那么说明，此时我们的社会是在倒退，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治理了。三、腐败的兽性文化：恶性循环与社会道德底线范冠峰先生概括了中国人对待腐败的实际态度：“对于老百姓而言，也并非仅仅痛恨腐败，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往往都是在痛骂着腐败的同时也在羡慕着腐败，在享受着腐败带给我们的种种便利。” 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腐败官员背后嘴上骂娘，但在腐败官员面前又不停地讨好其欢心，一方面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多情形是想从腐败官员那里得到有违制度的好处。于是乎，不管大事小事，去腐败当权者成了这部分人必须履行的守则。这实际是个毒瘤，若不治理，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三、腐败的兽性消退：惩治与教化有的人说“我痛恨无知百姓的程度，要远甚于痛恨贪官，因为，是他们给贪官提供了滋生和生存的温床。”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一方面，该论断中的老百姓绝不应该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老百姓，而主要是一小撮一心想投机钻营的附庸；另一方面如果你非要将其扩大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我认为这也老百姓的一种无奈的社会适应性，而不能说是贪官的一种无奈的适应性，认为老百姓与贪官的动机不一样，能动性不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能倒置的逻辑，否则就是在为贪官寻找心理或其它方面的解脱。邓小平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于腐败的兽性消退教育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校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党风整治与社会风气整治的统一，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不应该是阶段性的，也不是所谓的专项教育。因为象教育这种非工程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会是一蹴而就并一劳永逸的。法制具有惩治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它对腐败的惩治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文明水平；而道德是代表老百姓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是社会的一种良知层次，也有教育的功能。因而，法制要更加严厉对待腐败，党组织要更加迅速地对待腐败，社会教化要更加正面地突出人性。所以，我认为腐败治理的根本途径是惩治和教化，惩治是具有快速性，而教化具有持久性。从另一个角度说，要惩治也要迅速惩治，不能犹豫不决，不要态度模糊，要充分发挥其震慑作用；要教化就要持续教化，不能松懈，不要搞突击，要突出达到其潜移默化的效果。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形成一种更加人性化思维习惯，这也符合心理学的校正、强化与保持的原理　　;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53 次阅读|4 个评论

文革故事——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 热度 19 hcy98765 2011-4-2 11:04; 文革故事——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原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它正式成立于1950年，校长是“四朝元老”（从满清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由毛泽东亲自任命。当时的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出席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和庆祝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据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立的第一所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大学，其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输送干部（包括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六十年代，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亦有极少数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但其本人必须表现良好，成绩优异，且一般都是共青团员。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也因此人大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如“五大学生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甚至连毛泽东也知道人民大学有个人大三红。他于1968年7月28日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还专门谈到了人大三红。因当时北大、人大等高校出现了反公安部长谢富治事件，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说：“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他怎么是反革命呢”（赵贵林是人大三红对立面组织的头头。毛泽东没有料想到，文革后，赵贵林还真的成了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是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此事至今在众多的研究文革史的著述中尚无一人提及）。 1966年8月8日，约有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者说，把大家召集来，是要商量组织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中国革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人大文化革命的形势已落后于北大、清华及一些中学，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么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呢？发起人提出以当年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为榜样，叫“中国青年近卫军”，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名称。我则认为，现在苏联已经变修，我们用它的名称，容易引起误解。现在人家中学的造反组织都叫“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已经打响了，我们就跟着他们叫红卫兵算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学红卫兵都是一些瞎胡闹的毛孩子，我们是大学生，不应和他们混同起来。但经过讨论，再三斟酌，大家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会上起草了人大红卫兵章程和成立宣言，规定了组织纪律，协商成立了组织机构：其核心领导机构取“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之意，叫勤务组；勤务组设政委一人，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各一人，下设政治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和办公室，各组组长由勤务组成员兼任。人大红卫兵的发起人和骨干成员，都是一些高干子弟。而我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是如何混迹其中的呢？这是因为，人大的高干子弟比较脱离群众（其表现是他们在同学、老师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优越感，他们一般都有平民百姓子弟所没有的手表、自行车、黑白照相机，比较会玩，有的学习也不太认真、刻苦。当然，这些情况与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却是不大不小的问题）。而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如何能带领大家一起闹革命呢？所以为了让大家觉得他们并不是纯碎的高干子弟组织，就有意地吸收了少量非高干子弟的学生，以扩大群众基础。我因为在文革前就已是“知名人士”，于是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代表被安排进了勤务组，被分工负责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搞内务、后勤。另一进勤务组的工人子弟代表叫蔡XX，后来在一次行动中私自拿了人家的东西，被开除出了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兵刚成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校内已在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为首的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简称“校革筹”），负责具体领导人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合法的权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什么人还要另搞一个组织，那就是非法的活动，它不但不会被承认，而且还要遭到打压和取缔。所以人大红卫兵的串联、成立等活动只能在“地下”秘密进行。但是，这种秘密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很快就使它浮出水面，并被推向了风头浪尖。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主要的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他们还到郭影秋带队搞四清的北京郊区农村，动员了七百名贫下中农冲到人民大学，保护郭影秋，声言谁反对郭书记谁就是反革命，就打死谁（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人静之时揭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要夺“校革筹”的权，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在此之前，陶铸曾于8月2日和8月12日两次到人大参加全校师生辩论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陪同邓小平，第二次是以他为主），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人大文革的情况，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他还特意还要人大红卫兵回去象中学红卫兵那样，把红袖章带起来。更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其情况是：当8月17日人大红卫兵在受到陶铸同志的接见后，感到受宠若惊、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当天夜里，人大“校革筹”即接到北京市新市委的紧急通知，要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各派五名代表第二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校革筹不敢违命，连夜设法联系到了人大红卫兵，并让他们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一起乘一辆卡车按时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负责接待的解放军战士先是把十名人民大学代表安排在了观礼台上。但不多一会儿，他们又找到我们，要我跟他们走。他们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只是懵里懵懂地跟着他们走。当大家经过天安门城楼下的通道，登上层层台阶，在楼梯口上猛然迎头看见站在那里并鼓掌欢迎我们的周总理的时候，才感到象腾云驾雾一样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里还有其他约一百多人的北京市及外地来的学生、群众代表。先是周总理帮大家排好队形，并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是听大会讲话、发言。到会议快要结束时，大家感到虽然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到很遗憾。于是大家就齐声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不一会儿，毛主席就在周总理、林彪、江青等陪同下，走到了我们中间。这时，大家已顾不上秩序，一边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蜂拥而上争抢着和毛主席握手，急得周总理不断大声呼喊，“请大家不要乱，不要挤着毛主席！”毛主席则慈祥地与每个人都握了手。最后在周总理的指挥、安排下，大家和毛主席一起照了像（其照片第二天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在这个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大家真的是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最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走下天安门城楼，回首向上望去，看见刘少奇主席仍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抽着雪茄。我们几个人大红卫兵不由自主地站成一排，向着城楼上的刘少奇主席举手宣誓：刘主席，我们人大红卫兵向您保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突来的事变，一下子把校革筹和保郭派搞得晕头转向，他们虽然难以理解，但也再不敢公然刁难、围攻人大红卫兵了。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秘密转为公开、由不合法变成了合法。但当他们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你们不是叫红卫兵吗？那好办，我们也可以搞个红卫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经过紧张策划、筹备，很快地，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就于8月21日被打造出来了，其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而且从那以后，北京及全国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人大红卫兵既然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陶铸等中央领导的认可、支持，成了合法组织，因此，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念一致的学生纷纷要求加入。但是，按照红卫兵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的规定，人大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而且不得有半点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难，因为学生中有的人早已是党员，但却参加不了红卫兵。这样，一大批包括中农出身、甚至是中共党员的学生就被挡在了红卫兵的门外。对此，许多人就提出了批评，说人大红卫兵实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并在红卫兵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作为一个平民子弟，认为大家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种脱离大多数学生群众状况如不改变，人大红卫兵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人大红卫兵勤务组不得不进行改组。先是撤换了政委（其父是解放军中将，在军内担任要职，恰在这个时候传说“出了问题”），接任的是政治经济系一个在班上任支部书记的61级学生。他其实也是一个干部子弟，只是其父级别不高（好像是个县委书记）。接着，中央有精神，高干子弟一律退出群众组织的核心机构。于是，原红卫兵大队长亦辞职，由财贸系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63级学生接任，勤务组其他人员及下设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我因是人大红卫兵“元老”，又是平民子弟，被留在了新的勤务组，具体分工主要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兼管办公室。此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以下几项：一是深入基层，宣传、解释人大红卫兵的观点，争取群众支持，扩大红卫兵的组织；二是管理红卫兵内部，执行纪律，对犯了错误、违反纪律的红卫兵予以处分；三是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名、任免除一、二、三把手之外的红卫兵各级负责人，调配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四是调解红卫兵内部的矛盾、纠纷；五是设法到对方组织中“策反”、“挖墙角”、拉队伍，分化瓦解对方组织。此外，有关斗、批、改的各项事宜，基本上不予过问。改组后的勤务组规定，凡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思想政治、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无大问题者，经个人申请、基层组织（小队、中队）讨论批准，皆可加入人大红卫兵。此后，由于人大学生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只占极少数（每班约一两个），所以人大红卫兵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最后达到在校学生的70%左右）。那么，怎么又闹出个人大三红呢？原来，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其中重要的有：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此外还有“十一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等，皆由一些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组成，但他们人数很少（共约200人左右）。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男装女织”（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织毛衣）的“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突然间，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才明白文化大革命到头来还是要夺权的，并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贵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这时，人大红卫兵一派才恍然大悟，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乃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经多方反复沟通、协商，人大红卫军和共产主义红卫兵集体加入人大红卫兵（十一红卫兵的头头因遭人大红卫兵冷遇，愤而率众加入了新人大公社）。为了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但为使东方红成员不感到低人一等，对外则统称人大东方红公社。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起初对方（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麻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有时又讥称为“陶小三”，因为他们认为人大三红是陶铸扶持起来的，是保陶的）。对方的大喇叭一响，声震八方。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这样一来，人大东方红公社尚未打响，而人大三红却被对方叫出了名。怎么办？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索性依歪就斜，今后我们就叫人大三红吧！谁知在这以后人大三红还真的“红”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人大红卫兵勤务组决定再次进行调整：成立“三红总部”，改勤务组为“核心组”，并增设了相应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政治组、组织组、宣传组、外联组、办公室之外，又新设立了干部组（负责做争取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保卫组、后勤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人大三红》和《斗批改》杂志编辑部，等。核心组和下设机构皆吸收有部分教师、干部参加。而我则再次以“元老”的身份留在了核心组，并仍分管组织工作。这就是人大三红的由来，亦即由人大红卫兵演变为人大三红的简要过程。（此文版权为本人所有，未经本人允许，请勿转载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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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节：愚民的民意: 热度 2 xuyingxiao 2011-4-1 22:34; 本来已经春暖花开，愚人节前夕却突然下起雪来，还积起了很多雪。但积得快化得也快，一个昼夜就一点痕迹也没有了。愚人节前夕，房价调控也愚人了一把。只有京城的目标是“稳中有降”，还好住建部还算不愚，要求各地听取民意，酌情调整。因此，愚人节之后愚民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更加强烈地把愚民的民意表达出来。愚人节之前愚民们都忙着抢盐了，其实倒不必惊慌，想当年两颗原子弹真的在邻居那里爆炸了，也没见因为核辐射变异出什么怪物来。而在那前后那么多年还有那么多核试验，产生的蘑菇云应该比核泄漏厉害多了。那时我们还没经历过三聚氰胺奶、地沟油等洗礼，都扛过来了，如今的愚民们更是刀枪不入了。不过话虽这么说，从知道有核辐射起我就一直疑惑着我们的先辈不知不觉中受了多少核辐射，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健康。读高中时，老师讲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时听了很震惊。后来知道这是马克思借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表达自己的感触。但从遗传学上看，正常情况下龙种是不会孵出跳蚤的，除非受到了核辐射。有了核辐射，就什么都说不准了，跳蚤多长几代进化出一些吸血鬼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吸血鬼并不可怕，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环境不适合吸血鬼生存，自然而然就会被自然淘汰；甚至如果环境合适的话，吸血鬼重新进化为跳蚤，跳蚤的后代中再重新进化出龙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怕的是愚民们自己把吸血鬼养得比自己还大。愚民：少吸点血吧，你每年都说要少吸点，但年年吸得更多。以前一吸几毫升，现在都按几百毫升吸了。前年你吸100CC，去年就要吸200CC，如今却要吸400CC了，我都要被吸干了。吸血鬼：后面我一定少吸点，我会定个少吸血的目标。愚民：嗯，我等你把目标定出来。 ……在流血中等候…… 吸血鬼：目标出来了，最近一年，我一定尽量把吸血量控制在432CC。这个数字是这么出来的：经过复杂计算，预计你今年会比现在长高1厘米，那样你的血会增加33毫升，我后面只比现在多吸你32毫升的血，给你留了1毫升…… 愚民：你就不能把目标定为下降多少?哪怕就和去年吸得一样多、别再多吸了，那也行啊。吸血鬼：不行，血吸得少了会影响你生长的。 … 还好，吸血鬼虽然多，但愚民早已不愚了，而头头脑脑其实心里更是明亮着呢，吸血鬼吸点血不要紧，但如果已经吸得躯干无存，头脑真正意识到将没有躯干可以依附时，头脑会毫不犹豫地指挥手将吸血鬼拍死。; 个人分类: 思考|267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中国模式”研究的国际视野: JYH64J98Y99H 2011-4-1 11:57; 近年来，国外兴起“中国模式”研究热。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中外比较，启发我们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积极探索和发展“中国模式”。国外“中国模式”热的历史透视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话题从未间断过，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在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术界和媒体开始敏锐地关注中国的巨大变化，并且广泛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另眼相看，要么认为中国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期望中国步苏联东欧后尘，恶意散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无足轻重论”等等。第二阶段：形成“北京共识” 进入新世纪，中国有效地应对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复杂局面，抵御和战胜了国际国内种种风波的严峻考验，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积极主动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受到各国普遍关注。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自从乔舒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力度。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成就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以及西方媒体的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有的散布“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体现了一些人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误解和曲解。第三阶段：惊呼“中国崛起” 继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2009年中国经济回升远远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010年中国在上海首次举办精彩纷呈的世博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新的姿态等等，这一切都让世界紧盯中国，外国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媒体有关中国的热议再掀高潮。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开始更加关注这一模式对未来世界的影响。2010年初，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文版出版。他在书中预测：“中国模式将使中国崛起，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在2050年后代替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从而为西方国家称霸世界格局画上句号。” 在专家学者展开广泛深入研究、发表大量论著的同时，“中国模式”作为认识中国的一个抓手，各路媒体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文化和社会，或褒或贬，或“捧杀”或“棒杀”，众说纷纭。《纽约时报》在一篇长文中指出，“中国模式”话题的热度在与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而世界金融危机使这个话题更受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英国《卫报》更是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国外“中国模式”热的生成原因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界聚焦中国，热议“中国模式”，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具体原因的。第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摆脱传统“苏联模式”的束缚，彰显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巨大国际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然而在党的八大以后遭到严重挫折，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举步维艰的曲折路程。20世纪80年代后，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时代才到来。这种突破的标志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在“苏东剧变”的严重挫折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了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新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形成。有识之士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所长说，“中国做对了，我们就对了”，“中国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一位柬埔寨分析人士说，执政的人民党希望做大做强，长期稳定执政，同时在民族和解上也学习中国。第二，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普遍认同和羡慕“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非西方国家没有形成根本利益的挑战。世界上多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都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并对此充满期待。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第三，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对中国经验和发展模式更加刮目相看。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基于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和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佳表现形成比照。有的称赞“中国模式”的优点和长处，抨击西方模式的种种弊端；有的惧怕“中国模式”的成功，忧虑西方霸权的失落和模式衰退，因而对中国的疑虑、恐惧、戒备心理日益加重，体现出对中国牵制、遏制的意图。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及其模式创新经验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形形色色。大体而论，一些学者赞成中国的发展模式，另一些学者则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疑虑。 1、国外学界探究“中国模式”的不同视角第一，支持者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世界为之称奇，主张加强“中国模式”研究的力度与深度。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我们应当全面看待“中国模式”。中国人有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应当从俄罗斯总是否认的中国改革模式学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疑虑者的观点。一些学者担心“中国模式”能否打破“东亚模式”的宿命：东亚国家通常在经济高速增长20多年之后，会出现停滞甚至崩溃。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30年，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说，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害到未来的经济增长。 2、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热对国内的影响国外对“中国模式”研究的这股热潮很快就传到了国内。国内学界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近几年也逐渐升温。总结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派迥异的观点和看法：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应当强化“中国模式”的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应该慎言“中国模式”，甚至不主张提“中国模式”。第一，支持“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国内众多学者支持“中国模式”研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国家应当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坦承：我自己算是“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乔舒亚·雷默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属性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第二，慎言“中国模式”的观点。国内一些知名专家与学者主张，慎言甚至不提“中国模式”，其依据如下：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故步自封之嫌。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国际社会使用的“中国模式”提法不符合事实。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他赞成用“中国特色”而不是“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有表率之嫌，有推销之嫌，我们的探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破解中国难题的探索，而不是要向国外推销或输出我们的“模式”。他因此主张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国模式”。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也表示：“‘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提出的。”模式一词有示范的含义，但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他更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表述中国的发展。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观点碰撞和互动，促进了中外学界的相互交流和彼此理解，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原载2010年5月24日《文汇报》，作者袁秉达、官进胜分别为上海市科社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副教授）; 个人分类: 博视坊间|1507 次阅读|0 个评论

3月31日历史上的今天: xupeiyang 2011-3-31 07:33; 3月31日是阳历年的第90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75天（闰年276）。这一天有许多人降临人间，也有许多人永离尘世；这一天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让人永远难忘。这是个平凡的日子，也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1732年，音乐家海顿出生 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1954年，新型“ 莱卡 ”35毫米照相机投入使用 1987年，凡·高《向日葵》售出天价 1993年，人大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904 次阅读|0 个评论

前车之鉴-卡扎菲利比亚给中国的三个教训: 热度 1 冯用军 2011-3-27 15:07; 转自：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31881.shtml 第一个教训是，这个世界实际仍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但是，国家的产生也代表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标志着人类社会告别了混乱状态中的动物社会，毕竟国家在代表阶级统治的同时也提供了秩序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产品。相对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却没有任何共同政治权威、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维护共同体的暴力机器。国际社会仍旧是原始的混乱的，与动物世界本质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强大永远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联合国与曾经的国际联盟，充其量只是世界大国力量平衡的工具，而在世界大国力量天平失衡之后，即便这样的工具也仅仅剩下形式上的意义。以联合国的名义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道义力量，但是，抛弃联合国的单边主义却也一样是道义的，毕竟，力量没有道义或邪恶之分，而强权似乎就是公理和正义。3月17日的联合1973号决议中， “采取除派遣地面部队以外的任何必要措施”，恰恰提供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大国执行公理的合法借口。在这样一个道义的借口下，美国政府3月19日公开向利比亚军队提出“四点要求”，即必须立即停火，必须停止包围驻守班加西(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的反对派，必须恢复供应水电和天然气，以及必须允许利比亚人民接受人道主义救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要为政治服务。利比亚最大的政治是石油为核心的资源政治，而卡扎菲将石油合同分散承包给美英中印埃等国则是最不讲政治的表现。无政府状态世界下的卡扎菲的利比亚，永远只有被执行政治的权利，没有自主选择政治的权利。第二个教训是，军事力量代表的国家硬实力才是保证国家利益的真正高效手段。卡扎菲名副其实的当了一回中国的老师，让中国又一次领略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性和非道德性。即便美英法等国对卡扎菲公开表达不满甚至准备推翻卡扎菲，卡扎菲却绝对不敢公然撕毁利比亚与西方石油公司的合同。中国则不同。3月10日，利比亚突然不加以任何解释取消了向中国供应的200万桶石油，而中国购买公司的油船已经到位利比亚。卡扎菲迁怒于中国，理由或许为安理会19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更深层次的理由则为卡扎菲可以放心的蔑视中国。卡扎菲卖石油给中国是中国有求于利比亚是中国需要感激利比亚，而卡扎菲卖石油给西方则是不得不卖则是利比亚求安于西方。国际政治的潜规则同样还是西方的利益加实力的政治规则，只不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最适用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保护利益的手段必须是军事力量为主体的硬实力，绝非经济依赖或道德说教或历史情感或法律法规，不然，贸易合同和资本投资往往遭遇政治风险迅速失效。第三个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应放松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卡扎菲在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以来，其领导的利比亚积极向前苏联靠拢，因此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大幅下落。美国总统里根曾形容卡扎菲是一条用“恐怖统治”威胁全球安全的“疯狗”，利比亚更是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进行制裁。2003年，在英国的牵线搭桥下，西方与利比亚关系逐步恢复，之所以未全面恢复的原因则是，卡扎菲坚持发展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时候，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布莱尔为卡扎菲争取到了西方与利比亚全方位合作的各种保证，代价则是利比亚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据相关资料，布莱尔曾以“朋友托尼”的落款，给卡扎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亲切的称呼卡扎菲为“亲爱的穆阿迈尔”，积极劝说卡扎菲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情的结果是，卡扎菲相信了西方政治家的安全承诺，放弃了有关军事能力建设并接受国际社会的武器核查，而8年后的今天，卡扎菲则被西方政治家逼到了穷途末路，连维护国家统一的权利都已经被彻底剥夺。。这个时候的利比亚的国防力量，除了老旧的苏系飞机坦克防空炮，似乎没有让西方国家担忧的任何值得说道的武器。卡扎菲自废武功，悲乎。卡扎菲熟谙操控内政之术，却把握不住国际政治的核心游戏规则。在利益面前，国家间条约都会成为一张废纸，何况口头的甜蜜承诺。　　　　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西方以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的政治规则。这个规则无须人道主义或理想主义或别的主义加以任何的修饰，是赤裸裸的，直白，易于各方理解，富于高效率。西方政治家也从没有将这样的实用逻辑与仁义道德扯上关系，政治终究与积善行德、以仁服人不是一码事，政治不能用高尚和道德进行定义。政治的目标永远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曾以实用主义的简单逻辑告诫苏共党员：“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社会主义的苏联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发展，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国家“利”字当头的思维方式，只是所站立场有别罢了。就国家间政治而言，利益加保证利益的实力才是国际斗争的本质。奢言“义”耻言“利”，只是人类社会摈弃人性自私后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卡扎菲的利比亚，似乎正在成为西方利益加实力逻辑指引下的新的牺牲品。　　　　　　无政府状态下的这个世界，终究还是一个群“狼”政治的世界，不谙狼语的结局是可悲的。; 个人分类: 世界竞争力研究院|1861 次阅读|2 个评论

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HuangFengli 2011-3-22 15:10; 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联系本文所指东方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以来被那些在自然实践落后的东方国家具体化为指导本国革命建设实践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各种理论主张的总称 . 东方 , 非严格地域意义上的东方 . 而所指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近代在自然实践先进的西方国家中诞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以来在自然实践先进的西方国家中继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各种理论主张的总称 . 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 ? 在价值观上 , 都是被统治阶级价值观 .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无产阶级价值观 , 在东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工农阶级价值观 . 在 ( 反实践 ) 认识论上 , 都存在决定意识 ( 不等于实践反映论。 , 实际上是以反映被统治阶级价值观的制度本体的存在的意识否定反映了旧剥削制度的意识 ) ，都反国家实践或超国家实践，只阶级实践或国际联合阶级实践 . 在本体论上，终极存在上都本体论倾向，被统政治本体是被统治阶级专政体制 , 经济本体是公有制 . 二区别 1, 价值观上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间的国家联合体的意识形态 ( 因为这些国家中 , 工农联盟主导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过程 , 所以工农联盟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导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 ).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无产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2 ，认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东方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后是国家集体主体生成论。正如上面讲的，都反国家实践，即孤立的考察某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3 ，本体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单极世界的被统治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政治经济制度本体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多极世界的被统治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政治经济制度本体的。前者在西方会工具化为法西斯主义，在东方则是判国主义。后者在东方是国家主义，在西方则是叛国主义。; 5341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道是自然的选择——致可真先生: 热度 5 王铮 2011-3-21 07:46; 可真先生对我的人道观点做了回答，他说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就导致我有些不知所措了。考证一下，原来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不一样。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 —— 哲学手稿》中写道，到了共产主义时，“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他认为人道主义是价值判断，自然主义是事实根据。我没有想到我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惊人一致。在本质上，人道主义是自然的产物，是人类的价值原则，人类追求的的最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其特点是完成这种价值选择与自然选择的“等于”。我的观点没有超越马克思，我的发现仅仅在于我认为人道主义的自然起源是进化的选择。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自然的选择呢。可真先生查了字典 : “人道”的英文词是“ Humanitarian ”，意指（ 1 ）人道主义者；慈善家；基督凡人论者；（ 2 ）人道主义的；博爱的；凡人论的。显然字典的解释是用法的不是哲理的。于是我学鸿飞先生，用维基百科，汉字维基百科这样说：人道主义，是重视人类的价值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状况的思想，关注人的幸福，强调人类之间的互助、关爱。与重视人类的价值相对的，另有重视神类、重视自然类或者重视动物类等的思想主张。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周代时，已有“惟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命关天”、“仁者莫大于爱人”等等思想。……在西方，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针对基督教教会统治社会的神道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思潮。该主义的核心是重视人的幸福。后来也延伸为扶助弱者的慈善精神。看来人道主义不是孔孟之道，不过孔孟之道，尤其孟子的学说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这就是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价值选择。英文的地址是：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manitarianism 。人道主义是人道的思想结晶，自然本源的人道选择为人道主义。作为思想结晶人道主义被现在为道德。如可真先生说的“道德理解为由某种实际关系所决定的东西”，这种实际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这是因为人道是人在进化做的更多的无意识的自然选择，人们明白了人道就是敬畏生命，关注人的幸福，强调人类之间的互助、关爱。这种选择的价值化或者说核心价值化是人道主义。在实践中，人道表现为伦理道德，这在人道主义流行前已经存在，人道主义的贡献在于它发现了人道或者说以人为本是核心价值，是道德的根本出发点而不仅仅是道德。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指出这种核心价值是有自然起源的，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的追求在于让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让价值观与自然同一，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不仅作为一种道德，而且作为自然本源，作为唯物主义的中学原则。从人类的最初认识到马克思的追求，我们看到了一点。人道不是从属于政治的，而是高于政治的自然本源。周代人们组织为社会，文艺复兴变革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号召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人类有个理想就是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在古代甚至在现代，人们没有实现人道主义，甚至有许多反人道的行为，但是他不能否定人道的自然本源和核心价值地位，不能否定人道作为理想的存在。可真先生生活寄希望于科学实验来证实人道是政治选择还是自然选择。我想告诉可真先生，本体世界存在测不准。中国现在不可以所以一个政策，人民币是否可以升值。升值了就不是原来的世界了，如果发现不能升值改为不升值，可是世界回不到原来的政策起点。道德也不能实验的，因为一个社会选择一种道德，已经改变了这个社会，回不到源点。因为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辩论不合适了。就此打住。我相信马克思的话，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人道，是进化的选择，不是政治的选择。政治选择非人道，是德国伟人马克思也是中国凡人王铮致力反对的。马克思与孩子们。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自己的家、妻子和孩子，马克思甚至有个情人。马克思母校耶拿大学附近的经济研究所是进化经济学的大本营。在那里访问，我很想参观马克思的故居，可惜看到的是歌德的。;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3907 次阅读|5 个评论

中庸了谁的中庸: shuilinxi 2011-3-20 15:16; 上次团队开会，团队的一位研究生除了讲中和，还讲了另外一个词中庸。什么是中庸？朱熹当年到岳麓书院与张轼一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seminar之后，在岳麓书院留下了“道中庸”三个大字。该字碑现在还保存在岳麓书院。什么是中庸之道呢？我最初的理解就是过犹不及，比如上课时还把适筋梁比喻为中庸之道。最近我在想那跟马克思说的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儒家思想毕竟是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读易经以后发现如果中庸之道讲的就是过犹不及，那就没什么太多意义，因为易经讲得已经很深了，而且包含了各种变化。比如有的人讲中庸就是不持两端而持中，但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又觉得有问题，比如像紫鹏说的大家都站在船的一边，这时你上船，如果再去船的那边，船不是要翻了吗，这是你的最好选择就是站在船的另一端。这跟前面讲的不又矛盾了吗？昨天晚上跟子键聊起，好像找到了一点感觉。今天早起，忽然觉得豁然开朗。因为我早上记起了一件事，有一年上课后布置了一个作业，要大家写土木和哲学的关系。有一位同学写了一段文字，告诉我，老师，你错了，中庸之道不是你讲的，它是一种境界。当时自持读了很多书，还不以为然，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中庸之道不是属于器，而是属于道的层次的一种境界，他不是一种策略。那中庸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依据在中和一文中的解释，“中”是指人的情感还未发生的时候心中的宁静状态，就是渤文经常说的静心的状态。其实中国文化不管是老子庄子还是孔子对静心都十分推崇。这种静不是普通的静，是一种有内在张力的静。那什么是庸呢？金庸的名字就是取的这个字。学了易经的人一般喜欢用一种自然现象来解释一些抽象的东西。解释中庸我选择的是“旭日东升”这幅场景。旭日东升之前，天地无比宁静，这就是中。当朝阳初升之时，太阳发出柔和的光芒，这就是庸。朝阳有一种强大的实力，但是不表现得锋芒毕露。锋芒毕露就不是庸了，锋芒毕露往往也意味着实力的限制，而且容易被对手看出破绽。对于庸的人，你只能刚觉到一种柔和的光芒，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不知道这种力量有多强大。; 个人分类: 人文|2779 次阅读|0 个评论

答一休哥：马恩是食利阶层的先驱: 热度 4 iwesun 2011-3-12 23:44; 答一休哥：马恩是食利阶层的先驱　　 Me：农业巨强帖：食利阶级吃掉了中国未来　　王修慧：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了？马恩当时都算出来了，一定会有食利阶层和食利国的。　　我最近不想发言，但最受不了这条评论了。　　以前还有一条，就是：　　中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反对一切国家和社会设计论　　麻庭光：造反需要理想。　　这两人就是让我生气，一个看起来左，一个看起来右，其实都是国家社会设计论者，无非是想贡献点聪明才智，在宇宙中冒点啥泡泡，证实一下存在的存在。　　王修慧一休哥是个好人，俺见过，和蔼可亲，类似他的经历其实就是我父辈的经历（其实也不恰当，王修慧和俺都是60年代的，但可能是地区家庭差异，死不觉悟），认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当让大学教授，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功劳。　　你不是鬼扯么？你看看全世界教授，有多少是出身富豪和贵族的？　　大部分和你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老蒋其实也是个富农的孩子，也不是啥名门贵族。　　美国总统，有多少是土老乡，你不去看看。　　甚至，美国总统尽然还有卸任之后，没人救济，饿死的。　　著名的杰克逊就是，当总统还得借钱维持，最后还不上债，穷困潦倒而死。　　还有人拿毛的一亿多的稿费和省吃简用说事。　　稿费这个问题，当然木匠捐款的时候都说过了，你当了元首，稿费这东西，就是假的，因为你强制洗脑，还要赚钱，天下这样的道理，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和当婊子建牌坊，是一类。　　红烧肉的事儿，你也别和我提，建国后，花在毛身上的钱，到底有多少，你能给我算算么？　　根本算不清，你先所说雇个私人医生要多少钱，雇个私人保镖多少钱，开趟专列要多少钱？　　更别提遍布全国的毛氏度假村。　　毛的怪癖，叫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为这个怪癖，全国人们又花了多少钱？　　还实事求是调查出个亩产万斤。　　啥事儿都有成本，没有市场为基础，这个成本就没法算了。　　呜呼。　　我是坚决反对调查研究的，和现在“科学发展观”一样，每年公费旅游开支，都是在搞调查研究。　　你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根本就不讲成本，因为你的市场都不存在了。　　社会扁平化，不是任何人的功劳，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产物，任何当权者都是害虫，都是阻碍信息系统发展的障碍。　　王修慧应该像你女儿学学，崇拜 LadyGaga ，而不是毛， LadyGaga 每化的一分钱，都是她自己挣来的。　　再说马恩，这俩科幻作家，看着资本家吃利息，不干活，就眼红，于是就想把资本家灭掉，开创个科幻时代。　　不容小恶者，必成大恶。　　资本家吃利息，是你自愿的，是市场行为，因为你要办事儿，没钱不行。　　钱的本质就是量化的权力，人家把权力攒在一起，借给你，你没权力，就办不成事儿。　　　　资本家手里没有原子弹。　　有原子弹的资本家，其实已经不是资本家了，是政治家了。从大恶和小恶上讲，资本家不是害虫，政治家才是。　　资本家（纯资本运作）的劳动，就是打击腐朽，培育新生。　　当然，也有资本家跟错方向的，最后赔的精光。　　赔的精光，其实也是贡献，为日后的再次新生，埋下了休眠的种子。　　原子弹只是为了保障市场的秩序，原子弹本身是不能参与市场交易的。　　大家买不起的东西，是不能参与交易的。　　马恩倒好，直接把原子弹拿到市场上交易，结果是大小通吃。　　因为没人买的起，结果就是你随便拿。　　马恩就是食利的先驱。　　食利阶级一词，本来就是专门为马恩发明的，以前叫剥削阶级，不说食利阶级。　　以前经济社会，没人拿原子弹出来交易，吃金元的利息，是为小恶，就算某垄断的黑好大，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也是会被自己反掉的。　　参考：市场与需求　　市场是内置了普遍福利和反垄断的机制的，市场要做大，不能只把商品卖给奴隶主，奴隶主数量极其有限，奴隶还是真正的市场的基础。　　原子弹不参与交易的市场下的垄断，本身就是幻觉，是一种虚荣心和仙术，任何人都甭想独占鳌头不下来。　　甚至是自反的，你自己反对自己。　　你真的独占鳌头不下来了，就活着没意思了，你必须精神分裂，变成两个人，自己和自己玩。　　看过《风云》没有啊？　　李立群演的徐福，长生不了，真的天下无敌，皇帝当了好几任，没啥意思了。　　死不了，真的很痛苦。　　于是，搞出个帝释天，是个绝顶的大坏蛋。　　徐福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徐福，一个是帝释天，分别组织人马自己和自己斗。　　搅合的江湖风云激变。　　毛也是此类，自反的结果，自己当徐福和帝释天。　　泥菩萨批言道： “九霄龙吟惊天变，风云际会浅水游。成也风云，败也风云。” 　　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任何存在都是有罪的。　　早死，是一种幸福，否者任何存在都会发展到一种极端的邪恶，都会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　　捎带说说麻庭光的“造反需要理想。” 　　造反就是造反，可能是肚子不饱，可能是啥事不爽，呼啦就烦了，满足了，做鸟兽散。　　需要啥理想？　　看过《阿甘正传》没？　　看看美国人造反，歌照唱，舞造跳，该找女人解闷，一次都不拉。　　这就是美国人没理想的造反。　　但你看看，就是这没理想的造反，真正的改变了美国社会！　　为啥？　　因为这样的造反会永久发生，妥协是暂时的，过不了多久，又反了。　　明白了没有，牛顿的理想是没法实现的，上帝只会掷骰子，啥也不会。　　永久发生的才是真正伟大的基础，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做为最高理想，还是真正的有理想。　　“黄色工会”，永不妥协的斗争，根本没想过去当红太阳，或者帝释天，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否者，你就是把原子弹投放市场，没人买的起，就通吃天下。　　一休哥啊，好好在脑袋上画几个圈吧。　　哥地，哥地，哥地，………… 　　LadyGaga,才是人类的未来。　　前几天，有人说：所有的人都是非洲的一只母猴子的后代。;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63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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