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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科学网大学党校公开课 党史知识 第一、二讲
热度 1 xupeiyang 2011-5-29 05:56
全体科学网大学共产共员： 不懂历史是最大的无知。不知党史，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要积极参加党史学习，以自学为主，在本单位接受党校教授的辅导，每位党员博主至少写出三篇博文，要努力争取置顶和精选博文。 科学网大学党校 党史知识大讲堂 5月23日正式开课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0034do=blogid=447591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网络公开课 http://tv.people.com.cn/GB/14644/14570422.html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网络公开课 http://tv.people.com.cn/GB/144357/150726/14750613.html 党史知识大讲堂讲座目录：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　彦】 　　2、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刘宝东】 　　3、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李庆刚】 　　4、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　毅】 　　5、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张旭东】 　　6、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 　　7、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谢春涛】 　　8、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曹　普】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沈传亮】 　　10、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陈　述】 精选博文： 张法明 论二十一世纪科研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99097do=blogid=449069
个人分类: 网络大学|226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喜闻CCTV1：高扬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热度 3 bmzy 2011-5-23 09:29
　2011年5月22日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联播）：《伟大历程》今天播出《高扬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照壁上，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中央党校题写的。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党内仍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为此，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号召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而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当年是刻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墙壁上的。1947年的时候，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被炸弹给炸毁了。到1948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的时候，在废墟里面发现了这四块青石板，上面的字还完好无损。现在这四块石板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延安整风时，王稼祥就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实事求是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杨家岭的这座中央大礼堂召开，会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必然选择。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七大之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努力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原文地址： http://news.cntv.cn/program/xwlb/20110522/1042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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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中的几个瑕疵
techne 2011-5-21 02:43
《自由主义》中的几个瑕疵 （已发表于“爱思想”网（天益思想库）） 王 键 　　此前的一段时间，我抽空又重读了一下《自由主义》这本书。该书的出版商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者则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主攻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上次读这本书还是很多年前的事，这次重读有了些新想法。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这本书中的几个瑕疵之处。特此将这些瑕疵指出来，希望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思考。 　　第一个瑕疵： 对历史主义和自发秩序的混淆 　　 在该书第119页，作者针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中第二点指出：“哈耶克关于构建理性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牵强”。在该部分中，作者李强试图表明：在一方面，被哈耶克列入构建理性主义行列的思想家，本身往往就属于自由主义营垒，而且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哈耶克的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很难成立。而在该部分段落的最后，作者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另一个证据：“另一方面，许多自由主义的坚定的批评者往往并不是从建构理性主义出发，而是从某种类似渐进理性主义的进化理论或历史主义出发。我们可以举出黑格尔、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为例”。 　　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段话里：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混淆了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和其它的一些思想的异同。 　　在哈耶克那里，“历史主义”是有特指的，它大概包含了两种倾向： 　　　　1、指一种类似历史决定论倾向的观点 　　　　2、则指一种类似历史相对主义倾向的观点 　　在其中，第1种所针对的对象应当是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等学者；而第2种所针对的则是德国历史学派。这里的问题在于，对于“自由主义”的含义需要一个清晰的界定，否则很难来明确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又是反对者。比如卢梭，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者，也可以理解为反对者。这要具体地分析，从什么样的理论层面和问题切入点来看卢梭？可以说，在这里，作者有可能没搞清楚哈耶克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某种构建理性主义或历史主义的观点混为一谈。哈耶克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一般来说是带有理性中心主义或乌托邦情节的学者，这些人倾向于脱离开具体的微观有效竞争机制，来以宏观的方式建构宏大叙事。正式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认为它们同反自由主义观点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而实际上，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发生需要一些理论上的前提和预设，比如个人财产的分立，大规模的市场机制的建立，维持市场秩序的法治，知识的私密性、分散性甚至不可通约使得中央集权式决策行为的不可行，等等。但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也包括众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一般来说是并不完全赞同如上所述的这些哈耶克的理论预设的。正是这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才会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出发，绘制出一副规模宏大的“进化论”图景。比如绝对精神的发展如何要经过几个阶段，又如何回归。或者人类社会如何经过普遍的阶级斗争，经由几个阶段进入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社会，如此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一些乌托邦理论也存在“进化”。但这些进化并不是基于自由市场的，也不是基于法治的。可以说，此“进化论”非彼进化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和黑格尔马克思们不能混为一谈的。这恐怕是书中的一个瑕疵。 　　第二个瑕疵： 关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在该书的第163页，作者又谈到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霍布斯是最早明确阐释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家”；“霍布斯指出，社会是一个复合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理解个人的特性与性质，才可能理解社会的特征与性质”。 　　但是这一部分的阐述，似乎和其它一些学者相关观点不十分吻合。也同样是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个人主义存在“真”与“伪”的区分，所谓“伪个人主义”，就是如同卢梭这样的观点，把社会看成有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所组成的复合体，这些人再通过契约构建成为社会。而所谓“真个人主义”，恰恰要反对这种伪个人主义，因为哈耶克认为伪个人主义最终必然要导向形形色色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以及相应的奴役和暴政。伪个人主义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没能认识到自生自发秩序的问题，那它就必然要诉诸理性所推行的完美设计，最终自然就逃不出在理性之名下推行的强制。 　　在哈耶克那里，所谓真个人主义也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它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强调理解组成社会的抽象前提究竟是个体还是集体，而是强调如何去理解自生自发的秩序。也就是说，如何去理解自发秩序这一维系个体与社会的最重要的纽带？离开了自发秩序这一重要概念，个人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与霍布斯完全不同。因此，霍布斯的个人主义观点，无法同哈耶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如果只是从“理解社会的前提是不是个人”这个角度来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那显然不足以与种种伪个人主义的观点划清界限，自然也就容易让人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产生出一些疑惑。但从哈耶克的界定和理解来看，真个人主义和伪个人主义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所谓伪个人主义最终免不了是要和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殊途同归。 　　第三个瑕疵： 对 "Libertarian" 和 "Libertarianism"两个词语的翻译 　　这是一个小问题，书中对于“极端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用法颇得斟酌。与这个词对应的，有两个英文词："Libertarian"和"Libertarianism"。 　　一些英文词典的相关解释如下： 　　　　"one who believes in freedom of action and thought" 　　　　"an advocate of the doctrine of free will" 　　　　"a person who uploads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 liberty especially of thought and action" 　　常见的与之对应的中文译法如下： 　　　　 “自由论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行动自由论者”“自由意志论”，等等。 　　我觉得作者在书中把它和“极端自由主义”这个词对应起来，是不太合适的。实际上，"Libertarianism"这个词指的是应该从“亚当·斯密 -- 门格尔 -- 哈耶克 -- 诺奇克”这条线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他们往往都具有较强的保守主义气质。这样看来，把这两个词似乎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更为妥当。此外，在国内学者秋风等人编译的自由主义著作中，也就是将 "Libertarianism"译成自由至上主义的。而且从其具体观点来看，翻译成“极端自由主义者”这样一个词，带有一定贬义，更是非常不妥，也容易让人们把它们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混淆。这就完全不相关了，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综上所述，大致找到了这么几个可能还算不上瑕疵的瑕疵。当然学术有争论，究竟是不是瑕疵，还需要学界众家的反复检验。还特别需申明的是：本人对李强老师是非常尊敬的，对李老师的为学为人也非常欣赏，指出这几个瑕疵，只是为了有助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顺畅流通和广泛传播，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意思。学无止境，即使在百尺竿头，也总还需要更进一步。更何况，“自由主义”这么大的话题，让任何人去写作，恐怕都难以不留下几个瑕疵，窃以为如是。 　　而据我所知，李强老师写就的这本《自由主义》，不但是国内这方面最早的著作之一，而且已然称得上一部中文写作中的经典之作了。我相信这几个挑出的瑕疵，也算是在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碴吧。
个人分类: 思想文化|1121 次阅读|0 个评论
马克思主义
热度 2 metanb 2011-5-19 22:04
一叶障目。
个人分类: 魔鬼辞典|1703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中国水污染治理总体思路及解决方案
热度 1 xushui 2011-5-12 13:39
中国水污染治理总体思路及解决方案 前言 环境问题一直是世界各个国家关注的事情，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危机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很快就要成为一个污染大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警告：“如果我们的环保脚步跟不上进度，我们经济奇迹就会结束。中国的环境如果再这样恶化下去，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大众健康、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尊严。” 一、政府行为与决策决定环保成效及未来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地为普遍利益服务。在市场经济范围内，个人的利己行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是正面的。 但是，环保产业却是例外。宏观来看，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个人或某个特定团体在谋求财富利益的时候，都需要有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这是共同的基础；而从微观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作为个人或某个特定团体来讲，面对有限的环境资源，为了努力创造个体的财富，则最终以通过抢占资源、破坏环境而达到目的。因此，环保产业是一个“宏观需求与微观需求”对立的产业。环保产业很难用一般市场模式去套用。生搬硬套的套用之下，就会出现很多南辕北辙的政策悖论。 因此，环保产业不能简单地把它推向市场化，而需要政府积极地加以干预。也因此，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总体治理思路，是决定中国环保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多年的环境保护（污水治理）效果不尽人意，也许，是政府的总体环保治理思路出错了！ 二、现行总体环保治理思路应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污水治理的总体思路，概括而言就是：“每个城市（县镇）建立一个污水厂”。用管网将全城的污水收集到污水厂，集中处理之后，排入江河湖海。这就是“集中式”污水处理思路。一直以来，集中式的处理模式就被广泛的应用，各级政府已经将环保与“大型污水厂建设”划上了等号。 但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环保治理“ 越治越污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当属集中式处理这一总体思路了。 1， 管网建设 ，中国城市不堪重负 从各种口径的数字测算，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概念，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网投资成本大概是污水厂的3-5倍，平均算4倍吧。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算出一个行业收益率：按照1000元/吨.天的污水厂投资成本，加上4000元配套管网投资，每天每吨的污水治理投资成本在5000元左右；作为这个投资的补偿，即使按照0.8元/吨的居民排污费征收，每吨每天污水治理毛利大约在0.2元，以此补偿5000元的投资成本，年回报率仅有1.46%，远远低于社会平均资金使用成本。换句话说，这个产业根本不具备市场化的基础。 政府硬要将这个没有市场化根基的产业推向市场，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背负起污水治理社会总投资成本的80%（管网钱），而仅仅将那20%拿出来市场化。这种严重失衡的投资结构，给本来就不算富裕的国家财政造成重大的负担。毫无投资回报可言的管网投资，是国家财政权衡之后所不愿意负担的。于是，很多“九五”计划的污水处理厂拖到“十五”，“十五”拖到“十一五”…… 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因为配套管网建设跟不上而“无污可治”，成为“晒太阳工程”。污水从污水厂旁边流过，大量污染物依然直接进入河流湖海。 2，管网建设， 中国农村无法实施 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多，农村的村落分散，地广人稀，生活污水和农副业产生的污水污染源分散难以大规模收集，经济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禽畜养殖污水往往不经任何处理直排周边水系或污染渗透底下水。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无法实施。 一项以保护全国环境为目的的国策，假如在全国占2/3以上人口的区域无法实施，那我们很难想象这项国策最终能够完成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国，中国就必须考虑农村问题。 3，综合国力支撑不了“ 集中式治污模式 ” 以下这组数据对比，能够使我们量化理解上述的第1，2问题。 对比项污染源能源价格（石油）污水治理投资 30-40年代的美国2亿人口20-30美元/桶4000亿美元 现在的中国13亿人口+世界工厂140美元/桶？？？ 在现行的“集中式治污模式”总体思路之下，大量的面子工程和在管网建设、污水厂的建设过程中产生各种暗箱操作不断的产生，腐败、漏洞滋生使得一个产业无法自身完成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见不到成效，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个结果已经被这么多年环境治理历史结局所证明。环保产业因此被称为“一个尴尬的朝阳产业”。 也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被历史事实证明了是错误的但仍然被写进了未来国家规划之中的治污思路。其实，错误不难发现，难的是纠正错误的勇气。 三、解放思想，认清主要矛盾，寻找一线阳光！ 既然管网建设我们投资不起，那么，不建管网又如何？这一下子可以节省下80%的投资成本。不建管网，将一个污水厂“化整为零”，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思路。起码，这个思路应当可以在农村或者经济不发达的城镇，取代现有的集中式污水处理思路。 化整为零（分散治理），是中国环境保护（污水治理）的必由之路！ 以下是“化整为零”（分散治理）思路所包含的5个核心要点，就当是给国家的五个建议： 1，一厂多点，节省管网： -- 化整为零 ，突破中国污水治理资金瓶颈 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的工艺为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SBR（间歇式活性污泥）法、A－B法等，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与工艺几乎在同一水平上，必须配套大规模的管网来收集污水进行集中式的治理，投资费用十分高昂。 正如上一节所论述， 管网的建设成本占整个污水处理项目社会总负担的80%左右 ，而这一毫无效益可言的财政负担，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承受能力之下，就成为了完成污水治理目标的最大障碍。 突破这一障碍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实力不足以投资建设管网的地区，将一个规划中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分成几个，分别建设在城市纳污水系周边，原有城市排污口相对密集的地方。这样，利用城镇原有纳污管网，就能够既解决污水处理问题，又大幅度节省新增管网建设投入。 一厂多点，可以理解为将一个厂分成几个分厂或者几个车间，各自独立完成污水处理任务。只不过这几个车间依据城镇原有排污口所在分布在不同位置。 理解小单元污水处理思路，也就同时解决了中国农村污水处理问题：村村自建污水厂。 当然，“集中式处理模式”主要考虑的是一个“规模效应”问题，也即是说，单位投资成本因为建设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此，一厂多点要考虑的技术因素就是如何寻找可以突破“规模效应”的低成本技术。这是下面第二个问题要讨论的。 2， 因地制宜，丰俭不拘 --灵活应用多种生态技术，追求最优性价比（最高“削减系数”） 要做到“一厂多点”或者实现农村的小规模污水处理单元，就必须应用“单位投资成本”和“单位运行成本”不受规模效应影响的技术。而这种技术体系，是存在的。这方面的技术实际上已经是十分成熟的，其中涵盖了： 接触氧化法，人工湿地，泛氧化塘（稳定塘） 等等。 依据各地污水自然汇集形态，因地制宜，选择：小型的接触氧化，人工湿地，或者稳定塘等不同模式，再通过添加高效的人工“基质”的办法极大地提高这些成熟工艺的处理效率。这种将水体自净能力极大提升的生态技术思路，最大限度减少污水汇集土建成本，依据不同的污水承载水体，添加不同量的“基质”就行。因此，完全突破了“规模效应”的束缚，单位投资成本和营运成本，甚至比号称拥有规模效应的各种活性污泥法还要低得多。 评判一项技术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性价比，也就是说单位投资成本每天削减的有机污染量。我们用一个公式描述： C α（削减系数）= ——— A+B 　　其中： 　　C=每天系统削减的COD总量 　　A=系统总投资（包含土地、管网、污水厂）按照8年折旧计算出的“每天投资总额” 　　B=系统每天营运总费用 　　α（削减系数）=系统单位投资加营运的削减总量 　　*削减系数，应依据污染源污染浓度，横向比较应用。 　　削减系数公式为： C α （削减系数）= ——— A+B 　　其中：C=每天系统削减的COD总量；A=系统总投资（包含土地、管网、污水厂）按照8年折旧计算出的“每天投资总额”；B=系统每天营运总费用；α（削减系数）=系统单位投资加营运的削减总量（*削减系数，应依据污染源污染浓度，横向比较应用。） 　　举例计算说明： 　　某A污水处理厂： 　　集中式处理，活性污泥法处理工艺，日处理量为1万吨，COD进水300mg/l，出水COD≤50mg/l。投资费用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工程占地15亩（按均价15万/亩计）营运能耗0.6元/吨。 　　置换削减系数公式为： 　　C=（300mg/l-50mg/l）=250mg/l·d×10000吨/天=2500000mg/l 　　A=（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225万）÷8年折旧÷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吨×10000吨/天）=6000元/天 2 50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 = 113 mg/l ·元 　　　　　　　　　　　　22182 元 　　如进水量在5000d/t的话，则该系数公式为： 　　C=（300mg/l-50mg/l）=250mg/l·d×5000吨/天=1250000mg/l 　　A=（管网3500万+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225万）÷8年折旧÷365天=16182元/天 　　B=（0.6元/吨×5000吨/天）=3000元/天 　　　12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 —— = 65 mg/l ·元 　　　　　　　　　　　　　　　　19182 元 　　某B污水处理厂： 　　分散式就地处理，“一厂多点，节省管网”阿科蔓处理工艺，日处理量为1万吨，COD进水300mg/l，出水COD≤50mg/l）。投资费用管网“零”+污水厂建设合共800万，工程占地10亩（直接利用暗涵、地埋式兼容绿化用地等等，节省用地，按均价15万/亩计）营运能耗0.3元/吨。 　　置换削减系数公式为： 　　C=一半达标（300mg/l-50mg/l）=250mg/l·d×5000吨/天=1250000mg/l 　一半削减70%（300*0.70）=210mg/l·d×5000吨/天=1050000mg/l 　　合计：C=1250000+1050000=2250000mg/l 　　A=（管网0+污水厂建设1000万+土地费用150万）÷8年折旧÷365天=3938元/天 　　B=（0.3元/吨×10000吨/天）=3000元/天 　　　　　22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 = 324 mg/l ·元 　　　　　　　　　　　　　　　　　　　6938 元 　　如进水量在5000d/t的话，则该系数公式为： 　　C=一半达标（300mg/l-50mg/l）=250mg/l·d×2500吨/天=625000mg/l 　一半削减70%（300*0.70）=210mg/l·d×2500吨/天=525000mg/l 　　合计：C=625000+525000=1150000mg/l 　　A=（管网0万+污水厂建设500万+土地费用75万）÷8年折旧÷365天=1969元/天 　　B=（0.3元/吨×5000吨/天）=1500元/天 　　　　　　1150000 mg/l 　　　　　　　　则α（削减系数） = ———————— = 332 mg/l ·元 　　　　　　　　　　　　　　　　　　　3469 元 　　332vs65，分散治理削减系数是传统污水处理模式的5倍。 　　而实际情况会令这个差距更加大，因为，很多地方实际污水量要比规划少得多，在“规模效应”之下，污水厂建设通常远远大于实际污水收集量。这样一来，实际的投资削减系数就会下降到60-70。只有分散式的“一厂多点”的15%左右，优劣更加明显。 　　“削减系数”越高，表明这种技术体系单位投资效率越高。我们提出“削减系数”的概念，旨在提出一种新的技术评判模式，这种评判模式有助于中国发掘性价比最优的污水治理技术。 我国城市经济能力尚不强，何况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出水要求应根据我国国情，制定相应适当的标准，不必一律向发达国家看齐，要求绝对的达标。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水厂出水标准也是随经济能力逐步提高的，象污水处理事业发达的美国在七十年代主要采用膜法，70％的污水处理厂采用高负荷生物滤池，其原因主要是它的造价低、运行稳定、能耗小。后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出水标准提高，生物滤池不能满足要求，才逐渐采用活性污泥法等。因此我们应在适当的标准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削减系数最高的技术工艺。 　　3，理清主次，锁定目标 　　——达标与削减结合，完成总量削减目标 　　在“集中式治理”模式之下，污水厂达标似乎成为了环保各界唯一的目标。而忘记了，总量削减才是我们国家总控的目标，点上的达标是实现总量削减的手段。 手段与目标不清，产生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例如，南方某城镇，全镇污水自然汇集到“城东”流入一个饮用水源。省里环保局要求镇政府将污水引导到“城西”建一个污水厂，然后排入另外的水系，以此保护城东的饮用水源。初衷是好的。 但是，镇里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数千万元的管网和污水厂建设。镇里提出首先在“城东”投资数十万元建一个泛氧化塘，用人工基质提升处理能力，使污水大幅削减进入饮用水源；第二步，在省里拨下管网钱之后，再在城西建污水厂。这样分两步走，既是镇里力所能及的，又有效保护了饮用水源。 结果，省里环保部门与建设部门扯皮，以镇里的这个方案不符合污水厂建设规范，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为由，否决了。于是，镇里污水继续“合法地”流入饮用水源。 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结局， 我们的应用水源被各部门“依法”污染着 。这就是手段与目标错位之下的政策悖论。 　　因此，环保部门和建设部门应该解放思想，理清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不能做出以“手段”为由阻碍了目标的达成。 　　这一点，与上述第2点的“削减系数”息息相关。假如目标清晰，则会鼓励各级政府量力而行，选择地方政府负担得起的“削减系数”最高的技术工艺，完成总量削减的任务。而假如各职能部门机械地围绕“手段”工作，则会领到地方政府停工待料，等待上级政府拨款，而因为我们本文第一章节提到的国力原因，这个等待将会遥遥无期，污水继续“依法”直排！ 　　另外，流域总量削减总体目标的监控应该是“流域断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后另文讨论。 　　4，科学规划，长短兼容 　　--提高污水处理单元的兼容性，减少污水厂重复建设 　　“集中式治理”模式并非不可行，而仅仅是与中国目前的国力所不相符而已。那么，我们在提倡以“分散式治理”思路解决目前中国总体国力之下的污水治理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的是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某些地方经济发展到可以支持建设大规模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时候，该如何操作？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超前规划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短期污水分散治理，未来污水集中处理的长短期兼容思想，应该被制订到一个区域的长远建设规划里。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在建设规划里，对未来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工艺选择，应选择与分散式模式可以兼容的工艺，以便暂时用在分散式治理工艺里（如稳定塘）的人工“基质”，可以被用作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的填料。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诸如此类。 　　那么，这种思路之下，也许生物固着法（接触氧化法）应该是较优的选择，而不是活性污泥法。 　　5，保护生态，发展循环经济 　　--最大限度的保持水态原貌 　　“ 水是城市活的灵魂，如果我们进行错误的城市水系改造，必将导致城市特色流失，功能萎缩，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对环境的友好。” 这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5月30日举行的首届“城市水景观建设和水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上阐述的观点。 　　集中式的污水处理思路，实际上很大程度改变了一个流域原有的水态，城内河网历史上往往都有纳污功能，将污水截走，也就使之失去了补水。很多城市的内河干涸都是来自于污水被截走。 　　“分散治理”的思路，基本上不改变原有水态，只是实现污水削减净化后排回内河，甚至在“ 河中治污 ”，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水态原貌，从而保护了原有生态，起码不至于以保护环境之名破坏生态。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分散式治理思路比起集中式处理思路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以集中式之理思路处理完的污水，应该处在整个流域的下游，要实现中水回用，就需要再建回用管网以输送回城。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建管网收集污水尚且不是我国国力所能承受得起的，更遑论建设回用管网？ 　　 而分散式治理要发展水资源循环经济就容易实现得多，污水经过就地处理，就能实现就地回用，所需要的，无非是在稳定塘或者人工湿地或者接触氧化池里，多放点人工基质，令它们的处理能力再深度提升而已。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应当在中国现有国力条件下，量力而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分散式污水治理模式，实现全国水污染“总量削减”的根本目标。 本文权当抛砖引玉，引起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推动中国水资源治理思路的良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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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eiyang 2011-5-11 07:57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理论（ 2 部） ：《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学哲学、用哲学》 2 、时政与世界局势（ 4 部） ：《大国医改》、《世界是平的》、《货币战争》、《大国崛起》 3 、历史（ 3 部） ：《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中国共产党简史》、《苦难辉煌》 4 、政治人物思想（ 3 部） ：《朱镕基答记者问》、《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名人传》 5 、伟人传记（ 1 部） ：《毛泽东传》 6 、组织行为（ 3 部） ：《致加西亚的信》、《请给我结果》、《你在为自己工作》 7 、生活智慧（ 6 部） ：《破解幸福密码》、《不抱怨的世界》、《蓝色天堂》、《活在当下》、《不去会死》、《幸福了吗》 8 、人格与思维塑造（ 2 部） ：《品格的力量》、《思维的乐趣》 9 、励志（ 4 部） ：《创造自己 超越自己 肯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人生何处不绽放》、《信念力》 10 、文学名著（ 2 部） ：《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 乐读共享读书月推荐书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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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论述
热度 1 yue 2011-5-10 22:16
求教： 人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是HUMAN NATURE, HUMAN PROPERTY. 人的本质不知道什么意思，大概是HUMAN ESSENCE. 人就是这样，家常日用的东西往往说不清是什么？学术和哲学更是这样。 马克思说： 1、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 2、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3、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4、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 5、劳动是人的本质，或本质的体现。 6、人的本质是过着类本质的生活。 7、人具有动物性，永远不能摆脱动物性。 其他： 人是政治动物。 人是经济动物。 人是宗教动物。 人是道德动物。 人是思想动物。 人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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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热度 1 iwesun 2011-5-9 16:00
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肖表决心了，可喜可贺。 　　 中国青年报傅雁南对我和邓朴方、桑兰的造谣 　　Me： 1.恭喜再次发文。 　　 2.“我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判刑期间”，尽快上告。 　　博主回复(2011-5-9 15:40)： 没停过，不会停。 　　 “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所以，必须锻炼身体。共产党万岁，我必须万万岁。 　　 三人行，必有吾师。 　　老肖教我悟道。 　　 正义原本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要因为其小，而放弃。 　　马克思没能把革命坚持到底。 　　但黄色工会可以，因为可以无事找事。 　　拉登也可以。 　　一个人的战斗， 　　也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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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冠军：历史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末日？
热度 1 Wuyishan 2011-5-8 14:27
吴冠军：历史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末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1030731164.html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 　　 《新自由主义简史》　 大卫·哈维著　王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一版　292页，32.00元 　　人，依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总是“存在于一个世界中”（being-in-a-world）。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存在性理解，便紧密镶嵌在我们对自己被“抛入”其内的这个“世界”的理解中。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告诉我们，这个后柏林墙时代，是一个“历史终结”了的世界。他从黑格尔与科耶夫那里接过“普遍历史”的哲学叙述，并把它改造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话语。历史，在什么时刻“终结”呢？黑格尔告诉我们，历史终结于真理王国，“真理是整体（the Whole），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本质（essence）将自身完善化”。在辩证法的“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中，人们抵达绝对知识。只有当历史完结之时，绝对知识才是可能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而历史的目的（the end of history），就是实现完美的国家，在其中人类自由被彻底实现。一旦这个完美国家被实现后，辩证的进程便停止了，历史就终结了。 　　科耶夫进一步告诉我们，在这个普遍的、同质性的国家中，不再有主人与奴隶、肯定与否定的斗争，不再有任何社会性的对抗，每个个体都得到普遍的承认——被国家承认为享受所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民法下的法律人）。“普遍”意味着这个完美国家涵盖全球的范围、囊括全人类在内，于是，不再有战争（内战抑或外战），因为不再有民族或宗教的对立。而“同质”则意味着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不再有主奴之分，不再有地位、性别、阶层等等差别，所有人都享有互相承认的平等尊严，每个人都认识到所有人均是自由的。到那一刻，历史运动的“马达”被关闭了：所有的欲望（厄洛斯）都被满足、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穷尽，再没有重要之事值得实现，因而不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再有任何理由来改变人对“世界”和对其自身的根本性理解；人不再需要行动，不再需要哲学性的反思，不再会有流血的革命，而是尽情拥抱“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科耶夫列举了艺术、游戏、性爱等等）…… 　　这样一个普遍而同质的真理国家，福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宣布，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达致了。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业已取得了最终的全球性胜利，“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的一个特殊过渡时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即，人类的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之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自由民主将成为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或者说，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治理形式。在福山的这本《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以自由民主为制度性安排的国家，便对应了黑格尔与科耶夫所说的终极国家（End-State）。人类不再有理由，来进一步改变“世界”，或对“世界”的理解。 　　仅仅十三年后，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彻底相反的“世界”景象——在我们处身其内的这个“世界”中，人非但没有获得绝对知识、达致完美国家，相反，在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欺骗与惟利是图的“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世界）被一步步拖向危机深渊（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哈维给予福山眼中的终极国家的名字是——“新自由主义国家”（neoliberal state）。 　　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如果我们带着福柯所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眼光去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身边那个熟悉的“世界”，处处透着卑污。譬如说，如果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关于基因、物种、血浆的那些基本材料，皆已归属私有财产；换言之，我们身体中最核心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明文规定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又如，万年伫立的河流山川、千年遗留的历史古迹，现在都作为“奇观异景”、“旅游胜地”而被明码标价；换言之，自然乃至历史-文化形态，全部被作为可贩卖的商品来牟取暴利。与之伴随着的，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历史遗迹不断被破坏……这样的考察还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向我们点出了当下这轮“商品化”操作的真正变态之处——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基因材料或河流山川），“事实上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称为“原始积累”的残忍行为，如今已经升级成为“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在当下“世界”的“卑污清单”上，哈氏进一步向我们列举道：“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强行驱逐农村人口（比较墨西哥和中国的事例，近些年来约有七千万农民离乡）；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公有、集体、国家，等等）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镇压公共权利；劳动力商品化、压制替代性的（地方的）生产形式和消费形式；资产掠夺（包括自然资源）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程；交易和税收的货币化、尤其是土地的货币化；奴隶贸易（尤其是在色情行业中延续）；高利贷、国债，以及最致命的——利用信贷系统作为掠夺性积累的激进手段……我们现在还可以在上述机制列表中加上大量技术，如从版权和知识产权中掠取‘租金’、减少或消除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例如国家养老金、带薪休假、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些财产权是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阶级斗争而赢得的。” 　　以上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造的孽。而最使得新自由主义区别于马克思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的地方，则是1980年代以后开始的金融化强劲浪潮。今天，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经远离生产性活动，而纯粹是被用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资金。这就是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同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生产投资和物质基础设施投资已大幅减少），而只是进行单纯的投机行为。华尔街所专注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而是如何为它所掌握的所有盈余资本找到赢利性归宿。换言之，在新自由主义格局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投机、掠夺、欺骗、偷窃，成为就当下金融体系里的主要活动，哈维掰着手指向我们具体列数——“存货促销、旁氏骗局、借助通胀进行的结构性资产破坏、通过合并于收购进行的资产倒卖、债务责任等级提升（甚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致使全体人民变成债务奴隶），更别提通过信贷和证券操纵所进行的企业欺骗和资产掠夺了（借助证券和企业破产来掠夺和撤销养老基金）。”哈维在这本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中，已经预计到五年内非常可能发生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本身，总是意味着一轮总体性的掠夺：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的深度毁坏，财富被转移到那些避过危机的金融投机者手里——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而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哈维在《简史》中甚至宣称，“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因为“在金融崩溃之后，统治精英有望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鉴于这些观察，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成就”，并非生产和提高世界的总财富，而是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力量，如今都聚集到资产阶级上层队伍手里，这种现象自192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而“对于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相当数量任由处置的人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支援性社会组织），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这个重新分配的操作（通过“掠夺性积累”进行），并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即使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新自由主义国家”也是救富不救贫。小布什政府的“再分配”举措，根据哈维的观察，从来“是向上分配给大型企业、它们富裕的行政总裁们，以及它们的金融或法律顾问们，代价却是牺牲穷人、中产阶级，甚至普通的持股人（包括养老基金），更别提将来的后代了”。哈维提醒我们，“传统凯恩斯主义可以被任意删改并彻底颠倒，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无需惊讶”。 　　2008年以降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完全证实了哈维的观点：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崩盘；当一批又一批银行家、金融巨头跑到行政官员那里求助后，美国政府决定豪掷七千亿美元来救市；这是自八十年前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一出台就遭到大量民众乃至政客的反对（值得注明的是，左翼的民主党赞成而右翼的共和党反对）。被集中质疑的是：为什么进一步要普通市民们（即纳税人）掏腰包，来拯救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那些大银行家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来救自己，而民众却在经济危机中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那样的话，金融机构可以更不负责任：有了政府国库这个大保险，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高风险的投机利润，出了事则可以把灾难性的损失转嫁给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 　　然而，对“新自由主义国家”而言，这种变态的救市方案确是必需：如果那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全都完了，整个金融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随即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更多的民众失业、消费收缩，附带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纳税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国库空虚，引致国债增加、“印钞机”大开或国家破产……因此，大金融资本家们必须不倒。即便国家的救市只会使得金融家们以后可以更胆大妄为，但却是必须把钱砸给这批富人，确保他们不能都玩完了。于是，就如齐泽克所评论的，“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项‘社会主义’措施，那也只是一种很怪异的‘社会主义’：这项‘社会主义’措施的目标不是扶贫却是助富，帮债主不帮债仔。”于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变态逻辑是：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华尔街一倒，一般工人更没好日子过）。因此，尽管晚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正逐渐复苏起来，然而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这个变态“怪圈”，迟早会在一次不可收拾的全面危机中，把整个“世界”吞没。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标识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末日——它走到了自身的尽头，或者说，走到了自身的反面（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已经完全无视生产）。哈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称，“一场强而有力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反倒比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更有可能拯救资本主义。” 　　今天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富人们真正担心的，诚如哈维所分析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尽管一部分人可能要破窗而逃，但挺住的那些人却可以通过经济崩溃而继续获利，更何况还有国家在后面进行着“义务输血”……就算真的有一场不可逆转的全面危机爆发，也是首先“吞没无权之人与毫无疑心的人，而精英则早就准备了逃命方舟，起码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活得很好”。他们真正担心的，乃是政治运动——没收财产和革命暴动；换言之，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借用姜文晚近电影的标题——“让子弹飞”。现在，这些人已可以指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密军事装备（以私人公司运作的军事承包商“部队”），来确保自己的“自由王国”免受“侵入”。 　　这，就是福山所谓“终极治理形式”的真正面目。这个治理形式继续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然而，哈维毫不客气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撒谎。“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治理形式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内外资本的高盈利资本积累创造种种条件”。小布什在2004年的总统致辞中曾说，“自由是上帝给世上每个男人女人带来的礼物，我们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然而，在这类冠冕堂皇的话语中，“自由”的实际意思往往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换言之，“自由”仅仅意味着，取消对“掠夺性积累”的一切制度性阻碍。是以，“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至于民主，“新自由主义国家”更是内在地同其格格不入。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专家和精英的统治；政府强烈偏向行政命令和司法判决，而不是民主和议会的决策；新自由主义者偏向于把央行等核心机构与民主压力隔离开来。”换言之，民主本身就是“掠夺性积累”的一个制度性阻碍，“如今，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在民主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哈氏的结论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美好大词，尽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材质的一部分”。而各种各样深重危机（生态的、金融的、社会的、政治的……）的轮番侵袭，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倚赖的普遍性修辞（该制度安排有利于所有人）底下的欺骗性，已无法再用“美好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为名来继续掩盖。 　　然而，福山论题里的如下这点，却正在不断变成现实：这种“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在向“所有国家的惟一政府形式”方向快速拓展，从英国到瑞典，从美国到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到“‘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则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在哈维向我们提供的这幅新自由主义地理景观中，我们找不到替代性方案的地理出口。历史，似乎真的终结了。后柏林墙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格局，不仅“终结”了作为替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也“终结”了古典的资本主义——诚如哈维所论，“依照马克思的自由标准，并且几乎肯定也依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自由标准，新自由主义化无疑要被认为是巨大的失败。” 　　为了突破这幅历史终结的“世界”画面，哈维走回传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就前者而言，哈维强调，尽管“阶级”一词已经被极大地贬值化，但“我们必须汲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事情看上去像是阶级斗争，其行为方式像阶级战争，那么我们就该大方地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后者上，哈氏则宣称，“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迅速增加，背后都藏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爪。”基于这一“老左派”立场，哈维指责“后现代知识潮流”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轨道，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向度的取消，使得新自由主义更加得以猖狂，“这些潮流不自知地与白宫走到一起”。哈维当然也注意到了在今天“种族、性别、族裔等区分，与阶级身份密切交织在一起”，但他对这些“后结构主义政治学”并未认真处理（可资比较的是，拉克劳与齐泽克为此问题展开了十多年的论战），而是倾向于视之为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合谋。 　　于是，哈维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福山所庆祝的局面：在二十世纪漫长较量中败下阵来的“替代性方案”（从1970年代末“毛泽东-邓小平转向”到十年后的“苏东转向”），如何同哈氏自己所描述的当下弥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相抗衡？“世界”是否真的如哈维所说，“已经准备好拒绝这种帝国主义姿态”？值得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拒绝了以后，我们又往哪里去？重新回到1917年、1966年？又凭什么来保证不会随即又走到1978年、1989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用句俗话来说，哈维有什么“真能耐”，来破解福山笔下的历史终结画面？就哈维现下所勾勒出的“自由的前景”而言，福山，很可能是笑到最后的一个。 　　我们看到，哈维此书，确实对福山论题构成了一系列的反题：彻底平等、无阶级结构的“完美国家”或者说“终极国家”，恰恰是纵容一小撮人肆意掠夺社会大众、重新制造“阶级分化”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在这种“终极治理形式”下，代之以“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人们遭遇到的是“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斗争（乃至战争）非但没有终结，相反在各种危机侵袭下此起彼伏；而“真理王国”（“自由王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然而，哈维的问题就在于——只满足于做一个“史学家”（堆砌史料与数据），而不进一步追究这些“新自由主义”现象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继承黑格尔-科耶夫路向的福山，则直接在这个层面上立论）：如果“新自由主义”是现代性自己种下的一个激进苦果（资本主义走到了自身的反面），那么反对“新自由主义”，则必须处理在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政治哲学史”向度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仅仅去简单地重新启用已经哲学性地贬值了的“阶级”或“真理”这些本质主义概念，并不能真正动摇当下“新自由主义格局”之根基。 　　真正的“政治哲学史”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资本主义一样，是以“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作为根本性的哲学预设，当这一“现代性”路向在社会-政治的制度性层面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后，人类“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 　　是重新返回“古典性”的主张（如施特劳斯所建议的那样），以自然（古典形而上学）或上帝（神学）作为人类“世界”制度安排的终极根据？还是追随尼采，将“现代性”推向不同于“合理-经济人”（尼采眼中的“末人”）的另一头——以权力意志开创全新视域的存在主义“超人”？ 抑或，在历史哲学层面上接受“现代性”走向其末日的命运（不管是否备有“方舟”，这个“世界”都将被新自由主义巨浪吞没）；换言之，走向彻底虚无主义，“神马都是浮云”？还是改投世俗时代的“信仰之门”，“信春哥，得永生”？ 　　哈维自己在书中曾言：“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只需要罗列经验世界里的诸种卑污现象即可。正是这一姿态，注定了哈氏只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在后设层面上真正有所建设。如果人类仍尝试改变对“世界”和对自身的根本性理解（即，拒绝历史已经“终结”），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堆砌经验现象（史学家的工作）就够了。 抑或，在历史哲学层面上接受“现代性”走向其末日的命运（不管是否备有“方舟”，这个“世界”都将被新自由主义巨浪吞没）；换言之，走向彻底虚无主义，“神马都是浮云”？还是改投世俗时代的“信仰之门”，“信春哥，得永生”？ 　　哈维自己在书中曾言：“我无法依靠哲学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只需要罗列经验世界里的诸种卑污现象即可。正是这一姿态，注定了哈氏只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在后设层面上真正有所建设。如果人类仍尝试改变对“世界”和对自身的根本性理解（即，拒绝历史已经“终结”），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堆砌经验现象（史学家的工作）就够了。 来源: 上海书评 | 来源日期：129948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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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鹿与海狸的故事：劳动价值论错在哪里？
Amsel 2011-5-8 03:27
　　鹿与海狸的故事： 　　　　　劳动价值论错在哪里？ 　　　　　　　 ○ 云 儿 Ｏ、导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是一种关于世界究竟为何的实证描述，又是一种 关于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实证方面，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之前的斯密、李 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都观察到，市场价格虽然经常波动，有时波动还挺剧烈， 以致价格会大大偏离长期平均值，然而却似乎总有种力量将其拉回中心，使得 价格不会就此漂移走远，一去不返。 　　这个价格围绕其波动的长期平均值或曰中心点，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价值， 而现代经济学则一般称其为长期均衡价格。在实证描述上，劳动价值论试图回 答的问题就是：作为价格波动中心点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经过马克思严格表述的劳动价值论似乎是这样的：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 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与供求无关；但其价格则会由于供求变动而 围绕着这个价值量作上下波动。 　　这种劳动价值论，且不说无法解释稀缺自然物的价格，就算我们假定劳动 是唯一稀缺的生产要素，它通常也不能成立。为什么？我在本文中要提出的原 因，可能会令马克思的崇拜者们感到万分惊讶，----劳动价值论的死穴，竟然 是他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已经用哲学思辨漂亮地解决了的问题，即异质的具体劳 动，如何化约为同质的抽象劳动的问题。 　　此是何故？请听我细细道来。让我们首先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 的源头，就从斯密关于鹿与海狸的故事说起吧。 一、斯密的鹿与海狸 　　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有其悠久的思想源流，早在古希腊罗马就有 此想法了。到了现代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手中，劳动价值论自然成了他在《国 富论》中加以论述的第一个价值理论。 　　但是斯密本人似乎对这个理论不怎么重视，仅仅只给了它一小页纸的篇幅， 主要是用一个小故事略作阐述。这就是《国富论》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 部分”的第一节，斯密讲了一个鹿与海狸的故事：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 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 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 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 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 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 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 自然的。 　　斯密时代，经济学还没有数学化，讲故事举例子，往往是经济学家简化问 题，构筑模型的一个常用手段。这个鹿与海狸的故事，实际上相当于提出一个 简化模型，它极为明确地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典型看法：假如 劳动是唯一稀缺的生产要素，则交换价值必定与花费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比例。 　　这个结论正确吗？当然没有全错。但是它仅仅只在一些严格限制的条件下 才算正确。这些限制条件，有些是斯密提到了的，有些他没有提及。在本文中， 我们准备利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详细分析斯密的故事，因此有必要先将我们 分析中用到的限制条件明确列举出来： 　　第一，我们假定总的劳动供给量是固定的，比如为70个人年，不考虑闲暇 时间与劳动时间的权衡分配问题。注意这并不仅仅只是技术性假定，假如各人 的劳动供给量由个人效用权衡而定，而不同人闲暇偏好又各不相同，则斯密的 结论将无法成立。 　　第二、猎鹿捕海狸所牵涉到的一切土地、森林、水域等等，相对于社会总 的捕猎能力来说，都是丰裕的，用之不竭的，无人占有的，可以自由出入的。 猎鹿捕海狸用到的唯一稀缺生产要素，就是劳动。 　　这个条件是斯密的故事中清楚叙明了的，我们且不去动它。 　　第三、生产过程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也无须等待。每投入一份劳动，必定 可以立即得到相应一份产品。打一天猎，必定可以得到两头鹿，既不多，也不 少。绝对不会出现有时候收获多，有时候收获少，有时候没收获等等情形。 　　请注意，这个假定防止了时间偏好、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因素影响价格，十 分必要。否则，产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将会包含风险补偿等因素，而不会与其劳 动量成比例。 　　第四、所有劳动者猎鹿和捕海狸的效率完全相同，毫无差别。因此，猎鹿 和捕海狸等等马克思所称的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在数量上可以直接等同于抽 象劳动，而无需经过任何数量上的化约程序。 　　此条件的极端重要性，很少有人清楚。后面我们将说明，只要稍微放宽这 个条件，劳动价值论立刻土崩瓦解。 　　第五、劳动者毫无任何职业偏好：对猎鹿和捕海狸两种活动，他们均无任 何偏向哪一方的的爱好或厌恶。 　　这个条件的必要性却是明显的。假如劳动者相对偏好或厌恶某一种活动， 则此种爱好或厌恶的差别，势必要求从两种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中得到补偿， 于是作为价格波动中心的价值，将不再与劳动量成比例。 　　第六、两种商品的生产，既不存在任何规模经济，又没有规模不经济。捕 猎所得产量，严格地与所投入的劳动量成线性比例。这个假定排除了垄断价格 出现以及边际劳动成本与平均劳动成本的偏离，否则斯密的结论将不成立。 　　第七、商品的交换，不存在任何交易费用。猎鹿捕海狸也不会导致任何形 式的外在经济或外在不经济。 　　第八、我们假定鹿(D)与海狸(B)是两种质量均一的产品。为此，坚决主张 鹿角与鹿尾巴毫无区别，海狸皮与海狸骨头完全一样，等等。否则，我们将不 得不处理多种产品联合生产的问题。而这个联合生产问题，被公认是现代西方 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为头痛的致命难题，我们且不去碰它。 　　第九、我们不想处理与离散变量有关的复杂问题，故而坚决地武断地假定， 劳动量以及鹿与海狸两种产品的数量，都是无穷可分的。 　　第十、最后我们引入现代的需求理论：居民户对鹿(D)与海狸(B)的需求， 乃是个人在其预算约束下，通过极大化他的序数效用函数 U(D,B) 而产生的。 为了便于用图形分析，避免复杂数学，我们假设不同居民户都有相同的效用函 数 U(D,B)，且此函数是线性齐性的，因此可以方便地用一条共同的无差异曲 线来反映需求方的性质。 　　有了以上十大限定条件，下面我们将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替斯密的结论作 出一个严格证明。然后我们将放宽以上第四个假定，考察一下各人之劳动效率 互异，特别是比较优势各不相同的情形，看看劳动价值论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 彻底崩溃的。 二、生产可能性和无差异曲线 　　在前述简化条件下，一般均衡价格的求解很容易用图形来表示。我们只须 先画出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反映生产方的条件；再画出一系列无差异曲线， 以反映需求方的条件；然后求出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此即我 们所求的一般均衡解。 　　让我们先来画生产可能性曲线。假设社会劳动总供给为70个单位；每投入 一单位劳动于猎鹿，可得鹿二头；每投入一单位劳动于捕海狸，可得海狸一只。 这时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一所示。 海 狸 鹿 图一　均质劳动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此图横轴表示猎取鹿的数量，纵轴捕获海狸的数量。Ａ点表示当全部70个单位 劳动都用于猎鹿的情形，此时可得鹿140头，但海狸产量为0。由此点出发，每 将一单位劳动从猎鹿抽出，转而用来捕捉海狸，将会减少捕鹿二头，增加海狸 一头，因此两种产品之产量数将沿着斜线ＡＢ向左上移动。到得Ｂ点，相当于 全部社会劳动都用于抓海狸，此时鹿产量为零，海狸为70头。不难看出，斜线 ＡＢ反映社会所能生产出的最大可能产量组合，因此取名叫生产可能性曲线。 　　需求方面的条件，可以用一条条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如以下图二所示。这 玩艺儿之所以叫无差异曲线，是因为每条曲线都表示一个固定的效用水平。曲 线位置越高，表示效用水平越高。沿着一条固定的无差异曲线移动，一种产品 消费量减少所导致的效用损失，可由另一种产品消费量增加来补偿，因而总效 用水平维持不变。 海 狸 鹿 图二　无差异曲线 　　在经济学里，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又叫做边际替代率。请注意所有无差异 曲线都向原点凸出，这反映了著名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律：当着一种产品的消费 量越来越少，由于减少该产品消费所导致的效用损失，必须通过消费越来越多 的其他产品，才能充分补偿。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均衡点，发生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 如图三所示。 海 狸 鹿 图三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均衡点 　　这个切点，至少有三大性质值得注意：第一，社会发挥了最大可能的生产水平； 第二、效用水平达到了生产可能性所许可的最高水准；第三，两种商品的均衡 交换价格比，等于该切点上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即边际替代率)。 　　以上三点，在一般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叙述，聪明的读者也不难通过图三 悟出其中道理，这里就不详述了。 　　从图三可以看出，不管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与位置如何，也无论其与生产可 能性曲线相交于何点，它在切点上的斜率总是固定不变，总等于生产可能性曲 线的斜率，即鹿与海狸之比为2:1，两头鹿换一只海狸。 　　结论：均衡的交换比例完全由单位产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与需求 条件无关。 　　由此我们证明了斯密的论点。 三、比较优势与价值 　　这一节我们放宽前述第四大条件，考虑劳动效率不等的场合。为简便计， 我们假设有两类猎人。第一类，普通猎人，每投入一单位劳动，可得鹿二头， 或得海狸一只。第二类，天才猎人，每投入一单位劳动，可得鹿三头，而他 在捕捉海狸上还要更为擅长，每单位劳动可抓海狸六头。我们假定社会劳动 总供给仍为70个人年，其中60个人年由普通猎人提供，10个人年由天才猎人 提供。 　　这些假定可总结如下： 　　＝＝＝＝＝＝＝＝＝＝＝＝＝＝＝＝＝＝＝＝＝＝＝＝＝ 　　　　　　　　　　每单位劳动可　　　　劳动 　　　　　　　　　捕鹿　　抓海狸　　　　供给量 　　－－－－－－－－－－－－－－－－－－－－－－－－－ 　　　普通猎人　　 2　　　　1　　　　　　 60 　　　天才猎人　　 3　　　　6　　　　　 　10 　　＝＝＝＝＝＝＝＝＝＝＝＝＝＝＝＝＝＝＝＝＝＝＝＝＝ 　　此一假定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四所示。不了解比较优势原理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此图有些莫名其妙，且让我们对此略加说明。 海 狸 鹿 图四　异质劳动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图四中的Ａ点，是全部社会劳动都用于猎鹿的情形，这时鹿产量为 150，而海 狸产量为 0。从此点出发，假如社会需要抽调一部分猎人去抓海狸，它应当先 抽普通猎人呢，还是先抽天才猎人？ 　　答案是：应当先抽天才猎人，因为天才猎人在抓海狸方面有比较优势。为 看清此点，假设社会需要多抓海狸6只。若是抽普通猎人去干这活儿，需要6个 人，机会成本是减少捕鹿12头；倘若抽天才猎人干此活，需要1个人，其机会 成本只是减少捕鹿3头。因此，自然应先抽机会成本较小的那个，即天才猎人。 　　这样，由Ａ点出发往上走，每增加6只海狸，需要减少3头鹿，曲线的斜率 是 6:3 = 2:1。移动到达Ｂ点，达到了完全专业化，----所有天才猎人去抓海 狸，而所有普通猎人都在捕鹿，鹿与海狸的产量分别为 120 和 60。 　　在Ｂ点，假如社会需要生产更多的海狸，就只有抽调机会成本较大的普通 猎人了。因此Ｂ点以上直至Ｃ点，曲线的斜率变成 1:2。Ｃ点是全部社会劳动 都用于抓海狸的场合。 　　现在来看一般均衡的决定。我们问，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鹿与海狸的均 衡交换比例应当是多少？ 　　答：它可以是 1:2 与 2:1 之间的任何数值！究竟取值多少，完全由需求 条件即无差异曲线的性质决定。假如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于ＡＢ 段，则交换比例为 1:2(一头鹿换二只海狸)；倘若无差异曲线与生产可能性曲 线相切于ＢＣ段，则交换比例为 2:1(二头鹿换一只海狸)。 　　然而这还不是更常见的情形。更常见的情形是完全专业化：无差异曲线与 生产可能性曲线相切于折点Ｂ。此时，交换比例既不是 1:2，又不是 2:1，而 可以是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完全由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决定，与所谓的劳动 耗费比例无关。例如图五中，就画出了三条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它们决定了三 种不同的均衡交换比例。 海 狸 鹿 图五　异质劳动下的一般均衡 　　以上分析，可以推广到有多种不同比较优势类型的场合，结论不变。 　　　　　　　＊　　　　　　　　＊　　　　　　　　＊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一旦出现劳动效率的差异，特别是出现不同个人之 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劳动价值论就彻底崩溃了：这时候，不存在任何与需求无 关，仅仅由所谓抽象劳动耗费量所决定的所谓价值；作为价格波动中心点的均 衡价格，不能脱离需求来决定。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这一缺陷，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看来都有所了解。但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斯密对劳动价值论是满不在乎的，仅仅把它当做叙述起点略作阐释之后， 便脱离了这个理论，转而去讨论土地、资本、风险、劳动技能、专业化等等在 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了。 　　李嘉图贯彻劳动价值论较多，但是这位首先发现并阐述比较优势原理的经 济学家，知道劳动价值论有太多的例外，故而从未把这个理论看作是分析上有 效的理论，仅仅只把它看作是一阶经验近似。用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 勒(George Stigler)的话说，他的理论，至多只算93%的劳动价值论。 　　谁是100%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这位德国思辨哲学的及门弟子，缺乏斯 密、李嘉图那样的英国经验主义素养，而且还自负得不得了，以为靠他那个从 黑格尔哪里学来的辩证哲学，玩一通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之类的名词游戏，就可 以所向披靡，结果闹出科学上的大笑话。 　　下面一节，我们将去巡视一番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及其内 在局限性的看法。 四、“最蠢还是马克思” 　　开侃之前，总结一下前面三节的内容： 　　第一，古典经济学中说的商品的价值，在实证内容上相当于现代经济学里 谈的长期均衡价格。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说，商品的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 与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比例，跟需求无关。 　　第二，然而，即使劳动是唯一稀缺生产投入，只要存在着劳动效率、比较 优势、职业偏好等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就不能仅由劳 动耗费来决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样成为决定价值或长期均衡 价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正是上述第二点，使得劳动价值论无法成为一种经验上和逻辑上都充分有 效的理论。对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有所了解，所以他把劳动价值论只看 作是适用于早期原初社会的一种理论。他指出不同职业的劳动在难易、污洁、 技能、训练、尊卑、风险、责任轻重、升迁可能、职业爱好等各个侧面均有不 同，并且考察了在先进社会中，这些差别如何从产品价值或劳动报酬中得到补 偿。他说明许多补偿实际上由人们的偏好和需求来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 量的大小。(有兴趣者，可读《国富论》第十章) 　　我们在第三节中谈到的比较优势原理，是李嘉图首先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现 的。虽然李嘉图相信，劳动价值论基本上适用于国内贸易，却不认为它适用于 国际贸易。他承认，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法则，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例外。 “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互相交换商 品的相对价值。”(《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2页) 　　但是李嘉图似乎不象斯密那样，对异质劳动的各个方面给予充分的注意， 仅仅只将其归结为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不同。这样，他就把比较优势原理仅 仅局限于国际贸易领域，局限于因自然资源差别和缺乏国际流动性而造成的国 际劳动生产率差异上，反而看不到，在国内市场上，因劳动者之天赋、爱好、 经验、培训、体格、智力、灵巧等各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比较优势差别，其重 要性并不亚于国际贸易领域。 　　除了比较优势以外，李嘉图承认劳动价值论还有其他不少例外，因而仅把 这个理论看作一种经验近似，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精确的理论。根据他当时作 出的、现在被认为并不正确的估计，英国大约有6-7%的相对价值变动，不能由 劳动价值论来说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将他的理论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 　　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马克思可算是100%的劳动价值论了，主要表现在他 把劳动价值论当做一种逻辑上精确的理论。在这方面，他的口气比两位前辈先 驱大的多。马克思宣称，他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这就是发现了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他自称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并强调 “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这么伟大的发现，到底是什么呢？原来马克思发现，象打猎、织布、缝衣、 等等劳动，不仅仅是因对象、手段、方式和结果等等各不相同而不同的生产活 动，而且还同时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他管前者 叫具体劳动，管后者叫抽象劳动。据说，不管具体劳动的性质如何，只要我们 仅把其当做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它们就神秘 地变成可以通约、相等、相加了。 　　于是，“不同质劳动应当如何化约或补偿”的问题，在斯密那里曾经大费 周折加以分析，李嘉图认为其中有不少属于劳动价值论的例外，到了马克思笔 下，却只需轻飘飘地思辨抽象一下，就算解决问题了，可算聪明绝顶。 　　然而，如此伟大的抽象劳动概念，在逻辑上、数学上、或者经验上有可操 作性没有？这个问题似乎并不为马克思所关心。好在他自己也说过，“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象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且把马克思本人及其追随者大吹特吹的劳动 二重性范畴放在一边，先挑出那些看上去比较有操作性的概念，来考察一番。 　　　　　* 　　 * 　　　 * 　　　 * 　　马克思断言，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应当是个可操作的数量概念了，且来看马克思是如 何定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 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这个定义，外观上十分科学和严密，其实问题多多。最主要的问题在两个 限定词上：第一，“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语意含混，以致马克思自 己都稀里胡涂，在《资本论》随后的讨论中，始终无法严格遵循他本人给出的 定义来进行；第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一语，甚至从逻辑上就错了。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给出的严格定义，决定商品价值的，仅限 于“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耗费量。所谓正常条件，与现代经 济学中的长期均衡相当。将这个定义用到农业中，就应当包括正常的气候条件。 这样，农产品的价值，将仅由正常年景下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纯 因短期气候波动而造成的产量上下波动，可以导致短期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其 价值，却不影响价值或长期均衡价格本身。这个道理应当是很简单明白的吧？ 　　然而，马克思看来并不怎么在乎逻辑上的一致与严谨，反而特别喜欢随意 变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甚至用它去解释短期的价格波动。比如，棉花 歉收，价格上扬，有时候马克思就不把它当做是价格偏离价值，反而认为是商 品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多了，它的价值提高了： “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劳动 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变 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 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 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 因而也总是由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页) 　　在这里，马克思随随便便地、不给任何理由地、毫不讲逻辑地突然取消了 他自己原来定义中的“正常生产条件”一项限定，将其简化成了“现有的社会 条件”，而不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于是就得出了短期产量波动 也会改变单位产品所代表的劳动量，从而影响其价值的奇怪结论。 　　这样的逻辑混乱还有多处。更严重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不仅短期产量波 动会影响价值，甚至市场上偶然的供过于求，似乎也会影响单位商品中包含的 社会必要时间，从而影响单位产品的价值： “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 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 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 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 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 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 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3卷第126页) 　　上面最后一句话，意思有点含混。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 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事实上，每一码的价 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结合他在《资本 论》中的相关议论，如果把他的模糊词句变成公式，大意是说： 　　　　　　　　　　　　　　　　　　　　　　　　　　　　每码麻布的价值 　　　生产麻布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　－－－－－－－－－－－ 　　　　　　　　　　　　　　　　　　　　　　　　　　　　实际的麻布总量 　　倘若社会需要不变，而麻布变得供过于求，这就意味着上式的分子不变，分母 上升，于是单位产品价值下降，变得低于生产者平均花在上面的劳动时间， “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一样”。于是，市场上的偶然的供过于求，居然也会影响单位产品价值！ 　　如此一来，价格波动与价值变动不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搅成一锅粥， 乱得一塌里糊涂。这倒如实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思维上的极度混乱：本来想 把需求排斥在价值决定之外，到后来又忍不住想把它从后门塞进来，连逻辑上 的一致性都不大顾得上了。诸如此类的混乱，到了《资本论》第三卷，更是变 本加厉，马克思干脆把上述含含糊糊的说法抽出，加以明确，搞出个莫名其妙 的、包含社会需求在内的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来： “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 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页) 　　这下子可遗祸百年了。在中国，对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 其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政治经济学界热热闹闹争论了四十多年，直到现在， 好象也没吵明白马克思说的是什么意思，反而越来越糊涂。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受导师所逼。捏着鼻子硬着头皮读完近百篇相关讨论文章，头被撑大了三倍， 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百多年前马克思本来说的就是昏话胡话，后人非要从 昏话胡话里找什么微言大义，岂有不越讨论越糊涂的？ 　　　　　* 　　 * 　　　 * 　　　 *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还有另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他认为价 值由“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下的劳动量决定。然而这在经济学逻辑上，通常 是讲不通的。因为，在劳动效率、比较优势、职业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况下， 决定市场上均衡交换比例的，并不是平均劳动技能下的生产率，而是边际劳动 者的生产率。 　　且让我们用上一节中的图四来说明此点。 海 狸 鹿 图四　异质劳动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假如社会对海狸和鹿的长期需要比例，大于0但低于1:2，这时候一般均衡 点将发生在ＡＢ段上。符合此种社会需要的劳动配置将是：全部普通猎人都去 捕鹿；天才猎人则除一部分人捕鹿以外，还要抽一部分人去抓海狸。 　　什么样的交换价值比率才能保证这点呢？ 　　我们知道，线段ＡＢ段的斜率，等于天才猎人抓海狸和捕鹿的劳动生产率 之比 2:1。假如市场上的交换比率，使得一头鹿可以换得两头以上的海狸，则 对天才猎人来说，捕鹿可比抓海狸得到更多收益，因此他们都会去捕鹿，没有 人会去抓海狸。反之若一头鹿只换得到两头以下的海狸，则天才猎人都会去抓 海狸，没人去捕鹿。只要当交换比率恰好等于天才猎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即 一头鹿换两头海狸时，他们捕鹿和抓海狸的收益才会相等，这样才会出现有一 部分人去捕鹿，一部分人去抓海狸的长期均衡。 　　对于天才猎人来说，一头鹿换两头海狸的交换比率，正好是他们的决策边 际。因为交换比率只要稍高一点或稍低一点，就会完全改变天才猎人在两种不 同活动之间的劳动配置。象这样处在决策边际上的劳动力，被称为边际劳动者。 　　这样，决定长期均衡从而决定价值的，正是边际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而 不是天才猎人与普通猎人的某个生产率平均数。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由平均熟 练程度下的劳动量决定，经济学上根本讲不通。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社会对海狸和鹿的长期需要比例，大于1:2但低于 无穷大，此时一般均衡发生在ＢＣ段上，普通猎人成为边际劳动力，价值完全 由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1:2决定，而不是由他们与天才猎人的某个生产率平均 数来决定。 第三种情况，社会对海狸和鹿的长期需要比例，刚好等于 1:2。这时候社会将 要求劳动配置完全专业化：所有天才猎人去都抓海狸，所有普通猎人都去捕鹿。 有无穷多种交换比例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比如任何一个介于1:2与2:1之间的交 换比率，都行。而且，此时天才猎人与普通猎人都不处在决策边际上，价值无 法由任何人的劳动量来决定。 　　然而，价值不能由劳动耗费来确定，并不等于说完全无法确定，因为价值 还要受人们的偏好---比如他愿意为多得一头鹿而放弃几只海狸---的制约。市 场上买方相互间的竞争，仍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均衡交换比率，使之等于无差异 曲线的斜率。 　　古典经济学家不懂得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往往以为只有劳动量等生产方 的数据才是客观的、可度量的，而需求方的数据则是捉摸不定、不可度量的。 所以象以上第三种情况，当价值不能由生产方决定时，他们常常会认为价值是 不确定的。到了今天，效用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等取得了长足发展， 计量经济学的进步更提供了一系列类似显微镜、温度计之类的工具，使我们能 够观察到以前人们看不见的东西，度量以前人们误以为不可度量的东西。今天 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假设与古典经济学恰恰相反：认为人的基本偏好是相对恒 定不变的，变的是经济机会；一切经济行为的改变，都可用经济机会的变动来 说明。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马克思。 　　上述第三种情况，同样给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在完全专业化的 条件下，如何将不同技能的复杂劳动，化约为同质的简单劳动？他提出的答案， 在逻辑上陷入了循环论证，在观念上则落入了神秘主义。他说： “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 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 　　这段话，就其操作含义而言，即使是象斯威齐(P.M.Sweezy)这样忠实于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徒，也承认它包含着循环论证：为了把复杂劳动化约为简 单劳动，我们需要知道复杂劳动产品和简单劳动产品各自的价值，因为正是 “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但是产品的价值不正是有待确定的 量吗？怎么可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马克思接着说： “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 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 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 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 　　这段话说得太过于轻飘。其实，在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除了少数极端情 形，逻辑上不可能有一种方法将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而不陷入循环论证。马 克思的话反映了他著作中的一个常见招法：面对逻辑上解决不了的难题，就推 搪说有一个神秘的“社会过程”替我们解决了问题，然后就假装这个难题不存 在了。他的答案，七十年前的一位经济学家坎南 (E. Cannan) 一针见血地称为 “神秘主义”。 　　　　　* 　　 * 　　　 * 　　　 * 　　下面简单总结一下我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几点看法： 　　第一、他自称首先由他证明了的劳动二重性范畴，属于在逻辑上、数学上、 经验上都无法操作的概念； 　　第二、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概念含混，逻辑上不一致，经济 学上讲不通，问题多多，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遵循自己的定义进行讨论； 　　第三、他提出的复杂劳动化约为简单劳动，包含着循环论证，逻辑上不能 成立。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其实证内容来讲，基本上是思想垃 圾。事实上，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所吸收， 成为后者在特殊场合的一个特例；而它与一般均衡理论不一致的地方，则大多 属于谬误，已经被抛弃。今天仍然坚持这个理论，知识上的眼光未免太局促了 一些。 　　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逻辑混乱，以及它留给后人的总也吵不清楚的 诸多问题，借用张五常的一段话来评论，我觉得还是蛮中肯的：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 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 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 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 五、协同劳动：力者与智者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就其内在性质而言，可分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在 相同劳动强度下，一种劳动化约为另一种劳动的比例，则反映劳动复杂程度的 不同。他说，“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 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这种看法虽不算全错，却也片面得厉害。我们这一节将要说明，在许多情 形下，产品的价值，以及不同类型劳动的化约比例，主要由需求与供给的长期 状况决定，与生产技术以及劳动自身内在的简单性或复杂性，其实关系不大。 ----仅仅只是由于长期供求关系的不同，就可以造成一种劳动在经济上相等于 十几乃至二十几倍的另一种劳动。 　　为说明此点，且让我们回到斯密那个猎鹿抓海狸的简单社会。这一回我们 假定，任何单个猎人，都不能单凭自己一人之力捕到鹿或抓到海狸。要想在捕 猎中有所斩获，非得由两类猎人相互协作不可。 　　这两类猎人，一类我们称为“力者”，他们以从事开弓、放箭、奔跑、捕 捉等等操作为主；另一类我们称为“智者”，其主要工作是观察环境变动、分 析蛛丝马迹、判断猎物走向、确定围猎策略等等。在这一节，我们且假定力者 与智者之才能的不同，纯粹来源于天赋的差别，无法由后天的努力来弥补改变。 后天努力如训练、学习、经验等等的作用，我们将在下一节分析。 　　考察协同劳动，不能不用到一些简单的数学分析。以下我们将用L来指代 “力者”投入某种捕猎活动的劳动时间，用Z代表“智者”投入的劳动时间。两 类猎人的劳动时间供给量合计数，仍然假定为70个人年。 　　捕到鹿的头数D，或抓到海狸的只数B，取决于智者和力者分别投入该种捕 猎活动的劳动时间。我们将用下面的生产函数，来反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捕鹿：　 D = Z d 0.1 L d 0.9 　　抓海狸： B = Z b 0.9 L b 0.1 　　注意观察一下这两个生产函数，可以发现，我们对两类捕猎活动的性质作 了若干隐含假定。例如我们假定捕鹿生产函数中Z和L的幂分别0.1与0.9，这实 际上等于说，用于捕鹿的智者劳动时间Z每增加1%，将导致捕鹿量D增加0.1%； 而投入捕鹿的力者劳动时间L每增加1%，则会导致捕鹿量D增加0.9%。类似地， 海狸生产函数表示，用于抓海狸的智者劳动时间Z每增加1%，将使得海狸产量 B增加0.9%；而用来抓海狸的力者劳动时间L每增加1%，只会导致海狸产量B增 加0.1%。 　　生产函数的这种差别，在现代经济学中称为要素密集程度的不同。我们有 意假定捕鹿为“力者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而抓海狸则是“智者劳动密集 型”的生产活动。我们将要说明，在生产技术(即生产函数)恒定不变的情况下， 只要存在要素密集程度差别，产品的相对价值就无法由生产条件单独确定。两 种产品之需求比例或两类猎人之劳动供给比例的不同，将会极大地改变两种产 品的相对价值，同时也会极大地改变两种劳动相互换算的系数。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与前面几节类似的方法，借助于生产可能性曲 线来分析一般均衡。在力者与智者劳动供给总和固定为70的情况下，社会的生 产可能性曲线，将会随着两类劳动在总供给中的不同比例而异。所以下面画出 了两条生产可能性曲线。图六是力者与智者劳动供给比例为 1:1 时的情形， 图七是力者与智者劳动供给比例为 1:2 时的情形。 海 狸 　 鹿 图六 鹿 图七 　　图六与图七的差别不难理解。海狸是智者密集型产品，鹿则是力者密集型 产品。总劳动供给相同，但智者劳动供给比例上升，力者劳动供给比例减少， 这意味着智者密集型产品(海狸)的生产可能性扩大，力者密集型产品(鹿)的生 产可能性缩小。反映在图形上，图七与图六相比，曲线沿纵轴方向上升，沿横 轴方向则退缩。这样，曲线的形状和斜率，将随着劳动供给比例的不同而异。 　　与前面几节划出的直线或者折线不同，我们现在得到的的生产可能性线， 是一条十分光滑的曲线，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都不相同。当经济达到供求均衡 时，相对价值比例必须等于均衡点上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否则，生产者将 发现他的更有利选择是生产更多或更少产品，于是供求均衡就不能实现了。 　　究竟是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哪一点成为均衡，完全由社会需求条件来决定； 而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又取决于劳动供给比例。两者相结合，决定了供求 均衡点的位置和斜率。注意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不同点的斜率相差非常大，我们 可以推断，不同的社会需求，不同的劳动供给，必将造成极为不同的相对价值 比例。 　　这一点，稍微用点常识思考，应当就不难了解。考虑两个相互隔离的国家， 甲与乙，它们在劳动供给与生产技术方面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在需求方面， 甲国人比乙国人更喜欢鹿，因而其长期需求中鹿与海狸的比例远大于乙国。怎 样才能诱使甲国人多生产鹿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鹿的相对价值，使其高 于乙国。这样，在甲国不仅鹿的相对价值较高，而且还由于鹿是力者密集型产 品，甲国对鹿的需求较大，意味着它对力者劳动的需求也相对较大，因此相对 乙国而言，力者劳动在甲国将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也即可以换算成较多的智者 劳动。 　　另一种情况是，甲乙两国的生产技术与需求条件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 在劳动供给上：相对乙国而言，甲国劳动总供给里面智者劳动所占比例较大。 这时候，物以稀为贵的反面是物以多为贱。在甲国，既然智者劳动供应较多， 则它的经济价值也就较贱，也就只能在经济上换算成较少的力者劳动。不仅如 此，由于智者供应较多，智者密集型产品鹿的价值也会相对变贱，而力者密集 型产品海狸的价值就会相对变贵。 　　这些道理好象并不复杂，不过是些非常简单的大白话，然而劳动价值论的 正统维护者们，居然就死也看不见，也算怪事一桩。 　　有人要问了，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就算供求条件也影响价值和劳动 化约比例，但是这种作用可能很小，在数量上没有什么意义。你能告诉我，它 在数量上究竟会引起多大的差别吗？ 　　答案是：差别巨大！长期供求条件的差异，可以导致鹿与海狸的相对价值 比例，从1:10变动到10:1或者更多。而它对不同劳动换算比例的影响，则更为 显著。下面这个表，计算了不同供求条件下，当经济各部门都达到供求均衡时， 力者劳动化约为智者劳动的换算系数： 　　　　表二、力者劳动换算为智者劳动的系数 　　　　　 　　　=========================================== 　　　 力者劳动供给　　　　鹿的需求比海狸需求 　　　比智者劳动供给　　1:1　　2:1　　3:1　　4:1 　　　－－－－－－－－－－－－－－－－－－－－－－－－ 　　　　　　1:1　　　　　 1.0　　3.4　　4.9　　5.8 　　　　　　1:2　　　　　 5.7　 10.8　 13.0　 14.2 　　　　　　1:3　　　　　12.4　 19.0　 21.5　 22.8 　　　　　　1:4　　　　　20.0　 27.7　 30.1　 31.5 　　　=========================================== 　　　注：计算方法可以参阅本坛姚教授相关文章介绍 　　从此表中可以看到，当劳动供给比为1:1而需求比也为1:1时，一小时力者 劳动在经济上刚好等于一小时智者劳动，不多也不少。然而当劳动供给不变， 而鹿与海狸的需求比例上升至2:1时，力者劳动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于是每单 位力者劳动在经济上将等于3.4倍的智者劳动。这个化约系数随着鹿的相对需求 变大而上升。 　　更有意思的是劳动供给比例差别的影响。即使需求比例维持在1:1不变，当 力者劳动与智者劳动供给之比为1:2时，一小时力者劳动在经济上可等于5.7小 时智者劳动，这意味着其劳动收入也将是后者5.7倍。而当供给比例达到1:4时， 每单位力者劳动可相当于20倍的智者劳动，其劳动收入成为后者的20倍！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然而一种才能究竟要稀缺到什么程度，才能变得十 分昂贵？对此许多人并不清楚。我们这个鹿与海狸的模型提供了一个例子，它 说明，一种才能的稀缺程度无需很大，只需达到五个人里面才有一个的地步， 就足以造成20倍于普通人的劳动收入差别了。 　　上面这些结果中，力者劳动总是倍加的智者劳动。也许会使一些人觉得， 我在这里是把力者劳动当成复杂劳动，把智者劳动当成简单劳动了。其实不然。 我们有意选择了两个相互对称的生产函数，因而从技术上无法确定哪种劳动更 复杂，哪种劳动更简单。这样，经济上的化约系数，与劳动的任何物理、生理 性质全无关系，而是纯由供求条件来确定。 　　在上面的表中，只要把需求比例和供给比例倒转过来，里面的数字就都变 成智者劳动换算为力者劳动的系数了。比如，当需求比为1:1，而力者与智者劳 动供给比为4:1时，智者劳动成为更稀缺的要素，它就变成20倍于力者劳动了。 　　可见在我们这里，劳动无所谓简单或复杂，其经济性质完全取决于供求条 件。马克思见不到这一点，又想把供求条件排除于价值决定之外，于是就不能 不陷入循环论证而不能自拔。 　　熟悉国际贸易理论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我们这里的模型和结论，不过 是著名的赫克斯彻-俄林(Heckscher-Ohlin)定理的变种。几十年来，这个理论 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基础，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其理论逻辑和适 用范围，被证明远比劳动价值论更优越更广泛。 六、子钱家的功能 　　我在借贷市场上借进100块钱，到了明年，连本带利得还150块。请问其中 这50块钱的利息，算不算剥削？ 　　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前 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借贷资本的利息，必定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理所当然、 不可不戒的剥削收入。据他说，资本绝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贷放资金所得来的 利息，若不是直接剥削自生产劳动者，就是从别的剥削阶级那里分得的一杯羹， 总之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岂有它哉？ 　　鹿与海狸的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也该是让借贷市场和雇佣劳动出场，进 而揭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之荒谬的时候了。但是我们仍然恪守本文开头的诺 言，我将一直假定只有劳动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在这个假定下，我们将把技 能培养（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和借贷市场引入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捕鹿抓海狸的 世界。我们将看到，即使我们竭尽全力自我设限、自缚束脚，竭尽全力照顾劳 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无法挽救这两个理论免于崩塌。 　　最特别的是，我们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在我们的鹿与海狸的世界里，利息 其实与剥削没有半点干系，也不造成任何社会经济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贷取 息，反而成为窒息经济进步的桎梏，违背了社会上所有人的利益。 1、世代交迭模型 　　既然要谈技能培养等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就不能不把社会和生产的时间结 构引进来。经济学里处理生产的时间结构，有许多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难题，我 懒得去管它，只准备采用几个为我们分析所必需的最最简化的假定。 　　我假定整个社会由猎人组成，每个猎人可以生活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 他是年轻人，可以把工作日时间都用来打猎挣钱，也可以把时间用来钻研琢磨 捕猎技能，以提高他个人在以后的生产率；第二个时期他变成壮老年，这时候 他捕猎的生产率取决于他年轻时是否曾花时间学技术。 　　我假定每个时期，社会上都有30个壮年的老猎人和30个年轻的新猎人。到 了下一时期，30个老猎人死去，上个时期的30个新猎人成长为这个时期的老猎 人，同时另外又有30个新猎人出世并开始其经济生涯。等到又过一时期，新的 老猎人又死去，上期出世的新猎人成长为老猎人，同时又有新猎人出世。如此 新老交替，生生循环，每个时期都有30个老猎人和30个新猎人，以至永远。 　　在现代经济学里，基于类似假定的模型，有一个专门名称，叫作世代交迭 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模型)。今天分析投资、增长、 财政货币政策等等牵涉到时间结构的问题，世代交迭模型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 工具。 　　为了便于用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问题，我假定在任何时候，鹿与海狸的 消费都必须严格按照1:1的比例进行。这样，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用一个人所消费 掉的鹿的头数或海狸的只数，来代表消费水平。我假定在每个时期，每个猎人 的效用函数都相同，可以写成消费水平ｃ的对数函数： 　　　　单期效用函数： u ( c ) = ln c 　　 而猎人的毕生效用函数，则可写成他在两个时期的效用之和： 　　　　毕生效用函数： U ( c 1 , c 2 ) = u ( c 1 ) + u ( c 2 ) 　　 这里 c 1 和 c 2 分别是他年轻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每个猎人都将尽可能改进他的 毕生效用水准。 2、原始技术均衡 　　现在，我们的鹿与海狸社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可能的潜在的动 态社会了。当然我们仍然保持斯密所作的假定：这个社会的最原始的生产技术， 无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任何人天生就会。按照这个原始技术，一个人一 年可以捕两头鹿，或者抓一只海狸。 　　当没有任何新的捕猎技术和捕猎天才出现时，鹿与海狸的一般均衡价格就 如斯密所述，以鹿价为1，海狸的价格就是2：一只海狸，不多不少正好换两头 鹿，恰好与劳动消耗成比例。而整个社会的一搬均衡则如下表所示。 表一：原始技术下的一般均衡 人数　 平均每人生产　 总产出 　平均每人消费 数量 收入 　数量 产值 　海狸 鹿 价值 猎鹿人 　20 　2 2 　40 40 　2/3 2/3 　2 捕狸者 　40 　1 2 　40 80 　2/3 2/3 　2 注：收入和产值，按鹿的价格为1，海狸价格为2计算。 　　在此均衡中，60个猎人，20个去捕鹿，40个去抓海狸，这样鹿与海狸的产量都 是40，恰好与社会需要比例1:1相同。注意每个猎人无论是捕鹿还是抓海狸， 收益都相同，因此每个猎人消费水平也都相同，均为2/3头鹿或海狸。这就意 味着，表一的均衡，确实是与猎人们趋利避害动机十分相容的。 3、借贷的必要 　　话说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呆在表一所示的低水平均衡态中，不知过了几世 几劫。突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了。社会中的30个新猎人，在他们开始经济生涯 的头一天，同时得到神启，了解到了一种新的技术可能性。 　　这种新技术就是：它保证把一个人抓海狸的效率提高20倍，使他每年可抓 到20只海狸。然而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抓狸者必须把年轻时的全部 工作日，都用来作专门的学习和训练，而不能用来捕鹿或抓海狸，因此他在年 轻时将没有收入来源，只有在壮年时才能用学到的技术抓海狸挣钱。 　　效率提高20倍，意味着第二期收入也提高20倍，自然引诱许多年轻猎人跃 跃欲试。然而，人是铁，饭是钢，没有收入，却要消费。想去专门修炼技术， 首先要想法子弄到钱，可以维持住生计才行。 　　然而每个人都只追求自身个人利益，没有人会白给钱。于是只有想办法借。 找谁借呢？年轻人首先想到，最好去找老猎人借。----找他们借，等到下期要 还钱的时候，他们却都已死去，这钱不是不用还了吗？多美！ 　　但是老猎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位猎人很抱歉地告诉年轻人：明年我们要 去天堂了；据了解，天堂与人世尚未实现三通，货币兑换也十分麻烦，将来你 还钱我收钱都有困难，所以，实在爱莫能助了。 　　没办法，那就只有找那些准备去捕鹿的新猎人借了。找他们借，还钱倒是 没问题，问题出在利息上。借钱人当然希望借一头鹿还一头鹿，不付利息。但 是贷款人不干了。年轻的捕鹿人告诉来告贷者，新技术不影响捕鹿的效率。我 不学技术，今年明年的收入都将是两头鹿。假如我不借钱给你，我今明两年的 消费将都是2，总效用是： 　　　　U = ln(2) + ln(2) = 1.386 假如借钱给你而不收利息，我今年的消费将减为1，明年的消费将增为3，总效 用为： 　　　　U = ln(1) + ln(3) = 1.098 你看，借钱给你导致了我的效用降低，利益受损。很明显，这种损失，必须通 过适当地收取利息，才能补偿。 　　同代的年轻猎人，有的去修练抓狸技术，必然要求有人直接去捕鹿挣收入。 这样他们之间才会形成一个借贷市场，由捕鹿人借钱给修炼技术的抓狸者维持 生计。在这市场上，会形成一个通行的不为零的利息率。 　　请注意，此时借贷市场上对贷款的需求，取决于海狸的相对价格----海狸 价格越高，修炼抓狸技术的未来收益就越大，在相同利息率下愿意借钱去修炼 技术的人就越多。反过来，利息率越低，愿意借钱修炼海狸技术的人就越多， 将来海狸供给量就越大，这又会降低海狸的相对价格。 　　最后形成的均衡利息率和均衡价格，将具有这样的性质：任何一个新猎人， 他选择借钱学习新技术，或者选择捕鹿和放贷，两种选择势必给他带来相同的 总效用。如若不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总效用较高的选择，这反过来会 改变利息率和海狸价格，降低此选择的相对收益，直到两种选择的总效用水平 完全相同为止。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鹿与海狸的均衡价格，与借贷市场上的均 衡利息率，是相互依赖的，两者都取决毕生效用函数的性质。在这里，正是学 习和培训这类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价格与利息相互依赖，从而使得我们的新技 术均衡，完全不同与原始技术均衡。劳动价值论因而完全失效，失去了据以确 定均衡价格的能力。 4、新均衡下的生产 　　经过两三代人的调整，我们的鹿与海狸的经济，会在采用新技术的基础上， 进入一个新的稳恒均衡。新的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息率，很容易根据上一小节给 出的基本原理来确定，其结果是：鹿的价格为1，海狸价格为0.25，利息率则 为50%。 　　我不打算介绍具体计算原理，却愿意详细解剖一下新均衡的性质，特别是 要用它回答一个问题：高达50%的利息收入，究竟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性 的“剩余价值”？ 　　新均衡下的生产情况，如表三所示。 表二、新均衡下的生产 人数 　平均每人生产　 总产出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新 猎 人 　猎鹿人 　25 　　2 　2 　50 50 　捕狸者 　5 　　0 　0 　0 0 老 猎 人 　猎鹿人 　25 　　2 　2 　50 50 　捕狸者 　5 　　20 　5 　100 25 注：鹿的价格为1，海狸价格为0.25。 　　新均衡下，每一代30个猎人中，25个去捕鹿，5个人在年轻时修炼抓狸技 术，后来成为捕狸者。在每一时期的60个新老猎人中，共有25个新猎人和25个 老猎人捕鹿，每人捕两头，总产量为100头；有5个老猎人抓海狸，每人抓20只， 总产量同样为100只；另有5个新猎人正在修炼，既不捕鹿也不抓狸，产量为零。 新均衡的总产水平，比旧均衡高出250%，显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与借贷市 场的存在和顺利运作，是分不开的。 5、新均衡下的借贷与消费 　　在新均衡下，每个猎鹿人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收入(或产值)都是2；而每个 捕狸者年轻时的收入为0，年老时收入为5。显然，此种畸形的收入分布，对消 费极为不利，不能不通过借贷市场来尽可能拉平。表三列出了猎鹿人与捕狸者 的借贷收支情况。 表三、新均衡下的借贷收支 人数 年轻时借贷 利息率 年老时本息 平均每人 全体合计 平均每人 全体合计 猎鹿人 25 贷放 1/3 25/3 50% 收进 1/2 25/2 捕狸者 5 借入 5/3 25/3 50% 付出 5/2 25/2 每个猎鹿人年轻时贷出1/3鹿元，年老时收回这1/3鹿元本金，外加50%利息即 1/6鹿元，合计为1/2鹿元。 每个抓狸者年轻时借入5/3鹿元，年老时归还本金5/3鹿元，外加50%利息即5/6 鹿元，合计为5/2鹿元。 贷放与借入的总数都是25/3鹿元，借贷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平衡的。同时有心的 读者也不难验证，在50%的利息率水平下，猎鹿人贷放1/3，抓狸者借入5/3， 最符合他们各自的利益。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会导致其毕生效用水准降低。 现在来看消费： 表四、新均衡下的消费情况 人数 平均每人 人均消费 生产值 借贷额 消费额 海狸 鹿 新 猎 人 猎鹿人 25 2 贷出1/3 5/3 10/9 10/9 捕狸者 5 0 借入5/3 5/3 10/9 10/9 老 猎 人 猎鹿人 25 2 收进1/2 5/2 5/3 5/3 捕狸者 5 5 付出5/2 5/2 5/3 5/3 注：鹿的价格为1，海狸价格为0.25。 　　此表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有趣的情形：猎鹿人和抓狸者，尽管原始生产收入 大不相同，然而加上借贷收支，拉平补齐之后，两者的消费额，却完全均等化 了，都是年轻时为5/3，年老时为5/2。因而两者的毕生效用水准也完全相同。 　　这就奇怪了。借贷与利息，不但没有造成贫富分化与经济不平等，反而消 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 　　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 6、利息不是剥削 　　我们这个捕鹿抓狸社会，起点和终点都是平等的。终点的平等已如上所述， 表现在所有同代猎人的消费水平和效用水平完全相同。起点的平等值得多说两 句。 　　每一猎人在开始其经济生涯的时候，与其他的同代猎人是完全平等的：没 有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没 有人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垄断地位。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证明，假如不存 在不确定性，那么，以此为前提的竞争性均衡结果，也是平等的。 　　这是一个非常一般原理：只要(1)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起点，(2)不存在 影响个人命运的偶然因素，则竞争性均衡必然造成经济上的平等而不是不平等。 在竞争性市场上会形成利息、利润、地租等等价格，但他们却不会造成任何经 济上的不平等，因此也不代表任何形式的剥削收入。 　　其实，在我们这个捕鹿抓狸社会中，利息只不过是一种正常交换价格，也 即用明年的收入换取今年收入的价格，这跟海狸换鹿的交换价格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海狸换鹿不是剥削，不会造成不平等，那么，用明年的收入换取今年收入， 也不是剥削，也不会造成不平等。正相反，此类跨期交换的存在，正是合理配 置投资资源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模型中，缺了借贷市场，则人力资本投资将 不可能，于是社会生产的大幅增长，也就失去了可能。 　　将借贷取息看作正常营利活动，我们中国的古人早就达到了这种认识。春 秋战国时代，私人从事货币贷放者，比比皆是，从未见有人表示反对斥责之词。 《管子》中曾提“称贷之家”，也无对其深恶痛绝之意。只是到了汉初，晁错 才开始对倍称取息的高利贷者加以谴责。但较晁错晚半个世纪的司马迁，又把 “子钱家”(即货币贷放者)看作是同畜牧业、酿酒业等等一样的正常营利活动。 这在欧洲，只是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人们公认为合理的行为而为之辩护，此 前反对生息资本的言论和立法却是从未间断过。 　　在对生息资本的认识上，马克思远不如司马迁的常识看法。他有一个非常 糊涂的见解：既然商品交换都是等价物的交换，一块钱也就永远只能与一块钱 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资本的特点，却是用一块钱交换到多于一块钱，违背了等 价交换原则；因此它多出的“剩余价值”，必定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剥削收入。 　　然而马克思却认识不到，商品都是有其时间标计的。今年的一头鹿，与明 年的一头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今年的一块黄金，与明年的一块黄金，也是 两种不同的商品。今年的一块钱，与明年的一块钱，同样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二者之间不是天生就该价值相等，就该是等价物，就必须按1:1的比例交换。 鹿与海狸没有必要按1:1交换，同样也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要求，今年的一块 钱，与明年的一块钱相交换的比例，就非得是1:1不可。马克思由此提出剩余 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从错误前提推出的伪问题。 7、合理的内核 　　当然，我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一无是处。马克思的价值论和剥削论， 正如贝书尼所谈，包含者强烈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来源于他对十九世 纪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不平与愤慨。他正确地看到了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与 社会不公之间的关系，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理论，错误地把利息、利润、地租 等等正常价格形式，一概看成了剥削的载体。 　　上一小节我曾说到，我们模型中最终结果的平等，取决于两个前提：(1)每 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起点，(2)不存在影响个人命运的偶然因素。一旦第一个条 件不满足，比如有些人生下来就比另一些人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或占居更强 的垄断地位，并借此取得超额收入，则我们可以把这种超额收入，看作不劳而 获的剥削。除此之外，在竞争性市场上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才干进行投资买卖， 进而享有利息、利润等收入，不仅跟剥削毫无关系，而且也不是经济不平等的 泉源。 　　如果第一个条件满足，而第二个条件不满足，那么，偶然因素的作用就会 造成结果的不平等。然而每个人的机会却是平等的。此种情况下很难说存在什 么剥削。但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的不确定性，会大幅度降低个人和社会的 效用水平。因此，社会应当尽可能减轻不确定性对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 　　这样一种常识性的理论，所要求的社会政策，并不是马克思等所谓的剥夺 “剥夺者”，而是目前西方各先进国家正在实行的那种社会政策。这就是：尽 可能让每个人处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尽可能减轻偶然因素危害个人生涯，以及 尽可能保证市场体系的竞争性等等。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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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
热度 10 周可真 2011-5-7 23:10
我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这也是我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不属于宗教范畴。事实上，当 1984 年 12 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无神论在中国思想界的宣传已经有三十多年，自小接受无神论思想的熏陶的我，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有神论思想，当然更不可能在宗教意义上去信仰某种“主义”。 我在大学里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种学术性的教育，当时担任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的老师都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至少在他们看来，他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以我今天的观点来评价当时我们老师的讲课内容，我仍然认为，他们所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当时讲课时完全不再有“文革”时的那种非理性的狂热，而是在正当理性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时候以他们力所能及的理性来讲授这些课程的。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在他们的教育之下， 我所接受到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我是基于这些知识，同时本着追求政治上的解放的欲望而申请入党的——当时的我自觉长期以来由于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而抬不起头，既无望参军，更绝望于入党。前者是我要求入党的认知基础，后者是我决定申请入党的意志动力。 所以，当我后来成为一个学者的时候，我是以自己固有的认知理性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的。随时间的推移，我的知识较之于过去越来越丰富了，相应地，自己的认知理性也越来越发达，以我迄今为止的认知理性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我有这样一种自我感受，即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了，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这种信仰是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一个伟大学者的马克思的人格的崇仰。 我最为崇仰马克思这位伟大学者的有两点：一是他对人类特别是人类中受苦受难的大众的深切关怀，二是他为人类特别是劳苦大众获得自由而几乎倾注了其一生的精力去从事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因此，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马克思及其最亲密也最信任的朋友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并且是他们把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充分地融入了其学说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我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追求能够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在我看来，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 ——这绝对不排除将来还可能出现比这种知识体系更好的知识体系，即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会贯通得更加彻底的知识体系，而且我期望这样一种知识体系早日诞生。 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就是他们对自由的崇尚，并且以实现人类的自由为作为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但是，当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们从来都没有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超时空从而超历史的东西，而是把自由纳入了历史范畴，把它看作是跟人类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具体的东西，从而他们总是把人类的自由理解为一个过程，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因此他们总是努力去探寻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亦即探寻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 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被归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是其非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假设的共产主义，而是他们对这个假设的求证过程，即他们对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的探索过程 。这个对人类的自由的本质以及由这个本质所决定的实现人类的自由的具体途径的探索过程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精神。 这就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文精神是通过他们的科学精神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的人文精神就是他们的科学精神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精神，概括说来，就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这种经验事实在他们看来是由实验科学所提供的，因而 他们的唯物主义精神，归根到底是他们对实验科学的信仰和对由实验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的信赖 。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根据由他们所信赖的实验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最终发现了唯物史观——恩格斯曾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观”。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生产者（或曰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或曰劳动工具）的发展；而作为生产者的人和作为生产工具的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生产目的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关系。在生产目的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关系中，是生产目的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但是，一定的生产目的又必须通过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才能达到。 这样， 马克思的历史观就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又逻辑地引申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简言之，经济决定政治的理论，或政治必须适合经济的性质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对当时中国的了解，认为中国的前途应该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一版第七卷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 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 （参见：同上）， 并且建立“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条件是“ 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 （同上）， 即 1840 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对华贸易，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对封建主义的中国的资本输入。这意味着，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资本主义国家对封建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入必然导致某种社会变革，并且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的诞生——在中国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的诞生。 1911 年，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孙中山 （参见拙文：《试论孙中山的人文精神 》，《苏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1 期） 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爆发，这次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要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与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所期待出现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 “中华共和国”是一致的。但是， 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革命成果被蒋介石所窃取，在这个基础上由蒋介石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 “中华共和国”，而仍然是一个在本质上无异封建主义国家的专制独裁政权。这就是说， 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孙中山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实现于中华民国，相反，对于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来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倒退，至少中国历史并未因此而取得进步。 因此， 推翻中华民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革命，应该是对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继续 ，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 “中华共和国”。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也坚定地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出现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 “中华共和国”。（ 参见拙文：《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期望：“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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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期望：“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热度 2 周可真 2011-5-7 20:40
…… 1851 年 1 月 11 日 ，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 …… 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 ［ 博主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一版第七卷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的原话是这样的 ： “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 ”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谓“ 社会变革 ”是泛指当时他们所预见的可能在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并非指 太平天国革命，因为马、恩的这篇文章是写于 185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 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当时金田起义尚未发生 。］ 然而仅仅过了 12 年， 1862 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摘自《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1-05/1669597_5.html 博主 ： 马克思、恩格斯抨击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停滞”，但反对“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的太平天国革命，他们强调，社会革命需要革命者提出自己的“任务”、“口号”，并以“建设工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可能发生的社会革命应该以建设“ 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为使命。显然，这个共和国与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无关的——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建设者发动社会革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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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热度 2 白荷飘香 2011-5-4 21:01
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奎元 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立党立国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不搞教条主义，但是不能丢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在学习借鉴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元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美国，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反对多元化的，他们的主流文化、他们崇尚的美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国会曾多次讨论双语教学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始终没有通过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全国通用语言的议案。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多元化的立场及其政策。　　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尊重和包容的内涵和外延有没有边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应当有明确的界限，有所界定。包容多样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包容”的含义一个是“包涵”，一个是“容纳”。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我们常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个语言，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其实美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并非是浑然一体，美国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　　一、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人间一百六十多年。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有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过时了还是没有过时？我们党是否依然信仰、坚持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理论体系？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没有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目前，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俱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的理论指南。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中的对立方面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问题，如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注意矛盾的运动和变化，防止认识的停顿和偏于一隅。例如：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极大。但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唯一需要关心和致力的事业。发展生产力与建立、完善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发展生产力与关怀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都是须臾不可松懈、不可脱节的要务。又如：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靠行政命令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规则、关系及其后果，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变，从所有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分配关系，都发生了甚大的变化。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看不清这种变化，就难以了解和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种说法：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适应又有不适应。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它不但在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时候具有巩固和保护经济基础的属性，还有对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不相适应的状况进行修正和改善的功能。这就是国家政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发生社会革命的时期，上层建筑还有扫除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经济基础主导地位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忧党忧国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上述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回到了黑格尔、杜林、欧洲启蒙思想家曾经宣扬的“历史终点”、“终极社会”、“理性王国”的窠臼，说来说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历史车轮没有在20世纪停止转动，美苏冷战结束不过10年的时间，美国便从单边霸权的高峰跌落。曾经发表“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幡然省悟，声明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制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前不久，福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前程无量的事业，没有哪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学派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历经一百五六十年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当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别人信仰自己的思想，就是靠真理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才传播到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上，虽然这个制高点并非不可逾越，但是迄今为止它依然是社会科学的高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科学上扳不倒马克思主义，就在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而他们自诩是不加区别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光明正大的理论，是启迪工人阶级认识自己历史地位，寻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它反对用空洞的“博爱”、“人道”掩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这种理论与那些粉饰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自觉意识的理论究竟孰善孰恶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主义不讲抽象的人权，主张建立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人权”就不可能是公正、平等的权利。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劳动人民争人权，在全世界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许多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今天的共产党员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二、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功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敌制胜，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实践。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现在我们党执政了几十年，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就有成千上万人。按常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应当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事实上，并不能这样乐观，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下功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的党是执政六十多年的党，大量的党员既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又不读马列著作，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就没有根据。自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讲些什么道理，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心里没有底，就可能随声附和；当别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时；当有人搬用西方当代的某些理论观点，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篡改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时听到一些干部、学者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言或报告，感觉似是而非，追根溯源就在于讲话者自身底气不足。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欧洲晚了半个多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正是在那几十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革命队伍，在短短几十年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邦国同志前不久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还讲了“六个确保”。吴邦国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立场，大家应当认真学习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被挤出了世界舞台。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中央适时地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党的队伍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原班人马。我们党有近8000万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很长时期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或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没有下功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没有认真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些同志将着眼点放在与业务相关的知识上，我认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着重点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宣传、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功夫。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样庞大的执政党，如果不用先进的理论统一思想，确立共同的信仰，很难经得起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击。　　现在西方文化、宗教在我国城乡广泛地传播，对我们的冲击极大。前不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一些文艺界委员的发言观点鲜明，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庸俗文化冲击，传统文化遭到败坏，非常担忧。利用西方主流文化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抵制它、批判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认为，这抓住了党自身建设的关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新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两套文集是精心选编、精心翻译的最优版本，翻译的水平很高，书也很好看，希望大家认真地读。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有力的措施去及时解决。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之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决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须关注的议论。　　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忧患在哪里？除了来自外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威胁，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危险在哪里？用什么思想、理论、政策去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思想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听到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非议，想用一点附加的东西、时髦的语言给马克思主义挣面子，这是不可取的。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帝国霸权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去年12月18日，亨利·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衰落》，他在文中写到，“最后一个剩余的超级大国——不久前欧洲政治家还这样形容美国，今天已经不能这样说了。①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引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会继续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它已经从冷战时期的高峰跌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独领世界潮流的能力。世界多极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多极化取代单极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　　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参考消息》2011年1月6日。（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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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性的发展（1）
热度 2 tingyy 2011-5-4 18:01
人类的发展已经经历过石器时代、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进入现代科技信息时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从社会阶层的分类和关系来考察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形式。无任是处于哪个时代，哪种社会形式，只要有人类的集体和社会活动就对人的社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并且对人的社会性的具体要求都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关系。反过来，在一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的人的社会性的发展取向也会对社会的发展过程，甚至发展方向起到很大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创造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性的人民，具有不同的社会性的民众。 1、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是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会用火来取暖和烤熟食物。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出现了语言，由于有了语言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地合作，从而更加有利于集体活动，有利于获得更多的食物。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改变，从人的社会活动来看，主要的表现在集体活动的规模的扩大。 到约公元前 1万年至5千年，已经出现了规模很大的聚集部落。人类的集体活动不仅提高了渔猎收获，而且通过互相的交流改进了生产手段。通过互相的交流学会了把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还学会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从而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人们从集体活动中体会到好处，所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证集体活动的顺利进行，如组织上出现了氏族集团，由氏族首领或氏族领导群来指挥集体行动；在思想行为上出现了原始宗教，通过宗教活动来维护集体活动的秩序，培养和加强人的集体意识；各地区的氏族部落还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 新石器時代的村社部落中所有的牲口、牧场、农田和其他生产资源都是为组成部落的所有家庭公共所有，人们集体地进行生产，公平地分配劳动成果。所以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分工，而没有阶级差别。对人的社会性要求也只有基本的服从和遵守一些基本的集体活动规则。 但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人的社会性也不是自然产生的。特别是遇到自然灾害、食物不是很充足等情况时，人的自然属性就可能会与这些基本的社会性产生矛盾。例如某个部落平时都采取平均分配食物的做法，所有参加劳动的人都由部落首领平均分配食物。一般，大家也都认为这是合理的做法，或者被认为是神为他的子民定下的规则而被大家接受。可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经常会由于种种原因（如自然灾害年）而没有充足的食物可供分配。这时家庭人口多的人、食量大的人可能就会对于平均分配食物的做法不能接受，因为这样可能不仅会使他们吃不饱饭，而且在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危及他们家庭的生存。这时，部落内部可能发生矛盾，就需要一些特别措施来维持秩序，如赋予部落首领更大的权利，允许对败坏秩序的人给予惩罚，甚至于杀人。 其实，在原始社会内，对人的社会性是很难有足够的保证的。科学家通过对一些生活在非洲原始森林里，至今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群进行观察。他们虽然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但是，象抛弃老人、病人；攻击其他部落的人；甚至把俘虏吃掉等等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残酷的事情都有发生。而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对的。这也说明人的社会性在原始社会是很低微的，很初始的，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集体活动的基本要求。 到了 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生产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犁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的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生产除了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外，还有了剩余。正是这种生产的剩余，社会分工出现了手工业，商业，艺人等，人们能够生产陶器，木器，甚至掌握了冶铜技术。这些技术的出现，特别是金属的使用，又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能力，从而会有更多的社会生产剩余。而此时代人的社会性又是很初级的，有些人通过种种方法拥有、掌握了社会生产剩余财富，因而产生了贫富差距。为了维持一批富有人群的财富和好的生活状况，社会结构也有变化。富有人群结成阶层来维护他们已有共同利益的，他们在政治上获取并加强管理社会事物的权力；在宗教上加强宗教意识、神秘化各种宗教仪式，以及设置专门的主持宗教活动的人员，以使得广大的民众增加服从性。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文化现象，如文字、音乐、绘画等来进一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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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热度 2 xupeiyang 2011-5-4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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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
HuangFengli 2011-5-1 13:08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 本来作者想按照前面写的提纲那样，直接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这里为了方便区别和理解，便将西方括上，尽管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不过，后文会说明这种体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同质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是什么。 前面提纲中已写到，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或西方国际联合主体中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主体的意识形态。而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东方世界或相对于西方列强联合主体的以东方国家为主体的自然实践落后（非社会实践落后）的国家联合主体的意识形态。而体现两者共同点的是，或体现两者同质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的三重根是，外部联系是弱势主体价值观（前者是西方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主体价值观；后者是东方国家联合主体。这两者相对于西方世界中的资产阶级国际联合主体而言都是弱势。但是这两个弱势不能联合（正如社会民主党们所干的。少数极端弱势的可以联合），会按照扩展后的国家的三重根原理所展示的机制动态联系。），外内联系是反强势主体理性实践认识论（前者是反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联合主体的理性实践，后者是反西方世界的国家联合主体的理性实践。都侧重于非理性实践，即弱势主体改变现存的信仰实践），内部联系是发展本体论（主客体分立的信仰普遍发展的世界观，或非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世界观，在逻辑上导致了反强势主体理性实践认识论，进一步导致变化本体论，即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发展本体论，唯物史观的政治学发展本体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发展本体论。） 从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角度或科学学角度讲，两者都有神秘主义倾向或所谓本体论倾向，即侧重非理性实践，也即所谓反理性实践倾向。不同于唯心辩证法，后者不反强势主体的理性实践。因为发展信仰，导致的对世界的主客体分立的反实践认识，导致了矛盾论具有所谓本体论或神秘主义倾向。后人想利用系统论的自然科学性，去修正并提出所谓系统辩证法，是没意识到这一点。抛弃了发展信仰，就不是唯物辩证法，何谈系统辩证法。况且系统论只适于自然科学的分析。存在的三重根及其求解原理能适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具体存在和抽象存在的分析，不存在所谓本体论或神秘主义倾向。而唯物史观，是因为政治或政治制度发展信仰，导致了西方世界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主体对政治发展的反西方资产阶级实践的认识和东方落后国家联合主体对政治发展的反西方国家实践的认识，从而相继导致前者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体现改良主义或等待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经济唯物论和后者对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体现革命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能大幅度减小国内或联合主体内部主体差别的反经济唯物论（如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金日成思想，胡志明思想等） . 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由此得出的两个必然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则是因为奠基与哲学发展信仰和政治发展信仰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信仰或所有制发展信仰，导致了前者对价值论的反西方资产阶级联合主体的经济实践认识论从而形成奠基于体现无产阶级经济价值观的无差别劳动概念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导致了后者对价值论的反西方国家联合主体的经济和经济学实践认识论从而形成新反西方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2011 年 5 月 1 日 ) 附前面写的提纲，辅助理解： 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 联系 本文所指东方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以来被那些在自然实践落后的东方国家具体化为指导本国革命建设实践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各种理论主张的总称 . 东方 , 非严格地域意义上的东方 . 而所指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近代在自然实践先进的西方国家中诞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以来在自然实践先进的西方国家中继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各种理论主张的总称 . 何谓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 ? 在价值观上 , 都是被统治阶级价值观 .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无产阶级价值观 , 在东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工农阶级价值观 . 在 ( 反实践 ) 认识论上 , 都存在决定意识 ( 不等于实践反映论。 , 实际上是以反映被统治阶级价值观的制度本体的存在的意识否定反映了旧剥削制度的意识 ) ，都反国家实践或超国家实践，只阶级实践或国际联合阶级实践 . 在本体论上，终极存在上都本体论倾向，被统政治本体是被统治阶级专政体制 , 经济本体是公有制 . 二 区别 1, 价值观上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间的国家联合体的意识形态 ( 因为这些国家中 , 工农联盟主导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过程 , 所以工农联盟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导了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 ).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无产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2 ，认识论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东方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后是国家集体主体生成论。正如上面讲的，都反国家实践，即孤立的考察某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3 ，本体论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单极世界的被统治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政治经济制度本体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多极世界的被统治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政治经济制度本体的。前者在西方会工具化为法西斯主义，在东方则是判国主义。后者在东方是国家主义，在西方则是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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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吕程平、张琪：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吴理财 2011-4-28 11:06
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 ——一个社会学观察 吕程平、张琪 摘要： 这一基于天津X微电子工业区青年工友的调查报告将展示，对于处于全球价值分享体系和工厂的技术－权力结构双重低端的青年农民工，在其生产过程中， 被马克思诉说的“异化” 普遍存在，并发生着种种“身体的反抗”和“意识的反抗”； 另一方面，与数控自动化过程及资本主义工作原则对熟练机械工在过往经验中形成的熟练技能的分解不同，从一开始以去技术的分解劳动进入电子组装业的青年农民工将面临其今后生涯可行能力的剥夺。对于以上两种过程，农民工个体的体验为某种不稳定的、模糊的心情的变化，然而，这些被 Braverman称为 “阶级意识”储水池或初级阶级意识的东西却并未发展为对集体所处境遇的共同认识和试图改变的状态，本文尝试寻求其原因。 全文： 技术_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_一个社会学观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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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克思名言
热度 1 wangchaochf 2011-4-26 22:28
书是我的奴隶，应该服从我的意志，供我使用。 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 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 光辉 的顶点。 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如果人仅仅为自己劳动，也许他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智者，卓越的诗人，但是他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完善和真正伟大的人。 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 历史把那些为了广大的目标而工作，因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看作是伟大的人；经验则把使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称赞为最幸福的人。 思考一切。 科学决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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