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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 whyhoo 2012-1-8 12:58; 主讲人简况：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人文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哲学分会主席。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最近在努力促进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并试图探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研究的积极影响。著有《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基督教哲学1500年》、《当代英美哲学举要》、《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简史》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西方人学观念史》（主编）等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3年获得教育部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尊敬的李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久负盛名的华南师范大学，来到年轻的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广州大学城，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岭南大讲坛上和大家交流思想。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这个题目原来是我一本书的题目，我那本书的题目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那本书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的著作、文本做了一些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时间来对文本进行解读了，所以只能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我谈一点自己原则性的理论，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2004年是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逝世两百周年，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纪念康德的学术活动，北大也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了一些德国的哲学家跟我们就康德的哲学思想进行交流。交流了一些时间之后，有一位德国同行有一点困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中国人讲的康德和我们讲的康德怎么有一点不一样呢？后来我跟他就讲了，不一样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中国人讲康德和你们德国人讲康德完全一样，那反而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是有自己角度的，而他选择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康德，是由于康德他对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康德。第二，大部分的会议论文虽然都是用英文发表的，但是这些论文可能在一开始是用中文写作的，然后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德国人当然能够理解英文，但是从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有我们汉语思维的那种特有的方式，那就是和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来思考或者是写作，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不一样的地方是正常的。　　这个差异，我想并不意味着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说德国人他对康德的理解和解释就有一种优先权，而我们中国人读康德，那就一定要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中国人特殊的角度，或者是特殊的表达、特殊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一种不地道的，只有德国人他们用德文来理解、来表达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是不能这样说的。这位德国同行他也承认，确实从差异上，也可以从中国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他们原来忽视的东西。后来我也跟他用苏东坡的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能德国人读康德嘛，可能就是在庐山的山中来看庐山一样，可能看得更近一些，有一些盲点，但是中国人看康德，就好像是在庐山的外面来看，可能比较远，但是角度不一样，在一些方面可能还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何种哲学、谁的西方　　我从这么一个故事开始，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讲西方哲学的时候，首先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何种哲学、谁的西方。首先我们要肯定，现在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的中国哲学不仅仅有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同样也有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当年十九世纪在西方，或者二十世纪在俄国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的中国人讲的中国传统哲学，也不是古代人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同样当代中国人研究的西方哲学，它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这么一个定位。　　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它的研究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它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当然我们讲现在由于我们教育界也很开放，有一些高校也聘请了一些外国的专家，这些外国的专家他们引用外文在中国的大学里来讲授西方哲学，也引用外文发表西方哲学的成果，这当然也是属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个部分，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它的主体和主要的语言还是中国人和中文。　　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正是因为这个主体和语言的差异，西方哲学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在西方就有所不同，虽然我们都是在讲西方哲学，但是因为它的研究主体不同、研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这两种重大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它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谈到西方哲学，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它是中国人的西方，它和西方人的西方是不一样的。同样，西方人他也在研究中国，就是汉学，以中国文化为他的研究对象，但是西方通过汉学来看待中国，那和我们中国人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不一样的。这不是说我们有意要作出什么样的区分，中国人的西方和西方人的西方不一样，反过来也是一样，西方人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中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比较自觉地掌握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自觉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有什么必要性，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四个特点　　　　中国人的西方哲学有几个特点，中国人的西方哲学和西方人研究的西方哲学，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共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需要决定选择。中国人在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不是不分重点、没有选择的一种拿来主义，如果说是一种拿来主义的话，那么他是有选择的，而这种选择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变革的需要、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需要，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是根据中国人自己的需要在西方哲学当中选择了那些中国人认为是对他们有用的那些学说、那些派别，引进它、研究它、消化它，所以是需要决定选择。　　第二个特点，翻译也是创造。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一个基础，就是把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和西方人的研究成果翻译为中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主要使用的语言是中文，所以第一步是要进行翻译。有很多人认为好像翻译只是一种照搬，只是一种语言的变化，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翻译，往往会贬低哲学翻译的创造性，实际上翻译特别是哲学的翻译，它都是在译者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当然我讲的是一种好的翻译，按照译者自己的理解，他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也是对中国语言的理解，把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才能够翻译出好的作品，所以翻译不是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翻译机器一样，我输入一个英文句子，一按按纽就自动生成了汉语，或者把汉语的句子输入自动生成西文，对于一些简单的句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对文学翻译，就不能这么做了，对哲学的翻译同样也是不能这样做的，一定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工作。　　在这一点上，老一辈的翻译家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他们都是中国第一流的翻译家，比如说北大哲学系王太庆先生，已经去世了，翻译了很多西方哲学的名著。在文革之后，开始评职称时，因为王太庆先生在文革前还是一个讲师，所以文革之后就要评副教授，还要评教授，在评职称时总是有一些困扰，有一些人说王太庆先生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啊，也不是什么原创性的成果，在学术委员会投票时就通不过，后来就是一位学术界的老前辈贺麟先生，大家很熟悉了，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亲自出面，给北大学术委员会写了推荐信，说王太庆先生的翻译，他的水平和质量要超过很多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创造精神是很多学术专著和论文不具备的，这不仅仅是对王太庆先生一个人的肯定，是对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翻译家的肯定。　　但是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译者都是创造，反观这些年来有一些青年的译者，就很难说是一些创造了，他们没有学过哲学，对哲学著作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就是学过一些外语，就研究字典的意义，如果看到一个词汇，就查查字典，然后根据这个字典的意义，生搬硬译，翻译成中文。在座可能有一些同学就会有一些感觉，看好的翻译作品和看不好的翻译作品，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看了好的翻译的作品很容易理解，并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但是如果翻译不好，生搬硬译，不知所云，看完这句话或者是这本书，不知道它是在讲什么。我的学生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讲你还是看看它的英文原著吧，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研究生，哲学英文达到一定的水平，看到原文很容易理解，看中文的翻译可能还不好理解了，说明我们现在的翻译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一个好的翻译、高水平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　　第三个特点，叙述包含评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现在有人对西方哲学研究有一种误解，他说你们只是介绍西方人的思想，像某某某怎么说，把他的观点一个一个、一条一条，好像讲得非常有条理，讲得很清楚，但是这只是一种叙述啊，只是一种介绍啊，那么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你有什么评论呢、你有什么批评呢，看不到啊，讲你们这种西方哲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复制，好像只是起到录音机的作用，只是把外国人的声音，你把他给介绍到中国来，复制到中国来，你也没有什么创造啊。对于这种意见，我就有一句话了，我讲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你是一个外行的话，你可能在人家平铺直叙的叙述当中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是一个内行呢，他就知道了，实际上作者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评论就包含在他的叙述和介绍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介绍、没有一个叙述，是完全忠于西方哲学家原来的思想，不可能是他思想原原本本的复制。　　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一般内容非常多，并且有一些表述、有一些论证非常复杂，但是一个中国的研究者，能够用非常清楚的语言把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梳理得非常清楚，大家看到他的介绍、看到他的叙述之后再来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就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在这种叙述和介绍当中，就融入了介绍者研究的心得，很多研究的心血，比如说从什么样的角度、选择哪些材料，这本书里有那么多话，你选择、引用哪些最精辟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并且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为他的纲要，对它进行展开，按照一个逻辑的线索把它讲得清清楚楚，有一定的结构，条理非常分明。这种逻辑的线索、这种结构、这种选材，不是西方哲学家本身就有的，而是研究者、介绍者他们在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实际上叙述就包含了评论。　　第四个特点，比较赋予新意。我一开始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可能自己感觉不到新意，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看着中国人的成果习以为常，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和西方人他们研究自己本国的哲学，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了，这个差异并不代表着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说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的区别，从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特有的角度、特有的研究和西方人不同的新意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四句话就是今天我要讲演的一个大纲，我刚才给各位做了一个初步的解释，下面我按照这四条，一条一条给大家做一些更深入的讲解。　　　　中国人总是根据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需要决定选择。　　我们要联系西学东渐，在长达接近四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西学东渐可以说是开始于十七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利玛窦，他从澳门首先进入了广东，到了肇庆、广州等地，然后他再北上，到了北京，最后是死在北京，可以说他代表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他是一个先驱。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教，但是为了传教的目的，他就采取了一个策略，叫“科学传教”，一开始跟中国人讲天主教的教义，他觉得可能中国人的抵触情绪太大，不接受他们教义的这一套，如果跟中国人讲一些西方的科学，中国人还是很感兴趣，对西方的数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科学传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耶稣会的这些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翻译了西学很多著作，包括神学的著作、哲学的著作、科学的著作、数学的著作，特别是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就是在当时被翻译成中文的。　　翻译了很多书，很多书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巴黎的图书馆等等都还可以找到，失传的原因是中国人觉得没有用，推广不开来，西方哲学的著作、神学的著作，大家不看，有一些科学的著作也不看，最感兴趣的是几何原本，对几何学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几何学跟天文学有关系，中国古代把天文学叫做天学，天学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因为天人合一，认为天象直接影响到人事，所以天象观察一定要精确。但是中国以前的天象观察不精确，预报不准，所以西方的天文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就采取了西洋的天文学，根据西洋的天文学计算出来的历法，在明末的时候崇祯皇帝时期就采取了以西洋的历法为准，代替了中国古代的历法，后来到了清代康熙时期，也是采取了西洋的历法，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精确地观察天象。因为几何学、天学对中国人有用，所以就把它引进了，那么其他翻译的著作，就变得无声无息地散落了，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看待和引进西学的。　　这样的情况一直是延续到清代的末期，清代的末期两江总督张之洞说过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就是指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中国社会的大体，这是不能动的。西学是什么呢？西学就是声光电化，这些我们可以使用它，来为三纲五常服务。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像是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就大力引进了声光电化等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但是三纲五常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这种引进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了，中国所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这个军事力量被日本人打败了，这个工业体系也被外资企业挤垮了。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兴起了救亡图存的思潮，认为中国快亡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思想，要有一个新转变，再也不能以三纲五常为体了，我们要用新思想才能够救亡保种啊，中国人的人种才能够被保住，才能够挽救中国民族被灭亡的命运。　　这个时候《天演论》这本书就被翻译了，严复当时是北大的校长，他翻译了《天演论》。这本书实际上当时在西方并不是一本有名的著作，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写的伦理学著作，用达尔文的思想来解决伦理的思想。这本书实际上在西方影响并不大，但是严复把它翻译为中文，当时还是用文言文翻的，一下子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年轻人都喜欢读这本书，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杂文里还讲到，想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天演论》，那是一个绝大的享受啊。《天演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救亡图存的思潮。　　清朝被推翻以后，到了五四时期前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学为体，三纲五常这个体就被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人从西学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支柱，一种新的本体思想，这个就是民主和科学，用民主和科学代替了三纲五常。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时，一般是引进与民主和科学有关的西方科学，中国人也是做了这样的选择，比如说逻辑经验主义，主要是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一种哲学的阐述，一边是要讲逻辑，一边是要讲经验，认为逻辑和经验的结合才是好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当时来讲，中国人引进了科学，但是科学究竟是什么，当时中国人实际上并不是太理解，什么是科学精神呢？什么是科学方法呢？所以就引进了逻辑经验主义，那个时候也在中国风靡一时，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被邀请到了中国，也是先到北大，然后再到全国去做讲演，一共是做了五大讲演，现在这五大讲演也被翻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一种西方哲学的思潮，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哲学解释，而且把科学和民主结合在一起解释，认为科学精神不是孤立的，科学是和民主有关系的，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的精神，你不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那么你的科学也很难发展起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杜威，杜威也被请到了中国，当时是北大校长胡适，也就是杜威的学生，邀请杜威来中国。杜威在中国大概呆了一年时间，在全国巡回演讲，做了五大讲演。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杜威和罗素他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承认还是杜威的五大讲演要比罗素的五大讲演影响要大，为什么呢？杜威的讲演更能够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因为当时在中国，在中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还不是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最关心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杜威也讲科学，但是他讲科学是跟民主结合在一起，而罗素讲科学只是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比如他讲物质的分析，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讲什么是哲学，比较抽象，没有结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来讲解什么是科学的精神。杜威是把民主和科学，把知识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讲，所以他的影响就很大了。　　即使是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也风行过一时，但是主要是在知识界里有影响，在五四以后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一样了。在当时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是从科学和民主的需要引进的，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学者，可以说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当时也就是为了要更好地理解、更好地解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民主这样的问题，想在马克思主义里找到答案。马克思主义也确实提供了一个答案，马克思主义认为什么是科学呢？当然这是一种经验科学，科学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但是更重要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科学，所以叫科学社会主义嘛，这跟杜威的思想也是有相似之处，也就是把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那么什么是民主呢？马克思主义也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要当家作主，就是那些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他们要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要掌握政权，要推翻少数剥削者、压迫者的统治，这个就叫民主。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不但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广大的民众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也不是完全靠解放后，凭借着行政的力量进行灌输，或者是带有强制性的推广，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已经有相当的普及了，包括在大学里，在北大就有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很受学生的欢迎。有一些哲学教授，像是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解放之后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相反地解放之后还受到了批判，但是在解放之前他们就认为唯物辩证法确实就是一种哲学的真理。这说明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西学来引进的，并且它适应了中国人追求科学、追求民主的需要。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个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引进的学术非常多，但是由于需要决定选择，五四以后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它的普及也就验证了我们讲的需要决定选择的过程。　　五四运动引进西方哲学的高潮，在解放之后它就退落下去了，为什么会退落呢？解放之后也还是根据需要决定选择，解放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呢？解放之后我们研究的哲学，就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哲学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当时一个苏共中央书记，在斯大林时期是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在一次苏联人编西方哲学史，在首发式上就做了一个讲话，他对西方哲学史就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西方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唯物论一般是代表了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唯心论是代表了落后的反对的阶级，所以就把阶级分析引进了思想的争论，并且把这个思想的争论简单化，一个是唯物论的阵营，一个是唯心论的阵营。这种思想我们长期以来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是日丹诺夫自己的说法，他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论述。但是日丹诺夫这样的两军对阵的说法，适应了解放初期的政治环境，适应了政治的需要，所以在解放之后，因为要学马列，在学马列的时候当然你也要读一些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按照两军对阵的模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也是分为两个阵营，唯物论和唯心论，如果是在历史上属于唯物论的阵营，是属于马恩著作的脚注，如果是唯心论就是要被批判的靶子，研究中西哲学就变成了不是马恩著作的脚注就是被批判的靶子，这也是当时政治的需要。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的引进掀起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可以说是以《天演论》为代表的思想引入，第二次浪潮就是五四以后民主、科学思想的引入，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也需要西方哲学，中国人正是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改革开放中所面临的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以此来选择性地引进、研究西方哲学。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西方哲学热，比如说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哲学家会变得这么热呢？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有一个个性解放的要求，经过文革之后大家觉得思想太压抑了、个性太压抑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思想解放、个性也要解放的需要，他们就在尼采的著作当中，萨特他是宣传绝对自由，尼采宣扬要重估一切价值，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说明了人的非理性欲望，它有一种合理性，这些都为满足中国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供了一些哲学学说。　　现在又是现象学介绍，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起码在哲学界还是比较热的。为什么呢？因为现象学最后是转入了生活实践，现在我们觉得面临着陌生的生活世界，每一个人都感到有一种存在的危机，这样一种生活实践的问题，存在的这种体悟，我们存在的这种感受，使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里找到一些共鸣。另外还有一些民主的思想，跟五四时期一样，民主的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改革嘛，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有政治改革、思想解放等，这些都是和民主思想的探讨有关系。出于这个方面的需要，我们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政治哲学著作，比如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国也很流行，光是《正义论》这本书就有三个译本，其中一个译本就是由王沪宁做的序，王沪宁当时在复旦大学当政治学教授，他主持翻译了这本书。　　另外同样还有科学的精神，现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比五四时期相比我们更深刻了，所以我们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想，比如说波普尔思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理性批判的方法，还有库恩的政治哲学思想、科学革命的思想，这些都被引进了。另外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突破那种前苏联的教科书的体系，这样我们又引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人他们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是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改革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发展，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宗教文化在社会上也很流行、也很普及，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文化，要促进宗教对话，要促进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介绍了一些宗教哲学的著作。还有就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大家也是觉得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弊病，现代化并不就是一个天堂，现代化也是充满社会矛盾，充满了很多悖论，所以我们要反思现代，在西方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西方人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他们又感到有很多的不满足，感到精神的一些失落，所以后现代主义就起来了，对现代主义有反思和批判，那么这种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中国人，也是很有启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搞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怎么解决、腐败的问题、社会不公正的问题，等等，这些可以说都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如何防范它、如何来对它做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著作。　　我给大家简练地介绍了一下十七世纪以来，接近四百年了，在那么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总是根据政治形势、社会改革的需要以及文化建设的需要，有选择地而不是盲目的，有重点地而不是面面俱到地来引进、研究、传播西方哲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决定选择的现象。　　现在现象摆在这里，我们来反思历史，我们应该引申出怎样的历史经验呢？我们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引进，有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缺陷呢？我在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并不想来为它做一个全面的辩护，我并不认为只是根据政治、社会、文化的需要来做这种选择性的引进，它就是完全正当的，它就是没有缺点的，相反的，我认为我们要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在这种经验里有一些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首先西方哲学的传统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哲学的传统它是一个爱智慧的传统，但是如果你要问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爱智慧，他就讲为智慧而爱智慧，除了智慧之外我没有其他的目的，我没有其他功利的目的，我不管这个智慧有没有用，我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心灵需要，我感到这种乐趣，有这种兴趣，那么我就要思考这些哲学问题，这是爱智慧的传统，从古希腊一开始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保持了这样的爱智慧传统，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思考自然的问题、宇宙起源的问题，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那里思辨，要追根求源，至于有没有什么用，这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但是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肯定是会有用的，但是这个用处并不是他所关心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并不知道万有引力会对天体探索、发射人造卫星有什么用。十九世纪后期，发现原子结构时，并不知道这种原子理论可以用来制造氢弹、原子弹，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中国哲学有一个弘道的传统，但是为什么弘道呢？为了社会经世济用来弘道，为了社会的公利，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来弘道。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来选择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用了中国的经世济用的弘道传统，以此来看待西方哲学的这种爱智慧的传播。虽然我们引进了或者是研究了西方哲学，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西方哲学的爱智慧传统，为智慧而智慧的那种纯粹思辨的传统，可以说还没有被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为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需要来引进西方哲学，这是正当的，西方哲学确实是在这些方面有它的用途，并且它的引进确实也极大地改造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有中国人的文化语言各个方面，无一不受到西学和西方哲学的渗透，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确实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了这种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需要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所以西方哲学可以说对中国人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是多样的，不仅是对中国人集体的生活、公共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有用处，除了有社会文化政治需要，它对个人的生活，比如说对个人的修养有没有用途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对个人的修养很有用处，但是西方哲学对我们个人的修养有没有用途呢？应该说也是有的，只是我们可能以前是处于社会集体的需要而忽视了这种对个人的性格、个人的素质、个人生活上的这种应用。对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一种终极关怀，我们讲哲学，它的这种爱智慧的传统，因为爱智慧总是要追根求源的，最后一定会从你当下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一定会追溯到一个终极关怀。我们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对这部分的用途也要有更多的关注。今后中国人还要继续用需要来决定选择，这个大方向是很难改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我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以后的这种需要也要更加多元化，要有更多的层次，而我们的选择也要更加个性化，也要有更多非功利的选择，个性化的选择，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阐述，需要决定选择，我们首先回顾历史，然后我们再对历史的经验做一些概括。　　　　哲学著作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　　　　第二个问题，翻译也是创造。我觉得翻译不仅仅只是把西文翻译为中文，它是中西语言的双向格义，在隋唐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引进了佛教，那个时候佛经有大量的翻译，格义就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方法。什么叫格义呢？格义就是一种意译，也就是用中国的术语来把佛经里的梵文翻译成汉语，把梵文的意思用中文的术语把它给翻译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佛经里有一些是音译，意思不好理解，就是按照它的声音给翻译出来了，佛经里有很多这样的术语。但是还有一些术语，比如说道，道本来是道家的最高原则，也是儒家的最高原则，比如说天道，但是可以用道来翻译佛经的一些术语，但是这就是意译了。还有比如说心性，中国人翻译为佛心、佛性，这就叫做格义。　　双向格义，一个是以西格中，就是把一些西方术语引进到我们汉语里，成为我们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汉语里并没有这样的术语，但是现代汉语里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丰富了我们现代汉语的新词汇。还有一种就是以中格西，用我们古代汉语里的一些词汇来对西方哲学的一些术语，对它的意思加以翻译，所以它是双向格义的过程，创造并不只是把西方哲学的术语原封照搬过来，如果搬过来就只有音译，就不能叫“哲学”这个词了，在西方哲学是philosophy，在现代汉语里的西方哲学的词汇，绝大多数都不是音译，都不是照搬，都是意译，所以不是以西格中，就是以中格西，创造性就是表现在双向格义。　　双向格义创造的新词汇，现在在哲学界也引起了争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搞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人就提出，你现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都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解释它，中国传统哲学它只讲气、只讲道、只讲心、只讲性，但是你现在讲中国哲学，这是物质、这是精神、这是规律、这是情感，或者这是理性，这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没有这样的词汇啊，说你这是“汉话胡说”，胡就是西方，所以不是地道的中国哲学，所以你们要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思想，而不是经过西方哲学术语解释和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同样的，在西方哲学界也有这样的意见，他说你现在中国学生研究、学习西方哲学，都是通过汉语的翻译来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我们在课堂上叫西方哲学，也是用中文来教学，用的教科书也是中文写的，我们读的西方哲学原著也是经过翻译的，他们认为这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如果要原汁原味的，他就认为要读原文原著，你要讲希腊哲学就要读希腊文的哲学，要讲德文的哲学，比如说康德的哲学，就要读德文的原著，要读英美的哲学就要读英文的哲学，所以要读西方的哲学，起码要懂这些文字，才能够读懂原文原著，这些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思想。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主张，用这种主张，第一个你讲的那些西方哲学，原文原著的西方哲学，那不是中国人讲的西方哲学，如果你用德文来思考康德，来学习康德，来把你的哲学成果用德文表达出来，那跟德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呢？那是德国人的西方哲学，不是中国人的西方哲学。我们现在在中国讲西方哲学，是为了理解它、消化它，来为我们中国人自己服务，不是要像西方人那样，在西方发表一些论文，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讲好像就是为了出国，就是为了到德国去继续去学哲学，或者我作为一个教授，我学西方哲学就是为了在西方的刊物上发表一些西文的著作，这个不是我们根本的目的。另外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原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原汁原味的话，你就只能够用古汉语来讲中国哲学，并且你只能够按照经史子集的系统来讲中国哲学思想，甚至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思想里都没有，只能讲经学、子学，不能讲哲学。现在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用古汉语跟你们讲中国哲学，你们能够接受吗？第一不可能、不现实，第二也没有必要，因为用现代汉语能够很好地理解古代的思想，用现代汉语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想，我们为什么非要用古汉语来讲中国古代哲学，非要用西文来讲西方哲学呢？没有必要，除非你要炫耀自己的学问，但是这种炫耀我也觉得很可笑。　　以中格西，很重要的当我们翻译西方的一些术语、一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但是在用中国古代术语的时候就包含了我们中国人所独有的解释。比如说“爱智慧”这个词，我们中国人就翻译为哲学，哲学和爱智慧的意思就不一样，什么叫哲呢？中国古代“识人为哲”。中国人理解的哲学，首先是一种人学，我能够知人、认识人，不仅仅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对人性、对人有一种深刻的理解，这个叫哲学，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明智为哲”，哲学是一种聪明哲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学和聪明哲学，就是中国人对哲学的一种独特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按字面来翻译为爱智慧，或者是爱智学，那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用哲学来翻译“爱智慧”这个独特的含义了。　　还有就是“形而上学”的翻译，如果我们只是按照metaphysics字面来翻译，就是物理学之后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可能听不懂，不好理解，但是根据《周易》里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就是讲道的，而且这个道是和这个器是相对立的，统摄有形东西的原则就是道了，所以就把中国人的这种道、器之分，形而上、形而下，不知不觉的就把它灌输到metaphysics意思当中去了。　　还有就是本体论，西方是 ontology，onto是希腊文的“是”，原意就是关于“是”的学问。但是中国人翻译为本体论，本体这个词不是西方来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术语，中国宋代的时候哲学家张载就说过一句话“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极是最高的原则，它是没有形状的，但是它是阴阳两气的本体，阴阳两气的规律和原因。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阴阳两气变化的表现，而阴阳两气的变化，它的这种力量的转化又是受到太极本体，或者说根本的原因和规律所支配的。所以我们讲本体论，就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规律的一个探讨，这就不是西方人讲的关于“是”的学问。关于“是”的学问，是跟逻辑有关的，是为是、不是为不是，它是一种逻辑的判断，是建立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是这样的一种哲学探讨。　　再比如我们说“是”的动名词，这是西方哲学很重要的范畴，叫 being，从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都有，动词都有一个名词的形式。但是怎么翻译呢？从字面来翻译当然就是“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只是按照字面来翻译，按照中文的意思，就相当于老子讲的“有”，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和无，和无相对立的有，或者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既把being按照字面来翻译为“是”，“是”就是一个连词，把主语和谓语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连词，有自己的逻辑功能。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来探讨主语和谓语是什么意思，主语和谓语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这样对世界作出一个判断，对我们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在判断当中得到真理的，对于这样的知识论的问题，或者是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是”的逻辑概念分析来对它进行探讨。但是又有“存在”的意思，又有“有”的意思，“有”就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时空的存在，包括你思想的存在也可以叫“有”，比如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思想，我有什么什么样的观念，当老子在讲有无之辨的时候，讲的“有”也主要是抽象的存在，不是一种时空的存在。我们中国可以用三个词汇来翻译这一个英文当中的 being动名词，避免了很多西方哲学的争论。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有很多争论，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概念引起的，因为这个概念很有歧义，在有的场合可以表示“有”；表示连词的逻辑功能，就是“是”；有的场合可以表示一种时空存在；有的时候表现一种抽象的存在。正是因为不同的哲学家对being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争来争去，争了两千多年。但是用汉语就把三个意思分开了，避免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汉语的翻译是以中格西，并且比西文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反而更显出了它的优势。　　　　中国人看西方哲学的第三个特点：叙述包含评论　　　　第三个问题就是叙述也包含着评论，这也是中国人看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　　当我们在叙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来好像是平铺直叙，但是我们是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是有它的理解，正如海德格尔所讲的语言是思维之家，你使用一种语言不仅是一种表面形式，你的思想不变，如果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可以表达同样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当你使用中文来思考和表达的时候，和你用英文思考和表达的时候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柏拉图写过一篇对话，对话的名称叫Politeia，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文城邦的意思。在古希腊，每一个城邦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Politeia的原意可以是国家，但是Politeia它又有一点动词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也有动名词的意思，作为一个动名词不仅仅是指国家，而且还有治理国家的动词意思。原意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治国，这是柏拉图写的这篇对话的主题，但是中国人翻译为“理想国”，这是这个词并没有的含义，它并没有理想的含义，为什么中国人要这样理解呢？就是读对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受到中国大同思想的影响，认为柏拉图在宣传一种天下大同的思想。　　柏拉图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哲学家要当王的思想，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来说哲学家当王这是一件好事嘛，但是柏拉图是把它当作一个悲剧来讲的。哲学家自己并不想当王，他只是迫不得已当了王，但是当了王之后他的下场其实并不好，并不是讲哲学家当王就是对哲学家本人、对这个国家，都是一件幸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我们只是一个翻译，只是一个叙述，但是这个翻译和叙述实际上都包含在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化不同的理解里。　　　　通过中西比较、人我比较，走向世界哲学　　　　第四个问题是比较赋予新意。　　叙述包含评论时，我们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自觉的情况。没有评论的叙述是不可能的，没有立场的介绍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介绍者、叙述者都是不知不觉地渗透着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他的解释、他的评论。叙述包含评论很多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是一种自觉的，非常自觉地要运用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解释它，那么他就是一个哲学家的态度，评述结合和论从史出是不一样的。评述结合是不知不觉的风格，而自觉了以后你对历史的叙述，就会推出自己的理论，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把哲学史家的方法叫照着讲，而哲学家的方法是接着讲，当然照着讲和接着讲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分。同样地，现在有很多人区分思想家和学问家，思想和学问也不是分开的，学问里有思想，思想也要以学问为基础。但是也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思想家是把学问当做阐述自己思想的一个工具，学问家是把自己的思想淹没在其他人的思想当中，他还没有自觉。现在我们要强调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现在我们在西方哲学的研究里，这种不自觉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人还是以哲学史家的态度，没有做到理论的自觉，虽然他们的叙述介绍当中有评论，但是只是评述结合的一个阶段，还没有达到论从史出的高度。　　如果要自觉的话，就要强调一种比较的方法，一种就是中西比较。虽然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不知不觉渗透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语境当中，如果我们更加自觉，那么我们就会做一些比较中西的研究，在比较中发现差异，但是从差异中我们又会求同存异，又会发现一些普遍性、一些对于中西哲学都是共同适用的普遍思想。　　还有就是人我的比较，就是研究者和我所研究的哲学家之间有一个自觉的比较。用我们古代的话来说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我注六经就是你把六经作为一个主体，你是围绕着六经的思想，你只是一个注释者。但是反过来说，六经注我，你是能够自觉地用六经的材料来注释你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更多可能要自觉地走向六经注我，就是用西方哲学家的方法来阐发你自己的思想。王夫之曾经在他的自画像上做了一幅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中国传统的经典六经，他觉得有这个义务要让它做出一种新的解释，不能只是做六经的解释者，而是要用六经注我的方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创造一种新的思想，但是这种新的思想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不是一种主观意义的解释，而是一种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天道，天道合一了，好像就是乞活埋了，把自己的七尺之躯埋没在天人之间，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王夫之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但是同时他也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一些系统的梳理，这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通过中西的比较、人我的比较，我们就会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西方哲学，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向世界哲学，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我们的理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展望，中国人来看西方哲学，并不只是丰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只是加强中国哲学自己的地位，也不是为了去发展西方哲学，而是走向世界哲学。冯友兰先生在1948年时就有一个预言，“未来的哲学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而是世界哲学”，实际上西方哲学马克思早就指出过，马克思曾经说过，“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哲学思想要冲破令人费解的、正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甚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是披着一种令人费解的一种正规的体系，每一个哲学家好像都有一个正规的体系，但是我们现在要冲破这种外壳，用中西自觉的比较方法，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哲学，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我想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就会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是我对中国未来的一点展望，当然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像我们年纪已经大了，寄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学子。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947; 个人分类: 哲学|173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whyhoo 2012-1-8 12:55; 一. 文明的话题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新现象。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主导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对这种广义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研究，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比如卡尔·马克思就关注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探索，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对我们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对此，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种种反应。我本人近年来对“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评论，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二. 时代的呼唤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思潮，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世界上极端主义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种种事端，依然摆脱不掉“以我为中心”的影子。因此，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要认真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必然会碰到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会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探讨文化交流时，常会牵扯到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在对各种文明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也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人类学者对文化、传统的理解；社会学对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民族学对族群性的解释等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某种结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研究问题时，要把眼光放开、放远一些；思路变得灵活、广泛一些，不要总局限在一些常识性的、常规性的和偏狹的框框里。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人类每逢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三、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y）研究文化和文明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长补短。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在对全球化和文化、文明的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体会。我的学术生涯，大约是70年前从广西大瑶山开始的，那次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一生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在关注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如何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又是多变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决不是只有单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识和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你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观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种心态，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这种心态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一个关键。深入到“异文化”中去做调查，努力学习“他人”的语言、传统，入乡随俗，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 …… 这本身就是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对“异文化”开放的心态。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平等态度都没有，还谈什么交流和沟通。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坚持走实地调查这条路。当我七十岁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虽然已经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长期地、深入地去观察某一个具体的社区或社会现象，但是，我仍然不懈地“行行重行行”，每年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这种实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浅。四、心态和价值观从学术史上说，这种实地考察的实证主义，是我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1914年～1918年间，马老师通过在西太平洋Trobriand岛上参与和观察当地土人的生活，从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这一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人文价值上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潮，把殖民地上的人民看成是和白人性质上不同、“未开化”的“野蛮人”。马老师却号召人类学者到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够为“人”的原始社会里去参与、观察和体验那里人的生活。马老师使这些“化外之民”恢复了做人的地位和尊严。在马老师强调和提倡田野工作之前，即使像佛雷泽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在搞研究工作时，也主要是依靠查阅各种游记、笔记、文献资料。这种大量利用间接观察、间接记录、多手转达的方法，很容易因为观察者视角不一致、信息不连续和不完整，使研究者做出错误的解释和结论。实地调查能够促使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参与观察”，使“人类学走出书斋”，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要进行跨文化的观察体验，还必须具有一种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由某一种文化教化出来的人，因为对“他文化”不习惯，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对“他文化”产生偏见（prejudice），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则必须具备更高的见识、更强的领悟力，能够抛弃这种偏见。我特别提到一个“悟”字，这个字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显得特别重要，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当中，乃至他们的思想中，能设身处地地像他们一样思考；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能冷静、超然地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心态下，去真正体验我们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我认为，在讨论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技术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还是研究者的心态。其实，我们平时常说的“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要想到人家”这句话，就很通俗地说出了在研究跨文化时所要持有的心态。这句话是中国人一个传统的、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类似的“原则”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还有很多。我想这些“原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融汇百川，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而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或许能够对我们社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培养这种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心态，是提高每个社会工作者人文修养的一门必修课，应该把这方面素质的提高，作为对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基本要求。如果再扩大一些，我们能在一般民众中也推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其结果，必然能够增进不同文明中普通成员之间的良好沟通、交流和理解。如果这种沟通、交流和理解能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今天世界上诸多民族和文明之间的矛盾、偏见、冲突以及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等等就有了化解和消除的希望。五、交融中的文明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单线进化论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像马林诺斯基这样的，对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反制的学术流派。这种反思，可以说就是“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然而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中各种势力和学术界各派别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激烈的较量。从另一方面看，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冷战、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磨炼后，其社会成员的思想和心理都起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不乏与“西方至上主义”相对立甚至相对抗的思潮。这个状况，被一些人称作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局势。目前所谓的 “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几百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文化大量地传播到其他文明中，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传播也变得越来越快了。然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化快速传播的同时，西方社会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文明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上的交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些被吸收的“异文化”，经过“消化”、“改造”之后，成了各自文明中新的、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可以说，今天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之世界文明，已非昔日历史文献、经典书籍中所描绘的那种“纯粹”的传统文明了。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六、中华文明的启迪作为非西方文明主要代表之一的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欺压，为了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终于捍卫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长期的遭受屈辱，不断的奋起抗争，如今昂首屹立在世界上的经历，对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时的心态，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 “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尽管我们在这些族群的远古神话里，可以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强调自己文化的“纯正性”，但严肃的学术研究表明，各种文明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多元一体”这样一个基本形态构建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总结了多年来研究的心得，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试图阐明中华民族这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实体形成的过程。在我们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比如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古代中国这种分散的多中心的局面，究竟是因为怎样的内在机制、怎样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才得以存在？这样“和而不同”的局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要素在这里边起了什么作用？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问题。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终于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所以，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比如早在公元前，号称“诸子百家”的战国时期，出了那么多思想家，创立了那么多学说，后来为什么会“独尊儒术”，能够“统一”？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它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有，许许多多的族群在融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家庭时，是以一个怎样的机制，使原本属于某一族群的文化，发展成由大家“共享”的文化？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怎样“友好共处”，是一个比较复杂、棘手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成功解决的范例。比如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观念非常强烈的群体，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传统文化氛围里，在中国的犹太人，逐步融合到中国的社会中，没有发生像在西方社会，犹太人由于受到压制而不断强化民族宗教意识，甚至发生冲突的现象。还有在辽、金、元、清的时候，统治者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因地制宜，顺应当地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和习俗来进行统治。但是，这种“顺应”又都统一在更高一层的“国”的框架之内。这些例子，说明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代先人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积累、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也有与“异文化”交流的丰富经验。我相信，在今后中国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能为重构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七、跨文化研究的人文属性人们常常把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看成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军事、综合国力等方面的比较，像是在做一种“力学”关系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文明、文化都是关于“人”的事情，所以要搞清楚还得从“人”入手。文明、文化都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这样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们常常有一种倾向，遇到文明、文化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社会实体之间的问题来处理。要知道，文明和文化是具有浓厚情感、心理、习俗、信仰等非理性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靠简单的逻辑论证、辩论、讲道理就能解决的。我们大约都有过在处理涉及感情、心理、习俗等等这些问题时，讲不清道理的经历。所以，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这是一项涉及到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在对跨文化的研究中，理解“人”，理解人的生物性、文化性、社会性；人的思想、意识、知识、体验以及个人和群体之间微妙、复杂的辩证关系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的上述特性通过交流、传播和传承，可以成为群体共有的精神和心理财富，并在这一群体里“保存”下来，达到“不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交流、传播和传承。从总体上说，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各个文明得以“不朽”的最可靠的保证。一种文明、文化，只有融入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世界文明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所以，文化上的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对其他文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不论是“强势文明”还是“弱势文明”，这是惟一的出路。探讨文明和文化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价值观和信仰，而这些又极容易转变成感情和心理因素，然而在科学研究中，一旦掺杂了这些因素，就会产生巨大的阻力，这是我们从事族群、民族、宗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的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一种超越常规的理念。我们不提倡用某一种文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问题，因为用一种文明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不管这种做法“对不对”，实际上会让人感觉到这样做“好不好”。由于不同文明之间人们的认知体系有差别，所以不同文明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常常会变得不是“是”与“非”，而成了“好”与“坏”了。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强迫别人接受一种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价值观，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欺压和侮辱人的性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我说的“形式”，不是科学主义说的那种可以忽略的、外在的、表面化的形式，而是人类学中所指的“仪式”、“象征”，也即是“意义”。它在一种文明、一种文化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简单地按照经济或功利的原则来解释的。中国古代有“不食周粟”、“苏武牧羊”的故事，这些故事说明，文明、文化的交往决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不是物质利益就能收买，也不是强力所能压服的。当前世界上某些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关系，直接与国家或民族利益挂钩，这是一种加大，甚至是激化不同文明之间误解和矛盾的做法。这些人在大谈“国家利益”的时候，手里不断挥舞着文明、文化的旗号，把赤裸裸的为“一国谋利益”的做法，装扮成捍卫“某某文明”的“义举”；把具体的国家利益之争，混淆成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当然，从广义上讲，文化价值也包含在“利益”之中，但它们并不是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这种随意的联系，是不成熟、不理智、不准确、不负责任的表现。犹如我们不能把美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利益；也不能把中国的国家利益，说成是儒家文明的利益。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可以“一事一议”，好像谈生意那样，通过理性的协商来解决。如果把这种事情上升到文明、文化的层次里，就会变成充满感情和心理因素的、非理性的问题。一个国家不能自命为某一种文明的代表或化身，说成是某文明的卫士；各种政治集团也不该盗用文明、文化的名义，制造民粹运动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这种夹杂着经济和政治目的的“国家利益”，会大大歪曲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本质，造成恶劣的结果。八、美美与共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这些都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哲学思想。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九、博采众家之长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时候，必须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探讨、研究中华文明的时候，也要认真地理解和研究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文化，要“美人之美”。近年来，“欧盟”的统一进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在世界上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所以欧盟的统一，可以看作是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社会条件下，欧洲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家，在试图重新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共处的一个实例。当然，欧洲的“统一”并不就是未来“全球化”的模式，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统一”。地球上如此众多信仰不同、风俗各异的民族和国家，情况远比欧洲复杂得多，而且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严峻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多问题，决不是一个“模式”就能解决的。这个尝试和实践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它能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比如像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宗教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处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经验；同样，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强大国家和各种强势文明，诸如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阿拉伯文明、南美文明、非洲文明等等，这些庞大的多民族的社会实体，无不在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方面，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人类学社会学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地深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应该下功夫研究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为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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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whyhoo 2012-1-7 12:41;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时明确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今天，当我们重温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时，我们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四个基本问题都进行了的探索和回答，这些探索和回答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阐释。邓小平认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立国之本。因此，在当代中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他反复告诫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了总结性论述。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论述。比如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由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所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所以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所以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所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并不玄奥。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第二，“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应有地位，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第四，“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已经强调过的。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苏联东欧已经丧失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遭遇到各方面的挑战。　　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从中找现成答案；而应该把它当作行动指南，从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苏东剧变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了以下几点：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针对苏东剧变后国外一度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消失了”、“失败了”、“没有用了”等论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坚信，只要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第二，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永远生机勃勃并充满创造性地向前发展的。它绝不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思想体系。它紧密联系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第三，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理解，这里的“精”，一是指要学“经典”，因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二是要把握“精髓”，即实事求是。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管用”，我们理解，一是要对树立政治信仰管用，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二是要对解决实际问题管用。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且以此为起点，用巨大的政治勇气去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同时又以此为依托，用巨大的理论勇气去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科学态度和理论创新，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什么是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时期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归根到底也在于这对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南方谈话前的几个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在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了，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阐释这一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时，做出了以下几点理论贡献：　　第一，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思想束缚，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国走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中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基础地位。这一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概括对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如何衡量我们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是否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此问题作了多次论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标准的提出，对于我们排除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的干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一是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基本路线至少要管一百年。二是强调了建议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三、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探索和回答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的战略思考，并围绕这个“伟大的工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毛泽东独特的党建学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很早就关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1965年6月，他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从而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毛泽东的党建学说与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相结合，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第一，明确提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教训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而得出的一个深刻启示，也是应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提出的一个警示。邓小平强调：“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第二，提出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这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第三，明确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如何抓廉政建设？邓小平提出，一要是要靠法制，“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二是要靠教育，“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第四，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如何培养人？邓小平强调，一是“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二是要“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三是“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要通过“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第五，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的一项基本原则。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其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四、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　　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邓小平以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和胆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提出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集中阐发了他的发展观。　　——关于为何要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如下观点：第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周边国家发展也很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所以，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第二，发展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必须依靠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发展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论断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第二，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将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联系在一起，既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既强调建设物质文明，也强调建设精神文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段话无疑是邓小平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的总结。第三，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发展是协调的。既要讲速度，也要讲效益；既要讲效益，又要讲质量；既要讲全面，又要讲重点；既要大胆而不失时机，又要防止急躁冒进而陷入困境；既要注重国内政策的稳定，调动一切积极性，又要积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第四，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也是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继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分析了共同富裕的基本构想，就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甚至还列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刻表，他认为，到底何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怎样发展？邓小平提出，第一，“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是兴国之要。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坚持实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六四”这一关我们闯不过去；第二，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方针。他认为，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他正式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只手都要硬”的命题，并作为全党的一项硬任务提出来。第三，发展必须抢抓机遇。邓小平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提醒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搞无味的争论，必须抓住机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我国社会发展推向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四，发展必须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不仅关注经济发展速度，而且提出要在加快发展中力争使我国经济发展上台阶。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因此，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认识机遇，把握机遇，用好机遇，不要坐失良机。遇到机遇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好好地干，埋头苦干，放开手脚干。”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力争每隔几年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第五，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把教育作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来抓。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还提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第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第七，发展必须保持国内政策的稳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 　　（秦宣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见 http://theory.gmw.cn/2012-01/06/content_3333873.htm; 个人分类: 政治|97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行为的根源: whyhoo 2012-1-7 10:13; 六十年前，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表了一篇激起美国及世界舆论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并很快地促成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强硬姿态。如今，有鉴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和其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与日俱增，怎样理解中国行为的思想根源，也就成了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更好的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动机，有助于防止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僵硬和对抗的姿态。　　自2008年以来，中国学者及战略研究员对中国外交政策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中国的国际吸引力和地位——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主流派被称为“中国学派”。它与政府观点一致，坚持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少数派则认为中国应以其传统政治思想为基础，并强调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虽然不断发文抨击这个立场，党却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人物孔子恢复了名誉，甚至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孔子的塑像。　　中国学派坚持在国际外交中遵守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传统主义学派却呼吁中国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主流学派坚持将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理由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仍仅排在世界第104位。传统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传统思想开始影响决策思维　　目前，中国学派的影响力似乎局限在官方的声明层面，而传统主义者则逐渐对政策发挥了影响。例如，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危机中一如既往地重申了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外交原则，但却接受了联合国对卡达菲政府的制裁决议。　　此外，中国还派出了一艘军舰和4架军用飞机赴地中海，协助3万5860名中国公民，和2100名其他国家的人民撤离利比亚。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其海军实力投射到如此远的地方。这与儒家的理念是一致的，即将道义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标准，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将经济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唯一动力。　　早期的儒家思想家著述时，身处的是诸多小国残酷地争夺领土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政治实力是国际实力的关键，而政治实力的核心则是有道义的政治领导。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尽可能依据道义规范行事。任何王者都应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考虑政策，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　　因此，孔子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孟子认为，王者应当惩罚那些在本国施行暴政的统治者。他认为，不顾道义而主要仰仗军事或经济实力来维持统治的君主，是不可能长期屹立于国际舞台上的。　　中国虽然正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决策中，却并不时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这次对利比亚的政策，同以往的政策大有不同，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排除传统思想在可见的未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圈的主流思想。基辛格曾对笔者说，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将比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都更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内政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最近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政策讨论中听到最多的词，是突然间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官方教条的“幸福”。这个变化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在未来可能进行调整，因为“幸福”一词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出现的次数，要远高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核心任务是提高民众福祉，其本质是基于生活的道义。由于贫穷阻碍了道义的行为，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应致力于消除贫困。但是，孔子及其追随者是唾弃为求经济发展，而罔顾道义的治国理念的。　　春节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重要节日。在2010年2月的春节，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他说政府的工作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在今年3月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腐败。　　这些说法对中国人来说相当新鲜，因为它们都是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而非党以往经常强调的经济决定论。　　目前，要判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注重道义责任、幸福和尊严的传统——对中国外交政策有什么冲击和多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确知，传统理念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未来数年里，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扭转这一趋势。作者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其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最近刚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原题：The Sources of Chinese Conduct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331.shtml; 个人分类: 政治|86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温元著，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2012.doc: yue 2012-1-5 11:05; 温元著，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2012.doc 温元著，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2012-1.doc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我只相信一条，实事求是。马克思：事实本身就是理性。实践本身是实践的。学习本身是为了批判，不是为了运用。如果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就应当批判自己。; 个人分类: 活书出版社，可检索图书馆|18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全国各行业弱势者团结起来！打败反动的既得利益者！: 热度 2 duke01361 2011-12-31 10:25; 套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吁，结合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有必要大声呼吁：全国各行业弱势者团结起来！打败反动的既得利益者！让我们的社会在新的一年更温馨，更和谐！更公平！更正义！中国社会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团体已经成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这些人相互勾结，不择手段维护集团利益，残酷剥削广大弱势民众的公平、正义！因此已经成了阻挡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反动力量！; 个人分类: My Ideas|1832 次阅读|3 个评论

北大姐姐: dongzg101 2011-12-30 05:16; 北大姐姐作者:dongzg101 时间:2011/12/29 21:29:30 有一次去北大玩，乱进了一间教室，一帮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成员在开会，就一起胡扯。在他们起哄下，还认了个姐姐，姐姐先在北大当了三年代课老师，然后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的博士。以后我每隔两、三周去她宿舍看书！差不多一年半，姐姐一个人住。有很多书，就是不能带出来看！姐姐姓曾，曾庆红的曾。2000年7月姐姐毕业！毕业后，姐姐想留校当老师，结果北大没有名额，不知道怎么她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她告诉我，她遇到一老太太，特别看中她。阅读全文(12) | 回复(0); 1130 次阅读|0 个评论

才子眼中的毛泽东（外一篇）: 热度 3 hcrm 2011-12-26 20:47; 作者按：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8周年，在他死后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以示纪念，现一起发在这儿以飨各位博友。才子眼中的毛泽东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各地举行了不少纪念活动，很多人也写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毛泽东”又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一般而言，人死之后，自然有人会说些话。这些话对于死者来说，大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向来不喜欢在别人后面议论什么，有话则当面说。毛泽东同志故去二十七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喜有忧，总体上是在不断进步。恩格斯说，马克思死后给世界留下了一块“空白”。然而，这“空白”是极其有限的－－它仅限于思想上，因为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邓小平同志传承了毛泽东思想，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宁愿毛泽东同志“复活”转来，可这不符合唯物主义。其实，谁都知道，毛泽东只是一个人，尽管头上的光环很耀眼。而神往往是人为造出来的，远古的时候人们是渴望获得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现在我们不用了，因为这种力量就蕴含在创造中。　　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曾经诞生过许多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被称为“伟人”或者“巨人”，毛泽东同志便是其中之一。古今帝王将相，生前好大喜功，身后大兴土木，劳动的永远是普通百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向全世界播放的也是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人们有这样的认识很正常，因为毛泽东同志大抵是令人敬仰的。然而，新中国的创立，并非他一人的功劳，那是千百万人牺牲的结果。人们不应该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回应群众的是“人民万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毛泽东同志认为，自己一生当中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前者已经被大家所公认，后者存在的争议颇大。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很值得史学家们认真研究，也值得我们后人倍加思索。“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造谁的反？闹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或许有些想法，但是否符合国情民意，大抵是需要商榷和检验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跳出中国看中国，中国自成“一流”。走上独立、民主道路的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使世界加深了认识。据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反政府组织，将《毛泽东选集》作为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在战斗，与一切旧思想、旧恶势力乃至霸权主义作着生死搏击。他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个战士。然而，斗争的方式千千万万，阶级斗争只是无产者求取解放、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在某些西方人眼里，共产党人很“残酷”，其领导者大都是“独裁主义者”。我倒以为，这种“残酷”与“独裁”，在他们的历史上也不乏鲜见。　　道路是曲折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国际歌》唱得好，“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毛泽东同志也不是什么“大救星”，他只是这支“解放大军”中的“领头雁”。他强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是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不全是个人魅力之所在。假如他逝世五十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他老人家九泉之下也会安息的。　　2003年12月25日历史可以这样写吗 --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7周年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评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过定论，套用小平同志的说法是“七分功三分过”，而且这“过”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应该都有份，也包括小平同志说的自己。　　对于历史的荣耀，相信很多人都会去争取；而对于历史的责任，也应该有人去担当才是。把一个从1949年到1976年这28年的历史，让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去承担，显然有失公允。既不能将所有的功都记在他身上，反之过也亦然。还是小平同志讲得透彻：因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他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和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小平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有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这也是中共中央作出《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核心问题当然是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为什么要这样定论呢？小平同志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诸如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等各个方面，不完全是历史学的学术问题。《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四期中《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一文，披露包括李维汉、夏衍、王光美、李锐等人发言例举毛泽东同志的“斑斑劣迹”，其实质无疑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这几乎是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否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你中共中央前面下了定论，我现在以所谓“披露史实”的名义表示质疑，这难道是学术的自由问题吗？试问，美国允许有人公开撰文诋毁华盛顿不？法国允许历史学家以研究之名诋毁拿破仑不？还有印度的甘地……等等。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对孙中山先生都能客观公允地评价，为什么对毛泽东同志要横加歪曲和丑化呢？！　　道理也很简单，这是少数人心怀叵测，在着力强化其政治倾向。这个倾向当然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正义的人们自然不会去捍卫错误，但更不会去助纣为虐。　　谨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7周年。　　　　2010年12月26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2044 次阅读|8 个评论

过分行政化与马克思主义学院间的关系: xuecw 2011-12-22 09:13; 行政领导多搞马克思和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机构的成立由多出自领导的想法课题和资源在文科评审中占优势上级要求要单独设这样的机构国家的重点支持这方面的学术期刊多，文章发表途径多，职称晋升容易。领导的需要就是市场需要。; 个人分类: 高教评论|1 次阅读|0 个评论

时间的力量: snzgdushu 2011-12-20 12:02; 青春匆匆，抓住青春这段时间，把时间都用在收获知识上面，这将是非常有力的生命的开始。时间能够让水滴石穿，让金石可镂，时间同样可以让我们变得有智慧。马克思说时间是劳动的尺度，即生产劳动的价值在时间的过程中获得了本来的意义，人的生产何不如此？时间是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的必须，可以认为自我的思考能力是人在大学最重要的能力，这能力就表明一种智慧。智慧不是很玄的东西，它就是你在这里获得的东西，受益一生的东西。大学既然为大学，就必然包括大学的独特之处，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大师很少，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因为大师是璀璨的星光，凤毛麟角。不过几千年的文明积累下来，大师也不少了。他们的话，他们的文字，都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大学学习过程中，我们往往会感到迷茫，那么去追赶大师的脚步吧，在“故纸堆”中去追寻古人的智慧，发现今人的愚钝。做人该要谦虚，向大师的经典学习是思考能力的第一步。先进去，与大师面对面，深山老林苦练内功，待下山入世才可洞察审慎明辨。既然来到人文社科领域，这个领域如今向你敞开，我们将慢慢进入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探秘，人文社科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不是其它而是读书与观察，在校园里读书是第一位的，观察是第二位的。舆论与老师往往强调“观察”，而不强调观察能力的培养，观察能力不在于观察次数的多少，而在于形成观察能力的读书与明辨过程。时间是我们的，不是任何他人的，时间的力量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展现。上了大学了，大家都想要成长、成熟，是有高度的还是无高度的，甚而是停滞的，完全在于对待时间的态度，是浑浑噩噩、朝九晚五还是悲壮地用好每一个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大脑，决定了未来一生的事业的高度。有人说，时间就是生命，果真是这样的：生命的意义在于时间过程中获得充实感，并且生命的时间形成了积累而可指向未来。水滴石穿，金石可镂，加油，青春在这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决心，如保尔柯察金一样的决心与信念，当生命的时间结束时不为这段青春羞耻悔恨。（作者：夏柱智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4049 次阅读|0 个评论

石庄开讲：人间正道: DynamoChina 2011-12-18 14:44; 人间正道20111214.part1.rar 人间正道20111214.part2.rar 人间正道20111214.part3.rar 人间正道20111214.part4.rar 石庄为博士生政治必修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导读之二人间正道在中关村教学大楼S101周一到周三，19：00－；周五13：30－开讲欢迎批评; 2997 次阅读|0 个评论

重访我的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热度 1 techne 2011-12-14 02:19; 重访我的母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王键　　毕业已经很多年了，以前回家时经常会回母校哈师大附中转转，但倒有很多年没访问过母校的网站。此前我知道师大附中的硬件条件是有很大改善的，比如校区扩大，运动场改建，教学楼和附属设施之类的，早都更新过，条件是相当不错的。但前几天偶然访问了一下学校网站，不仅大吃一惊。真是没想到，当初自己就读的这所学校，在硬件之外也居然会发展的如此迅速。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排名前十位的中学，而且涌现出名人一大堆。　　　　这位是沙洪泽校长。我在校读书时他还是副校长，那时也有过接触，留下的印象就相当好。后来前任王校长退休，他就被提拔为校长了，迄今已有10多年（此前担任副校长有10多年）。沙校长是很有水平的，即老成持重，又平易近人，讲话也很有水平。哈师大附中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位，沙校长的功劳最大了。　　　　这位是校党委书记刘大伟，是位口才极好的老师。我读书时他还是青年教师，担任政治课老师。就是从这位刘老师的讲课里，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了“黑格尔哲学”这个词。不过刘老师当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批判的方式来评价黑格尔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信息还是比较闭塞的，不像现在有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信息搜索工具。当时听到黑格尔的观点，真是觉得玄而又玄。　　　　这位是现任副校长付琪。我在校时他也还是政治老师，典型的东北大汉，说话做事极其豪爽，充满男性气概。　　　　　　这位是现任校党委副书记张静萍，我在校时她教我们地理课，是一位非常耐心非常随和的老师。可惜我们那届随后高考改革，理科不再考地理课目了。不过后来经过调整，似乎又考地理了吧。　　　　这位是前辈苏宁，为救战友挺身而出排险而牺牲，是师大附中校友。我在校时就听说过他的事迹，不过那时我还太年轻，根本体会不到其中的意义。　　　　这位是2011年度附中之星常艺凡，同时被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录取，均获全额奖学金。实在太厉害了，这位小师妹确实很优秀。　　　　这位80后美女是旅游卫视的主持人韩姝，无数粉丝心中的小天使和雅典娜。哈师大附中2001届毕业生。　　　　这位暂时还算不上名人，不过是我高中时可爱的同桌，现在也已功成名就头衔一大堆，博士，副教授，某学会理事……在附中读书时最喜欢的就是她了，毕业后还写信向她表白，歇斯底里地追求了一番……可惜和同桌还是没有缘分啊。^_^ 不过，看到她的职称和业绩，真的还是感到有压力。在中国生活，有些事情和方向确实是很犯忌讳的，如果坚持去追求真相，必然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据校方的不完全统计，2011年哈师大附中高二和高三学生中已有四十多人考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匈牙利、新加坡等国外的大学。在我读书的时候，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另据校方统计。哈师大附中2011年保送生共计38人，56人次。38人中有5人为现高二学生，33人为现高三学生。无论是高三还是高二，哈师大附中保送生人数都名列全省第一。无论是高三还是高二，哈师大附中又一次名列全省第一。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在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内，公认最好的中学是哈三中（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师大附中只能排第二，现在行情显然已经变了。对此沙校长显然功不可没啊。不过说到这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问题：等沙校长退休了可怎么办？　　　　最后这张图片是美国某评估机构对中国中学的排名。哈师大附中名列第九。在整个东北，哈师大附中排第二名，仅次于东北师大附中。即使在上海，这个成绩也能够排第三名。虽然已经毕业了很多年，但看到这么多母校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不仅回忆起当年在哈师大附中度过的那一个个难忘的日子，情窦初开，朦胧岁月，在绿茵场上的奔跑和拼搏，知识的启蒙和考试的紧张，还有如此之多的欢笑和哭泣…… 　　今天母校发展了到一个新的水平，让我想起自己在母校曾受到的教诲。在一个人的早期阶段，所受的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自己在哈师大附中学习的日子里，从没看到过有人考试作弊。学生风气是非常好的。老师也都很正派。自己当年的那些同学，也大都很正直，没有猥琐龌龊之徒。其中最有成就的8-10人，则大多已赴国外定居。这可能是唯一的遗憾。不管怎么说，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回报母校。一所好的学校，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个人分类: 时世评论|2805 次阅读|1 个评论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什么: 热度 3 bison55 2011-12-11 16:59; 信仰是需要理由的，否则便是虚假的，你信不信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这没关系，我也曾是反对者和怀疑者，但今天我却是坚定的信仰者，我的信仰并非宗教式的神秘，而是通过现实、人性、规律、逻辑以及社会发展趋势论证而来的。你可以不信，但没必要闭目塞听，否则你就是年青的衰老者。或许我的见解你并不认同，我只希望你能看清一些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原则，把它当万能药的结果就是其啥病都不能治，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第一部分介绍本理论大纲是为那些社会发展迷茫者提供一个参考，为那些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的人提供参考，为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提供参考。具体理论内容，本人还在不断的完善，坚信技术社会化是社会制度文明的钥匙。 1、你烦老马不，可你曾记得无比崇拜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理解上总有偏差，根据第一印象理论：重新认识比新认识要困难的多，要人改变已有偏见，有时候相当于要人命！对此，请不适合学习马克思主义者远离，以免互相伤害。如果愿意了解，可点击：《哪些人不适合学习马克思主义》 2、啥，还讲马克思主义，谁不知道，呵呵，没说你不知道，问题是，你知道，却不见得说的对，信不？如果愿意了解，请点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wNDY3NTM2/v.swf 3、神了，不就一个马克思吗，有那了不起？告诉你吧，你以为人与人的差距是财富？还是权力？还是名望，都错啦，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力，思想影响力虽出无形，却往往被历史承载着。一个人伟大，并非靠其财富、名望或权威，而是其影响力，而其影响力关键在于他的思想魅力。如果愿意了解，马克思为什么这么受人看重，请点击：《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 4、理论的魅力在于表达的力量，你要打算做个普通小女子，建议别害了好理论。学而不用，不如不学，感觉无用，那是认识太浅。如果想了解，请点击《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5、会实践的人最多是个劳动模范，会宣传的最多是个领导干事，会探究的记录者到后来，都会成名人，你呢，爱情片看那多，会谈恋爱吗？因此，实践，实践，永远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充分掌握理论精华。可有同学问，那我们天天上课，那里有实践。错！错！错！理论思维认识的提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语言实践，借助虚拟技术，我们可以完成大量实践。如果想了解，请点击：《如何用实践的方式学好马克思主义》第二部分一个如同爱情一样永恒的主题物质、意识和实践 ——意识，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其关键在于运动，而运动的形式则与运动主体类似的实践有兴趣的话可点击：《我们的世界观——物质意识与实践》第二部分我们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上帝是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但都觉得很牛，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指万事万物所普遍存在和运动的规律罢了。 1、首先，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联系且发展的样子，否则我们怎么会想到有上帝存在呢？如果要了解，请点击：《联系发展的世界》 2、其次，既然在上帝，为啥不管我们，原来世间充满了矛盾如果想了解，请点击：《矛盾的世界我们得辩证的看》 3、再次，质量互变的规律大家都知道，可现在是信息社会，人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功能上完备的虚拟技术条件下的意识转变，结构性变化的重要性日趋显著，要不怎么理解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贫穷者注定就是弱势群体？如果你重视结构性量变的话，请点击《质量互变规律》 4、如何解释生生死死，来来往往，既然来此一生，就要知道怎么过的更好。面对困难、挫折和打击，我们有什么理由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在现实中寻找社会发展信念的理由之外，我们还需要理想逻辑来支持我们的理想信念。如果想了解，请点击：《否定之否定的世界》第三部分认识论——我们何以认识世界，又如何与世界相互作用有人说，我了解你，其实只是了解你所需而已，你以为真了解你啊，说实话，你自己了解自己不？可有人非说江山易改，自己本性就是善良的，说这话的人，他根本就不清楚，人性是如何来的。因此，我们要反思，我们怎么认识事物的，我们又如何与事物相互有关系的? 1、人与人的差距不是生理性的，而是思想的差距，研究思想来源，可以了解人与人不同如果感兴趣，请点击：《我们的认识是怎么产生的》 2、有人喜欢实践，喜欢吃一“贱”，长一智，可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实践，比如说农民或运动员，智商就高吗，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文明时代，众多民众思维停止的感性造成悲剧不断发生。因此我们要了解：《认识的发展规律》 3、每个人都有偏见，偏见又何以产生，对我们认识是阻碍还是推进？“我爱你”三个字的回应“我知道”对吗？相信的与知道的是两码事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点击：《真理与价值》第四部分社会与历史我们常常谈论社会如何如何，其他国家怎么怎么，可你知道是什么东东决定着这千变万化的历史现象？历史虽是无数个偶然因素组合而成，但我们却发现历史规律如此现实，就如我们走路必须站着，睡觉必须躺着一样，技术进步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一切根源。如果想了解，请点击：《历史的基本常识与规律》第五部分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 1、资本主义激发人性的前提是，先将人类逼向无法选择的唯一价值——金钱之上，然后使之成为人类的普遍权威上帝，剩下的人们也只能以此活着，而且还要不断的自我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感兴趣，请点击：《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 2、资本主义矛盾主要表现为劳资矛盾，首先是有钱人与穷人，也就是靠所有权获得财富者和靠劳动付出换回收入者之间的竞争，其次是劳动者之间为了生存的职业竞争，再次，资本家为了生存的金融竞争。如想了解，请点击：《资本主义的是与非》 3、近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当社会混乱时，专制往往是有效的，当和平时，民主往往是高效的，因此，我们辩证的看，资本化和社会化，私有化和公有化，市场化和行政化都是有必要的。未来社会是现在社会的结果，虽存在变数，历史的决定者——经济与技术始终是仲裁者，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有判断依据吗？如果想了解原因，请点击：《资本主义的未来》第六部分共产主义还是共享主义？共同生产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共同享有的社会还是可能存在的，网络资源共享已经说明有很多人愿意分享个人资源，并以此骄傲，当生产力及物质资源极为丰富时，排除人类虚荣等恶性习惯后，人们的生活即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也有人感觉不到？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点击：《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 个人分类: 文化观点|4298 次阅读|8 个评论

这边饶施输了=中国院士制度完蛋了 vs 那边凯恩斯输了=马克思赢了: 热度 2 laserdai 2011-12-11 02:54; 前几天，给了一个很简短的分析，断定施一公今年选院士输了，分析与点评：施一公为什么此时此刻对准空气污染踢一脚？ 2011-12-0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99360do=blogid=515595 随后，饶毅呐喊了，侧面证明这次施一公彻底输了，高于院士水平的北京副教授， 2011-12-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516092 公元2011年12月9号，最后的结果公布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这里的空气沸腾了，饶毅让中国院士走下神坛，陈儒军饶毅教授告诉我们，施一公教授彻底出局，黄秀清在中国，写博客的人评不上院士，吴宝俊饶毅和施一公双双落选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王涛然而，这沸腾的温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最后会出现一个大爆发，这个爆发是一个历史上的里程碑，上面标志着，中国的院士制度完蛋了！！！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地沟油等等等等之后，这次轮到的是中国院士，今后没有人相信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真正‘ 高 ’了，当然，这些院士其他方面的高水平，是应该继续令人向往、敬佩与仰慕的。我觉得，施一公没有必要公开声称，今后再不参选中国的院士，但是更重要的是行，今后真的完全没有必要跟他们撤乎了，趟这浑水了。以后的称号，就使用，‘永远非中国院士’的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以后还会有更多人加进来的，最少有我。现在抛开这个话题，讨论另一个输赢问题，那就是，凯恩斯输了，马克思赢了欧债危机神马的都是浮云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文章来源: 凯迪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440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3400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转型之重，重在法制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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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共产党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whyhoo 2011-12-10 10:34; 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90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党90年的历史，就是在风云激荡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风险考验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改革、建设、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胜利前进。　　一、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决定的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9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毫不动摇地选择、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科学的，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160多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借鉴和吸收了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在广泛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比如，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就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合理思想。又如，从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三大发现”中，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并把其看作唯物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所吸收和借鉴的知识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领域，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与继承性相统一的学说，它总是以开放的姿态，科学借鉴、科学扬弃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解放的思想体系，是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它毫不掩饰自己的阶级立场，公开声明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的理论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工人阶级是与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其根本利益和要求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彻底解放的必然趋势相一致，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所固有的阶级狭隘性和片面性，它的阶级性与真理性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是以事实为依据，都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性，又决定了由此产生的思想理论体系必然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的。　　我们党毫不动摇地选择、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有机统一的伟大真理，能够与时俱进地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90年来，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历史作用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以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人民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之所以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组织起来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为了救国救民，中国的进步政治力量、仁人志士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辛历程，但是他们都未能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们的各种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贫弱屈辱的悲惨命运。这个历史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开创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进行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件大事与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伟大成就；而一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必然会遭受重大挫折。可以说，没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不会有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不能要求他们具体地回答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与行动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造，这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惟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正确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正确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选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全党全国人民郑重选择的结果，是全党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和马克思主义居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任何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用资本主义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企图，都是违背我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上，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没有因为被写入宪法和法律而变得一劳永逸、高枕无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谁来占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也不可能保持“中立”。正如列宁所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客观上就是支持和放纵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然使社会主义中国失去主心骨，就会失去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思想基础，导致人心大乱，进而引起社会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证明了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将导致丧失政权的严重后果。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不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不论前进的道路上面临多么错综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全党同志要以高度的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毫不动摇的立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捍卫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坚如磐石。　　（执笔：刘建武）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tbzt/jdjszntbzt/zywzjd/201108/t20110831_106926.htm; 个人分类: 政治|8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仍要不断学习毛泽东: whyhoo 2011-12-10 10:11; 内容提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尽管时代已经进到21世纪,但是毛泽东思想仍在指导着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本文以近年来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理论创新进程中面临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例,阐明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仍要不断学习毛泽东。　　50多年前,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来临之际,联系到近几年在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程,深深地感到:学习毛泽东,学无止境。过去学过,现在还要学;现在学了,以后结合着新的实践还要不停地重新学习。这里仅撷取几个镜头,以告慰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在发出指导思想的熠熠光辉,仍然在新的实践中富有生命力地不断发展着。　　一、执政党必须实行统筹兼顾方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首先要对执政党的特点及其应采取的基本方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党尚未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搞革命。这就要通过阶级分析,组织阶级队伍,同敌对阶级展开殊死的斗争。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以整合整个社会。更何况,一个执政党必须对它执掌政权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负责。这是我们研究执政党理论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认识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同志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要讲清楚这一问题并让人信服,并不容易。学习毛泽东,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指南。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阐述这次党代会的目的和宗旨是要“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时,明确地指出:“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1957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我们管事”即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他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统筹兼顾”这种执政党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请注意:他讲的是“人口”,而不是哪一些“阶级”。毛泽东还特地设问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也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但又不能顾此失彼,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受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执政党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一步用“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即在锐意改革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已经在新的实践中被赋予更多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党中央重视统筹兼顾方针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 　　在许多人看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那种个体的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阶层就是个体劳动者和资产阶级。其中,“私营企业主”就被看成是新型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观点,往往会被许多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时,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那么,他是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呢?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一可操作性很强的著作中,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区分阶级阶层时,不仅看各个利益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或占有多寡,而且看他们是否参加劳动,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从劳动中获得以及获得的比重是多少。比如他说:“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有意思的是,他还说:“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也就是说,是否劳动,是否以劳动为生,是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主要就是地主不劳动,富农参加劳动;富农与中农的区别,除了生产资料多寡以外,主要是富农“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而“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与贫农的区别,除了生产资料多寡以外,主要是“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贫农与工人的区别,主要是“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毛泽东这篇著作,尽管没有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属于什么阶级(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结论! ),但是他研究阶级阶层的方法对我们是有直接的启迪意义的。这就是不仅要看他们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而且要看他们是否劳动,要看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是通过劳动获得的。　　经过全国范围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获得的基本情况是:(1)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是在我们党的改革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2)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绝大部分没有脱离劳动,他们从事的经营管理是劳动的重要形式,至于民营科技企业的业主大多是科技工作者,企业的产品即他们或他们参与研制的科研成果,科技工作更是劳动的重要形式;(3)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不仅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大多是复杂劳动,创造着比简单劳动多得多的价值;(4)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相当多数拿工资,以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不少私营企业主在工资之外还有凭借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非劳动收入,其用途很复杂,有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也有用于个人消费的,但调查数据表明,他们的税后利润近80%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国家法规规定不得低于50%),即主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是既占有生产资料,又从事着复杂劳动,既有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又有合法的劳动收入,而生活来源主要靠劳动的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在社会主义“普照的光”下发展,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他们与过去的资产阶级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当然,在研究这一新情况时,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如何看待他们在这短短几年、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资产?毛泽东的论述也给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曾经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要求资本家将企业利润的3/4用于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所得税和扩大企业设备的公积金,只准将1/4的利润归资本家用于消费。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益,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他还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重温毛泽东这些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点是, 他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不仅看其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而且强调它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相联系,对谁有利;与此直接相联系的另一点是,他把企业积累下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产看作是为工人和国家服务的资产,指出其中仅仅有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因此总体上是把这部分资产归入“带着很大社会主义性质”的范畴之内的。　　正是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及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使我们在对今天现实阶层结构变化状况的研究中认识到:一方面,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事着各种劳动。我们“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另一方面, 要承认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积累了可观的私有财产, 但同时要看这些财产是否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三、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不是社会成份　　众所周知,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因过去有过文件规定,还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政治问题。　　党中央在研究和解决这一难题的时候,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创造性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发。　　当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怎样领导革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怎样建设一个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找到了“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1927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1928年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929年6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还认为:“党的主要的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份仅占全党百分之七,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农村党员中还包含富农甚至地主的成份,农村支部多与群众混合。”可见,当时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大量发展工人党员,认为这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到1930年3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还规定了从4月到5月中各地发展工人党员的指标。如广东工人党员要达到10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400人;河北工人党员要达到10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500人;江苏工人党员要达到15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800人;湖北工人党员要达到800人,其中产业工人党员达到400人;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工人党员1928年6月占党员的比例还是10.9% ,到1929年时减到7%,到1930年7月时又减到5.5% ,1931年9月又降到1.6%。这一情况同当时党中央对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部署正好相反。　　出现这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一个个农村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毛泽东认识到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党应该按照什么思路来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也突出起来。在1928 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对“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这一重要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把“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个决议还指出: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就是说,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要求,在实践中形成的。　　对毛泽东这一建党思想,当时在党内的认识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党内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的口号是“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1933年5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在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口号后,指出:“有不少的党部把党内从非无产阶级非半无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无差别的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如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不少的在革命斗争中坚决,在工作上积极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干部和党员,因为社会成分是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其中少数是知识分子。这种错误办法,不仅使一部分坚决的积极的但是成份不好的党员,感觉没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给了掩藏在党内的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断宣传的武器。”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一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才认识到毛泽东建党思　　想的正确。所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决议还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这个决议, 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主要从思想上建党而不是主要从成份上建党的重要思想,而且是党内较早阐述这个重要思想的重要文件。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提法上,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精神没有变。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了党建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到1945年党的七大,根据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对各种成份的人的入党如何掌握,作了具体规定。　　七大党章规定: 　　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 　　(甲) 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机关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 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央、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边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处理之。　　(丙) 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还有(丁),讲原来是其他政党的党员,要加入共产党,该怎么掌握。这里不引用了。　　这一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是这样几点: 　　1.判断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机关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看党的主张即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　　2.吸收党员,要讲成份和阶级出身,但主要不是看他的社会成分,而是看他是否拥护党的纲领,并为之而奋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来自非劳动阶级、阶层的革命分子,在入党时必须经过严格考察,以防止坏人混入并避免盲目地大批吸收入党)。　　3.党是共产主义熔炉,要教育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因为按照对党的纲领的态度来发展党员,党的纲领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愿意为最低纲领奋斗的人就可以加入共产党,但这不等于他已经具有无产阶级的最高阶级觉悟,党还要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纲领的关系,为最高纲领而奋斗,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　　由此可见,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既坚持马列主义,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他当年在农村领导革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工人,加上雇农,无产阶级的数量也不会多,因此提出主要从思想上来建设党。没有思想解放的魄力,这样一种有伟大创造性的理论是提不出来的。　　尽管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与毛泽东那时还不完全相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毛泽东当年的做法,但是毛泽东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则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学习的。江泽民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十分重视。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以及中央决定在《求是》杂志重新发表瓦窑堡会议决议相关内容这一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在吸收党员问题上作出的重要决策,正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和党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简短的结论　　本来还可以写更多的问题,因限于文章篇幅就写了这三个镜头。之所以称它们是“镜头”, 因为它们是这几年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理论创新时,实际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或这些“镜头”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尽管时代已经进到21世纪,但是毛泽东思想仍在指导着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　　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今天新的实践的指导作用,无非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毛泽东的思想及其论断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如“统筹兼顾”思想;另一种情况是,毛泽东当年处理问题的一些思想和做法,虽然与今天我们研究的问题不同,有不同的针对性和对象,但对我们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给我们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有重要的启迪。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学习毛泽东,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研究员）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zl/ztck/mzdsx/201105/t20110517_81087.htm; 个人分类: 政治|87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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