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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跑警报—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yanguojin 2011-9-6 07:42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198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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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汪曾祺作品中的西南联大
yanguojin 2011-9-6 07:40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   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   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   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   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   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   “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队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   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   除了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的是出让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让的衣物就放在大门旁边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货付钱。也有寻找失物的启事,大都写着:“鄙人不慎,遗失了什么东西,如有捡到者,请开示姓名住处,失主即当往取,并备薄酬。”所谓“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贴出启事:“寻找眼睛。”另一位同学在他的启事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问号。他寻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镜”。   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马路。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柚加利树(即桉树,云南到处皆有)。   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   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   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离核桃”,卖泡梨——棠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   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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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泡茶馆——汪曾祺笔下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yanguojin 2011-9-5 22:13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便是凤翥街口,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   路东一家较小,很干净,茶桌不多。掌柜的是个瘦瘦的男人,有几个孩子。掌柜的事情多,为客人冲茶续水,大都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担任,我们称他这个儿子为“主任儿子”。街西那家又脏又乱,地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这家茶馆正在凤翥街和龙翔街交接处,门面一边对着凤翥街,一边对着龙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闲人、赶马的“马锅头”、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皮制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支一支地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每天下午,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说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这应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我一直没有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我有一次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儿,是:   ……   良田美地卖了,   高楼大厦拆了,   娇妻美妾跑了,   狐皮袍子当了……   我想了想,哦,这是一首劝戒鸦片的歌,他这唱的是鸦片烟之为害。这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呢?说不定是林则徐时代某一忧国之士的作品。但是这个盲人只管唱他的,茶客们似乎都没有在听,他们仍然在说话,各人想自己的心事。到了天黑,这个盲人背着扬琴,点着马杆,踽踽地走回家去。我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么?   进大西门,是文林街,挨着城门口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最无趣味的茶馆。茶馆墙上的镜框里装的是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蓓蒂·黛维丝、奥丽薇·德·哈茀兰、克拉克·盖博、泰伦宝华……除了卖茶,还卖咖啡、可可。这家的特点是: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麂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似的女同学。有时到了星期六,还开舞会。茶馆的门关了,从里面传出《蓝色的多瑙河》和《风流寡妇》舞曲,里面正在“嘣嚓嚓”。   和这家斜对着的一家,跟这家截然不同。这家茶馆除卖茶,还卖煎血肠。这种血肠是牦牛肠子灌的,煎起来一街都闻见一种极其强烈的气味,说不清是异香还是奇臭。这种西藏食品,那些把头发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绝对不敢问津的。   由这两家茶馆往东,不远几步,面南便可折向钱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家茶馆是“老式”的,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了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筒口内,尽力猛吸,筒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吸时尤需底气充足。这家茶馆门前,有一个小摊,卖酸角(不知什么树上结的,形状有点像皂荚,极酸,入口使人攒眉)、拐枣(也是树上结的,应该算是果子,状如鸡爪,一疙瘩一疙瘩的,有的地方即叫做鸡脚爪,味道很怪,像红糖,又有点像甘草)和泡梨(糖梨泡在盐水里,梨味本是酸甜的,昆明人却偏于盐水内泡而食之。泡梨仍有梨香,而梨肉极脆嫩)。过了春节则有人于门前卖葛根。葛根是药,我过去只在中药铺见过,切成四方的棋子块儿,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原物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昆明才见到的。这种东西可以当零食来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一截葛根,粗如手臂,横放在一块板上,外包一块湿布。给很少的钱,卖葛根的便操起有点像北京切涮羊肉的肉片用的那种薄刃长刀,切下薄薄的几片给你。雪白的。嚼起来有点像干瓤的生白薯片,而有极重的药味。据说葛根能清火。联大的同学大概很少人吃过葛根。我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要买一点尝一尝的。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回到文林街。文林街中,正对府甬道,后来新开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特点一是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卖绿茶和红茶。红茶色如玫瑰,绿茶苦如猪胆。第二是茶桌较少,且覆有玻璃桌面。在这样桌子上打桥牌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因此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之风很盛。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昆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热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闲在,很热衷地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   文林街的东头,有一家茶馆,是一个广东人开的,字号就叫“广发茶社”——昆明的茶馆我记得字号的只有这一家,原因之一,是我后来住在民强巷,离广发很近,经常到这家去。原因之二是——经常聚在这家茶馆里的,有几个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学生。这些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玩世不恭。那时联大同学常组织什么学会,我们对这些俨乎其然的学会微存嘲讽之意。有一天,广发的茶友之一说:“咱们这也是一个学会,——广发学会!”这本是一句茶余的笑话。不料广发的茶友之一,解放后,在一次运动中被整得不可开交,胡乱交待问题,说他曾参加过“广发学会”。这就惹下了麻烦。几次有人专程到北京来外调“广发学会”问题。被调查的人心里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来外调的政工人员态度非常严肃。广发茶馆代卖广东点心。所谓广东点心,其实只是包了不同味道的甜馅的小小的酥饼,面上却一律贴了几片香菜叶子,这大概是这一家饼师的特有的手艺。我在别处吃过广东点心,就没有见过面上贴有香菜叶子的——至少不是每一块都贴。   或问: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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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与一流大学
热度 13 wujingzhi 2011-9-5 19:45
叶笃正先生又提起了西南联大的话题 , 也引起我的兴趣。于是,今天找了关于西 南联大的纪录片 看了看,确实感人至深,令人沉思良久。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值得每个大学里的人认真看看。 西南联大凝结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自强、自尊、求索、求知、无畏、无私……西南联大的短暂历史,或许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才重新被人认识,或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被人们所真正理解。 西南联大的历史,与当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强烈的对比,不能不发人深思。 西南联大的历史,是部百科全书。这从纪录片里众多清史垂名的大家就可见一斑。如叶老所言,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值得好好总结一下。我还以为西南联大的全部历史都值得好好总结一下。这部历史里每个相关的人都是不同寻常的人,每件事都是不同寻常的事。它的前因后果都是用无数英烈的鲜血所谱写的。如习校长所说,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 的总汇。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与西南联大比起来,无论从学术成就还是社会价值,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教授成就,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了当年的炮火和欺凌,没有了当年的牺牲与艰苦,现在的少数教授和学生,也似乎少了股精神,缺了点骨气,多了点铜臭,沾染了些卑劣。 自己不懂的,敌人会教给我们。过去不足百年的历史已被人们淡忘,逝去不过几十载的先辈已经被人们忘却,甚至不以为然。遭受侵略与欺凌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今天的安宁与收获都来之不易。 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步伐不会停止,广招世界人才不惜千金,如果能再有点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们的一点精神和骨气,一些自强自尊,一些无私无畏,一些爱国爱知,那么,生根于中华大地的真正的一流大学,当泽被千秋,惠及万世。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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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温总与叶笃正先生重提西南联大精神
冯用军 2011-9-5 17:18
[转载]温总与叶笃正先生重提西南联大精神
温家宝总理亲切看望三位老科学家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5584532.html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这是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内温家宝与叶笃正交谈。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新华网北京 9 月 4 日电(记者李斌) 4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了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和他们共同探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温家宝一直对为我国科技、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心怀敬意。他和其中许多人都长期保持着联系,每年都抽时间登门看望。    95 岁的叶笃正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不仅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创立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还倡导全球变化研究,在气象理论研究和对外国际交流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温家宝亲切地与叶老交谈,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治疗情况。温家宝说: “ 我昨天还在仔细看您的著作,您在学术研究中把气候、地球、物理和人文都联系起来了。 ” 叶老就全球气候变化谈了自己的见解。温家宝说,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碳排放降下来,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气候变化的国际咨询和科研机构。叶先生不但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他非常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关心全民族科技素质的提高,写了许多科普读物。 叶老接着向总理建议:应该把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西南联大的教育思想好好总结一下。温家宝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吸收和借鉴老一辈教育家的优秀教育思想和做法。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这是在师昌绪家中温家宝与师昌绪夫妇交谈。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91 岁的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学家、高温合金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直非常关心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发展,曾就碳纤维、纳米技术、发动机材料、镁合金等科技发展提出很好的建议。师先生如今虽年逾 9 旬,但仍然活跃在前沿领域,最近又提出将飞机发动机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议,中央高度重视。温家宝和师先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十分熟悉。在师先生家中,他告诉总理,自己现在还天天上班。看到师先生身体健康,温家宝高兴地说: “ 您不仅关心材料科学的发展,还就更好地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提出了许多建议。最近您关于把航空发动机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建议,我认为这意见很中肯和有意义。 ” 从加强材料科学研究到改革科研体制,温家宝对师老的建议一一回应,表示将认真研究。临别时,师老又向总理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媒体宣传科技的内容,提高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温总理说: “ 您说得对,全社会都要努力营造发展科技事业的良好氛围。 ”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利用周末时间,登门看望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这是在王忠诚家中温家宝与王忠诚交谈。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86 岁的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国内脑血管病的综合治疗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其中脑干病变和脊髓内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王先生在学术上敢于创新,学风严谨;在工作中医德高尚,救死扶伤。在王忠诚家中,温家宝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亲切地聊着。王忠诚说,医生要终生学习,同样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现不一样。医生的学风、医德都很重要。做医生首先要端正态度,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温家宝对此十分赞同。王忠诚接着对总理说,现在我国神经外科医生数量少,难以满足病人的需要,建议国家加强对神经外科医生培养的力度。温家宝当场表示:您的要求,我记住了。临别时,温家宝叮嘱王忠诚家人要好好照顾好老人。 ( 转载自人民网、新华网 ) 王忠诚先生 师昌绪先生 叶笃正先生
个人分类: CNPI中国国家国力研究院|20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政道被逃课
热度 2 Fangjinqin 2011-8-11 10:49
李政道被逃课 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7-07   抗日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迁至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转学西南联大的李政道选修了叶企孙的电磁学课,虽然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幽默有趣,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但李政道却只顾低头看书。   这学生又不缺课,来听课了,却又不认真。叶企孙脾气修养好,从不责骂学生,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提问李政道,李政道从来都对答如流。一次下课,叶企孙特意来到李政道身边,问李政道在看什么书呢?李政道一时满脸通红,尴尬万分,只好把书给叶老师看,等着老师的责骂。叶企孙翻到封面,此书原来是李政道从图书馆借来的电磁学高级教程。   “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叶企孙和颜悦色地问。   “能,快看完了。”李政道怯怯地回答。   “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叶企孙仿佛在问李政道,也仿佛在问自己。   李政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低头不语,只是愣愣地站着。当时是个师道尊严的时代,怎么能不认真听老师的课呢?何况听课是学生的天职。   还是叶企孙打破了沉默,依然微笑地说:“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李政道就再也没听过电磁学课,独个儿在图书馆研读一些专家的著作。叶企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特意组织了一次考试。李政道一气呵成答完了试卷,并第一个交了试卷,心想不得满分,也应该接近满分。考试成绩出来了,李政道只有 83 分。   他拿着试卷,心想总不止那么少分吧,但也不敢去问老师。然而叶企孙却主动找到李政道,说:“也许你不理解为何只给你 83 分。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   从此,李政道总是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把理论和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极大增强了他的思维能力,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兴趣和天才,以至于一些高年级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来请教他。    1946 年刚过春节,政府选派数理化三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于是叶企孙力排众议推荐了最具天才的李政道。要知道,彼时的李政道还是二年级学生,没满 20 岁。而叶企孙破格推荐如此年少之人赴美,一时引起各方争议,轰动了西南联大,后来也成了西南联大的佳话。   仅仅 11 年之后,时年 31 岁的李政道和师兄杨振宁一道便在美国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华人首次荣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成为一代国际物理大师,固然有其天资聪颖,在他成长中受到了很多前辈的关怀,但他最难忘的就是在西南联大被逃课的经历,是叶企孙的因材施教和不拘一格,激励着他抛弃了形式主义,不去浪费无谓的精力,聚精会神直逼事物的本质,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彭龙富) 转自 羊城晚报 2011 年 7 月 1 日
个人分类: 人物素描|2013 次阅读|2 个评论
走近“大师”、感受伟大——西南联大名师之一
热度 5 adamliu800 2011-3-3 22:59
走近“大师”、感受伟大——西南联大名师之一
前几天,“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院士离开了我们,细心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履历中发现其毕业母校: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个闪光的名字,它汇集了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才俊,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刚毅坚卓,创造辉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John Israel (中文名易社强)曾这样评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今日追忆的这批大师,正是西南联大的栋梁。 文学院: 冯友兰:冯先生时任文学院的院长,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我一直尊重冯先生的学养,只是造化弄人,解放后的政治运动,确实让老人有些为难,用今天的标准或许能够宽容些对待,毕竟在文革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老还是笔耕不辍,奉献了他的学术著作。他曾对自己的保健医生说:“我现在之所以还需要你们救我,是因为我的书还没有写完,等我写完了,也就不要救了。”今天,我们在纪念冯先生时常提到一副对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生前自撰茔联)这是先生自己对其学术生涯的总结,亦是他留给后人的财富。冯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打下了国学底子,早年留学美国,引进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纂,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审读,给予评价:“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 1940 年)、《新事训》( 1940 年)、《新原人》( 1943 年)、《新原道》( 1944 年)、《新知言》( 1946 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后赴美讲学,讲稿汇集为《中国哲学简史》,深入浅出,今天仍是中国哲学的超级入门书。加上之前提到的晚年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史成就,贞元六书,人生至此,已无憾矣。 陈寅恪:陈先生身后有太多的传奇,太多的惊叹,太多的遗憾。名门之后,祖父是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晚清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哥哥是清末民初大画家——陈衡恪(字师曾)。他本人则被冠以了“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注意,没有“之一”。如此高的评价,绝非空穴来风。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他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听课者甚众,就连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这一类的教授也尊称陈先生为老师,听讲向学。陈师在讲授隋唐史时,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此等气势实在激荡,开独立创新之风,折煞今人。遥想当年学生(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着实令我辈艳羡。我国传统文人以人品德才为第一标准,西方学术体系则以严谨治学为准绳。陈先生正好符合这两个标准。他早在 1929 年为已故的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撰写碑文,内有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人生的写照与座右铭,他对中古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在学界传为佳话。此外,他的学生回忆“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其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陈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双目失明,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与顽强的精神,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是在与自己较劲,考验自己的生平所学,解放后,他依然转变学术研究方向,从历史学到文学,研究的是不被人熟知的偏僻领域,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尽是为女子立传(《柳如是别传》),常人不解,其实他将自己的人生与态度写入了此书,柳如是在极度艰难的情形下与周身抗争的精神最为他珍视。她也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化身。 西南联大的文学院群星璀璨,其他学院也是大师云集,此文待续,敬请期待! 附: 走近“大师”、感受伟大——科教救国 之 一 走近“大师”、感受伟大——科教救 国 之二 走近“大师”、感受伟大—— 西南联大名师之 二 注:图片来自网络,仅供欣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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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成功的三大核心要素
lgmxxl 2010-12-2 09:27
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成就被称为中国大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在建校不到 40 年、独立办学不到 9 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世界大学史上的奇迹:培养了 8000 学生,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人物。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6 位是联大校友; 2000 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 3 位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 90 人;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本土培养的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学者易社强以中帮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盛赞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的成就。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三个核心要素铸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一、一个好的校长 西南联大成功的至大法宝就是有一个好的校长,这个校长即是梅贻琦。内迁的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但张、蒋两位校长一是为了给年轻的梅创造独立工作条件,二是两位均在重庆另有职务,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有两大突出贡献,这两大突出贡献为成就西南联大的辉煌打下了坚守基础。 第一,不揽权,实行教授治校。 梅贻琦认为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人,大学必 须由 教授来治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大学治理结构层面,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由 全体 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教授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二是由三常委、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从西南联合大学的治理结构上看,其大学制度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极 易造成 教授会成为摆设,造成常委会的集权,也就是校长梅贻琦的集权。但由于梅贻琦不揽权,在西南联大实践教授治校成为可能。在西南联大,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 任均由 教授兼任,没有副职,且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总之,西南联大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的主要成员 都是 教授,各种委员会也是由教授组成。西南联大的重大事情 都经过 教授会议讨论决定,教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重学术,践行兼容并包。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 蔡孑民 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 梅贻琦认为,兼容并包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正是他的这种思想,使西南联大成为学术自由的堡垒。来西南联大讲学的名人,既有陈独秀,也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西南联大教师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也有地下党组织。即便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残酷的镇压时,西南联大也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正是梅的兼容并包,使西南联大汇聚了一批令人 仰慕的 教授阵营专家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吴宓、钱钟书、卞之琳、汤用彤、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向达、钱穆、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陶云逵、陈序经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杨武之、华罗庚、陈省身、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吴大猷、王竹溪、曾昭伦、苏国桢、冯景兰、施嘉汤、赵九章等。 二、一支视学术为生命的教授队伍 西南大学有一支令人 仰慕的 教授队伍,但真正让这支队伍发挥作用,并不是易事。在西南联大既有学术之争,也有人事安排之争,但最终两类争论也只限于学术领域。在学术上,最主要的争论有三个:抗战亡国与必胜之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中西文化之争。但最终,真理越争越明,大家在争论中并没有带入过多的个人情感,争论也没有伤及感情。在人事安排上,主要是三大学之争。在这方面,梅贻琦及另二位领导总能体现礼让的特征,宁可自已学校吃亏,也要保持三校的联合。 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争论,既需要有校长的科学领导,也需要教授个人的人格品质和素养。在领导方面,三位校长都秉持大局,以团结为总,都抱有宁可自己学校吃亏的思想。在教授方面,也充分体现了教授个人的学术追求、良好素养和高尚人格。 首先 ,三校教授不求当官。三校合并后,没有一位系主任、院长去跑官,也没有那一位主任、院长因落选而使绊子。相反,大家都能做到敬贤让能,尽力推荐德高望重者来担任这些职务。这些教授没有一个人把此兼职当成官,倒是经常干一段后,会因害怕学术落伍而辞职。总务长 沈履 教授和校务会议代表 朱自清 教授都曾上书常委会要求辞去所担任职务。 其次 ,在学术上,各位教授更是投入了全心的努力,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西南联大的教授每人至少要开出三门课,这些课都是他们个人学术的精华,是自己的学术大成。八年中,西南联大开出了 1600 门课程,这有力地促进了西南联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也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通才教育。 第三 ,三校教授具有高尚的人格,讲求百家争鸣,决不背后捣鬼。 三、一个无能的政府 在抗日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是十分严的,也是积极推行其党化教育的。如在 1939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即要求: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据此,教育部连续发布命令、训令,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各大学在校训、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内容、教授资格审查、教师聘任和待遇、考试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按教育部规定去做。同时要求西南联大成立 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成立训导处,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且在联大推行党义(即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课程。 但所有这些规定,均遭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强烈抵制。随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和外战,他们在教育上的作为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西南联大有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外部环境。也因之,才有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国民党政府要求以礼义廉职作各校校训);也才有了西联大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陈寅恪的授课宣言古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才得以实现。正是这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促成了学术的百花齐放,拓展了学生思维。西南联大的辉煌与政府的无能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创造的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一位好校长、一批大教授则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内部要素。正是这内外环境条件的结合,成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杨立德 . 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02. 杨立德 . 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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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西南联大——写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
adamliu800 2010-10-11 22:51
从国庆节前开始,我断断续续地读了一本书《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国人书写,大陆学者翻译,台湾出版。据称是市面上最真实完整的西南联大校史,它记述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在抗战期间辗转千里,撤至大后方联合办学的一段历史。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封面 观今日大学之诸多怪现象,看战时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两相比较令人汗颜。那时,老师学生为躲避日军轰炸,上午跑防空洞,中午和晚上趁日军休息忙着上课。许多教授多年研究心血毁于战火,他们凭着惊人的记忆与超凡的天才,在战火中完成重要的研究。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的写作,进一步完善了其新儒家理论的体系构架;钱穆凭记忆将战前完成的《国史大纲》重写并修订;陈寅恪,继续发展他的中古史研究,即隋唐政治制度与典籍考证;闻一多、汤用彤、陈岱孙、张奚若、潘光旦、吴大猷、沈从文、钱钟书、朱光潜、费孝通、华罗庚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名字支撑起了这所大学。西南大学融合了清华的严谨、北大的自由与南开的活泼。形成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的校风。联大广泛推行通识教育,学生自主选课,一些受欢迎老师的课堂往往人满为患,屋里屋外,桌上地上都是渴望知识的莘莘学子。在联大有一副真实反映了当时写照的对联,上联道:如山,如海,如云;下联对:自如,自由,自在。这种开放的精神风貌造就了中国学者的黄金一代,在西南联大八年招收的8000余名学生中,先后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8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还有数十位中研院院士(部分在解放后离开了大陆)。联大的历史与成就似乎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与温总理之思: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大师(或称最拔尖的人才)? 面对旧时知识分子的苦读与奋进,我沉思良久,似乎看到了答案。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 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局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冯友兰撰文 闻一多篆额 罗庸书写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 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无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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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及其科学传播——兼与西北联大比较
kexuechuanbo 2010-9-16 15:31
西南联大学术期刊史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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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西南联大办学旧址有感
jinhejiang 2010-6-11 17:00
沧桑历史中华魂,千里长征科教能。 残垣土建诉古今,龙七客栈犹人生。 兴俺寺里大家秀,义碑营造国徽神。 朱闻龙头论家国,梁林才貌结佳缘。 七旬白发也疯狂,为看偏厦攀墙入。 昆华图文显辉煌,只言此处人已非。 遥看新区高楼立,大师天地待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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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访冰心默庐
saraca 2010-5-12 08:38
冰心默庐,这四个字儿一开始是中学时在书本上看的,当时沉醉于《再寄小读者》,被冰心柔美的笔触深深感动,感染,以至于:夏天看到莲花,会想到:母亲啊,你是荷叶,而我是红莲,当空中的雨点来了,是你为我遮挡! 一直有个习惯,很喜欢鲜花,当买到鲜花,怀抱回家的时候,也常常会想到冰心的《微笑》里有这样的句子:那个少年,怀抱花儿,微微地笑着!这是冰心写一篇雨后在泥泞路中行走看到墙边有一抱花儿的少年的感触!我心底里,常被这样的画面所陶醉,我喜欢在那样一个泥泞的路上看到这样一抱着花儿微笑的少年!而我自己喜欢买花的缘故也许还来自于这个年少时的情结吧! 读冰心作品的年纪已经远去了。记得那是从高中的图书馆借来的,在上午放学后,大家忙着去食堂,我为避开食堂排长队,每天上午放学的时候,都在清净的教室里,堆满了各种参考书的桌子上,奋笔疾书5分钟,只为把《再寄小读者》中的优美段落摘抄下来,如今这个摘抄本一直陪伴在我的书架上,翻开已经泛黄了! 当从文章中看到冰心姊妹几个守在母亲病榻之前,陪着母亲度过人生中的最后的时光,当时年幼的我心里也起了类似的共鸣和害怕。我也担心自己的母亲的那个时刻,我该如何的惶惑不安呢?直到自己也经历了如此的事情,方才觉得人生如梦!其实,那个时候守在病榻前,我不担心的,我的信念告诉我母亲可以康复,而家人的着急准备则让我不可理解!于是在这样一个矛盾无奈的状态中,我陪伴在母亲身边,伴随着她局促的呼吸,母亲走了!幸运的是,我一直陪在她床前!人第一次经历这样失去母亲的经历,给了我许多的感触!以后的日子再也也没有机会去读冰心陪伴母亲最后日子的文章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去复习,体会一下不同的人生阶段,读同样的一本书,会有怎样不同的感悟! 大家对于冰心的记忆,其实是那盏温暖红色的《小桔灯》。它温暖照亮了一代人,两代人!有一天,好朋友DB在书店与我电话,说是一朋友的10岁女儿非常喜欢冰心的作品,硬要DB给她买一套。我想,好作品就是这样的,除了当时喜欢3毛钱冰棒的我们,还有这位爱KFC的小胖妞,都很喜欢这样温暖而沁人心脾的作品! 可是今天在网上,与朋友说起冰心的作品,她居然说韩寒说过,读不懂冰心的作品!不喜欢,一点都看不下去!我愕然,但可以理解,在这个世上有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经历的人,各自的感情需求是不一样的。 转到冰心默庐吧! 为什么会三顾冰心默庐呢? 事情起因为国庆节期间,昆明电视台的《寻找老昆明古迹》之类的节目,偶然看到了摄像镜头中的冰心默庐。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昆明,因为全国战火纷飞,北平再也放不下一书桌,而3个高校联合到昆明办学的历史!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历史,昆明这个以少数名族多样性闻名的地方,终于与现代文化搭上了界,并且把西南联大的名声越传越远!许多的名人都在昆明呆过两三年,杨振宁,费孝通,冯友兰,钱钟书,朱自清,沈从文,胡适等等,名人辈出! 而冰心一家三口为避敌机轰炸,选择在昆明近郊的呈贡的一个三间六耳的庭院内,之前曾是呈贡斗南村化族有钱人家专门供守墓或祭祀是歇脚的房子,为华氏墓庐。冰心一家搬进去则变得及其有灵气并且名气了,并更改为:冰心默庐!在三台山的默庐,可以饱览呈贡佳景:凤岭松峦,渔舟花浪!可见,一般人不敢住的地方,自有灵气的人住进去就不一般了。春说,有仙则灵啊!在这里冰心和朋友们畅谈,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可谓乱中取静,自有一番天地! 看到这样的镜头,心里不觉一动,身在昆明10多年,居然连冰心故居的确切地点都不知道,也不知去踏寻古迹,吸纳一些灵气! 心里有此想法,就与周QQ说,qq本是上周末约我同去,奈何我又要事走不开。这个周六刚好有空,可以同去。谁知电话里,qq说已在回家的路上,小宝哭闹着肚子饿呢!无奈之际,休息片刻,看着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似乎看到蓝天白云下片片秋叶落随风舞动的场景,心里一动,约了朋友阿春同去,当然都带上了各自的小女,一个5岁,一个7岁,一对小人儿无拘无束地笑着,跑着,闹着! 到了呈贡,不识路,不知道冰心默庐在何处?尽量实践了北京城就在鼻子底下的至理名言,还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在欣欣向荣的呈贡城内,三步停车就隔窗问:冰心默庐在哪里?三台山在哪里?武装部在哪里? 就这样,在路边梧桐叶飞舞的秋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了三台山,看到了沿途都是冰心故居的路标!终于在武装部的大院内,一进门就看到左边一个清幽古朴的三间六耳的二层楼的庭院!可惜,门上有铁锁将军!我们只能透过门缝去目测院子里的玉兰树和厢房里的陈设。所幸,除了我们再无他人,周末的武装部大院也静悄悄的,鲜有人出入。清幽与清净让我觉得心里非常的宁静!即使不能进去院落,坐在古色古香的大门口的石阶上纳凉也是一种享受!门前的草坪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石碾子,石碾旁的纪念碑上记载到这是中美军队修建巫家坝机场时压紧路面用的! 太阳西斜,休息够了,我们就去逛公园,在清幽的三台山的小街上,买了当地有名的小吃:豌豆粉,阿春特喜欢,还给他LG也带了一份!两小孩在啃鸡脚的时候,被两只小黑狗跟上了,怎么也赶不走,只好不停喂食。后来5岁的女儿说,今天真好玩,就是啃鸡脚的时候,那两只狗老跟着! 坐在街边的石桌旁,看着悠闲的人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快乐,买花生糖糕的,卖铁锅,卖咸菜,卖瓜果蔬菜的。街边小店外,一个麻将桌,几个老头悠然自得;对面小超市怀抱小孩的年轻妈妈,慢慢走过街来晾晒尿布;对面那个泡脚店里的女孩,在斜阳移进的屋内,专心地做着十字绣。偶尔一阵清风过来,几片落叶就堆在街边的墙角处! 我神往地说,要是住在这样的地方,该多好啊! 女儿听见了,边啃卤鸡脚,边回应说:你现在不就是在这个地方了么? 秋风簌簌,我和春相视而笑!原来小孩子就是这样开心的! 这是一个快乐的星期六!回家就给好朋友DJ打电话,说呈贡很好玩!谁知,她说,那我们明天去吧!你带我们去,好吗? 再次想到冰心默庐的清幽,再次想到那条小街,我欣然应允,那种地方即使再去一次,也是快乐的!不过她们的目的不在于冰心默庐,倒在于新建的呈贡大学城,想去看看大学城到底有无商机?于是,我还是先带他们去新开的洛龙公园,后去冰心默庐,最后在斜阳中去了大学城!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冰心默庐,门居然是敞开着的,有两个人刚好从里面出来。我大喜过望:今天运气真好,居然是开放的!赶忙跑进去,看了看左右耳房(南北厢房)中的图片展览,看到了熟悉的小桔灯和在寄小读者等东西!院内的玉兰树绿油油的,名之曰:冰心玉洁! 等我细细看完展板,拍完照,跨出大门的时候,刚才碰到的其中一个人一直站在门口等我出来关门,心里很感动:谢谢你!我昨天就来了,可惜没开放!今天又带朋友来,居然开了,运气可真好!我发自内心地,快乐地道谢着! 他边关门上锁,边说,我们是这个单位的,刚好有事进来一下。其实这里是开放的,是文物管理所的办公室,一般上班时间都开放的! 我想这下可以告诉春了,让她下次再来! 谁知,第二天,与周QQ电话。她得知我去了冰心默庐,大喜过望:呵,这下你知道了地点,那可以当向导了!等有时间,记得带我去啊! 我心轰然,或者有些心花怒放,我和冰心默庐果真有如此良缘吗?已经在一个周末相继两天去过了,而在不久将来,又得陪QQ同学去!陪qq同学,也是欣然的,因为qq同学比我还喜欢冰心的作品! 看来,我就是这样三顾默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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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渊冲《逝水年华》小记
fengzhigu123 2010-4-24 14:33
   兰楚师为师妹推荐了几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我便买了其中的一本许渊冲的《逝水年华》,从昨天晚上起开始看,到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好看完。这本书主要回忆了作者的整个求学经历,从高中讲起,讲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一直到后来在巴黎大学的学习,也谈到了自己的翻译生涯和自己对于翻译理论的认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是在回忆作者学习过程中所认识到的人,以及与他们发生在生活和学习以及灵魂之中的一些碰撞。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身上来发泄。反过来,每逢做自传时,并无自己可传,那就称心如意地描摹理想,写到照了镜子也不认识是谁,或者一味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样一番话,被作者在书中的第一篇引用来表达这本书的主旨,这是一本称作自传,或者别传的书,既写了作者自己,又写了他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所写的恰是那一代学人的共同传奇。      书中回忆了很多西南联大的著名老师给他们授课时的状况,有徐友兰、潘光旦、柳无忌、叶公超、钱锺书等诸人;也有巴金、曹禺等人的讲座,更有作者在巴黎大学时各位老师的授课情况。      书中大约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人生境界的问题,作者大三时(应该是1940年),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出版,书中说:各人的精神境界,千差万别,但大郅说,可以分为四种。一种叫自然境界,一种叫功利境界,一种叫道德境界,一种叫天地境界...。据书中所言当年冯先生这本书引起了联大学生的极大热情,都去分析自己所处的人生境界。我想这或者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之处吧,他们可以保持自己最真的灵气,探讨最触及人性的问题。而人生境界的问题,在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当中,可有人还会去提及吗?      作者的文笔很美,在内容上也包罗了很多东西,有纯文学(诗歌、小说),有文学理论,有回溯历史,有探讨哲学。可以说是很精美、细腻而广博的作品了。      今天北京依旧是大风肆虐,脑子里边想着这本书,边慌慌张张的走在去学校食堂的路上,走上过街天桥的当儿突然刮起了一阵巨大的风,让走路变成了抗争,风衣上的帽子被风乱舞了起来,有些像一个狂傲不羁的人,我却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灵魂外的另一个我。可就是在这个天桥上,我恍然间却看到路边不知名树上舞动着的丝丝新绿,对我而言这是绝对够浪漫的事情,我已经憧憬它们很久了,现在看到它们终于小心翼翼的缓步向我走来,心中升起极大的喜感,恍惚还记得前几天的某一刻突然极其的渴望江南的春天。      回到宿舍楼上的时候照了下镜子,才发现我早晨出去的时候精心安排和打造好的发型却也早已是乱作了一片,成了名副其实的马蜂窝了,一簇簇环着的头发散落成不同层次的波浪,或者和枯萎的花朵有些神似,但我却也无所谓了,因为春天终于要来了。尽管可以预见她不久依然会如期离去,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春花谢了,总还会有再开的时候,那时大概我就又可以开始深情的翘首期盼下一个春姑娘的轻盈舞步了。      徐先生在书中谈到了一些翻译理论,有一个地方谈到他和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许钧教授的分歧,其中有一点即是在翻译的方法论上,徐渊冲先生主张发挥译语优势,而许钧先生主张再现原作风格,在这一点上我却是赞同许钧先生的(主要是指小说,诗歌则另当别论)。我觉得中国语言虽然很精练,但是翻译小说时过分的运用中国的一些熟语,反而很多时候不如翻译的啰嗦一点。虽然似乎这样意韵要差一些,但有时候符合中国风味的译文反而让人看了感觉很不舒服,少了外国文学的风韵,读不出外国文化的味了(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古怪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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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先要办一所普通的、正常的大学
harmonism 2010-3-23 12:41
中国首先要办一所普通的、正常的大学 王洛克 近来,由于朱清时就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钱学森去世以及教育部长易人,一连串的社会热点均围绕着中国的教育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问题。一时间,整个社会似乎都在重复着所谓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教育界像砸了锅一样地热闹,教授们甚至纷纷写信给新任的教育部长,明知故问地请求教育部长给出答案。其实,教育界的每个人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中国的学校缺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之所以被人们寄予厚望,无非就是因为朱清时校长承诺南方科大要 去行政化、去官化 ,而这不过是大学需要 独立 与 自由 的通俗表述而已。谈到南方科大的创建,其实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创新,朱校长明确地告诉大家:这只不过是回归到办大学的正常轨道。因此,与其说中国需要办 国际一流大学 、要培养 杰出人才 ,还不如说中国首先要办一所普通的、正常的大学! 中国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的 西南联大 ,在全民抗战的 非常 时期却能办成一所 正常 的大学。而在如今的所谓 和谐盛世 ,中国却无法办成一所正常的学校。这其中的原因,想必任何一个头脑没有贵恙的人只需将现在的大学与西南联大做个简单的对比就能轻易地找到。遥想当年的西南联大,在那个所谓 国民党独裁专制 的 黑暗年代 ,学校竟然没有国民党支部书记,任何人都将不得不发出深深的长叹! 学校是一个传承人类文明,培养社会建设的各类创造性人才的摇篮。那种把全国的学校都当作是某个政党培养其后被党员或干部的做法,完全扭曲了正常学校的应有功能。执政党培养后备干部,完全可以自己兴办党校,根本没有必要把全国的学校都办成其党校。人类文明博大精深,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绝非某个政党所能垄断得了的。所谓政党,无非就是某个利益集团的组织,其意识形态无论它标榜有多么先进,也总是具有某种排他性。政党办教育,其结果必然就是不可能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近日,看到朱清时先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的报道,他谈到 南方科大要一步到位办成亚洲一流大学 。我想,即使像朱先生这样的人物也不能摆脱当下急功近利的思潮,中国教育有何希望?当下,我们的大学动不动就宣称要办 世界一流 的大学,朱先生似乎比较清醒,他只说要办成 亚洲一流 大学。但是,五十步笑百步,其中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当然需要亚洲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假如我们整个国家的所有学校都还没有成为正常的学校,以其畸形的发展,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吗?因此,我们不必空喊口号,还是老老实实,先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正常的学校再说吧!正常的学校才有正常的教育,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何愁不会出现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的教育前景呢?! 20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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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日本鬼子阻碍了我进入西南联大
chenfap 2009-9-28 06:42
1944年,日本鬼子阻碍了我进入西南联大 (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12) 在十三中求学时,我看了几本物理学家的传记著作;很崇拜牛顿、居礼夫妇、爱因斯坦等伟大学者;便梦想自己也要做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并慢慢形成了打算学物理从事科学研究的志向。 1944年初进入高三下后,我级同学都在准备投考大学。那时国内几所名牌大学和一些名牌专业都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因之很多人打算到西南大后方去升学,我也是这样。 那一年,日寇作垂死挣扎,从四月开始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由中国东北至越南河内的交通线。由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无能,五月便让日军占领河南全境;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等地,也就切断了我们去西南升学之路;九月日军相继攻占桂林、柳州、南宁,十二月初便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打通了至河内的交通线。日军还一度攻入贵州,占领独山,进逼四川;后在美国空军支援下中国军队反攻,收复独山等地,才使局势稳定。可是,我和我级同学去西南投考几个名牌大学和一些名牌专业的美好愿望就这样都给日本鬼子(抗战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概称呼)抹杀了。对我的打击更大。 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生都参加了江西省教育厅主持的会考,由于我考试成绩较好,获得省教育厅保送到西南联大(抗战时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联合办学的名称)物理系。那时我就决定学物理;西南联大不仅是名牌大学,其物理系也是名牌专业;这对我真是一次难得的极好机会。我接到保送通知书时,韶关、柳州尚未失守,听说从韶关有一条公路不经桂林直插柳州。当时,父亲曾陪送我到赣州,向人打听这一条路线和寻找旅伴;终因战局紧张,不敢冒险而作罢。是日本鬼子阻碍了我进入西南联大,使我失去了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求学的宝贵机会。这是我的一个终身遗憾。 我和我的同级学友去不了西南,便到泰和投考大学。泰和是江西省战时的省会。当时在泰和招生的大学,除位于江西的中正大学和中正医学院外,只有均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中央干部学校(校名记不清楚)。除中正医学院外,我都报考了,也都被录取了。报考政治大学和中央干部学校纯粹是为了试试我的考试能力,录取了我也不会上这两个学校。我报考中央大学的志愿是物理系,虽然愿意上中央大学,也因道路被日寇阻断,无法前往。当时中央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十三中的学生共有十多人,他们也跟我一样,因道路被日寇阻断,无法前往重庆报到;他们也同时考上了中正大学,后来只好都进了中正大学。中正大学没有理科,我报的是土木工程系,那时中正大学的土木系在国内也较有名气;但我对学工没有兴趣,因无其它大学可去,也只好进了中正大学。那一年厦门大学未在泰和招考,若在泰和招考,估计我有可能考上,可是命运是让我等到第二年重新报考厦大一年级。 十月间到赣州龙岭中正大学分校(该分校只有一年级,二、三、四年级在泰和本校)报到。这是我读的第一个大学。我读的第二个大学是厦门大学,第三个大学是中央大学,这些经历留在下几次博文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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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高教研究》2007-2008年总目次
冯用军 2009-5-8 14:53
2007 年第 1 期 《大学生就业工作专辑》 社会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理性探析 唐 瑛 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实效性初探 蔡金红 陈才波 刘 娴 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择业教育的思考 黄海涛 对云南省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及供需问题的调查研究 金黄斌 陈玉林 戴建友 浅析高师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与就业指导工作 王琼玲 唐 瑛 云南省高校贫困大学生现状与成因分析 李 亚朱 佳 鲁 芬 端正心态 正确定位高校毕业生就业取向思考 甘健侯张红平冯 迅 职业生涯规划是教育转型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钟汝能 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前景分析 甘代军 理性认识大学生的求职挑战与求职机遇 姜家雄 朱 林郑宗玲 当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探析 雷 坚 李增华 做好职业生涯设计,走好就业第一步 李秀妮 云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倾向调查与研究 李迎果 试析职业测评系统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作用与意义 刘 文 英雄无用武之地与用武之地需英雄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考 马春雨 浅谈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与高校就业指导策略 马春雨 大学生就业服务探析 马亚娜 论班主任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作用 毛志荣 高师院校中文专业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牛凌燕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念 盛莉波 黄海涛 怎样制作一份魅力十足的简历 王俊程 浅析大学生应对就业难问题的对策 向斯楠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失信问题的思考 禹紫灵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违约分析与对策思考 袁丽华 李 宏朱欢勋 我国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探析 朱 佳 2007 年第 2 期 《教育与管理研究》 好学习、好深思、重实践、有个性 伊继东 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学校发展 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展现国立西南联大文化,构建七彩云南和谐教育 编委会 教师教育 整合资源构建云南师范大学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体系研究 冯用军 刘六生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改革理论综述 利经纬 从学校和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谈我国高校师资队伍结构的建设 初 莉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校本培训文献综述 冯琴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综述 王飞云 德育研究 高校德育的未来走向 郝连儒 新时期高校德育发展趋势研究 李桂荣 提高学生思想品德课考试成绩的思考 邓光旭 加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陈向芳 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党组织模式建设探究 杨江民 跨学科研究 教育体制权变一种社会学视角透视社会转型的宏伟工程 刘万顺 美国高等教育捐赠的文化因素探析 闫 虹 时尚化了的高等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王 飞 刘六生 冯用军 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结构性教育过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孙津津 对完善我省社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相关制度的思考 穆美琼 张 悦 理论纵横 云南高等教育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方 熹 李慧勤 大众化阶段高教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冯用军 刘六生 不同语境中词汇重复模式的研究 李翠平 刘 丰 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刍议 吴晓俊 高等教育平等,谎言还是诺言有感于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罗 枫 新建本科院校实施品牌战略的思考 魏峻峰 试析区域教育积极差别发展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刘湘萍 罗华玲 教育教学 网络环境下课堂与网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甘健侯 梁 立 浅议计算机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卡家喜 教授上讲台是本科教学改革的内在要求 李文云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英语阅读中的应用 沈映梅 加强中学地理课旅游知识教育的探析 褚光芬 对数学基础课教学的几点认识 干晓蓉 试论边境民族地区学生家长的育人观 吴学云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原则的评价与思考 叶红波 地缘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及其实践意义探微 贺 敏 肖乐成 浅析网络环境下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平台的构建 钟 维 甘健侯 高职高专公共体育课教学改革探析 和执军 电影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意义和应用 彭 云 胡健康 高校音乐专业小课成功的教学艺术 瞿发超 2008 年第 1 期 《教育与社会研究》 云南师大教育新闻快讯 教务处 主持 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大学漫话:徘徊在经典与庸俗之外 冯用军 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探索 周 鹏 基于态度说服理论模型透视高校生命教育 裴怀涛 本科生拖欠学费调查及对策 冯 雁 化存才李国良周 慧 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 新公共管理思潮与美国终身教职制度 施 洋 浅谈高校体育双语教学中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陈庆兵 袁 钦 新解:美国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的实践基础与中国理性借鉴 罗华玲 刘湘萍 心理契约理论下的教师管理 胡荣海 谢志勇 德育心理案例 当代心理学的主体间性转向 刘 将周 宁 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特征分析 彭春丽 杨天怡 面向市场面向学生面向实践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培养旅游人才思路解析 张建宏 高校教师总体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刘 将 周 宁 高等教育跨学科研究 职技高师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研究 闫月香 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初探 朱 东 师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 化存才 侯 勇 中美网络教育比较视角下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研究 李明磊 高等教育政策与评价 高职院校教师职称导向政策探讨 李焦明 高校双语教学绩效评价 黄安余 教育教学课程 试论高等学校学科双语教学以云南师大法律课程为例 周梁云 论主体性原则与启发式教学 焦斌丽 云南省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及主要特征 刘 坚等 构建云南省体育教育专业学科课程体系的必要性 张立国 等 改革实践教学 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 魏科丰 英汉语篇差异看中国学生的英文写作 何 心 模仿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及应用 胡健康 彭 云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 冯用军 主持 高等教育社会学 笔谈 初 莉 等 高教所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称号 编辑部 2008 年第 2 期 《云南08高考专辑》 云南师大教育新闻快讯 教务处 主持 高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愉悦心情好读书 陈知周 数学复习课教学研究 朱维宗 李玉龙 把握命题规律 提高复习效率 马绍文 回归教科书,把握高考 卢碧如 如何避免分类讨论 孔德宏 例谈一类递推数列通项公式的求法 李建民 精美开篇令人醉 王 华 高三数学复习之我见 段春林 课外阅读和课堂教学整合初探 王 华 例说用特例法解选择题 段春林 材料的选择与运用 王文松 重基础 考能力近三年高考化学无机推断题的特点、启示及命题趋势 魏戚光 利用一、多训练培养学生思维 柴 勇 地理综合题的解题策略 卢大亮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专题复习 姚建梅 对2007年中国民生八大变化的经济学思考 邱凤琴 刘宝团 高考政治意义类主观题备考启示 唐 建 谈高考生物选择题的解题策略 常 卿 高考代表性试题的分析 高考所搜集 2008 年第 3/4 期 《基地期刊教育与历史研究》 云南师大教育新闻快讯 教务处 主持 高等教育国际问题研究 云南高校留学生教育与管理探究 冯用军 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问题与对策 董晓惠 云南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 谢桂香 发达国家的外国留学生教育策略及启示 王 迪 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开展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刘建伟 关于高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的思考 王记彩 王晓明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政治功能的反思 肖 泉 普及化背景下天津高等教育结构的研究 易金生 黄正明 大众化迈入普及化的北京各科类高等学校发展路径比较 韩飞舟 浅析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市场化 陈 辉 美国高校募款类型的研究 陈根林 高等教育管理问题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初步研究 阿斯卡尔江司迪克 地方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与实验教学 刘桂艳 课程管理系统在中国高校使用中的反思 裴怀涛 浅论如何当好班主任 张会林 德育心理案例研究 关于英语教师职业认同的调查研究 朱斌谊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心理学转向 刘 将 女性主义咨询及其与精神分析的比较 舒 姝 教育教学课程研究 浅论构建和谐的思想品德课堂教学 黄茂能 大学语文的定位和教学 马汝祥 交通规划课程信息化教学模式探析 莫一魁 世界文学课程设置浅见 谢永新 试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 李文云 地理学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刘富刚 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之比较 芦俊佳 高校开设无线电测向素质课程的探讨 熊开封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 冯用军 主持 中国高等教育史 笔谈 张 璐 等 云南师范大学《高教研究》2007-2008年总目次 编辑部 《高教研究》、《教育与社会研究》征稿启事 编辑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征集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资料)公告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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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大高教所公开招聘专职研究人员的公告
冯用军 2009-4-21 16:52
关于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公开招聘专职研究人员的 公 告 云南师范大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遗脉,其前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为了促进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更好的建设和发展,经所领导研究决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面向社会及省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公开招聘专职研究人员2 名(博士 ),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高等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及相近专业应往届博士;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211、985大学优先考虑 。 二、基本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奉献精神。 2 、科研能力突出,综合素质较高。博士要求主持或承担校级以上项目 1 项,参与省级以上项目 1 项,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或 CSSCI 收录期刊独撰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 篇及以上,在省级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 3 篇及以上(如导师为第一作者,可放宽到第二作者)。 3 、应届博士研究生应于 2009 年 7 月前能按时取得博士学位 。 4 、博士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即 1968 年 7 月 1 日 以后(含 7 月 1 日 )出生 。 5 、无违纪违法行为。 三、管理要求 经考核确定的拟聘人员,相关待遇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四、招聘办法 本次招聘工作,坚持公开招聘和择优聘用的原则,通过报名、资格审查、体检、面试、聘用等步骤进行,由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统一领导并组织实施。 五、报名时间及办法 报名时间: 2009 年 3 月 3 日- 4 月 30 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2:305:30 ,双休日除外)。 报名地点: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明竞楼 405 室) 联系人:甘老师 冯 老师 咨询电话: 08715516626 (电话及传真), 08712885068 通讯地址:云南昆明市 121 大街 298 号云南师大高教所 1705 信箱 邮编: 650092 电子邮箱: ysdgjs@yahoo.com.cn 注意事项: 1 、报名时请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及获奖、科研成果、主持与参与项目等的复印件(原件备查,应届生须提供学生证及研究生院 / 部 / 处证明);通过电子邮箱报名者,请提供上述材料的扫描件,待报到时审核原件。 2 、体检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3 、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被聘用资格。 4 、本公告解释权归云南师范大学高教所,其他未尽事宜,按云南师范大学有关规定办理。 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二 OO 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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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谢泳:知识分子退步了 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
武际可 2009-1-23 15:45
谢泳:知识分子退步了 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 武际可按 :近年来许多人在议论世界第一流大学,大学教育的前景和现状。这里转载厦门大学谢泳教授在《世纪大讲堂》的一个报告: 谢泳:知识分子退步了 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也许会对理解这个论题有些帮助。 谢泳 , 1961 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 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 1986 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 1989 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 观察 》、《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 2007 年谢泳受聘厦门大学教授。 以下是谢泳报告的全文。 谢泳:知识分子退步了 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 2008 年10月09日 10:17 凤凰网专稿 【 大 】【 打印 】 中 小 相关标签: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70 年前的 4 、 5 月份,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季节,人间四月天,北大,清华,南开,在这样的日子里正式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并且开始上课。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前后不到 9 年,但是这所大学,更准确地说,这所大学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是当学术、思想双贫血的时候,人们总会重谈往事,重提当年的联大人。那么西南联大为何有如此的精神魔力,它在今天又具有怎么样的启示意义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学者谢泳先生。 谢 先生是我们 20 年前的,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翩翩少年,居然现在已经是头有二毛了。听说您现在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了,是吧? 谢泳:对,我是去年 5 月份,有一个老朋友忽然想起我多年做过一些文学评论工作,他正好和学校讲起我的这个经历,厦大朱校长也非常开明,他非常欢迎我来加盟厦门大学,其实诸位知道,我只在师专读过三年英文,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级职称。 王鲁湘:但是您到厦门大学任教的这个消息,不仅让像我们这些老朋友感到非常地高兴兴奋,也让很多读过您的书,读过您的文章,关注您的这个命运的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感到很欣慰。 谢泳:我想大家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在选人才的时候,可能比较过分偏重于学历,那么一般来说,看重学历是世界通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如果尽可能地把它缺点回避一下,我觉得就是应该在常态之外,给一些特殊情况的人留一点通道,我想大学的生态或者说整个大学的校园生活就可能会丰富一点。 谢泳: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王鲁湘:可以说这几十年中间,你已经是在不间断地在研究知识分子了,特别是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民国时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吧? 谢泳:对。 王鲁湘:那么您认为当代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您研究的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他们有什么的差异? 谢泳:我觉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要一定要找出它的差距来的话,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知识上的,一方面可能是道德方面的。那么从知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当代知识分子出生年代定在 1930 年代以后的话,我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里面,他在他成长经历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获得知识的这个渠道和使用知识的这个空间这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好的历史机遇。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 1920 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比较地优秀,而且越往前越优秀,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当代知识分子,主要因为他生活的时代,他在受教育的方面和使用他知识的方面,他的空间被政治或者说被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挤压得太狭窄。这样就导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精神的层面,比他前辈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有相当的距离。 王鲁湘:那么您以前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您刚才也说了,您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或者是很完备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学历教育,给人的感觉是,您过去研究中国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您更多是有点草野的现象,是吧,您好像是一个站在民间立场是来研究这些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现象。可是现在,您身份好像有点转换,您进到了大学的这个高堂的讲座上头了,您现在也是出门递名片的时候,后面也是著名的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是吧,那么这种微妙的这种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到你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和评价吗? 谢泳:我个人觉得这倒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比如我到厦门大学工作,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的变动,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职业的转换,因为我过去常年一直是做文学编辑的,而且我已经做了 20 多年文学编辑, 20 多年前我跟鲁湘就认识,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同行了,那个时候你做美学研究,应该是比较近的同行。我们观察知识分子的角度方面来讲,一般大家倾向于把在高等学校里面从事教育的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高等教育以外的人,可能就不是那种正宗的知识分子。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做的研究是一样的。我到了大学里面,我基本上延续的还是过去的研究思路,主要是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我在大学里教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我也在教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还教一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选,是这么三门课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大学,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它差异比较大。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我就觉得现在大学的独立性比过去要弱,因为我们现在是行政主导,所以整个大学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整个校园文化的生态里面,可能也不好和 49 年以前中国的大学相比。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回到大学里来教书,把我过去研究当中的一些想法个和学生们交流,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使我研究的思路或者说研究的方向可能还是会更宽一点。 主持人:那么在一般的人看来,您的整个的学术道路是从研究储安平和他的这个《观察》周刊开始的。那么储安平,我们一般知道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奇人,奇论,然后最后是奇运,是吧,奇运。那么你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点来切入呢? 谢泳:我是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们做研究的人,当时总是想找一个比较巧妙的角度来切入到你的那个研究领域里面去,当时很多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人,在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自己选择的方向,刚开始,我定在了就是选择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选一本周刊,然后再选一所大学,用这样的角度来切进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方面我觉得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角度,尤其是杂志和大学,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主要生存,或者说活动的空间,就说知识分子这种群体或者说这种职业,他主要是依赖报刊和大学这样一个环境来活动的。那么选什么人呢?最后就是刚才鲁湘说的,我觉得储安平,他确实是奇人,有奇论,也有奇特的命运,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有传奇色彩的人来切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它能辐射出更多更丰富的社会内容。 王鲁湘:那么我也听到学术界对您的研究,当然有很多的赞美之词了,但是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您对您的研究对象,往往会存在一种偏爱,所以您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往往会有某种拔高,而缺乏足够的比较冷静的批判。您自己认为这个是这样吗? 谢泳:首先我觉得这种评论,对于我个人来说,是符合我的研究事实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第一,我关注储安平和关注《观察》周刊,同时关注西南联合大学,我在 90 年代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本来的意图是要梳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因为这之前,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也好,我们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好,它主要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者说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那些传统,那么在这个传统之外,其实在中国现代历史当中,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尽可能通过这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把这个传统梳理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本意。那么在我观察这些人的命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 1949 年以后的命运都非常坎坷,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很悲惨的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在研究过程中,我的笔下,可能把过多的同情,过多的理解,或者有时候可能稍有拔高的意味,我想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尽可能做到中立或者客观,但是有时候你面对你的研究对象,他们有那么悲惨的命运的时候,可能你的情感也会有一些移动,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就会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 西南联大的魔力和当代意义 王鲁湘:这是完全情有可原的,是吧。好,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泳教授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有请。 谢泳: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诸位在一起交流学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是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我自己做过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刚才说的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我在 90 年代主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关于这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我在 1998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书,叫《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到西南联合大学,诸位可能会非常熟悉,因为去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 70 周年,国内、国外,官方和民间,对西南联合大学都有各种详细的报道。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西南联大对我们当代高等教育有什么启示,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遗产,从这些方面来和诸位做一个学术方面的探讨。 第一,我先和大家交流一下,西南联合大学它的来历,或者说,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我们通常讲这个西南联合大学,其实是一个简称,它的完整称呼,应该称为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这个概念里面,它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时段,它的前一个时段,是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它的后一个时段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是抗战期间由著名的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国立的清华大学,国立的北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从校史的角度来讲,它严格的时间呢,是从 1937 年的 11 月 1 号到 1946 年的 7 月 31 号,这是它前后存在的 9 年时间。那么西南联合大学,它在存在的 9 年时间里面,刚才我说了,它和两个地方有关系,就是说它在抗战初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建立这个大学,他有一个筹备的过程,当时这个地点是选在了长沙南岳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时间呆得比较短,呆得比较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1937 年 12 月 13 号,南京就沦陷了,南京沦陷,武汉就比较危险。那么这样长沙这个地方也就不安全。所以长沙临时大学在 1938 年就决定要迁到昆明去。所以说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上,真正和地域有关系就是湖南的长沙和云南的昆明,这两个地方。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的,严格地说,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常务委员,这三个常务委员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三个著名知识分子,一个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叫梅贻琦,一个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叫蒋梦麟,还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叫张伯苓。三个校长,由他们来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校务委员会,它的秘书长是杨振声。这是我们说的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它开始的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那么西南联合大学,在它前后存在的 9 年时间里面,一共培养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大概有 8000 人,或者说前后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人有近 8000 人。那么一共毕业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3882 个人。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有 5 个学院,有 26 个系,有两个专修班,还有一个先修班,这是它整个学校建制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今天在 70 多年以后,为什么会怀念、会纪念、会向往这样一所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呢?我想主要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所大学所养成的气质和它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贡献。西南联合大学,在它存在的 9 年时间内,其实它的影响一直可以说持续到了今天。那么它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几个评价的尺度,或者说几个在科学研究当中比较硬性的标志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 1948 年老中央研究院选院士的时候,开始选了 81 名院士,在 81 名院士里面,就有 27 个人是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将近占到了三分之一。 1955 年搞学部委员的时候,在 233 名院士当中(学部委员,就是我们后来的院士),在这 233 名院士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也是来自于西南联合大学,这也是它的一个标志。另外我们大家知道的,在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员当中,一共有 23 个人,政府表彰过的两弹一星成员。其中有 8 个人是来自西南联合大学。最早中国做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科研工作的主要科学家之一,邹承鲁,也是来自于西南联合大学。 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它不仅培养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也培养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比如我们知道的作家汪曾祺,还有去了美国非常有名的社会科学家,像何炳棣,王浩,还有就是在台湾延续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关键人物殷海光,都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那么西南联合大学最引人骄傲的一件事情是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出生于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研究工作最终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们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的。这个情况就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具备了培养世界顶级科学家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养成了适合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生长的环境和学风。 1949 年以后,中国的大学里,我们从目前已有的统计材料来观察,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还是很难的,至少我们现在从事实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现在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这是我们说的西南联合大学,它的大概的一个历史。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它为什么会办得这么成功。 西南联大为什么办得这么成功? 诸位知道,一所大学的成功背后一定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说这个大学好,中国的其他大学不好,而这个大学就一下办得很好,它不是这样的。 1949 年以前,我们研究教育史的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就是认为 1949 年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么这个成功来源于什么道理呢?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 1949 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当中,它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理念是和世界文明主流同步的。第二个,早年设计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是比较地认同现代文明的主流,他们没有在选择西方一种制度的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本土的特色,本土的原因,本土的特殊化的情况,而放弃了选择西方现代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说的 1949 年以前,中国大学所以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基本制度方面的保证。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 1949 年以前,它实际上是有三种情况。 这个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大学独立。但是大学独立怎么在制度层面来体现呢?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简单说法的话,就是国家不能垄断高等教育,这是现代大学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 1949 年以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它有三个格局,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会提到的国立大学,第二个是私立大学,第三个是教会大学,那么教会大学在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看来,实际上它是在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所以 1949 年以前,在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里面,每种类型的大学都出了非常有名的学校,比如国立大学,像北大,清华,像中央大学,老的浙江大学,这都是有名的学校。那么像教会大学里面,比如说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这都是属于教会的学校,它办得也非常好。那么私立学校里面,也有一流的大学,比如像抗战以前,私立的南开大学,还有私立的厦门大学,这都是私立的大学,但是当时也都跻身于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私立大学的好处,一个是比较地自由,比较地少限制。对于国家来说,如果在设计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国家大学的幸运,所以中国 49 年以前,大学的基本模式,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的时候能够成功,能够跟抗战共始终的主要时代背景。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是 20 世纪以后的, 20 世纪初以来的选择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起点,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制度设计比较合理,所以它成功的概率就相当地高。那么大家又说了,为什么这个制度会一开始就选择得比较好呢?我觉得这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传到中国以后,那些选择这个现代大学制度的人,他的眼光,他开放的胸怀和他远大的见识有关。我们都知道,最早完成这个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还有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这样一些有功名的人。他们自己去西方考察了西方现代的大学教育以后,比较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方大学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教育独立,国家不能垄断教育。这样导致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比较好的一种生态。我们说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体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之间,它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 1926 年,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还没成立,算是北洋的晚期了,国家颁布过一个私立学校规程,在这个规程制里面就明确规定,就是私人或者私法团有得以设立大学的权利。外国人或者外国的教会设立的大学是属于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 1929 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它里面也规定了私人有办大学的权利。整个来说,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个平行竞争的时候,国家在这两种类型的大学之间,它不光是向国立大学注入资金,或者多数给国立大学投资。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在 1949 年以前,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它不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是在事实上,国家也会对那些比较好的私立大学,通过当时的中基会,给这些私立大学一些投资,所以 49 年以前,中国整个大学的生态,是这样一个情况。 胡适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谈这个私立大学的。他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从上海到成都,从北平到广州,大概有 100 多所私立大学。如果不是这个战争,当时的大学教授,都在埋头做研究,如果不是这个战争的发生,那么中国以后的学术地位,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格局可能跟后来不会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惋惜的情况吧。这就是说,第二个问题,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中国早期大学先进的理念。 第三个问题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怎么就突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情况我们这样来介绍。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好在庐山召开一个谈话会,召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蒋介石请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主要代表,来商讨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些策略。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张伯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授,像庄前鼎,顾毓秀,陈之迈等教授,都在庐山开会。在庐山开会的过程中,知道了中日之间不可避免会有这么一场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来发展,如何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有的人认为,中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么高等教育就可以停办,或者高等教育就可以办成短训班,比如说跟数理化有关的,比如说化学,就生产炸药,或者物理,就主要去制造枪炮,有这样一些议论。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比较有远见,它这个远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他选择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政府提供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战争时期的教育,不可能搞成那种短训班,也不可能搞成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这种大学,那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远见呢?主要是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在战争当中,把一些青年学生送到了前线去。那么在战后,国家恢复的时候,整个的人才就非常地匮乏。这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吸取了西方一个教训,然后给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这个政府比较理智地也比较及时地吸收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当时要把中国北方和南方一些有名的大学来建立联合大学的一种模式。 胡适当时在庐山谈话会给蒋介石讲了四点意见。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第二条,他讲了主要就是政党的势力,不能介入高等学校的活动,所以说政府的官吏不能兼任各个学校的大学校长,选择中学,中小学校长的时候,选择中小学教员的时候,不能考虑党派的影响,这个意见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这个大学里面的主要教授和学生所信奉的价值和思想来源,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基本思路的,西南联合大学办学过程中,如果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或者说对我们当代有什么启示,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就是大学独立。大学独立不是一句空话,它主要指的是国家投资办大学,但是对大学的事务不能横加干涉,特别是对大学里的思想活动,对大学里的那些有创新,容易激发创造性的活动不能因为国家对大学有投资,是国家花钱办的大学,然后就对这个学校来进行干涉,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由于大学学生和教授比较信奉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他们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强的独立人格,比较地注重发扬学校里的自由精神,我们举一个例子,在 1939 年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他希望管制这个大学,限制大学里的很多活动,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求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叫陈序经,他马上公开就说,如果你要让我做院长就一定要入党,那么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可见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里,这种政党在高等院校里的活动,是不认为它有合理性的,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 当时从学校领导还有整个教授跟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里面,也能看出一点他们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风采。当时陈立夫管教育部的时候,希望统一教材,也希望统一各个大学的教学的科目,总的说是想限制大学的自由思想活动。西南联合大学就根本就不买这一套,他马上就说,说我们这个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组成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固定的优良的传统,你们规定你们的,我们不一定非要 刻板文章 ,一定要跟你们搞得一样,就根本就可以不理教育部的这个命令。整个来说,西南联合大学在保持它的一所大学独立的风格方面,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养成了一种容忍的风气,就是容忍造成了西南大学的和谐。那么这个容忍是什么意思呢?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党派的活动,比如有三青团,也有国民党,也有民主同盟,还有其他的一些党派活动。但是在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 9 年时间内,党派活动在学校里,在教授和学生当中不被认为是一种应该进行的活动,所以容忍造成了这个和谐,各党各派之间,虽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也有一些争论,但是不影响每个教授之间和每个学生之间的和谐,这是我们说的容忍造成和谐。还有就是整个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它有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范,就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不同学术风格的人,大家都能共同地互相容忍。 西南联合大学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产,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概括成是一个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样一个风气,或者说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有人采访,问邹承鲁,你觉得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的时候,但是也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你认为这个学校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邹承鲁说,我觉得最可贵的精神是自由。王浩,他对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评价,他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生活的那段时间,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在看人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把中西方优点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有这样一种彼此暗合的一种行为。 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办得比较成功,我们在总结西南联合大学遗产的时候,也认为,三位校长,就是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合作得比较好。因为这三个校长,其中有两个,比如说梅贻琦和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张伯龄是考察过日本的教育。梅贻琦和蒋梦麟, 1949 年以后,都去了台湾,只有私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 1951 年,他也是晚境很凄凉,很快就去世了。 最后一点,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联合大学如何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最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西南联合大学,它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被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了解,所认识,那个时候知道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研究者,一种就是跟西南联合大学有渊源关系的一些人,比如说是它的学生,它的教授的后代,和他们本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会,就在北大,它在 80 年代不断地在出它的通讯,在纪念这个大学。那么它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它能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或者说能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的事实和经验跟当下同类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通过对这个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现象的回忆、解读,来唤起的是我们对当下这个同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情感。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在教育史这个领域里面,甚至再狭隘一点说,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史里面,大家在谈论西南联合大学的话题。 那么到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大学当中,大学精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整个大学的独立地位,或者说整个大学里的气质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合大学,然后不断地谈论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由一个专业的研究学术对象,在纪念西南联合大学 70 周年的时候,演变成一个公共的话题。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说得太详细,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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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改革30年回顾之罔与思(4): 纪念西南联大是搞错了对象
caojx 2008-12-20 17:13
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战的特殊时期由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组建的战时特殊大学,只存续了八年。因一批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曾在此校学习过而名扬天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就常为人津津乐道,今年更是轰轰烈烈的被纪念(建校70年;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1/content_10291343.htm )但这些人似乎刻意淡忘了一个事实:西南联大是由已被推翻了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组建并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59年,要树大学的典型,应该树新中国建立的大学才是。如果找不出这样的典型,那我们是否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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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VS黄鹤楼
大毛忽洞 2008-11-2 19:12
西南联大 VS黄鹤楼 现在的大学都很富,虽然负债累累,也是名副其实的富债,象征着富贵和财富。 现在校园里的大楼都是豪华型的,豪华大楼里的办公室也是豪华型的,豪华办公室里的人也是豪华型的。 无论是官员,还是教授,一旦成为豪华型的,头脑里就缺少了一样东西:自由。 豪华型的人,四肢非常很自由,只是脑子不自由。 缺乏自由的脑子,是个什么脑子呢? 俺不知道。 黄鹤楼(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的楼不是豪华型的,楼里的办公室也不是豪华型的,办公室里的人也不是豪华型的。但是, 西南联大的人,脑子非常自由! 不缺乏自由的脑子是个什么脑子? 俺答曰:西南联大的脑子。 请看参看文献: 西南联大在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并熔铸了不朽的西南联大精神,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科学精神、优良学风和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族和谐的校园文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它为今天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 http://159.226.26.14/htmlnews/2008/11/212742.html 记得有记者问过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邹承鲁院士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算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邹承鲁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 http://159.226.26.14/htmlnews/2008/11/212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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