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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观潮与灞河看水: 热度 1 jxz1963 2019-9-16 17:05; 钱塘观潮与灞河看水现在静静的灞河每年的中秋节（八月十五）是浙江钱塘江观看潮水起落的最好时节。我没有去过钱塘江，也没有去观过钱塘江的潮水起落“惊涛骇浪”，但每每在中央电视台（CCTV）上看到观潮的人们为了观潮奋不顾身，甚至为此丢了性命和财产，总感觉这是一种情节。我的家乡在“八水绕长安”的灞河边，我从小就生长在河边，在我小的时候，灞河经常发大水，特别是在“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时，灞河有时也发大水，去灞河边看发水也几乎成了我们每年中秋的节目。那时的灞河发大水，有时一些河段河堤也时时地出现险情，那时虽还没有“管涌”的词，但“管涌”的现象时常出现，当时说的很危险，叫“决堤”了，有时也会集中当时的民兵冒雨抢修河堤，防止有更大的水灾出现。有几年灞河水发的很大，“水势凶猛、水流湍急、一泄千里”等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灞河的水面与河堤就差十几厘米了，整个河都是水流，我们有时站在河堤上看河水都感到头晕，混浊的河水是无情的，里面不光泥砂俱下，而且还夹杂着上游一些人家的财产。上世纪的1982年，我同学的哥哥就在灞河发水时从河里捞上来一只从上游冲下来的羊，请人在河堤边把羊皮扒下来后，羊肉用自行车带到城里买了70多块钱，想想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才40元，这一下子就发“羊财”了。至于在河里捞的一些木头、大树等，就更多了。近几年，灞河里的水少了很多，也几乎见不到当年发大水的情景，但在中秋节时去河边看发水还是我的一种习惯。我想，南方人喜欢在钱塘江观潮，而我们北方人喜欢在河边看发大水，可能都是一种不同的“情节”而已。; 个人分类: 人生阅历|2155 次阅读|2 个评论

杭州二湖: 陈龙珠 2019-7-7 15:17; 咏杭州一江二湖钱塘江畔吴越家一峰飞来垒城山白杨护堤明珠秀六月蕖开扑面香（注：飞来峰、城山，分别位于西湖和湘湖边；唐朝白居易、宋代杨时分别对整治西湖和湘湖做过重要贡献。）;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457 次阅读|0 个评论

钱塘江名称起源小考: 热度 1 陈龙珠 2018-3-5 10:16; 【钱字何意？塘字为堤。本文是对多份网上资料的综述】 1) 战国时期，称钱为泉，发音相近。钱称为泉，主要还是从古钱外形演绎而来的，因为秦半两，外圆内方，具有“周流四方”的意义。故泉就泛指外圆内方的方孔钱。泉是由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再流向四面八方。钱与“泉”又是近音，直到现在，集币迷们仍以“泉友”相称，如今的钱学家也称泉学家。 2) 史记是西汉编篡的，在秦始皇传中首次出现了“钱唐县”：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南巡曾经路过今天的杭州，“……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可见，将钱塘江的钱字与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鏐之姓关联，不妥。 3) 直到唐朝，历史书上才逐渐结束了塘、唐不分的局面。有学者文章提及，秦钱唐县，没有县城，只有县衙，很可能在现在的灵隐寺一带。县衙附近山中有泉水，而现在的西湖，那时还与杭州湾（钱塘江）水域相连，靠近县衙的岸边，就是现在的林立果等编制571工程纪要的浙江宾馆一带，故有茅家埠、赤山埠，埠-水边码头之意。而要在水边用到更多的地，又要防止海潮和风浪袭击沿岸，故而人工筑堤-海塘。综上所述，秦钱唐县名，很可能取自衙门附近有泉（钱）和海塘（唐）的特色。 4) 上述秦始皇访钱唐县的记载上，提及浙江，它是后来钱唐江的别称，而钱唐江仅是经过钱唐县的江之意。钱唐(塘)的历史文献上，江海难分，杭州（隋朝开始的地名）历史上的所谓海塘，后来被认为就是钱塘江的护江堤。古代钱唐县这里，那时水面宽阔如海（本身就是海），每日有两次大海潮，汹涌澎湃，天下奇观，所以后来所指的江堤，曾被称作“海塘”或者“捍海塘”。可见，钱塘江由古杭州湾经不断围垦和上游新安江、富春江水流作用而形成了目前的形态，认为它是一条人工河，基本靠谱。 5) 以往的钱塘江从六和塔上游不远的闻堰起算的。从翻看的几篇资料看，民国时期，才将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统一称为钱塘江的，并称是浙江的母亲河，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至于历史上的钱江县，据《十国春秋》等记载，922年吴越国“割钱塘、盐官（今嘉兴海宁）各半置钱江县，割富春（今杭州富阳）之长寿、安吉二乡入钱江”。; 个人分类: 陈词滥调|9897 次阅读|1 个评论

入海口没有三角洲的河流: 热度 3 jiasf 2015-10-5 03:25; 一般入海河流往往在入海口形成发达的三角洲，例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印度的恒河三角洲，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荷兰莱茵河三角洲，美国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原因是河流在入海口流速变慢，挟带的泥沙在河口沉积，日积月累淤积出庞大的河口三角洲。但是，也有一些入海河流在入海口没有三角洲，例如国内的钱塘江，非洲大河刚果河。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的河口三角洲也很不明显。原因何在？三角洲是河流流入海洋、湖泊或其他河流时，因流速减低，所携带泥沙大量沉积，逐渐发展成的冲积平原。入海口三角洲形成的条件是河流带来的泥沙能够在河口淤积累积而不被海水搬走。泥沙能否被搬走取决于潮流、波浪的作用、海底地形以及泥沙的多寡。钱塘江、亚马孙河之所以没有河口三角洲，是因为很强的潮流作用。他们属于同样的河口类型，河口为喇叭形，潮流很强，可以在河口形成壮观的潮涌，同时在河口两边产生分散外流的潮流，把河口泥沙源源不断输往两边，因此在河口形不成三角洲。亚马孙河年来沙量高达10亿吨，但除了粗沙在河口沉积形成岛屿外，细沙都被潮流带往河口两边远处、尤其是西北方向的圭亚那，在那里形成大片的土地。世界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刚果河，之所以没有河口三角洲，主要是因为海地坡度很大的地形和来沙量偏少。一方面，刚果河流域热带雨林茂密，水土流失很轻，而且刚果河在流经面积巨大的刚果盆地，上游带来的泥沙在盆地内沉积，进入下游山谷河道后泥沙很少；另一方面，在刚果河入海口200km以外大西洋的水深就达到2000m以上，海底坡度达到1%。只要有地震的轻微震动，沉积的泥沙就会滑动入深海。而且在滑动路径上形成V字型的深槽——因此刚果河河口不仅没有三角洲，反而有一条水下深谷。不过进入深海的泥沙，长年累积，也形成了巨大的深海三角洲！; 个人分类: 科普|21292 次阅读|6 个评论

说说钱塘江的正源: 热度 7 huailu49 2015-6-29 07:52; 钱塘江的正源究竟在哪里？近些年不同的媒体莫衷一是，令广大受众无所适从。也许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可在许多衢州人尤其是开化人，或是徽州人尤其是休宁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必须辩个明白的问题，因为其间饱含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以及颇为现实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衢州和徽州之所以成为我向往的地方，皆因那里的山清水秀。不过真要追根究底，难免会开罪于某一方。然而好奇心终于还是占了上风。为此笔者先是做了一些文献调研，后又专门去了一趟皖浙边界的休宁和开化两个县。初步结果大致如下：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的地理工作者实地考察后，认为钱塘江发源于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马金溪。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电力工业部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浙江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联合组织的钱塘江查勘队，对钱塘江进行流域性的水利土地资源的查勘，确定了钱塘江源出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莲花尖。 1983 — 1985 年，浙江省科协组织钱江河源考察，认为北支新安江源头安徽休宁县六股尖的冯村河，才是钱塘江的正源。冯村河发源于海拔 1629 米的六股尖，这里山高谷深，河道比降大，多瀑布和急流。此后，浙江省尤其是衢州市、开化县不断有人呼吁，无论从乡土感情还是流域面积出发，都应将钱塘江的源头圈定在浙江省境内（开化县）。 1992 年 12 月，浙江省林业厅批准在开化县建立省级钱江源森林公园， 1999 年 8 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该公园晋升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1999 年 11 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题字“钱江源——保护源头生态平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过睿智的乔老似乎并未留下任何明示其地理位置的文字。 2010 年 9 月，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发布了《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关于启用浙江省主要河流长度、流域面积、主要湖泊面积数据的公告》。该公告指出：钱塘江以北源新安江起算，河长 588.73 公里；以南源衢江上游的马金溪起算，河长 522.22 公里。经查，马金溪又名金溪，为衢江的上游，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尽管主要流淌在开化县境内，而且开化县内还确有一个马金镇，然而此河的源头却是在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板仓村附近的青芝棣尖，马金溪在安徽境内有 25 公里的长度。隶属于浙江省水利厅的钱塘江管理局（官网： http://www.qgj.cn/webchn/river.ashx ）的介绍更为直白：“钱塘江北源为新安江，其上游为率水主源冯村河，源头在安徽省休宁县西南皖、赣两省交界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东坡；南源为兰江，其上游为齐溪，源出安徽省休宁县南部的青芝埭尖北坡，南北两源在建德县梅城汇合。”这大概可以算是最新、最为权威的结论。钱塘江的北源、南源均源于安徽，这可如何是好？有办法！一向力主“钱江浙源”的“独孤从众”撰文指出：“在齐溪汇流的两条河，另一条发源于青芝埭尖的龙溪，恰是钱塘江的正源。这条稍稍进入安徽的小河，如在今后省际边界调整时，能划入浙江，则是最理想的方案。”这段话无疑道出了作者的一丝无奈。行文至此，钱塘江的正源之争看来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一定要说浙江省境内也存在钱塘江的其他源头，似乎也不能算错。不过跳开这个话题，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以公平地说，浙江省尤其是衢州市、开化县在“钱江源”的景点建设、道路交通、住宿餐饮、环境保护，以及旅游推介等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安徽省、黄山市和休宁县认真学习的地方。; 个人分类: 书斋夜话|28152 次阅读|15 个评论

杭州轨道交通规划：拉开钱塘江时代的序幕: 陈龙珠 2013-6-26 20:53; @杭州新浪乐居：【杭州地铁二期规划获批】今天上午，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杭州地铁二期规划已于6月20日获国家发改委批复。2013-2019年间，我市将建设2号线二期、4号线一期、5号线一期和6号线一期工程共106.6公里的地铁线路，2019年形成总长约190km的轨道交通网络。 http://t.cn/zHDZFGH 本博旧文：杭州城市后续拓展应保西湖名副其实杭州钱江南岸建设中的湘湖和白马湖生态创意城初阳下杭州江南秀丽的景色;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80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 热度 6 Wuyishan 2012-6-13 16:01; 姚中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 —— 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article_2012051659843.html ）　　【内容提要】广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多的市场机制、社会自治、改革精神。本文把广东模式置于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文化—政治框架中，对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本文分析指出，钱塘江以南中国较多保存儒家文化，这让该地区基层社会之组织化程度较高，这对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均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儒家式现代秩序”之雏形。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钱塘江以南中国　广东模式　儒家　现代秩序　　关于广东模式，学界已多有论说。一般均认为，广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上，市场机制较多发挥作用；在社会领域，民众自治有较大空间；而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改革精神。 ① 　　本文拟从文化视角对广东形成上述特征的文化 — 政治原因略作考察。由于广东位于笔者正在构思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 “ 钱塘江以南中国 ” 范围内，本文将把广东模式置于此一框架中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广东模式的真正特质，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思考广东下一步前行的应然方向。　　一、为什么谈论钱塘江以南中国　　为讨论便利，首先对中国进行一个文化地理学上的划分。　　此处之所谓文化是指儒家文化，包括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儒家价值，及这些价值所塑造的，还有维持这些价值的种种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也即儒家式秩序。　　根据晚近以来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中国可划分为三大地区：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也可包括皖南、江西等地；江南地区，也即长江下游地区；除此之外地区为广义上的北方。排除个别大城市，这三个地区中，儒家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长江下游次之，北方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当代之如此地理分布，自有历史原因。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随后，大约受北方戎狄挤压，这个中心略微向南移动，而沿东西向展开。商、周活动之中心在今西安、洛阳、济南一线，也即渭河 — 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文明中心在此一轴线上维持了两千多年。儒家也正形成、繁荣于这一线之东、中部。　　春秋时代，伴随着楚、吴之华夏化，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而由此向更南的文明扩展似乎更多是被动的，也即起因于战乱，这包括汉末三国、晋末之乱、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大乱，随后则是宋室南迁与蒙元征服。这些战乱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 ② 　　在此迁移过程中，钱塘江具有特殊地位。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末大乱，江淮地域具有较高文化之士族 “ 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 ” ， ③ 这些人在吴中，也即后世之江南长期经营，拥有深厚根基。西晋灭亡，以王导为代表、原来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此处距离建业不远，较为安全，又地域宽阔，便于开发繁殖。 ④ 于是，本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儒家化程度反而一跃成为当时最高者。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由此，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　　这种迁移具有从文化上对人口进行过滤的性质。董仲舒 — 汉武帝复古更化以后，儒家士君子群体逐渐扩大。他们在保持文化权威的基础上，获得社会领导地位，又在此两者基础上获得政治地位。士君子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从而构造出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家族、宗族之类血缘性的，还包括种类繁多的非血缘性组织，比如授徒、书院之类的士人社团， “ 乡约 ” 之类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民间宗教组织， “ 水约 ” 之类的经济互助组织。士君子依靠自己的德行、治理技艺和资源，把分散的庶民组织起来，生产和分配公共品。没有士君子，庶民是无法自行组织的。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根本贡献，也正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士君子这样一个群体。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养成士君子之目的就是治理社会，士君子就是横跨于社会、政府之间的综合性领导者。在基层社会，他们就是绅士。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讨论中国历史和社会治理问题的基本命题：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组织。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组织者是儒家士君子、绅士。因而，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血缘、地缘群体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直接由其儒家化程度所决定。　　在和平时期，儒家士君子借助于其组织技艺，比如整合和维系家族团结，可以维持较好的社会治理。到战乱时代，组织就更加重要。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组织化能力，因而具有较高资源动员、分配能力的群体，才能具有较强的自保能力，或者具有在必要时向南远距离迁徙的能力。　　这样，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所风化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由这一机制，中国的文明中心向南逐渐移动，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向南高北低。因为，具有最为强烈儒家信念的人群向南迁徙了，留存于北方的人口则是儒家润泽程度较低者。　　另一点也相当重要：在唐以前，即便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直接领导的人口迁走，但仍有部分士君子存留于此，北方社会尚有领导者，儒家文化也就还具有自我恢复能力。然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中就会出现儒家士君子之绝对匮乏。社会因此而缺乏领导者，其被战乱破坏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由此，儒家文化的内生力就会下降。或许可以说，宋室南迁达到了这一临界点。此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丧失了自我恢复能力。　　另一方面，一批又一批儒家士君子及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通常不得不迁入环境较为艰苦之地。为了生存，他们必然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组织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强化儒家文化对人群的渗透与支配程度。而且，南迁的各个人群因为均由儒家士君子领导，故均会采取以儒家化提升组织化的生存策略。这一点，在潮汕与客家民系的竞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由此整个区域会形成重儒家、重组织之习俗。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生地深化、扩展之机制。　　由此一升一降，一荣一枯，儒家文化在南北方的地理分布差距不断拉大。对于华夏文明中心转移之此一大势，钱穆先生言：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汉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心神中活跃。 ⑤ 　　钱穆先生清楚指出，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的直接制度根源是不同地区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北方自然环境恶化之最显著者，如黄河水患，也非自然因素导致，而是社会组织化程度降低的结果。而南、北方社会组织化程度之升降，又由儒家文化保存与发育的程度所决定。　　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演变，到明清时代，形成这样一种文化地理格局：在包括江南和钱塘江以南的广义南方，儒家价值、制度保存得较为完好，北方则较差。只是这个时期， “ 钱塘江以南中国 ” 的特殊地位并不显明，事实上，江南似乎一直比钱塘江以南更为繁荣、富庶。　　但是，一个伏笔已经埋下：由于生存压力，这个地区人口大量出海谋生，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跨国人口、商业、资源、文化互动网络。这个网络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之维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 很快，这种支持就要显示出其巨大价值。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正式制度取消一切既有的自治性组织的合法性，纵向的国家权力体系向基层社会全面延伸。由此发生了一场史上空前的治理组织替代事件，这就是 “ 改造 ” 的含义。由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江南地区在相当程度上被改造。这个时候，钱塘江以南地区则显示出了其较高的抗压能力。　　能够解释钱塘江以南与江南差异的因素，也许就是上面所说的跨国社会网络。儒家文化支撑的较高社会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两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让钱塘江以南地区更为有效地抵制了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巨大压力，从而相对于江南地区，凸现出其引人注目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特征。　　二、广东改革精神之文化理解　　社会较高的组织化与跨国社会网络并存，尤其可以解释广东在过去三十年来的表现，比如讨论广东模式时经常被人提到的改革精神。然而，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广东官、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仅用领导人这个偶然因素来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还是需要深入广东的文化 — 社会结构中，理解广东的人心。　　广东三个民系，不论广府、潮汕、客家，均为北方迁移而来。故其基层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这三个民系的社会，也都嵌套在与南洋、美国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大约主要是这两个因素，让广东基层社会在上个世纪中期对权力控制力量产生了较强的抵抗力。　　比如， 50 年代初，广东的土改运动被北京批评为右倾保守，速度太慢。据此，北京对中共广东领导层冠以 “ 地方主义 ” 政治标签，予以批判。这个名词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化程度较高、也即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地方治理，尤其是地方政治生态。　　传统社会治理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 — 政府是连续的，双方展开密切的合作，虽然也存在竞争。县及以上官员虽然是流动的，由中央政府委任；但是，基层社会存在着一批绅士，他们享有文化、社会权威，彼此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就当地共同的公共事务协商、审议。流动的政府官员要维持地方秩序，不得不与这些基层绅士合作。双方共同构成地方政治生态圈。　　 20 世纪中叶后，国家权力延伸到最基层 —— 村庄，上述图景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不同地方的变化程度不等：在北方，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本来就不存在基层精英，国家权力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县及其以下的基层官员尽管主要是本地人，但他们基本上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活动的，当然他们也会为自己家人谋求私利，但不会考虑基层社会的权益，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组织化的基层社会。　　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国家控制体系当然也建立起来了，表面上看，社会治理工作完全由基层官员承担；但是，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本来较高，即便经过冲击，也依然有所保留。这个社会组织网络对主要为本地人的基层官员仍有一定的文化与社会的控制力。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对这个传统社会组织仍有一定忠诚。由此，基层官员群体虽然身为国家官员，其心智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倾向。这样，当面临在宏大的国家目标与基层社会价值间之抉择，他们的行动就不像北方官员那样坚决地倒向国家，而会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进行相机抉择 ——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在这样的文化气氛和社会结构中，县以上地方官员乃至更高层次的省级官员也具有类似倾向。首先，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员是从广东本地社会升迁上去的，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层官员类似。也因为这一点，当基层官员对北京的政策采取消极态度时，他们倾向于支持基层官员。在北京看来，这就是 “ 地方主义 ” 。　　当然，有一定数量的高级官员是空降而来的，比如，来自于儒家文化较为薄弱的北方。他们与本地的社会组织网络没有关系，他们的价值可能是反传统的，比如厌恶宗族制度。他们也经常是带着抑制 “ 地方主义 ” 的政治使命而到任的。因此，到广东之初，他们的政策主张通常比较强硬。由此必然造成他们与本地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之间的紧张。抵制是巨大而广泛的。最终，聪明的外来者通常意识到，自己的强硬政策事实上很难实施，外来者通常会缓和自己的国家立场，而部分地倒向地方主义。　　而北京所说的地方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北京发布的统一政策之保留。也就是说，广东官员对地方实情有更多体认，因而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一定灵活性。如此灵活地执行北京政策，按照今天的政治价值来说就是改革精神。而这种体认，源于广东强大的既有社会组织体系及其对官员的控制。因此，广东保存较多儒家文化，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 — 社会源头。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而是广东的文化 — 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那么，改革精神又指向什么？也就是说，改革什么？　　仅就经济方面而言，改革就是改变公有体制、改变计划体制。然而，这些制度绝非传统，也是根本反儒家的。事实上，儒家所塑造的 20 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也是以市场方式组织的。这两者就是人民习焉不察的习俗。　　至关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中，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不是由正式的法律 —— 也即刑律 —— 规范的，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而礼俗的内核正是儒家价值，礼俗也是由儒家价值所塑造的绅士阐释、执行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至关重要的命题：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私人产权保护必然最为完善，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因为，在这些地方，礼俗最为健全，且有较为完整的执行机制，这个机制之组织依托就是我们上面反复谈及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儒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秩序越健全，财富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越富裕。这套社会逻辑在钱塘江以南中国表现得最清晰 —— 下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尽解释。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次经典的强制制度植入。党 — 国体制自上而下系统实施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与中国既有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反：废除人们习惯的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废除人民习惯的市场机制，建立官员主导的命令体制。由此引发了习惯与法律、民众与权力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不同地方的表现有所不同。在所有地方，民众都有抵制，积极的反抗，以及消极的反抗。在北方，此一制度植入遭遇的抵制相对较弱；而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遭遇的抵制相对较强，因为这里人们的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本来比较健全，习惯也就更为根深蒂固。　　重要的是官员对于制度植入和民众抵制的态度，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在北方，缺乏社会的控制，官员具有更为强烈的国家忠诚，本身对制度植入没有太大反感。由于这些官员自居于社会之外，因而对于民众的抵制缺乏同情，而倾向于采取压制措施。　　在钱塘江以南中国，官员心态大不相同。首先，基层官员与民众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基层官员们自身在观念上可能会对制度植入有所反感。对于民众的抵制，他们也有更多同情，而不愿采取坚定的压制措施。在这里，出现了民众与官员合谋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深厚的传统抑制了官、民之间的隔阂，让他们可以合谋。正是这一点导致广东的土改进展迟缓。　　现在看来，这样的违法性合谋行为就是改革精神的一种呈现。改革是打通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之门，而当初，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民众和官员曾经抵制旨在消灭这两种制度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保留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　　由于这种违法性合谋行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公有化和集中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较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这两种制度的价值认同程度较低。而同样是深厚的儒家文化及其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让民众可以打破奥尔森所说的 “ 集体行动的困境 ” ，采取集体行动，突破不合理的法律、政策。基层官员对于民众这种违法性行为，则倾向于默许。这是另一种违法性合谋。　　因此我们看到，在公有制和集中命令体制建立之后，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民众和官员，频繁地试图突破现有体制，恢复他们习惯的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比如，早在 1956 年，浙江永嘉县就曾实行包产到户。同样， 70 年代中期，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农村自由集贸活动已呈半公开化状态。可以确定地说，包括广东在内，钱塘江以南地区突破公有制、计划体制的违法性活动，也即自发的改革，在全国是最积极、最频繁的。也因此， 1978 年之后，正是福建晋江地区、广东潮汕地区，以及浙江温州、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之地。中国的私人经济正是从我们所说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发展起来，进而扩展到全国的。　　总结上面的论述，儒家文化长期浸润所塑造的价值和制度，让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对集中计划体制有较强的抵制力，这也就意味着，在礼俗保障下、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制度被摧毁的程度不那么彻底，尤其是人们的习惯、价值没有多大改变。这样，一旦权力的集中控制放松，这些地方就率先回归。这个回归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制度变革，人们称之为改革。然而，这样的改革其实是回归。改革精神就是回归精神，这种精神是内生的，是由当地的文化、民情所决定的，官员的改革精神也来自于此。　　三、广东经济社会模式之文化理解　　前文论证了，儒家文化在广东保存较为完整，而借助于儒家价值和制度，广东的基层社会之组织化程度较高。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显而易见、也得到相当广泛研究的事实： 70 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相关制度，主要是宗族制度，在钱塘江以南地区获得较为迅猛的恢复。这一恢复过程与国家权力之基层控制的放松、退却，互为表里。 ⑥ 　　论及广东基层社会组织之保存和恢复，必须考虑上面提及的跨境社会网络的因素，对广东而言，主要是香港因素、南洋因素。华侨输入了资源，华侨在被阻隔之后陡然释放的强烈的价值需求，给广东基层社会恢复其传统组织以强大的外部驱动力量。当局基于统战考虑，容忍了这些外部资源参与儒家价值和制度在基层社会之复归。 ⑦ 而浙江南部地区则缺乏这一因素，因而其传统复归的程度似乎不及广东。而在广东，以宗族为代表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机制得以较为完整的恢复。　　由此，在广东，基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比较明显的混合型治理架构。人民公社虽被取消，国家权力之控制末梢仍部分地保留着，这主要体现为村党支部。 90 年代开始引入的行政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与自治本义相背：所有村庄采用统一的治理模式，也即以民主选举方式选举村委会，尤其是村主任。这一点清楚体现了国家权力控制乡村的意图。在北方，由于自发性社会组织体系只在很小程度上恢复，这两个机构得以大体上保持着垄断地位。在广东，这两个机构却不得不与大体上复归的基层自发性社会组织共处，共同治理村庄。　　以宗族为代表的这些自发性社会组织在钱塘江以南中国之村庄享有相当广泛的治理权威，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这种格局下，两个国家正式机构的性质也发生部分变异，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也即，其人员的产生方式、运作模式受到自发性社会组织的影响 —— 这一点，在 20 世纪中期就在较低程度上存在。 ⑧ 对于这一倾向，政府、学界之主流长期持有负面看法，但又无力予以改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后，钱塘江以南中国基层社会的这种混合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不仅被民众所习惯，也被当地官员所习惯。学界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其现代性迷信，承认其正当性。　　这一惯例促成广东治理架构的一个明显而重大的特征：治理权威向基层倾斜。在北方，村庄和乡镇已基本陷入治理空虚状态：或者无事可办，或者没有资源。比如，乡镇的财政已由县财政代管。村的公共生活则几乎消失。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的基层治理。但在广东却存在着真正的基层治理，也即，乡镇和村两级治理主体均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获取和支配能力。这样一来，县一级治理其实也就不重要了 —— 事实上，在珠三角不少地方，确实没有县级建制，比如，东莞市、中山市的管理架构是地级市管理若干乡镇、街道。导致这一奇异现象的原因在于，自发性社会组织在广东比较发达，而这类组织天然存在于最基层，它们的强大治理能力对县、市两级政府之治理，产生了比较明显的 “ 挤出 ” 效应。　　广东的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治理架构中展开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广东经济结构的一大特征：经济活动重心在基层，工业化呈现为基层工业化，也即，从经济增长的行政主导主体来看，工业化过程主要在村和乡镇两级治理框架内展开。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所生成的信任和信用，借助于海外社会联系，基层民众参与创办了很多企业。 ⑨ 村、乡镇则以土地参股等方式参与其中，并负责向企业提供相关基础设施。这样，在广东，与北方、甚至与江南不同，大量企业是由村和乡镇政府管理的。他们获得了这些企业的税收和准税收，借助这些资源，村和乡镇政府反过来又可以以参股等方式兴办企业。这基层工业化模式，存在于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　　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的这种基层工业化模式塑造了引人瞩目的城市化模式：基层城镇化或乡村城镇化。 ⑩ 比如在广东，由于基层工业化，诸多村、镇汇聚了大量工商产业和工商业人口，也兴建了一些现代基础设施，因而具有了城镇的雏形，有些镇的聚集人口达到几十万。只不过，由于制度约束，这些人口与工商业聚居区目前无法完成城镇化过程，而处于 “ 半城市化 ” 状态。　　至关重要的是，广东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因为在自发性社会组织体系的包裹之下展开，因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撕裂基层社会。　　这种撕裂在其他地方深刻而严重。比如，工业化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后果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本地社会失去组织之主体，公共生活凋敝，社会陷入半解体状态。这些地区的本地工业化也通常由县以上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收益主要被这些政府和以外来人身份出现的当地、外地商人获得 —— 即便是本地商人，由于已脱离本地社会结构，也具有外来人意识。本地基层民众从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多少收益；相反，他们经常是工业化的受害者，比如遭受严重的水、空气污染而无法获得补偿。另一方面，钱塘江以南之外全国各地的城市化几乎都是权力主导，城市化其实呈现为 “ 大城市化 ” 。这些城市也借助行政权力抽取周边小城市和乡村的资源。于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也就伴随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而在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广东，工业化的重心在基层，工业化的收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向基层社会倾斜。基层民众以主体身份，相当广泛地参与了城镇化过程。比如，村民土地出租为工业厂房，或者农民开发房屋用于出租。这样，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 — 收益在民众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布较为均衡，在民众内部的分布同样较为均衡。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钱塘江以南中国未必是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但此处的基层民众最为富庶。这些地区确实做到了 “ 藏富于民 ” ，而且，财富在民众之间的分布也比较均匀。也就是说，钱塘江以南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可能相对较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发性社会组织内部的信用网络被民众很自然地转用为产业扩展网络。先富者不是建立产业垄断，而是沿着这个信用网络，把自己信任的人卷入自己所在的产业，信用网络业发展成为财富传递网络。换言之，自发性社会组织约束、引导人们走上了一条在信用网络内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一点，在温州人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自发性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成员的财富生产过程，于是，新增财富就被用于维护基层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了。在北方，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解体，也就是社会趋向解体，且没有创造出任何修复、重建机制。在钱塘江以南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人际间关系网络似乎趋向于紧密。　　总之，在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网络。也因此，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并未伴随社会解体与社会失序，而这两种现象在北方十分明显。广东之所以没有失序，原因在于儒家价值及其所塑造的制度让基层社会维持着较高组织化。这样的社会有一定的能力吸纳一个大大扩大和深化了的市场的冲击，并可更进一步，将其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巩固自身。由此而形成 “ 儒家式现代秩序 ”—— 尽管这些秩序现在并不完全成熟。　　也就是说，较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底充当了钱塘江以南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基础。用大多数指标来衡量，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程度高于北方，而我们上面的分析表明，其根本原因与一般所论者相反：恰恰是因为，此处的儒家文化保存得比北方更为完好，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制度资源。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般性命题：现代历史上，中国各地之现代化速度未必由其开放程度所决定，而由其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所决定，而组织化程度又是由儒家文化的保存程度所决定的。在 90 年代初关于亚洲模式、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中，人们论证了儒家价值有助于经济增长，本文则愿意指出，需要从组织和秩序的角度理解儒家推动经济增长之用。反过来，儒家的这一作用让现代化过程是受控的，从而让经济增长不至于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反而可以稳定秩序。归根到底，儒家的整体规划是致力于构建和维护合理秩序 11 ，经济增长也不过是这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四、从文明复兴角度构思广东之未来　　遍观全国，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最为可取的：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儒家价值、制度的包裹下进行的，这些价值和制度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因而，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民众所分享。而这些财富反过来也支持了社会秩序，而不是撕裂社会。概言之，这个地方最中国，也最现代。　　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儒家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儒家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社会变化的理性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于 “ 因 ” 中有所 “ 损 ” 、 “ 益 ” ，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构造现代制度，形成中国的现代秩序：它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 “ 中国 ” 之根本就在儒家，因为儒家守护着华夏之道，因而，中国的现代秩序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　　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在这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的现代秩序已在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展开了。构想广东之未来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必须具有面向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文化与文明自觉和责任感。　　为此，广东精英群体在思考广东未来时，首先需要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广东的优势本来就不在于其速度，而在于其工业化、城镇化的合理模式，在于其比较健全的社会秩序，概括而言，在于现代化模式的健全性。较快增长速度只是健全秩序的产物，属于次一层级的价值。因此，广东人不必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焦虑。社会秩序维度的得分，已让广东跃迁到更高级的层面上，完全没有必要与其他省份进行经济增长率的竞争。相反，广东有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广东完全可以、也应当面对中国的未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秩序更健全，以推动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成熟和扩展。　　然而，过去十年来，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的刺激下，广东高层级政府，以省政府为主，还有各市政府，采取了诸多产业升级鼓励政策，试图将经济增长速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也许，这种用意是良好的，但其很难实施，假若实施，也未必有益于广东。　　事情很明显，给定前面所分析的广东工业化的政治模式，实施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广东经济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的控制权 —— 相应地，税收的控制权 —— 将从基层治理主体转移到高层政府。不难设想，这样的产业政策必然遭遇基层政府的抵制。而基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广东的社会治理结构，面对基层的抵制，高层政府通常无可奈何 —— 而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治理结构变动，也即治理权上移，则广东的治理秩序就将混同于其他地方，而丧失其优良治理之制度优势。　　当然，从技术水平的角度看，广东目前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从产业结构思考，而需要顺乎广东增长之本地逻辑，从优良现代秩序的角度寻找方案，以秩序健全推动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决策者和学界应当承认过去三十年形成的经济的政治结构之现实，而采取合理的机制，激励基层政府推进其产业之升级。　　一个最为简捷也最为重要的措施是推进基层城市化进程。广东的基层工业化造成了广东的基层城镇化，大量村、镇已经具有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经济、社会规模。但是，在行政建制上，他们仍然只是村、镇。治理架构与经济社会状况严重脱节导致严重的治理混乱 —— 这种情况在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普遍存在，在江南也很常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设立这类镇、村为建制市，也即县辖市，赋予其建制市的全部地位和政策，而建立市的治理结构。 12 设立县辖市乃是真正的国际惯例，在几乎所有现代国家，中国行政区划系列中的镇都会被设立为市，作为最基本的基层治理单位。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综合对比即可发现，钱塘江以南中国作为现代化最迅速的地区，最有条件率先改镇为县辖市。　　立刻可以发现，设立县辖市对于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的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力量主导形成的，且人口规模巨大，经济、社会结构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建立市级层面的自治制度，而必须采取集中行政管理体制。县辖市的较小规模及其不那么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让自治具有了可能性。　　而在广东，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村、镇等基层社会之治理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成分。但目前过于促狭的机构设置，不足以吸纳基层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治理。改镇为市则有可能给这些社会精英以较为宽松的治理参与空间。由此，基层社会已存在的种种自发性社会组织可被整合进一个现代治理架构中，从而较为平顺地完成其基层治理之 “ 新生转进 ”13 。　　也惟有通过设立县辖市，广东才有可能解决其目前面临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口之有效安顿、治理问题。 1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广东的工业化是在基层展开的，所以，外来人口大量集中于村和镇、街道，基层管理者面临巨大压力。在经济衰退时，甚至可能发生本地人 — 外地人的冲突。而通过设立县辖市，可以吸纳外来人口融入本地，可以设立一个与人口规模相当的政府，支配相应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提供充分的公共品，让外来人口从社会、从精神上融入本地，从而化解社会风险。通过吸纳这些人口，大量来自内地的人口也将被融入一种比其户籍地更为优良的文化 — 社会秩序中，这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扩展的一种路径。　　目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城镇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必然随之调整。道理很简单：完成城市化，透过城市型治理，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基层的工商企业才有可能对专业人才、对技术工人产生吸引力。城市化也会推动这些地区的服务业迅速成长，这是真正的产业升级。　　总之，解决广东模式面临的诸多问题之核心在于，继基层工业化之后，在 “ 半城市化 ” 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设立县辖市，完成基层的城市化。当然，此一改制过程达成上述优良效果的前提是，县辖市的治理结构应有所突破，真正地建立自治性制度。其实，纵观各国，也只有在这个最低层级的市，才有可能建立自治性制度。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广泛设立县辖市是推动更为广泛的基层自治的唯一法门。　　五、结语　　从 1894 年开始，中国人展开了全面的现代化努力，这一努力的目标是形成稳定的、可持续的中国现代秩序。中国的现代秩序必须 “ 因 ” 其自身固有文明，而有所 “ 损 ” 或有所 “ 益 ” 。这固有文明以儒家为根本。因此，中国式现代秩序型塑之根本在于，以儒家所阐明、守护的华夏之道为本，构建种种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制度。可以想象的中国式现代秩序，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　　但过去一百二十年间，中国人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的现代秩序也就依然没有完全形成。在 20 世纪前半期，主要的问题是现代性制度之匮乏。在此之后，不仅现代性制度匮乏，文明意义上的 “ 中国 ” 本身也变得匮乏了：儒家遭遇猛烈冲击。于是，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秩序并没有自然降临。　　不过，秩序的希望尚在。在北方，儒家式价值和制度本来就已经肤浅，又遭到严重破坏；江南次之。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抗冲击能力最强，因而保存略为完整一些。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制度之复兴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也比江南、更比北方强劲。恰恰是借助这一价值和制度基础，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最快，由此所形成的整体社会秩序也最为健全，也即文化、市场、治理等多个面相之间具有较高的兼容性而相互支持。因而，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就是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最为接近的雏形。它是 20 世纪中国文明在风雨之中艰难演进之较为正面的成果，这种秩序透过商业网络也在向外扩展，或者反向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外来大量人口。　　但当然，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治理秩序仍存在诸多问题，有些甚至相当严重，迅速城市化 —— 尤其是权力主导的城市化 —— 对其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在未知中。本文希望指出，所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者，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理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明责任感，具体地说就是从文明演进的内部视角思考问题，打破国家主义迷信，因应基层社会自发演进之进程，调整正式制度，比如设立县辖市，且建立自治制度。由此，中国的、现代的社会秩序将在此地成熟，并构成其他地区之典范，向整个中国扩展。在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钱塘江以南中国责任重大。　　【注释】　　 ① 比如肖滨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 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 见《政治学者肖滨：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 “ 广东模式 ” 更具生命力》，载《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1 年 6 月 6 日。　　 ② 关于这几次大规模南迁，葛剑雄指出： “ 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由于北方黄河流域长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而南方长江领域则相对平静，大批北方人南下避难，以北方移民为统治集团的蜀国和吴国的建立，使多数难民在南方定居 …… 以后又出现了三次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的高潮：从 4 世纪初的西晋永嘉年间（ 307—312 年）到 5 世纪中叶南朝宋元嘉年间（ 424—453 年），从唐天宝十四载（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唐末五代，从北宋靖康元年（ 1126 年）至南宋后期。这几次南迁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都在百万以上。其中第三次南迁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元朝，在蒙古、元灭金和南宋的过程以及元统一政权建立后，逃避战乱和赋役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流向南方。 ”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第 1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 页。　　 ③ 陈寅恪：《述江东王导之功业》，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57 页。　　 ④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69 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769 页。钱穆先生接着说： “ 一民族与国家之复兴，一面固常赖有新分子之参加，而同时必有需于旧分子之回苏与复旺。北方为中国三代、汉、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辉煌的发源地。刘继庄在清初，已力倡北方复兴之理论。将来中国新的隆盛时期之来临，北方复兴，必为其重要之一幕。 ” 　　 ⑥ 肖唐镖的调查表明，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国内有约两成的宗族已重建，其中以华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相对明显，而中原、西北和东北地区甚弱。参看肖唐镖：《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 —— 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宗族重建状况分析》，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2 期。　　 ⑦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宋平：《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载《文史哲》 2005 年第 5 期。作者指出： “ 文化传统在闽南的普遍复兴与这个地区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密切相关：作为侨乡，闽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性地形成了跨地域关系纽带。 ” （第 88 页）　　 ⑧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 — 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载《社会学研究》 2011 年第 1 期。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 “ 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为宗族组织的兴起在形式上提供了契机，使得宗族组织借助这种合法化的组织形式，开始影响村庄治理过程与权力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村庄民主在形式上的推广并不会与宗族组织产生矛盾。但是，宗族组织作为村民公共需要的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性选择，一旦发展之后，会对正式组织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会限制基层民主的实质内涵。宗族组织与民主组织在对于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仅仅存在其中一种组织的村庄，其治理绩效并未显示出优势；只有同时存在两种组织的村庄，才具有显著的更高的治理绩效。对此结果的一个解释：在一个村落社区中，如果这两种组织形式并存，为了强化各自的合法性，它们都必须增进社区居民的福利，以提高村民对自己的认同或选择，二者间的竞争性存在导致了公共物品投资的增加。 ” （第 161 ～ 162 页）　　 ⑨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胡涤非、魏远志、陈海勇：《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 以广东省惠州市 P 村为例》，载《科学 · 经济 · 社会》 2011 年第 2 期。　　 ⑩ 参考许学强、李郇：《改革开放 30 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地理》 2009 年第 1 期。作者指出，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在 80 年代相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在人口、产业、建设用地等空间要素的动态分布上分别表现为 “ 就地转移 ” 的城镇化过程， “ 小集聚、大分散 ” 的产业空间以及建制镇建设用地增长快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第 15 页）　　 11 参看余英时：《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 —— 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作为《附论三》收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册，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12 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所讨论，比如秋风：《乡村治理：建镇为市，市县分流》，载《南方都市报》 2009 年 11 月 8 日；秋风：《告别郡县制》，载《文化纵横》 2009 年第 6 期。　　 13 这是徐复观先生用的一个词，见萧欣义（编）、徐复观（著）：《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 1988 年增订再版，第 98 页。　　 14 关于这一点，笔者以前也有所论述，参看秋风：《容纳农民工，推进市镇化 —— 农民工价值观变动压力下的珠三角转型之路》，载《南方都市报》 2010 年 2 月 28 日。来源 : 《开放时代》 | 来源日期： 2012 年 4 月刊 |; 个人分类: 换一个角度|2204 次阅读|8 个评论

钱塘江与富春江、新安江是啥关系？: 陈龙珠 2012-4-14 09:47; 浙大龚晓南：记得86年到德国留学，将莱茵河和多瑙河与钱塘江比较，觉得钱塘江风光并不比它们差，但名气要比它们小多了。什么时候我们的钱塘江也能与莱茵河和多瑙河一样有名呢？陈龙珠sh ：以往宣传注重的是局部：杭州西湖和钱塘江潮，而忽视整体推介钱塘江了。不过，与莱茵河、多瑙河比，钱塘江确实短了不少吧？陈龙珠sh ：我在瞎琢磨一件事：“塘”为海堤，“钱”意越国，钱塘江便是古时候在越国境内由（人工）海堤围成的一条江而已，与其上游自然形成的富春江（及新安江），不能合（而）为一的。注：目前百度 “钱塘江”词条的内容看似比较混乱，按其定义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富春江都是钱塘江的一部分。; 个人分类: 陈词滥调|18583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的停滞生活: 热度 1 pathologysmu 2011-9-25 15:13; 从六月初回国，当踏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第一眼看到接自己的学生，已经快4个月了。我的生活几近停滞，像流淌在剑桥和波士顿中间冰冻的查理斯河。想起去年冬日的漫步，在桥边曾摔了好几次，冰冷和生痛现在还记得很清。回到温暖湿润的广州这么久，比起具有漫长严冬的波士顿更加冰冷。我好像被冰冻在冰柜里保存，包括我的生活。很多的活动已经与我无关。不用备课也无需在稚嫩的大学生面前忽悠那陈年的旧事，也无需在显微镜下琢磨这可能是怎样的一种改变。我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志，在生活和工作。我坚持每天包括周日去办公室，即使是去发呆。在去办公室前，我喜欢在校园里游荡，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已经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我习惯于这里的花草树木，这样的气息，我的血里面也浸透着这样的味道。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息下我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气息。有的时候，静静的夜里，没有灯光，踩着细细的落叶，似乎感到自己的灵魂在摇晃。在我停滞的生活里，我的心儿像钱塘江的潮水，此起彼落，有升腾之后高高坠落的快感，你可以听到它在砰砰作响。在我的停滞生活中，与不少人有着不少的谈话，有的谈话还有几次。有居高临下的谈话，在无数的虚幻的幌子下面重复着说着一个同样的表述。有朋友鼓励的话语，你一定要坚强。还有........。我时而清醒时而癫狂，时而迷醉时而哀伤，时而平静时而慌乱，时而挣扎时而彷徨。我在云端漫步，一个人忧伤。家人啊，你们让我安慰也让我难当。学生啊，你们让我欣喜也让我惆怅。我能怎样？即使我想云游四方，即使我真的想去云游四方。我不能逃避我不能放弃。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一定会有我的方向！; 298 次阅读|1 个评论

杭州城市后续拓展应保西湖名副其实: 陈龙珠 2011-7-2 22:51; 杭州西湖之名，源自它那时位于杭州城的西面。大约30年前，杭州城区还主要在沪杭线（环城东路)以西、钱塘江以北、环城西路-莫干山路以东、环城北路（京杭大运河）以南这么个区域，西湖基本还是名副其实的。然而，经过城市建设的大跃进（尤其是最近的10余年），现在杭州的城区版图，已向北、向西大大地拓展了，其绕城高速公路G2501几乎已成了目前杭州西北区域的城中快车道了，而西湖现时看似应该改名为杭州的南湖。但从绕城高速公路G2501的完整布局看，其围成的区域西南部是与西湖相邻的山区，只要后续杭州城市的拓展重点沿着钱塘江两岸建设，则在不久之将来的大杭州城，西湖还能恢复为名副其实的城西之湖。杭州的建设热点区域，拭目以待从现在的西北部转向东南部的钱塘江沿岸;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5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家不用泡在水里了: lzhangss 2011-6-21 00:01; 我家在安徽黄山歙县，前段时间的雨季，我家已经泡在水里了，在我印象里，这应该是98、99年最大的一次洪水了，因为我在新安江支流边上。今天看到这则消息很开心，可是又担忧下游的状况华东最大水库新安江水库将于21日9时30分泄洪新华网杭州6月20日电（记者张遥岳德亮）根据浙江省防指20日晚间发布的消息，考虑到今年钱塘江流域整体防汛安全，省防指决定于21日9时30分对新安江水库实施泄洪。据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春来介绍，21日泄洪时将开启9孔泄洪闸中的3孔，为小流量泄洪，预计对下游影响较小。 3日以来，四轮强降雨持续侵袭浙江。截至19日，浙江省已有545个乡镇、171千公顷农作物受灾。根据省防指20日20时发布的数据，目前新安江水库水位107.18米，超汛限水位0.68米，浙江省未来仍有可能发生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根据目前拟定的方案，3孔泄洪的具体操作需要半小时，开闸时的总下泄流量预计为2890立方米／秒（含发电流量），当坝前水位回落到106.7米到106.5米之间时关闭闸门，具体回落至多少米，将依据天气情况而定。整个泄洪过程大概需要32小时到44个小时。省防指办相关负责人说，泄洪方案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现在新安江水库水位仍然较高，目前尚未出梅，全省范围来看仍有可能下雨，不如把水先放掉；二是目前兰江水位正在退，21日将退至警戒水位之下，兰江流量加上新安江流量汇流下来，富春江沿线应该也是安全的，泄洪条件已经具备。据介绍，新安江水库是1959年建成的华东地区最大的水库，总库容216.26亿立方米，是钱塘江上游最重要的控制性工程。新安江水库建成后已泄洪五次，本次泄洪将是1999年以来的首次泄洪。; 1981 次阅读|0 个评论

没咯腮儿吹得来斗位都没得来(杭话不吹牛)的中国量院校歌: hzluan 2011-4-16 22:33; 　西子湖，钱塘江，　　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启明晨读，梦溪暮谈；　　格致天问，望舒畅想。　　殷殷耕耘意，拳拳学子心；　　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这是我们青春的校园，　　她的母亲是中国。　　这是我们青春的校园，　　她的名字叫计量。　　日月湖，嘉量堂，　　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立人立业，志在环宇；　　明德至诚，行健自强。　　精思国家计，细量民生事；　　今日雏鹰，明朝翱翔。　　这是我们永远的校园，　　她的母亲是中国。　　这是我们永远的校园，　　她的名字叫计量。; 个人分类: 这是生活|2507 次阅读|1 个评论

研一还没女友的孩子你依然伤的起，我要上路，因为我还有远方: 热度 3 jay1060201001 2011-4-10 16:45; 时间：2011年4月10日下午2点45分地点：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计信学院5楼人物：二十三岁单身闷骚男张洁周末午后两点，坐在实验室舒服的椅子上，品着醇厚苦涩咖啡，哥有些惆怅，又有些轻松。午后的阳光洒满的窗台，好久没这么惬意了。每天背着书包在宿舍、食堂、图书馆和实验室之间来回奔波，仿佛被打了鸡血的木偶一样游走于全球某工商的校园，我定了定神，抿一小口咖啡，叹道：啊，自己原来还是这么完好的活着，贪婪者呼吸者钱塘江畔的氧气！苏格拉底说过：最热烈的爱情往往以冷漠收场。看来我已是不止第一次成为其诅咒的对象，可能这就是我吧，对于很多事情喜欢追根问底，理智与感情在体内冲突着，欲望和激情在内心激荡着，让我久久不能停息。俞敏洪说过，他的大学是灰色的，他出国失败，当老师又被学校炒鱿鱼，还好把我的时机创立新东方，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我呢，我的大学又岂止用灰暗来形容，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苦痛与欢乐，我也从没例外过，高考失败，再战考入华侨大学，考研调剂，高中起就因为学习及其努力，心理失衡，成为了一个偏执狂，大学生活是在压抑与苦痛中度过，有点狂躁症倾向。经历了那么多才发觉，哦，我终于能像其他人一样，我还是依然年轻，也应该如他人一样感受这年轻岁月。目前为止，说句良心话，我没后悔过，犯过错，也没逃避过。子曰：君子求诸己，我缺点很多，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正如一些人曾说过我，你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优势就是有利于独立思考，然而劣势就是有点自以为是。当然我内心也渴望得到一种认同感，这种感觉在这个全球某工商难以被普遍认同，当然即使在哈佛也不会被普遍认同。这在我看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并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其实我也是一个内心支配欲很强的人，古人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看样子我学的并不够好，顶多及格。儒家讲直、仁、忠、恕，我很直，自己和朋友们都认同的，当然容易得罪人了，这样子，不过比前两年好太多了。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老夫子说得好，这一点上我不够好，很多时候自己干的事会拿捏不定，其实很是自私，偏要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不过很多事终究还是做了，所以说如果自己是比尔.盖茨不会把钱全捐了，当然我这辈子断然成不了BillGates。忠，经常感觉自己过于忠，对朋友忠，对爱情忠，对理想忠，并没有啥错。所以这样的人容易被自己奴役，得不了空闲。对女人忠让哥吃了不少亏，下次遇到心仪的女人一定别再头脑发热了，不过这点上我是最不敢打包票滴。曾经有好朋友说过我，洁子，你在遇到五个女人之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这点我不敢苟同，不过目前也没敢否定。恕，我本来的理解是宽恕别人，其实何止宽恕别人呢，人其实最难得的是宽恕自己，给自己犯错的权利和机会，然后就不要纠缠自己的过错，用行动和时间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坚强。今天在这也不得不晒晒我曾经的感情问题，坦白的说，目前为止，我爱过两个女人，日他，不知是不是巧合，抑或上天安排，这两个女人名字里都带一个“丹”，第一个“丹”是俺大学里遇到的，那时她犹如清风般从我身边走过，当时我的魂就飞了，没过几天就要了电话，那是09年六月份的事了，考研将这份感情隔了太久，考完试后我们聊了几天，不过都到10年了，说着快毕业了，我的脑海里还存留着写过的情诗和那些当时莫名的胡言乱语，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就是来到了这全球某工商，我一直对这个学校有种感激，因为遇到他之前我经历了很多，老师的鼓励让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重新站在了生活的起跑线，犹如扬帆起航。这里有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当然美眉也是比比皆是。于是我就在本学期的一个傍晚，在一个神马翻译的宣讲会上和第二个“丹”认识了，虽然当时他对我似乎有些不屑，俺还是厚着脸皮搭上了。有句话说：男人一旦爱上女人，就会变成很贱的动物。我当然不例外。算起来我是二十八天前的今天认识的，昨天就一切烟消云散了，她对我说：“你还是收手吧，对不起了”，连最后挽留的机会她都没给我，脑袋里也只剩下写过的几行情诗。我不后悔曾经“犯贱"过，至今她的一颦一笑还时不时在我脑中闪现，因为我已不再能记起她的模样，我曾经脑中幻想的一千种向她表白的方式也已经化为泡影，留着下个女人用吧。如果说在追女人方面我的战术有误的话，这点我是百分百认同，然而这不是问题的根源。首先思想上我容易败下阵来，自己在心爱的女生面前总会变得软弱，我不太懂幽默，喜欢真实，讲实话（一般美眉喜欢被人忽悠），又是对于爱情有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的人，这本身听起来就有些矛盾。一旦有了理想主义的情结，我就很容易把爱的对象理想化，神圣化，所以才会摔得很惨，就像我曾对第二个"丹"说过你是我的godness，这样很可能给她一种束缚感，这与仍处在校园里对于爱情理想化的美眉断然是难以行得通的。当然也有时机等等客观原因。毛主席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此话太对了，还有就是要有极强的耐心和战斗精神，所以时间上也要允许，这点条件我是不大满足的，这学期自己依然任重道远，本月23、24我要去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复杂网络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很多人都是该领域的牛人，香港城市大学的陈关荣老师，中科大的汪秉宏老师，中科院的方锦清院士......这些只能在论文上见到的人名会出现，客观的说，我不算很笨，不过在全球某工商的确客观环境所限，许多问题得不到交流，单打独斗写不出啥玩意的，要毕业，论文还是要发的，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且本次会议食宿免费，还有免费南京中山陵旅游，哈哈。希望自己带着一颗求知的心，交流学习的心态过去，期望会有些收获。英语是我读研期间坚守的目标，五月份下半月还有BEC高级考试，目前我的英文的确有些提高了，与老外交流还算自如，希望一直保持。好吧，就写到这儿吧，手都酸了，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看了俺的文章一定要给点力啊!; 3262 次阅读|3 个评论

力学科普-4：《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象》序言: sqdai 2011-1-1 05:44; 这是中国力学学会大众力学丛书编委会奉献给读者的丛书第八册。请大家聆听一位与钱塘江涌潮相伴了大半生的老教授述说涌潮的林林总总。凡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朋友无不知晓钱塘江涌潮，凡是观赏过钱塘江涌潮的朋友无不倾倒于它的气势和魅力。涌潮会给你带来无限遐想：它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它有怎样的神奇传说？它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巨大能量是怎样积聚起来的？它是怎样演化推进的？为什么它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千姿百态？应该怎样认识涌潮的是非功过？人类怎样驾驭涌潮？对于这些问题，这本小册子会给你满意的回答。本书作者林炳尧是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已退休的教授级高工，与钱塘江涌潮相伴相随三十年，把自己的美好年华献给了涌潮的研究、管理和治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在这本书里，他引领大家去欣赏钱塘江的种种美景：一字潮、交叉潮、回头潮；告诉大家有关涌潮的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他用他的生花妙笔，把涌潮生成、演化和传播的科学道理娓娓道来，使你兴趣盎然地不知不觉地增进学识，领悟力学对解释自然现象的作用。这本书的写作是催逼出来的。我对涌潮一向情有独钟，在青年时代，曾用流体力学和应用数学知识研究过涌潮的机理。到上海工作之后，多次应林炳尧教授之邀前去观潮，涌潮的气势磅礴、绚丽多彩令我折服。三年前开始策划编辑大众力学丛书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推出一本涌潮与力学的书。找谁来写？我的学弟林炳尧教授自然地进入我的视线范围。他从复旦数学系力学专业毕业后，始终摸爬滚打在水利战线，近三十年来在钱塘江管理局工作，一直与钱塘江涌潮打交道，对其习性了如指掌。 2008 年钱塘江管理局成立 100 周年之际，他出版了专著《钱塘江涌潮特性》，以水动力学和潮汐学知识，对涌潮特征做了精彩的阐述，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另外，他的文学修养很好，文笔生动，叙事清晰。因此，我认定，在我国学界，他是这本书的最合适的作者。但与他商量时，却碰了钉子。原因是：他近年来身体欠佳，而写科普书并非易事，深怕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几经商议，他总算看在我这个学兄的面子上，允诺了下来。林炳尧教授先后用了一年时间，精心搜集资料，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反复斟酌，几易其稿，还专门找人绘制插图，终于捧出了这本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科普著作。我对这位学弟真是由衷地钦佩和感谢。全书共分十九小节，分别叙述：涌潮的表观特征；如何观潮、听潮；涌潮产生机理和传播特性；几种特殊涌潮的形成和形态；涌潮的功过和治理；涌潮的未来。综观此书，取材精到，叙述浅显，有高中文化程度就可轻易读懂，而且可以回味无穷。对于想要进一步了解涌潮的学术内涵的朋友，建议大家阅读上面提到的专著《钱塘江涌潮特性》。本书之末，把对该专著的一篇评介文章作为本书的跋刊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相信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本书。戴世强于上海大学 2010 年 3 月 18 日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175773.html 【链接 1 】林炳尧：《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象》前言站在钱塘江畔古老的石塘上，望着面前空阔茫茫的江面，我总在想，人们最初看到涌潮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春秋时期，这儿还是宽广的海滩。人们见到滚滚波涛迎面扑来，恐怕就像今天碰到海啸，惊恐地啊，啊叫喊着，艰难地在松软的沙滩上奔跑，逃避突如其来的灾难。二千多年过去，人间经历了多少沧桑，以往荒芜的原野，已经变成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当年吴越征战不休的战场，早已变成繁荣昌盛的钱塘地区。只有潮汐波，依旧从遥远的太平洋出发，跨越东海，抵达杭州湾，长驱直入，在海宁，在杭州，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掀起凶猛的波涛。一天两次，刻时定信，伴随着低沉的隆隆声，一往无前地向上游挺进。偶尔有那么几次失信，都会记入史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钱塘江迎来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观潮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着自己的涌潮。有人感受到神灵伟大；有人感叹涌潮宽阔壮观；有人却愤恨涌潮暴虐。人们留下了数不清的，风格迥异的诗词歌赋文论和传说。我想，每个人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切、最珍贵的。初次看潮，我就被涌潮的气势所震撼。刚到钱塘江那段时间，经常看到海塘、丁坝遭到涌潮破坏，心想，没有涌潮，那该多好，天下太平，钱塘将更加繁荣。时间长了，就感受到了涌潮的魅力，开始思索涌潮对我们精神情感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人们总那么津津乐道？工作，为我提供了接触涌潮的机会，一大批常年奋斗在治江第一线的同事，传授给我许多经验。我心里的涌潮在不断地变化，直到现在，仍然感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真是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客观事物总有很多个侧面。人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看法会有很大不同。环境学家关心涌潮对盐度、污染物扩散混合的影响；生物学家关心鱼类和水生物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心理学家则研究涌潮如何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当然，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正因为如此，涌潮在人们心中的映像千差万别。这本书谈的是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谈的是我心中的涌潮。作为水动力学工作者，更关心的是涌潮的力学特征、形成和演化的机理。这本书在这方面谈得多一些，也是很自然的。科学，不只是已有知识的汇集，更是一种探索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愿望和精神。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增添青年朋友一些知识，更加希望能够激起大家对涌潮，对大自然的欣赏和探索的热情。这本小书得到戴世强、董世汤、刘桦诸位教授诸多鼓励和帮助。为了这本书，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周潮生、邢云、唐子文、朱涤非、金光伟、贺春雷、李慧燕做了大量工作，更多的同事提出许多意见，给予我很大支持。画家徐龙宝、李诗悦、徐苏焱创作了精彩的插画。我对这些同志极为感谢。书中配了不少照片、插画，其实，看看这些画，对涌潮也能有个大概的了解。林炳尧 2009 年 7 月 2 【链接 2 】《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象》目录序言前言 1. 首次观潮记 2. 漫长的探索之路 3. 远处看潮 4. 近处看潮 5. 月夜的涛声 6. 海洋潮汐 7. 潮汐波 8. 涌潮是怎样形成的 9. 海潮为何能入侵内陆 10. 世界上的涌潮 11. 潮不至的故事 12. 远古的记忆：广陵潮 13. 钱塘江涌潮的形成、壮大和衰亡 14. 交叉潮 15. 回头潮 16. 弄潮 17. 斗潮 18. 涌潮闯祸不少 19. 钱塘江涌潮的未来跋：《钱塘江涌潮的特性》评介【链接 3 】钱塘江观潮诗词集萃（十八首）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岀，江上待潮观。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座凛生寒。唐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唐刘禹锡：浪淘沙之七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三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唐白居易：潮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漫道往来存大信，也知反复向平流。狂抛巨浸疑无底，猛过西陵似有头。至竟朝昏谁主掌？好骑赪鲤向阳侯。唐罗隐：钱塘江潮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反复。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唐徐凝：观浙江潮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千尺巨堤冲欲裂，万人力御势须平。吴都地窄兵师广，罗刹名高海众狞。为报龙王及水府，钱江借取筑钱城。五代钱镠：钱江借取筑钱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宋潘阆：长忆观潮（酒泉子）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谁能问天意，独见此涛头。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万叠云才起，千寻练不收。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把酒问东溟，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逐月盈亏。暴怒中秋势，雄豪半夜声。堂堂云阵合，屹屹雪中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巨防连地震，群楫望风迎。涌若蛟龙斗，奔如雪雹惊。来如千古信，回见百川平。破浪功难敌，驱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凭此发威名。宋范仲淹：和运使舍人观潮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不择茅檐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风味堂前野桔香，剑潭桥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鹤。宋苏轼：催试官考较戏作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宋陈师道：十七日观潮怒势豪声迸海门，州人传是子胥魂。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银山万马奔。高与月轮参朔望，信如壶漏报朝昏。吴争越战成何事，一曲渔歌过远存。宋米芾：绍圣二年八月十八日观潮浙江亭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颦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凭谁向，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功名自误。谩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宋辛弃疾：观潮上叶丞相（摸鱼儿）江平无风面如镜，日午楼船帆影正。忽看千尺涌涛头，颇动老子乘桴心。涛头汹汹雪山倾。江流却作镜面平。向来壮观虽一快，不如帆影青山行。嗟余往来不知数，惯见买符官发渡。云根小筑幸可归，勿为浮名老行路。宋陆游：观潮送刘监至江上作一痕初见海门生，顷刻长驱作怒声。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远朝魏阙心犹在，直上严滩势始平。寄语吴儿休踏浪，天吴罔象正纵横。元仇远：钱塘观潮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顷刻间。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明朱淑贞：海上纪事罗刹江头八月潮，吞山挟海势雄豪。六鳌倒卷银河阔，万马横奔雪嶂高。自是乾坤通气脉，应非神物作波涛。吴儿弄险须臾事，坐看平流济万艘。明张舆：江潮澥门东倚浙江开，千里寒潮天上来。春树遥连严子濑，白云长在越王台。翠华南幸扶桑远，羌笛横吹折柳哀。何处青山堪托迹，欲随徐市入蓬莱。清屈大均：候潮门眺望滚滚长江去复回，蛟龙飞处响如雷。万千人尽回头望，一片银山驾海来。清刘廷玑：钱塘观潮【链接 4 】相关博文：一万天辛勤铸新篇《钱塘江涌潮特性》评介 http://blog.lehu.shu.edu.cn/sqdai/A52063.html 【链接 5 】大众力学丛书已出版书目 1. 赵致真，奥运中的科技之光； 2. 武际可，拉家常说力学； 3. 王振东，诗情画意谈力学； 4. 刘延柱，趣味刚体动力学； 5. 乐卫松，创建飞机生命密码； 6. 武际可，力学史杂谈； 7. 贾书惠，漫话动力学； 8. 林炳尧，涌潮随笔。; 个人分类: 学术动态|6169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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