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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白书：一幕幕旧事——中国为什么办不好大学？: 热度 5 fwrq 2015-8-4 16:45; 说明： 1、本文作者是我国资深科学哲学家，受其本人委托，特将全文发表于科学网。 2、本文篇幅较长，紧密结合历史时代背景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然而贯穿全文的，始终都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倾心反思和诚恳探索，从大学本质和使命、办学思想、大学教育管理体制的视角回应了“钱学森之问”。 3、作者联系方式： 13642670367@163.com 一幕幕旧事——中国为什么办不好大学（兼供习近平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参考）林定夷（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顾问）先说明一下，本文中所涉及的大历史背景，一定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这里只是结合自己在大背景下的具体经历和切身感受而梳理一下。读者不要以为我所经历的只是特例，它所反映的大背景都是一样的。这也许可以让大家比较深切地理解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由此，大家也许可以自己寻求钱学森之问的应有解答。最近，一次与年轻人的偶然交谈引发了我去查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讲话和文章，又联系到本来就引起我关注的权威方面特殊地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等。这些当然地引起我思考中国为什么办不好大学以及为什么几十年来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几十年来，除了文革中因说我反林彪、反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所引发的特殊经历以外，一直在高校从教，老而应退休，然延聘后又被返聘，从教带研究生，而后又被学校要求从事教学督导员工作多年，直到我已年届七十有二以后，才因病住院而请辞。以我几十年的经历，对前述那些问题确实有切肤之痛的感受。望领导们容我坦诚地说出来并放下既成见解认真倾听，以供你们参考。如果想要真正办好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创造性人才，而不是从维护党的领导权的特殊利益出发，那么，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于办好大学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关键吗？对于办好大学而言，那三条的实际作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让我们历数一下事实吧。新中国成立，党占领高等学校以后，除了镇反等等严酷的政治运动以外，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工作就是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这件事广泛进行，在我的父辈和师长辈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在权力和失去饭碗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天天开会，学习政治文件和自己并不想学习的书籍，没有时间搞业务、备课、更不要说科研了。这件事影响教学自不待言。更可怕的是，他们在威力之下不得不糟蹋自己的心灵和人格，把自己骂得狗屁不如，否则就不能过关，而且党还动员一部分可以依靠的学生放弃正常学习来帮助老师“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变相批斗，改变了学校里固有的尊师传统。当时，我的父亲虽然不在高校，而是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他留美归来，终身从事技术工作而不愿过问政治，然而在那痛苦的、要求“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之下，虽然他当时年仅五十，却已产生告退的思想，只是后来在我参加革命的二哥的劝说之下，才勉强地留了下来。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多数知识分子都知道在共产党面前，他们得夹着尾巴做人了。如果有谁还不肯夹着尾巴，那么就有“好颜色”给你看，最典型的就是著名的天才科学家束星北的悲惨遭遇。这项工作对党而言，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除了大多数人乖乖地“夹着尾巴”以外，也有少数人在运动式的短时间里真的被改造好了，真心实意地要跟着党走（当然其中也不乏投机分子），尽管其代价是严重地影响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也开始扭曲师生关系，并强行折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这与真正想办好大学相距有多远暂不分说，但现实地影响当时的教学和科研却是无须赘言的。说实话，我们的党当时真正关注的不是要办好高等教育，骨子里倾全力关注的是要驯服知识分子，并在高校里掌牢权力，要师生们顺从地听它的话。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发生在1952年，此后政治运动不断，主要影响高校文科的有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等等，在理科中除了一般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等等以外，还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大批判，各大学所开设的遗传学及其他相关课程被停开，著名科学家胡先啸、谈家桢、李景钧等遭到迫害和批判，胡先啸命运悲惨，李景钧被迫流亡国外，谈家桢也被迫多次检讨；在化学领域则大规模而且深入地批判鲍林的共振论。从1949年以后，在高等学校中，还特别强调要肃清王星拱、丁文江的属于敌对阶级的“反动哲学思想”，因为他们两人在20年代作为科学家、教育家曾经在科玄之争中做过重要工作，对形而上学做过有影响的批判。而党则是要让高校的教师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念，因而自然地要把王、丁两位的重要观念作为敌对阶级的反动思想予以肃清。此后，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学与科研等实际业务都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成为评价业务工作的一项准则。几十年来，这样做的效果究竟是正是负？无须赘言。思想改造，不仅仅是1952年那一次相对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洗脑，而是贯穿于几十年所有的政治运动，我们暂不去一一细说。我们且接着说说那次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接踵而至的1953年全国性的高校院系调整。院系调整这件事，也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之后，由党领导在短时期内高速度地进行的。这项活动，对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而言，真是从体制上伤筋动骨地受到了伤害。但平心而论，党做这件事也是高度地从政治出发的。党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改造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当时强调要学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因而，是否学苏联被看成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就是把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散，把其中的农学院单独分割出来，而与其他学校割裂出来的农学院系相合并而独立成立专门性的农学院；同样，也把各大学中的工学院单独分割出来，重新与其他大学分割出来的工学院相合并而成立专门的工学院，把各大学的医学院同样地单独分割出来成立专门性的医学院，把各大学的师范学院或教育学系也按此模式成立专门性的师范学院，土木建筑方面的学系则被专门分割出来而成立专门的建筑学院······此外，还分离和组建了许多更加专门性的学院，如轻工业学院、纺织工业学院、水利电力学院、钢铁学院、煤炭学院、林学院等等。试问：离开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和机械、电气等工程学科，如何能够办好农学教学与科研？如何能够办好工程技术各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如何能够搞好医学、药学、医疗器械等各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当然，不得已，各专门学院还不得不组建力量相对较弱主要仅为满足基础教学所需的数、理、化、生等教学队伍，但那确实是使各大学被伤害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了。但还不仅如此，除此以外，各校原有的法律系、政治学系等等方面的系也几乎都一律被撤销。从当时党所特有的政治眼光看来，新中国已经不需要法律系，更不需要让旧社会过来的法学专家来培养我们新社会的法律人才。所以，党除了举办了几个独特的符合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政法学院”以及个别大学仍保留法律系以外，各大学原有的法律系一律撤销。各校原有的的法学方面的专家，都被迫改行去到历史系、哲学系、经济学系或公共政治课等等地方，充当一些他们所不熟悉的学科的教师。而一旦改革开放，需要法学方面的人才时，法学方面的人才却严重断档。至于那些原有的办得很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一律撤销，伤筋动骨，那就更不必说了。那次院系调整本身是彻头彻尾违背高校的办学规律的，其所产生的后果是各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开创了我国高校办学的极端行政化，全国所有高校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主办学的任何可能，一切都要听命于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安排，以至于直到80年代，还闹出了教育部一所重点直属大学要修一间厕所，都必须事先做计划报教育部，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动工这样的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大笑话。至于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问题则各校更没有自主权，都必须首先报教育部等待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教育部的漫长的审批过程。为办这些事，各高校都不得不派人做“跑部专员”长驻北京，甚至设驻京办事处。今天看来，这些都有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在当时，这些却都是党从政治需要出发所规定的必须执行的正常程序，都是为彻底摧毁旧教育体系，建立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教育体系所必须实行或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至于那次院系调整，严重损害和破坏各校原有的办学特色和其积累的历史传统，那就更不必说了。半个多世纪过去，那次院系调整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迄今也没有完全扭转。自那次“院系调整”以后，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只剩下了理科和文科，再没有工科、农科和医科等等学科了。而离开了这些学科，理科和文科也同样被伤及。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弥补那次在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伤及的元气，各校又不得不在相关学科上花大力气重起炉灶。然而，在当时，即1953年从事院系调整时，我们党也是非常相信我们所坚持的理论、制度、道路是无可非议地绝对正确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是绝对不容许提出意见的。因为那是一个涉及方向、路线的极大的政治问题。谁要是敢于提意见，那就必定被认为是“敌对势力作祟”。由于在我党的心目中，“敌对势力”太多，所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接着而来的，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王星拱、丁文江、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鲍林的共振论等等为捍卫我们的制度、理论、道路所进行的革命大批判。这些都是1952年到1954年所做的事。再往下，就是1955年在高校中广泛进行的肃反运动。 1955年的事，那一年先是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是顺势而下开展早就布局好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请注意，批胡风和肃反运动完全都是“停课搞革命”。肃反运动惨烈无比，刑讯逼供，无法无天。当时我还没有进入正规的高校。自1952年我在杭州第一中学读书，因为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被组织上看中，保送到浙江省工业干部学校速成培养，以适应即将开展的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紧急需要。所以55年8月底以前我还在浙江省工业干部学校（当时已改名为杭州水力发电学校）。但在那里也要开展肃反运动。那时我年轻幼稚，在党的教育下，已经成为一名信徒，像雷锋一样，绝对相信党，以党的信念和指示为标准，“爱憎分明”，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但从不会做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相信党所说的一定都是正确的。那时我们班上有两位同学被上级指定有问题，成为肃反对象。一位是国民党师长的儿子，上面说他父亲去台湾前留下了一把手枪，一定要他交出来；另一位同学幼时曾在东北生活，说了一些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主要是关于苏联红军抢掠、强奸妇女的事，于是被上级指定为反革命言论，要我们批斗。那批斗真是惨烈，被批者不许辩护，说明真相，否则就是不老实，群起喊口号；我们以24小时轮番作战的方式批斗他们，不让他们休息，还让他们站在长凳上，不让坐。那种残酷，完全不讲人道，不讲人性。党当时教导我们一句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接受了，从而我们就这样“爱憎分明”地跟着党走过来了，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党引导的文化。不过，话说回来，那种残酷，比起文化大革命实施的斗争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事后证明，被批的第一位同学的所谓藏枪之事，完全不是事实，蒙受了大怨；而第二位同学所说的苏军作孽，完全是事实，我们却跟着党颠倒是非地把他说成是造谣污蔑苏军，恨恨地把他斗争了。往后，他们的命运当然悲惨。现在想来，我们不但被蒙蔽当了工具，而且当了可耻的帮凶，对不起那些同学，只能忏悔不已。问题是，如此办学，离真正的办学有多远？1955年8月底我和几位同学到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报到。那时华中工学院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经结束，但还留有尾巴。那些肃反对象被集中（实际是被非法关押，有人看守）在一栋宿舍里，由一小部分肃反骨干继续斗争他们，要他们继续“交代”问题。走过那栋宿舍，不时地能听到从那栋宿舍里传出来的大声吼斥的声音。但我入学后，由于大运动已过，情况还好，尚能让人读书，第二年，即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啊，那是我在华中工学院求学、从教近二十年时间里难得有的一个鼓励读书的仅有的年份。那一年尽管我还担负着党要我做的许多社会工作，甚至要我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先是担任了一段短时间的团的工作和系学生会主席，接着被安排出任院学生会副主席，但毕竟还是能埋头好好地读书了。我们当时抓紧时间到了这种程度：在食堂排队买饭、走路、乘公共汽车······，都拿着自己制作的俄语单词条，背单词。总之，分分钟钟都在抓紧时间学习，晚上，宿舍熄灯了，躲进厕所或洗澡间，对着昏暗的灯光也学习。抓紧时间，后来成了我的一个习惯，社会工作或政治运动弄走了我多少时间，我都要努力尽量把它补回来。这使我一生得益良多。话说回来，继续回顾我所经历的大学生活。应当说，当时，即1956年，大学里的政治气氛还是很浓的，大部分学生都听党的话，像我一样，相信党，要求进步。当时已经突出地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这种政治思想工作还很有效。其基本原因，是由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们的切身经历而引发的心理感受：“比起国民党来，共产党要好多了”，所以，对党的话很能听得进去。而且，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切合学生所思、所想、所需。举两个例：一是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在青年中提倡“培养意志和性格，要独立思考，有独立的人格，不要唯唯诺诺，不要阿谀奉承，”这种教育很受学生欢迎，一下子就听进去了，我也深受其益，受用一生。可惜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能有这样教育的时间极其短暂，转瞬消失。另一个是，针对当时学生们都很努力地“为祖国而学习”，然而却往往忽视了身体锻炼，于是校团委和学生会就联合倡议，“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并组织一项活动：“跑到月球去”。就是组织全校同学自由参加，在一定的时期内，做累积性的长跑，从地球“跑到”月球总共要跑38万公里。结果报名参加的同学很多，而且超额完成了所要求积累的数字。这些活动，生动活泼，学生自动跟进，入心入脑，而且见行动。同时，应当说，当时尽管政治思想工作很有效，但真正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专职人员的队伍，却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而且是愈来愈庞大。在当时，即1956年，一个系的党总支除了有一名专职的总支书记以外，没有其他专职干部，总支副书记是由教师兼任的，另有一名干事，也同时在系办公室从事教务管理工作。在学生工作中，也没有所谓的政治辅导员。我大概是新中国大学中的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但也都是学生兼职担任，被称为学生中的“半脱产干部”。而在现在的高校里，政治思想工作的队伍有多大？那就令人叹为观止了。而他们的实际工作效果有多大？难度有多大？其投入产出比有多大？是否真受师生欢迎？他们在师生眼中的位置？那就只有让师生们本身去评价了。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往后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师生们的所思、所想、所需背道而驰，而党为了硬性灌输它自己当下所需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却不惜花费老百姓的大量公帑。以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虽然1956年以前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已经有许多大问题，诚如前面所言，各次政治运动，总体上不符合办好高校的思路，但通常还能有一点效果，特别是1956年。以我的体会，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和效果的重大逆转，是发生在1957，特别是1958年以后。从1958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的近20年中，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对高校的领导工作，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乱了套，对高校的发展而言可以说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有一些补救性的措施，如高教六十条的制定和下达，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之下，所起的作用甚微或迅速不起作用。其实，那种破坏性的内在动因，早就有了埋伏了。还是让我回忆1956年及其以后发生的故事。当时，即1956年，学校要求我这个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的“半脱产干部”每学期少修一门课程，延长一年毕业。我们当时是五年制，也就是要我读六年才能毕业。这在我的思想上成为一个严重的负担。为此，我向系主任提出要求，我可以每学期少听一门课，但到时候我参加考试行不行？系主任很好，认真地回答说：可以，到时候你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由于有许多专业基础课，如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等等，我在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时就已学过，于是申报免修，通过自习（也适当听课）参加考试，最后都获得通过，而且成绩还不错。在那一年，由于我被认为是“又红又专”,而且又乐于助人，因而被评为全校的“模范团员”（优秀团员数量多，模范团员全校才评了两个）并且在当年4月就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回想起来，那一年，即1956年，是高校中政治思想工作最有成效的一年，真正调动起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意气风发，心情愉快，都想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与研究工作。党委贯彻知识分子政策，非常认真，但也有一些走极端和做过头的地方。例如，当时党委规定，在教工食堂里，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吃小灶，讲师吃中灶，在学校的游泳池（在东湖）里游泳，讲师以上的教师要戴特殊的红帽子，以便救生员可以特别地关注，这些都引起了在学校里工作的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们内心里不服气，这不利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团结。但就总体而言，那一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还是和谐而积极向上的。但好景不长，第二年（1957年），我们伟大的党又发动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1957年春天，我们党发动了所谓的“整风运动”，号召广大师生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当初教师和学生中，特别是在教师中，都顾虑重重，鸣放不起来，毕竟对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还心有余悸。党一再动员，党报上也大肆宣传鼓动，师生们有感于党的真诚姿态，开始有人鸣放起来，特别在学生中来得热闹，教师中则还是比较平静。从内容来看，学生中的意见最集中的是关于肃反问题。那些当年被打的肃反对象（被称为“老虎”）纷纷写大字报描述当年被整的情形，申诉冤情，要求平反。当然，由于所受的冤屈，有的难免带有一点情绪。他们的大字报在我们这一届以及下一届的新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为他们鸣不平。这两届学生虽未参加过肃反，但也有人写大字报进行呼应。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应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很少看到教师们写的大字报，他们要斯文得多，大多只是在党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常常是被动员以后的发言）。我有好多个老师，都是我们很尊敬的有学问的老师，就因为在党召集的座谈会上发了言，而后被打成了右派。有一位教我们高等数学、其教学认真得令我终身不忘、刻骨铭心的老教授因为在座谈会上说了一句“民主党派是花瓶”，还有一位教我们电工原理的很有学问的老教师（改革开放后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博导）因为针对当时党派驻学校的许多老干部不懂办学，提了个意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所说的实在是两句大实话，但结果都被打成了“大右派”，在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党报“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上被点名遭到大肆讨伐。至于教我们机械零件的老师、热工学的老师、理论力学的老师（他们都是难得的老教授了）也都被打成了报上点名的“大右派”。我手上没有统计资料，当年在华工一共有多少师生被划成了右派。但有一条是明显的：划右派在数量上必须满足一定的事先划定的比例。反右派运动时，我还是非常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当时我在院学生会工作，系党总支为了反右派的需要，把我调回兼任团支部书记，领导班里的反右派运动（主要工作还是在院学生会）。运动中，在“挖出”了第一个右派（这是我主动的，从我们当时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的资料看，我当时认为他满足右派条件）以后，上面党支部又相继点名要把另两个同学划为右派，理由是他们对肃反发表了严重言论或写了大字报。对此我持保留意见。我向党支部反映：他们都没有参加过肃反，不过是看了老虎们的大字报以后，一时冲动而已。为此，后来党支部通过决议，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好在当时学校领导那里没有最后批准这个决议，过了许久，党支部再议时还是让我过晚地“按时转正”了，甚至还派我去出席了一个“反右派积极分子”才能参加的会议。反右派看来肯定有指标。从当时我所在的年级看，平均每班30人，差不多每班都要“挖出”三个右派才行。说实在的，当时党要发动师生‘鸣放’帮助党整风，最初，师生们，尤其是老师们，都是顾虑重重的，只是经过了党的反复动员，相信了党的诚意，才开始鸣放，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泽东那里还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只有少数真正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能耐得住气，因而能侥幸地躲过五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但其代价就是不再做学术（但他们一般都躲不过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横扫”所带来的全面性的灾难）。其中，我所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就有两位。一位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的学生，是在哈佛大学获得威尔士奖的第一个华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解放前曾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1994年，华中科技大学为他举行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受邀出席并去看望他。见面时，他感叹地对我说，现在说我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其实，在这六十年中，我真正做学术的只有三十年。也就是1934年到1949年，另一段是1979到1994年，但这后面的15年我已经老了。而中间的我尚年富力强的30年（即35岁到65岁）根本不能做学术。另一位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马采教授，在解放前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与马思聪一起被并称为“海陆丰二马”。马采教授学贯中西，博学精深，是我国当代美学和艺术学的开拓者之一。由于他在解放前的学术名声，所以解放后他不但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做教授，而且还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兼职研究员。但他看得穿，解放后他根本不出版著作不发表论文，除完成指定的教学任务以外就只养鸡。政治运动中要批他，就把他批为“养鸡教授”，但养鸡毕竟不是政治问题，所以他就逃过了反右一劫。虽然他的夫人终于还是被划成了右派，使得全家遭殃。马采先生是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又拿起笔来整理出版他的著作，但那时他早已是耄耋老人了。可惜呀，我们党讲政治，扼杀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反观这样的政治条件下，还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吗?连以前已有的大师级的人物也被扼杀了(包括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教授等)。我再接着说我党以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支柱的办学。反右派以后，又是“向党交心”的运动。反正，政治运动没完没了，整个1957年没能好好读书。其实，经过反右派，已经没有人敢做声。所谓的向党交心，其实除了各人作检讨，咒骂自己，就是为党唱颂歌。在接着而来的1958年更加怪异。1957年底、58年初，党为了更有效地改造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勤工俭学”的运动，让学生们边学习，边劳动。读书时间大大减少，体力劳动时间大大增加。到58年春，党组织的奇思妙想就更多了。像在我们系，党总支就设想要创建水电安装公司（其他系则有以学生为劳动力开办工厂的种种设想）。于是，1958年4月初，系里就组织了水能动力装置、水轮机、发配电三个专业的18名学生，命我带队，到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学习水电站的安装技术。没有有经验的老师带队和指导，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解有关的课程，其效果就可想而知。好在当时正在那里施工的水电安装队的领导及技术负责人对我们十分关心和支持。经与安装队的领导和技术负责人商量，他们把我们这18个人分别安排在电气（含强电、弱电）、水轮发电机和辅助设备等不同的工段，并派相应的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师傅带领和指导我们，并让我们能看到相关的计划和图纸。而我们的这18名同学，与工程队、师傅和技术人员也相处得很好。8·15 电站终于顺利发电，举行庆祝会，工程队对我们这18个同学评价很高，评先进时，还出乎意外地把我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但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这些没有经验和相关知识的学生，没有相关专业的老师带队和指导，真能像正规实习那样获得应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增长吗？历经半年，得到学校的召唤，要我们立即返校。于是我们这18人于10月底终于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我们原以为我们半年没有上课，一定是跟不上班了。但回过头来，却庆幸我们在安装队反而学到了东西。原来，到校后，才知道在校的同学也未能真正地获得学习的机会，那半年里，在党的领导下，他们除了先“热火朝天”地大办钢铁以外，接着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拔白旗、插红旗”的“教育革命”。运动中，把我们的许多老师打成了“白旗”，连我们的系主任（党员、留美学者）也被打成了“小白旗”。而且还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特别醒目的是横幅大标语写着：“打倒牛家店”！“打倒爱家店”！这真令我莫名惊诧。因为“牛家店”是指牛顿力学；“爱家店”是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两个“打倒”，岂不是要反对科学？在此基础上，上面还要学生们自编教材，将来要用学生们自编出来的“红色教材”让老师向学生进行讲授。当时，我回到班上，同学们正在自编教材。我很吃惊，问同室的同学：这样能行吗？回答是：这是紧急任务。同学们还告诉我，必须通过三个百分之一百。我问，什么是三个百分之一百？同学笑答：体育方面，每个班、每个系都必须百分之一百通过一级劳卫制、二级劳卫制和三级运动员的资格。我发呆了，回答说，一级劳卫制、二级劳卫制问题不大，我去流溪河之前都已经通过，但三级运动员，按我的运动技能，没有一项能通得过。我的同学又笑答：没有问题，你一定能通得过；你只要能打赢三个三级运动员就能获得三级运动员的资格。我迟疑：我哪有能力打赢三个三级运动员呀？同学又笑答：已经通过三级运动员的都没有水平，而且还可以让你。我惊呆了。后来，一次我与系党总支书记一起走在路上，我向他讲述了上述问题。并表示：那不是明摆着的荒唐和弄虚作假吗？该总支书记马上小声地提醒我：小林，对这些事你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切不可做声。（据我的印象，那位党总支书记，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他当时的态度表明，他对那种疯狂的做法也是有意见的。但他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上级的态度，要我不可做声，是为了保护我。后来文革后，他做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变坏了，为了维护党的“名声”，他被开除党籍。以我国长期以来的官场风气，官场是能使好人变坏的）。回想起来，1958年我能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环，是因为我不在学校而是在工程队，在那里还是讲实干和效率，如果我在学校而又未能“不做声”，那就可能会大祸临头了。1958年，教学体制上也发生了“大革命”，系里按专业成立专业委员会，我所在的水能动力装置专业委员会（由于水轮机专业刚成立不久，其师生也暂时和我们合并在一起），包含两个教研室60多名教师和一、二、三、四年级（当时暂缺五年级，我们是第一届的五年制学生）的300多名学生，就像一个小系。我从流溪河电站回校后不久，系党总支就命我担任我所在的专业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名义上是经过选举的，实际上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我党领导下的选举民主历来如此）。不久系总支书记（而不是系主任）找我谈话，要我提前毕业，安排为教师。当时我才是四年级的学生，课程没有学完，还没有做毕业设计怎么够资格毕业？但当时的教育秩序完全乱了套。还好，刚刚被批不久、已经无权的系主任关切地个别向我做了交代和指点，告诉我未来如何学习，如何备课，并安排了一名老师指导我。但实际上这些安排在运动中都未能付诸实行。没有多久，大约是1959年初，系党总支书记又找我谈话：今后学校要开哲学课，你作为支部书记不但要讲一门专业课，而且要为本专业学生开设哲学课，哲学课要结合专业讲（这与当时党所提倡的风气有关，“学哲学，用哲学”，哲学似乎是万能的，对理解科学知识也有极大用处）。这样我就莫名其妙地要成为哲学教师了，而在此之前我连什么是哲学也完全不知道，因为解放后直到当年，在我国工科大学里还从未开设过哲学课。所以我是先有了哲学教师的头衔，才去学哲学的ABC；而当我被安上了哲学教师的头衔时，我甚至连哲学的门在哪里也完全茫然，不知如何入门去有效地学习ABC。这不是坑人？为此，我感到“亚历山大”。但是，这些都不能由我自主，只能听从党的安排。我们这些人从工科出来，不懂哲学，却要我教哲学，不会备课怎么办？于是，总算于1959年4月把我送到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即后来的湖北省委党校）培训了3个月，然后就集中起来到新成立的哲学教研室集体备课。这样一来，我就脱离了原来的系，成为一个专职的政治教师了。对此，我内心里很不愿意，思想很不通，不愿意认同这项新的工作。有一次我们的系主任在路上见到我聊起来，分别的时候他叹息了一句：可惜了。系主任是十分看重我的业务学习的勤奋和能力的，他为我觉得惋惜，这在我的心灵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我在中学读书时本来是想未来学物理的，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命运不济，被上级看中报送去学工，其实质只是一所中专（我毕业前校名已改为“杭州水力发电学校”），好在我又被认为“又红又专”而再度被看中，在当年高考前10天把我从实习工地弄回学校说要选送我考大学，没有时间复习备考，包括报名、体格检查在内，仅仅通过10天不到的时间的努力，竟然还侥幸地能够考上一所名校，真是“上帝保佑”了。但是在大学里读了几年，却又被“看上”，要把我弄去做我不懂而且我不愿意做的哲学教师的工作，内心里实在不情愿。我的这种心情被领导看出来了，当时一位从延安来的三八式留苏老干部（教研室主任）严肃地找我谈话，责问我：你一个共产党员，不愿意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你说这是什么问题？我没有做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有自己的志愿，只能做党的听话的螺丝钉。命运如何，就看党把你拧到哪里要你去发挥什么作用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碰运气。我们当时只知道要强迫自己服从党的需要，不知道走后门。但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一定会发展出走后门等等不正之风来的。因为权力不透明，权力只掌握在少数党的领导人手上。其实，就在当时，已经有少数人通过适当的途径，满足了回专业继续学习的机会。而我当年只知道做党的驯服的工具，遇有思想不通，就自觉地与自己的思想作斗争；强制地说服自己，去服从党的需要。我扪心自问，我一生学习、工作可算努力，不曾偷懒，总想在科学技术和学术上做出大的成就来。但在这样的教学和用人的体制下，如何能够让我做出成就来？而这些都是在加强党在高校的领导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观念的基础上直接发生的。事情到此没完，且听我继续往下说。在省委党校培训了三个月。说句实在话，在那三个月里，真正学到的、能称得上哲学的东西实在不多，多是一些临时的政治和政策性的东西，此外就是毛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些东西，党校教师的水平也就那个样。如果，在那三个月里，要是能在专家指导下让我不受干扰地静心读点书，收获可能会大得多。当年7月，我从省委党校回来，尽管天气奇热，气温高达42摄氏度，没有风扇，汗流浃背，我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和备课，因为完全没有一点基础，虽经几个月的努力，还远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按照计划，第二年就要上台讲课，这叫我怎么办？但是尽管我备课还没有眉目，秋天就有许多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包括后面要说的要我参加党委扩大会。而一到冬天，上级就又有命令，要求全体师生上工地修汉丹铁路。于是我们全体师生，自带行装，开赴汉丹铁路工地，住进泥地上临时搭起来的工棚，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就是我们的通铺了，睡得很挤，每个人的铺位不足一尺，睡觉时，身体不能曲，连翻身都困难。就这样，每天战天斗地，精疲力竭，直到春节来临前才回校。当年的学校教学秩序就这个样子，所有高校都如此。这能办好教学？就在59年，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大约是1959年9月初吧。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彭德怀，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这些从学生骨干中抽调出来担任政治教师的年轻党员也被扩大进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在我们校内主要是校党委副书记黄礼（归国华侨，延安干部，被批后遭贬担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他的夫人欧阳敏萱。但在会上，首先都是要先武装思想，普遍做自我检查，向党交心。我那时思想还十分幼稚和单纯，听了庐山会议的传达和批判彭德怀的精神以后，在小组会上，我诚心诚意地自觉向党交心和深入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说，彭德怀所说的那三条，我思想的深处都有：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搞浮夸，大办钢铁得不偿失，并深挖了自己的思想根源、认识根源。结果，在这场党委扩大会的小组会上，把我批得死去活来，说我反党，向党进攻，直逼得我说假话为止。我本来是自觉向党交心，检查心中“一闪念”的错误，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在这次会上，特别让我震惊的是，在我单纯幼稚的心灵中（我当时才是23岁的小毛孩），第一次感受到了党内高层斗争的“黑”。当时，华中工学院党委的领导（其第一书记是原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我看来已经是很高层的了。从来认为党必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第一次在我稚嫩的心灵上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从此以后，我愈来愈惧怕政治，决心远离政治。而这又进一步使我对很不情愿却又无法摆脱的政治教师的身份感到痛苦不堪。在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得选择搞“自然辩证法”这条路，以便能稍稍远离政治，也可稍许慰藉我难以释怀的理工科情结，而且也许还可以从隙缝中找到允许我进行探索的小小的空间。我就是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上了“自然辩证法”这条路的。从我的这些经历，我想，读者们一定也已经可以看出我党如何办学以及能否培养出优秀的高级人才了。不说别的，单就要我这样的完全不懂哲学而且不愿意搞哲学的人立马去教哲学，而且政治运动又那么多，那不就明摆着在坑害学生吗？也严重地坑害了我自己。但这都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名义下直接发生的。回过头来说，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我们头上的事，反映出党是在真正想办好高校和真正想培养人才吗？我这里暂时不说业务上的培养，这个问题从历次运动来看，基本没有放在党的心上。我且说说这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及其后果。这方面的最大转折是在1957到1958年前后。1957年反右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向党交心”运动，实际上是逼得师生在公众面前贬损自己，咒骂自己，把自己贬损得狗屁不如，然后为党唱颂歌。问题是，这是在让人说真话？实际上，这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在强迫全体师生说假话，说违心的话。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在1958年以后。自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民主党派被阉割了，知识分子不敢再讲话，继而在1957年秋，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反“反冒进”，批判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逼得周恩来在大、小会上连续做了多次检讨，此后，党内再难有人敢冒出头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而毛泽东在一批马屁精（如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的簇拥之下，就更加专横跋扈，实行专制独裁。1958年，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其荒诞性是不可理喻的。毛泽东说要全民大办钢铁，就城乡到处都建小高炉，千里火光，九千万人一哄而上都得被裹挟进去炼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毛泽东一个令下：“人民公社好”，全国上下几亿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被裹挟到人民公社里去，甚至在城市里也要实行人民公社化，当时我所在的武汉市和华中工学院都曾经酝酿要办城市人民公社；毛泽东说要大跃进，就全国上下搞浮夸，放卫星，水稻亩产上万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在毛泽东的主导之下，全国干部队伍中，“风马牛”之风（跟风、拍马、吹牛之风）盛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跟风、不拍马、不吹牛者就要被整，相反，善于跟风、拍马、吹牛者就能获得表扬，并在官场上顺势而上得到重用和提拔。从此，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就急遽地、持续地发生逆向淘汰，坚持做人底线的干部受压制，善于跟风、拍马、吹牛者受表扬并获提拔。干部队伍中的道德水准愈来愈堕落。在这样的条件下，全民也得压住内心的痛苦，不得不跟着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公社化要把农民的牲畜和农具都收缴归公，农民不愿意，但谁敢说个“不”字？有的地方有农民闹事，但也很快被镇压下去。大办钢铁中，甚至居民家中的铁锅、铁铲、铁钳、铁锁也被弄去重新投入土高炉作为炼铁的原料以便干部们好创造炼铁的高产卫星，百姓不愿意，但谁敢反抗？尤其在农村，干部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捆、绑、吊、打的事普遍发生。在此情况下，老百姓即使不愿意，还得贴大字报表示拥护，甚至要跟着干部们披红挂绿、敲锣打鼓地为创造出来的“高产卫星”向上级领导报喜。看看当时的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天天都有高产卫星的消息，天天都有全民兴高采烈拥人民公社的报道，还有很多描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诗词和漫画。整个报纸上，充满了谎言和假话，最为严重的是，整个舆论界，只许说假话，不许说真话，谁要是说真话，谁就要遭罪。彭德怀是个典型，当时我所在的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也有一个学生（记不得姓名了，好像姓张，并且是参加解放军复员以后才转来上大学的）也说了真话，而且也只是以向上级写信的方式说了一些真话，结果就造成他个人一生的悲惨遭遇。人民日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制造工厂，整个中国被沦为谎言的国度。在这个谎言的国度里，说假话者通行无阻，说真话者一生悲惨。实际上，在政治上的高压和精神奴役之下，制造或被迫说假话的情况早就发生了，例如，1955年肃反运动中，那些肃反对象在逼供信之下，也只能说假话；1956年，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背弃“共同纲领”中信誓旦旦的承诺，公然把资本家的资产“公私合营”地变相充公了。资本家们虽然内心痛苦，还得表现出“衷心拥护”，他们白天敲锣打鼓地向当地党委“报喜”，晚上却回家抱头痛哭。这种只敢说假话，不得说真话的可怖局面，是在政治高压之下的必然产物，它导致全社会的精神堕落。在这种由党的领导所造成的高压气氛中，不但造成了干部队伍中跟风、拍马、吹牛的恶劣风气盛行，愈演愈烈，在老百姓中不得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也日益成为常态，而且，这种情况也必然扭转学校里的道德教育的方向。1958年以后，在学校中，正如那位党总支书记忠告我的那样，对现实问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切不要做声”，不然，就会大祸临头。当时，在华中工学院，有一位很有才华，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的副教务长洪德铭（难得的懂得办学的11级老干部），在一次全校会议上，针对当时的浮夸风，讲了一句“规划规划，鬼话鬼话”，其实是一句大实话，且得到全场赞同的笑声，但在第二年，即1959年举行的党委扩大会上就挨批，并且说他有历史问题而被开除党籍，命运悲惨(洪德铭老先生是直到20年后才被平反，担任了中南财政大学党委书记)，多恐怖呀！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里的干部还不得不做报告和讲演，为此他们在报告和讲演中也只得说假话，而且必须训练出这样的本领：说假话而脸不红，心不跳。这实际上是要训练干部突破做人的底线，要学会无耻。与此同时，学校中也加强了对师生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教育，政工人员和政治教师在讲“三面红旗万岁”时，也得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而且也要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而脸不红心不跳，同样要突破做人的底线，学会无耻。而学生呢，特别是那些从农村里来的学生们，明知农民挨饿，农村干部捆绑吊打农民，作风恶劣，也只得歌颂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万岁，同样是要学会说假话。以致使得中国的学校（大学、中学、小学）竟然要具有这样的功能：成为培养说谎者的摇篮。这种后果，恐怕也是越出了许多办学者的初衷的，但实际后果却确实如此。且看今日社会，多少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都是把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当作平常事，或为谋生而必须的事，更有甚者，有多少作为民众教育者的高级官员，一面大肆贪污，一面却义正词严、堂而皇之、滔滔不绝地做着廉政报告，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做到心平如镜，脸不红，心不跳，他们在道德上彻底突破做人的底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厚颜无耻的地步。如果在我们的教育中，能自小培养学生说真话，不说假话和谎话，并以说假话说谎话为耻，那该有多好。但是不幸，我们的政治课迄今为止还在起到类似的培养学生说假话、说谎话的功能，因为不管学生们是否同意教科书中的说教，在政治课考试中，学生们还是必须按教科书上的标准答题。我认识一位政治课教师，他不同意教科书上的许多说教，在课堂上他按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念进行讲授，但他在堂上同时明确地告诫学生，考试时你们还是要按教科书上的说法答题，尽管许多学生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说教。我作为教学督导员，也多次听过政治课，也曾经与教师学生有过交流。应该说，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同学们普遍不愿意听灌输式的政治课，也不认同书本上的教条，但为了考试，却不得不违心地做应付——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学生不愿意听政治课怎么办？不得已，教师竟然用点名的方式强迫学生到课，这在以往的大学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却成了大学中的“新常态”。然而与出现这种新常态的同时，却又出现了另一种如影随形的“新常态”，即在政治课中，往往出现由别的学生为未到课的学生代为应“到”的作假的情况，而到课的学生到课以后，或者做作业，或者看英语或其他的书，甚至打瞌睡，玩手机，做样子而掩盖实情，玩假的······大学期间政治课作为必修课，所占的学时占整个必修课总学时的近18%（？待进一步核实）左右。像这样的政治课，对培养学生正常的做人道德和学识而言，其作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长此下去，学校究竟能培养出怎样的敢于直言的正常人才？整个社会将怎样能让人放心地讲真话？从历史经验看，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就学校的道德教育而言，至少应坚持培养学生敢说真话而不说假话，认真做实事而不玩假的，更不能培养学生说假话而脸不红，心不跳，甚至把说假话当做人生常态，达到某种无耻的程度。这总应当成为办学的一条底线吧。而要做到这一条，至少应当终止思想灌输式的强迫教育。所以，为了健康地培养未来的学生，我建议，今后应当把大学里的政治课改为选修课，并且允许学生自由地表达意见。我知道，我的以上这些意见，在当前的党的领导看来，那是十分犯忌的。但我作为一个有将近6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还是诚恳地希望领导上仔细地考虑一下，为民族计，为健康地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计，而不是只为党的利益计，我们是否还应当继续坚持这种强制性的政治教育？以我在大学从教几十年的经历和教训，我以为真正要办好大学，应当坚持的理念是：大学应当是超政治、超党派的。尽管我知道，在任何社会中，要使大学彻底和完全地超政治、超党派，实际上是做不到也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决不应当因为它实际上做不到而放弃努力，而是应当尽量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即尽量使大学超党派、超政治。因为十分明显，办大学而不断加强它的政治性、党派性，只能使它堕落；更何况在大学加强党派性、政治性的情况下，要使大学摆脱所谓的“去行政化”，也只能是一句假话，一句骗人的话。我十分欣赏傅斯年当年办学的魄力。1949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一上任，就做三件事。1、停止三民主义作为学生的必修课；2、不让国民党在台大公开活动（更不要说由国民党领导学校了。民国期间，国民党从来不能领导学校）；3、强调学术自由。此事当然戳痛了蒋介石，但蒋介石毕竟还是容忍了。此后，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台大在短时期内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傅斯年当台大校长时间不长，因为他1952年就去世了，台大人怀念他，在台大校内为他建墓。傅斯年在台大做的，就是使台大去政治化、去党化。实际上，在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办北大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蔡元培敢于坚持以去党化、去政治化的方式办大学。如果蔡元培竟然按北洋军阀的政治需要办大学，他还能办出引领社会思潮的崭新的北大来吗？蔡元培办学的一大特点是独立办学，不屈从与任何政治，完全坚守学术自由。所以，他既聘用自由主义的文化人胡适做教授，又聘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做教授，还聘用坚持尊孔读经、激烈反对新文化，甚至怀念清朝，坚决不剪辫子，却又精通英、法、德和希腊文并具有深厚西学功底、学贯中西的复辟派代表人物辜鸿铭来北大当教授，甚至还聘用曾充当清探，政治主张变幻无穷，筹安会首创者之一，但饱读经书的刘师培到北大担任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蔡元培坚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让各种持有不同学术主张、却都造诣深厚的学者来北大讲授他们的不同学说，造成“流派纷呈”的局面。其结果是，北大师生思想活跃，在比较中探索，从而使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能从北大爆发出来。正如当年的北大的青年讲师、著名学者梁漱溟后来讲到的，“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现在我们办大学，要求用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统领一切，排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如袁贵仁部长先生所指示的“不许西方价值观念进课堂”或如刘云山常委所强调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掌控学术评价的主导权”那样，这与蔡元培所强调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相去有多远？我们现在按党所要求的“必须坚持****”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这与蔡元培所提倡的“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相去有多远？我们现在办大学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与蔡元培“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的原则相去有多远？我们现在办大学，通过政治教育和其他办法，客观上强使学生说假话，甚至使学校成为培养说谎者的摇篮，这与蔡元培强调的“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的原则相去有多远？总之，蔡元培办北大也好，蔡元培和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办台大也好，他们办学的成功，就是要使大学去政治化，去党化，这是全世界所有名校能办好大学的真谛，而在我国，六十多年来，办大学，正是完全背离了这条全世界办好大学所共同遵循的道路。这种背离共同道路的办学方式，是我们应当强调的“中国特色”？为了说明这种背离共同的基本道路的后果，下面我继续往下说说在我党不断使大学政治化、党化的条件下，我所经历的人才培养问题，以便回答一个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再努力，就能使自己成才吗？ 1960年我就不得不被赶着鸭子上架去从事哲学教学了。那时，饥饿的危机已经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我们这些从学生中抽调出来担任教师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最初还有每月30多斤的定量（粮），然后被降为26斤/月，不久又被降至23斤/月。饮食中没有油水，饥饿难忍，但我还是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和备课。为了搞自然辩证法，我还开始到工程物理系听理论物理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的课程，为此还要恶补数学，否则仅凭我学工科的那点儿数学（尽管我学电，在工科里所学的数学算是多的了），根本没有办法学理论物理。但是还刚刚着手，到3月底，上面就派我和其他几个教师（包括张培刚教授）参加省里由苏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经济学家）带队的人民公社调查队。这次调查，固然影响了我的业务学习，但也使我开了眼界，初步知道了农村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以及体验了农民在公社食堂中所遭受的比我们更甚百倍的饥饿生活。当时，我们调查队就在各农村公共食堂里和农民共吃一锅饭。我们像农民一样，吃饭时手中捧着一个巨大的粗陶缽子，排队到厨师那里领“餐食”。那“餐食”是满满的一大盆水，里面混着许多从池塘里、沟里捞起来的藻类和野菜，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能见得到的米粒。吃完后，肚子撑得大大的、胀胀的，然后我们就出发。从一个生产大队到另一个生产大队，或从一个管理区到另一个管理区，通常要走十来里路。我们一路走，一路尿。走完这十来里路，我们的肚子早就饿得慌了。然后就饿着肚子去调查。当时我们只是饥饿，没有浮肿，但我们见到许多农民是已经严重浮肿了。当时我们的调查毕竟都是通过县社安排的，所以没有让我们看到饿死人的现象。但有许多农民浮肿、蜷缩乏力、严重病态的样子，则是比较常见，他们离死亡也就一步之遥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干部的特殊化却是发展得十分严重。当时我们到枣阳县的一个人民公社调查，先到公社，听取公社领导的汇报，听完简单的汇报，公社要留下我们吃饭，他们竟端出油条、红烧肉、鱼、肉包子、白米饭来招待我们。我们很吃惊，农民已经饥饿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却竟然还能拿出这些稀罕的东西来“招待”我们，足见他们手中的物资和他们的生活与农民差别很大，这等于是从农民口中夺食。我们的领队苏星很好，见此情景，他愤怒地重拍桌子，向我们一挥手：“走！”这当然给公社干部们一个难堪。后面怎么处理公社干部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继续吃食堂，搞调查。这次经历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但也让我遭受了后面的磨难。因为我把这次调查所见与彭德怀联系了起来，与我在党委扩大会上暴露过并因而遭受严厉批判的原初思想联系了起来了，而当时党中央竟还在继续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要强调人民公社好和坚持办农民公共食堂。我思想中的怀疑和想不通的问题多了起来了。但在当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想完全理不清，怀疑可能真的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暂时困难，有时我还更多地怀疑是自己的思想走偏了，我还在疑虑中相信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是正确的。思想混乱极了。调查完毕，回到学校，为了学习业务，丢开这些混乱，我还想继续多读点书，除教学外，我继续抓紧时间到工程物理系旁听并学习理论物理四大力学。由于饥饿加过度劳累，我浮肿了。但浮肿了也还是在抓紧时间学习。过了几个月，学校里像我这样的患浮肿病的人多起来了。经检查，发现多是患了一种肝炎，于是学校重视起来，把1000多患病者集中到东三楼，隔离起来集中治病养病，我也在其中。由于人多，在那里需要成立临时党团组织，我被任命为团委书记。这样，我除了养病，还多了一个任务——团委工作，好在当时强调以养病为主，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工作，于是我还是抓紧时间读了一点书，并开始结合着统计物理的学习着手酝酿一篇哲学论文——《热力学第二定律与宇宙热寂说》（此习作后来于1962年发表在初创不久的《华中工学院学报》上）。临时病院里面没有政治运动，竟然成了我读书的好时光。但好日子不多，临时病院解散以后不久，到了1962年，政治运动又骤然把人的精神绷得紧张起来，特别是当年毛泽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以后，真把人搞得心神不宁。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只得在会上不发言、少发言，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做一个应付式的无关痛痒的简短发言。我这时候身为政治教师，真为“政治教师”的身份而愈来愈痛苦不堪。但若要提出回原专业，那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批判。所以我只得请求搞自然辩证法来寻求“避难所”。因为搞自然辩证法可以稍稍远离政治，不必去讲那“三面红旗”,而且可以慰藉我难以摆脱的理工情结。1963年也是政治运动不断，包括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实际上是党中央与四清运动一起布局的政治运动，主要在城市，特别是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街道进行。而四清则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学校的五反运动中，我又被党委当做一只卒子成为了联系总务处的联络员。总务处是五反运动的重点中的重点单位，当然又必须让我花费大量时间。到1964年，上面又点名我去参加湖北省委社教工作团下到恩施地区建始县搞四清运动 ( 所谓“四清”，最初是指“清公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被称为“小四清”；后期则提高了调门，扩大了范围，所谓的“四清”就变成为要“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即所谓的“大四清”）。我所下去搞四清的是建始县盘龙公社，我被任命为盘龙公社盘龙大队四清工作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恩施地区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四清工作中，可是大兵团作战。盘龙大队一共只有七个生产队，我们的四清工作组却有二十七八个工作队员，其中有不少熟悉农村工作的公社书记和社长，也有县区的年轻干部，其中还有我们学校下去的几个教师和干部。下去搞四清可不像在学校里搞五反，在学校里搞五反，总还可以偷点时间，特别是晚上和星期天可抓紧时间读点书，到农村去搞四清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可不能偷时间另外读书的。所以在农村搞四清的整整一年里，除了学习与四清运动相关的文件以外，我根本没有能看一点另外的书。四清运动中我特别忙，因为按理说，组长应管全面，他应下去掌握全面情况，副组长只是一个助手。可在四清运动中，却特殊地规定，组长登点，副组长跑面。这样，我就得天天轮流下到各生产队向四清工作队员以及社员、干部调查了解情况、交流思想。恩施是个大山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从一个生产队到另一个生产队往往要翻山越岭攀好几里甚至上十里山路。例如，我住的是六队，要翻越好几里山间小路才能到大队部所在地第五生产队，然后才能翻山越岭去到二队。五队是在四周都是高山的锅底，而第二生产队却是处在海拔2500多米的高山上。从五队到二队至少要爬大半天时间，还要在那里与工作队员、干部、社员了解交流情况，所以当天通常不能回来，得借住在二队过夜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桐油灯下整理笔记。第二天才能下山再跑别的生产队。如此这般地跑了几个队，发现情况，再与组长交流，有时还要参加工作队的会议与组长一起向工作队汇报。那里野兽多，晚上常常能听到狼嚎声；蛇多，而且往往是毒蛇，因而我在路上多次碰到危险情况。搞四清一年，虽然未能读书，但却也让我懂得了许多情况，长了许多知识。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当地农民穷。人们常常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个家庭很穷。但实际上，那里许多农民的家连“家徒四壁”都称不上，因为家里根本称不上有壁。在那里，许多农民所住的都是“亮架架”。建始是大山区，产木材，但许多农民建房用不起木材和砖瓦。所谓“亮架架”，就是用圆木所切下的边皮做墙。由于边皮很薄，而且完全不整齐，所以不但透风不保暖，而且透光，房子不需要窗户，故称“亮架架“，上面盖的则是稻草。许多农民家里可以说没有一件稍许值钱的东西。床是用树木的枝桠做支柱搭起来的，也没有真正的铺板。所谓的“铺板”，也是用圆木切下来的边皮把平的一面朝上钉起来。再在这上面铺上一些麦秆或稻草，然后在上面再盖上一张满是窟窿的黑黑的破床单，就算是一家人合睡的大床铺了。床上的被子也多是黑黑的像板油那样到处有洞的破棉絮，常常没有被套。恩施是大山区，冬天很冷，许多农民就这样过冬，而且常常没有棉衣穿。有的人家甚至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二队、七队都有农民家中母女两人得换着裤子轮流去出工。解放十几年了，农民还穷得这个样。当地农民确实很穷，土地贫瘠，收成很少，加上割“资本主义尾巴”，断了他们个体的副业收入。他们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动一整年，到年终分配的时候，除了分配到粮食等实物以外，常常再无现金可分到手，劳动力多的人家，也许可分到一点现金，但也少得可怜。农民要到公社或大队的供销社买点食盐，常常没有钱，只能用篮子装一些鸡蛋去换。由于限制养鸡等个人副业，所以农民所能拿出去换钱的鸡蛋也不多。四清中，工作队为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即忆解放前受地主剥削的苦，思共产党来了后翻身得解放的甜。结果有的生产队的农民在诉苦中竟然诉起了解放后所身受的苦，特别是58、59年后刮共产风，受干部捆绑吊打和挨饿的苦，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所受的最大的苦。但这可是政治问题，工作队员马上上去把他们拉下来中止发言。确实，中国的农民真苦，当时的农民更苦。在四清运动中，我感受到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农村中的四不清现象也确实严重，但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四清运动中的政策也确实太左，整得普通农村干部也实在太惨烈。下去搞四清以前，我们先得按惯例集中学习，武装思想。学习的内容调门很高，其中包括中央文件（旧十条、新十条等）以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小站地区夺权经验等，上面的报告中一再强调各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说有许多县乡政权已经被地富反坏所控制，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上”（即使后来下发的“23条”，其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提法也还是如此，只是强调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根据我们后来所下去的恩施地区建始县盘龙公社的情况，所见到的情况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一些生产队的干部有四不清的现象，但远没有上面所分析的那么严重，许多生产队的干部其实和一般农民一样穷。从我与社员和队干部私下交流意见的情况来看，他们对公社书记和社长的意见反而相当大。这些人权力大，管方圆几十里的事，往往成了一方的恶霸或土皇帝。这些人家里盖房子、生孩子、为父母亲或祖父母做寿以及其他婚庆大事，都要办宴席，要他的子民们送礼。送礼的数额看起来数量不大，一般是1元或2元，少的甚至只能送五毛、八毛钱，有些人没有钱，干脆就送一篮子鸡蛋。子民们到他们家去“赴宴”，吃到的了不起就是两三毛钱的东西，社长书记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发大财”。在今天看来，这些送礼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对于当时那些已经穷得叮当响的他们的子民们而言却是不堪承受的重荷。老百姓向我们诉苦形容说：“人情急似债，头顶锅儿卖呀！”此外，社员们还向我们诉说这些社长书记的男女关系非常混乱，说他们打皮条（通奸）的皮条客凑起来可以摆八九桌，遍及整个公社。这种情况其实也是集权体制下的产物，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子民，根本无权监督他们，因此他们就可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由于老百姓无权，干部只由上级领导来管理和任命，所以我们看到了往后的几十年里，官员作威作福，官场的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而且愈到上面愈腐败，贪腐愈严重。我们还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本来还有一个转机，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反思，干部和民众开始了民主思想的觉醒，但结果却是······，我们后面再稍加分析。 1964到1965年的整整一年中，我没有能读书。1965年秋天终于结束那一年的四清，回到学校，迫切地想抓紧时间读书，但是，当时学校里几乎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毛泽东已经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就在我回校不久。1965年11月，由毛泽东操控，通过江青、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接着，1966年2月，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下，并亲自动笔修改后下发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极左的方式否定以往17年本来已经很左的教育、文艺和政治路线，让人感到党内斗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1966年2月党中央就已经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制订了著名的《二月提纲》，只不过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以铺橡皮垫的方式来缓冲毛泽东用极左的铁锤砸向文化教育界的巨大冲击力。为此，引起毛泽东的巨大愤怒和不满，认为有另一条路线在挡路。于是，他终于通过党中央于1966年5月正式下发《5·16通知》，大批二月提纲，由此正式进入了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此，高等学校完全停课，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动学生四处串联，四处造反，许多教师和干部被批被斗，学校完全无法办下去了。到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第二天，毛泽东还特别批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好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还指示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毛泽东一手遮天，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完全打乱了全国高等教育。大学停课、停止招生。直到1968年，他才说了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事后证明，他所要办的“大学”，实际上就是按他的“7·21指示”，由街道和工厂举办的那种“7·21大学”。那能是大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终于到了1973年左右，原有的大学被允许招收学生，但不得通过考试的方式选取学生，只能按推荐方式接收工农兵学员。因为毛曾有圣旨：“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方式做下来的结果，一是走后门严重，二是学员文化水平极低，许多学员连初中文化程度都达不到，三是在那种办学模式之下，工农兵学员是改造者，大学老师是被改造者。老师辛辛苦苦教学，但在工农兵学员面前，却还得低声下气，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学生，生怕一不小心挨批判。如此模式下，如何能办好大学？事后看来，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出了少数人才的，但那主要并不是按那种模式培养出来的，毋宁说是学生与老师的共同努力加上事后的回炉或出国留学造成的，也可以说主要是按曾被毛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模式培养出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的伤害和破坏，一言难尽，大家都能知道大概，我就不说了。一句话，那是在毛林倡导之下，使大学极端地党化和政治化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特殊但也并不太特殊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因反林彪、反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根据公安六条）不但被批被斗，受群众专政，而且最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尽管天天挑塘泥，挑大粪，精疲力竭，但还是坚持每天晚上读书两小时。我之所以说“不太特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像我这样遭遇的并不在少数。我所庆幸的是我终于挺过来了，而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见阎王。在文革中见阎王的人难道还少吗？以上所说的大致是我上大学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1年多时间里我在大学里读书和教书的情形。大家可以约略估计一下，我们在这20多年时间里，能有多少时间读书做学问。可大学教师本来应当是有大学问的呀！回顾一下我自己，一句话，我的能做学问的时间大部分都被我们党强加于我们的政治运动剥夺走了，而我之所以还能读点书，实在是从夹缝中挤出了那些时间来。而这，也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况。但如此，能办好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呢？我们的大学就走上正轨了？当然，它大致终止了十年的大破坏，并让十年积累下来的部分高中毕业生终于能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方式进入了高等学校。所以，77、78级入学的大学生可以说是近三四十年来总体素质最好的学生，尤其是能进入重点高校的学生，因为他们几乎都是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挑出来的。但对这两届学生的培养成功，决不能说我们的办学就真的走上正轨了。当年大学里人才严重地短缺，68、69届以及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当教师的一时还难以担任教学任务，同时又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与此同时却又有大量的骨干教师流失。仅以中山大学而言，77、78年里，至少有近300名中年骨干教师因为在几十年里，对我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已经“完全自信”，因而脱离祖国，甚至宁愿痛苦地放弃专业，跑到殖民地香港和国外去了。由于当年人才如此缺乏，加上劳逸不均，结果搞得部分教师异常疲劳。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当时一年中常常要为学生开出三门不同的课程，最多时达四门课程：自己的专业研究生一门，理科研究生一门，助教班一门，本科生一门（本科生是隔年轮流在本系和为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此外还得写论文和写书，由于过度疲劳，结果又搞得我浑身浮肿，小腿上轻轻一按就一个深深的窟窿，久久地平复不过来，肝肿大，结果，医生要我自费打两针白球蛋白来救命。当年，我每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达到额定值的350%以上。回想起来，当年在科学院和各大学里，中年人才“英年早逝”的相当多，其实多是由于“过劳死”。由于我工作可算努力，于是1985年我们的党终于又把我评为了全校的优秀党员，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点名表扬，但不久，当年下半年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就严厉地吼斥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经常受到这种突然变化的冰火两重天的待遇。我受党总支书记的吼斥，回想起来不是我错了，而是我们党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党员是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其实，我当时不过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直接向他表达了我对当年整党的看法。当时由于党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党中央提出整党，并说通过这次整党要使党风得到根本好转。我当时对党风问题的败坏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深感党风的败坏是体制问题。我当时的一次深刻经历是，一次，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带着我的朋友柳树滋（解放初教育部长柳湜之子）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在广州建立一个科学基金会，并嘱咐我到花园酒店附近的国泰宾馆去找一位姓高的女士（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是单名）。孔令华当时只向我做了一个简要的自我介绍，说自己原是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现在下海，并要到深圳去找李鹏，说李鹏是他的好友，现在正在深圳，但没有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的名字我有点熟悉，然而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当时我竟没有想起他是毛泽东的女婿。但他既然带着我朋友柳树滋的亲笔信，又是想要做一件公益性的事业，我就答应试着做，但同时向他声明未必能成功，只能试试看。于是，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了国泰宾馆去找姓高的那个女士。啊，一到那里，只见她的房间很大很豪华，还有许多男的像一大堆苍蝇盯着臭鸡蛋那样围着她，我很难直接插进去和她对话。但我的时间有限，于是我只得隔着距离向她喊话，自我介绍我是中山大学的某某某，孔令华要我来找你。听到这，她马上把那批苍蝇甩开，向我走过来找另外的一个地方坐下。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是驸马爷叫您来的？”我一时懵了，脱口问：“谁是驸马爷？”她吃惊：“孔令华不是驸马爷？毛泽东女婿!”这一下我才清醒过来，原来前两天来找我的竟是毛泽东的女婿。接着高女士向我做自我介绍，说她是汤恩伯的侄孙女儿，原在广西一所中专学校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做生意，家族在日本有很大的资产。她说到孔令华与她的关系，说孔令华能为她搞进出口许可证。然后她又向我说，她要我来，主要是要我给她帮忙，给她做顾问。接着她就站起来陪我过去到另一个房间，房间很大，足足有50来平方米，铺着绿色的漂亮的地毯，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她指着这间办公室向我说，这就是你的办公室——顾问办公室。你给我做顾问的主要任务是就是要联系广东和广州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设法把他们的科研成果拿过来，我出钱，同时我会给你很高的顾问费。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孔令华要我办的科学基金会竟然是这样一回事！于是我马上向这位高女士说：“你是要我做顾问来帮你做生意，但我只是一个教书匠。一生吃粉笔灰。对生意这个事我完全顾不了也问不了”。明确地表示了拒绝。可高女士竟然还“热情地”挽留。接着说，“即使你不想脱离教师工作做全职顾问，你也可以一星期只来我这里上一天班，我给您车马费，也会比你的工资高很多倍。我一次性的给孔令华的交通费已经是8万元”。在那时，8万元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听到此话，我十分反感，心里想，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如此地为汤恩伯的侄孙女儿搞进出口许可证，还为她找顾问，真可谓是新的国共合作了。于是我只能进一步表明态度：“我不会做生意，即使一星期来一天也做不到。”接着我就向她说，我马上还有事要回校，就向她告别了。回校后不久，我就给柳树滋写信说明这件事，并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当时对官二代们靠弄进出口许可证和利用价格双轨制发财致富以及军队也走私做生意，十分反感，但没有亲历，现在这样的事竟然让我亲历到了。从这些事，我深感党风败坏是体制性的问题，而当时的所谓整党，却是仅仅停留在对普通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顿的层面上，这有什么用？于是我作为党支部书记针对当时整党的做法，向系党总支于书记反映说：“像现在这样整党有什么用？现在的党风不正是体制问题。不解决体制问题，势必会今天的党风不正，明天就世风日下，最后是全社会道德沦丧！”当时党中央并没有说党风不正是体制问题，于是那位总支书记马上站起来对着我大声吼叫：“你这是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是带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我的经历看，在我们党内似乎是从来不允许党员在较大的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也以这种方式培养教师和学生。我且不说这种观念和做法的其他种种祸害，仅以这种思维方式对在高校中培养教师和学生而言，就祸害无穷。试想，在高校中，如此地用一种固定观念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说到底，党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根本不利于在高校中培养创造性人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允许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会抑制创造的原初动力。我这样说决不是凭空瞎说，且听我继续细说我往后的经历。 1979年以后，我就不但要承担我们自己的研究生和哲学系的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而且要承担全校理科研究生的一门公共课的教学工作。这门全校理科研究生的课程名称按国家教委规定叫做“自然辩证法”，有教委组织十几位专家（并请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做顾问）编写的官方教材。其中包括“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等四大块，我翻了一下，觉得它不但内容庞杂，而且许多内容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十分不利。于是我只得把它放在一旁，自己另编讲义。我的讲义只讲科学方法论。我的讲义中的内容也与官方教材中的观念十分不同。官方教材强调科学研究从观察开始，强调归纳主义精神，认为科学理论是从大量的实验观察资料中通过归纳得到的，同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能而且只能通过实验观察来检验，而且这样得到的真理就是揭示出自然界的客观本质。而我在我的讲义《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中则是强调科学研究始于问题，问题推动研究，指导研究，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并设专章来讲授科学研究中“问题”的理论。指出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对问题求解，当科学研究中能够做实验的时候，研究一定已经是相当地深入了；科学理论是不可能从观察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而是在资料的启发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用来覆盖经验的。科学理论的核心是模型，是思维的创造物，对应于同一组观察资料，可以建立起多种理论与之相适应。按传统观念，实验观察具有检验出理论真假的功能，但实际上，实验观察既不能证实任何理论，也不能驳倒任何理论。它只有助于提供理论的“似真性”。实验观察本身是可错的，它的背后是一大堆的理论。肉眼观察不可靠；相信肉眼观察的可靠性，是相信了未经审度的肤浅理论：“眼见为实”。于是科学中强调进行实验观察，但相信实验观察的结果就是相信了它背后的一大堆的理论，其中包括实验观察仪器背后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我又提出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科学理论的评价模式等等。我的这些东西由于来不及写，所以最初以局部的形式发给学生参考，到1983年就把整本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学生。我的这份讲义受理科研究生们的欢迎，但却被不学无术、然而高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系主任认为是“反”或“背离”马克思主义，于是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准备组织阶级队伍对我进行“革命大批判”。此书本来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要过去准备出版，此时由于风声太紧而寄还给了我，要我慢慢修改、不着急。待风声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才又及时来信向我要稿并终于于1986年初让它问世。此书的内容如果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显然会被看做“背离”，虽然不一定能说它“反”，因为它完全没有“反”的意图和内容，仅仅是做学术并试图按科学本身而希望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已。此书命运多舛。好在当年（1986年）高教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师资培训班”（据说有近600名学员），在这个班上，以前述由教育部组织十余名专家编写的官方教材为教材，通过柳树滋先生的推荐，把我写的那本刚出版不久的《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作为补充教材。这本补充教材与作为主要教材的官方教材在观念上几乎是“全面打架”，因而引起争论。由于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大都是理科出身，因而多数学员赞同我的那本书上的见解。从而逼得高教部不得不于第二年（1987年）修改它的官方教材，其中，它也不再强调科学研究从观察开始，而是也指出科学研究应从问题开始，而且也加了专门的一节来讨论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在讲问题结构时，不加引证地把我创造的一个术语“应答域”及其定义一字不差地照抄在其中，而且在书中也不再那么强调归纳主义的倾向。我的这本原来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因而要被批判，连出版也困难重重的学术著作，最后却影响到教育部官方教材的修改和重编，并且于1995年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后又于2002年获得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颁发的“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回过头来看，我的那本书后来能获奖，那纯属偶然，因为它正好碰到了那次“师资培训班”并且实际上是由那批由理科出身的学员在做学术评价，而不是由官方按“坚持”的标准或如刘云山常委提出的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来掌控学术评价的主导权来评价。实际上，学术成果怎么能够以某种既成理论为标准来评价呢？因为无论在自然科学、哲学或社会科学中，任何有创见性的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往往会对既成理论构成冲击，或至少越出了既成理论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没有“坚持”某种既成理论，甚至背离了某种既成理论。除非当局愚蠢地认为某种既成理论已经包含所有的、并且是最后的真理了，否则怎么可以提出“必须坚持”和“不得背离”这种荒唐主张呢？我希望我党不要再以某种既成学说和观念来约束高校中教师和学生的探索，而应当鼓励师生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在高校里，强调“必须坚持某种既成理论”也是使大学党化、政治化的一部分，对于正常地办好高校和培养创造性人才也是非常不合适的或非常不利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几十年来在大学里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王星拱、丁文江、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鲍林的共振论、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反右派、高举“三面红旗”、58年的教育革命······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致······等等，从党当时所需要的政治角度看，这都是为维护党所主张的“制度、道路、理论”所必须的，特别是为现实党所坚持的“政治”所必须的。但回过头来看，所有这些，对于办好大学而言，原则上可说主要都只起负面作用，后患无穷，并且最终导致大学行政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大学腐败。办好大学，一定要如蔡元培所言：“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必须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怀，即使在文科领域，也应允许流派纷呈，切不可以“坚持****”为名搞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而应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在大学中，只有思想自由，才能有严谨的大胆探索和学术繁荣。以大学的社会责任而言，大学的历史责任，不但在于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更有引领社会思想的重大历史责任。自古以来，好大学莫不尽到这份历史责任。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柏拉图学园不但产生了著名的柏拉图在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教育学等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引领社会的诸多学术成就，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在上述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认识论、逻辑学、多门自然科学中做出了杰出成就。更有甚者，柏拉图学园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他们发展了三角学、代数学、几何学等等，其中尤以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最为有名。而到近代，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法学、哲学、社会学、考古学、数学以及各门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莫不与大学密切相关或直接起源于大学，即使在中国，直接引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向前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也都发源于大学或与大学密切相关。引领社会思想发展，是大学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一旦大学被政治化和党化，大学就不可能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了，尤其在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在体制的制约之下，它完全丧失了引领的能力和责任，相反，它只有“被引领”的份了。如此，怎么能办好大学？怎么能产生引领科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学术大师？但是，很可惜，改革开放以来，本来也并非没有这种转机。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反思，党内外出现了初步的民主的觉醒，民众中的这种觉醒，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呼应，曾出现一种好的苗头。但党的主要实际领导者不久就出现转向，民间的民主思潮就被压制下去了。但在80年代，民间，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民主思想毕竟没有灭绝。针对80年代出现的党内高层及其子女中出现的依靠进出口许可证和价格双轨制搞官倒和改革受阻的危机，学生中响亮地提出了“反官倒、要改革、要民主”的正当口号和要求，但却被以“有敌对势力作祟”，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被镇压下去。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一直在大学从教的有将近6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经历或旁观了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当时学生提出的“反官倒、要改革、要民主”的要求是正当的，也是及时的，而那些被当局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那些支持学生运动的成年知识分子和学者，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有权发表政见，并且在历史上的民主运动中，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当时，未经法院审判，就把他们当做敌对势力分子进行抓捕，这正常吗？而且即使有某些违法犯罪分子，也可以法律程序予以追究，怎么可以以此为由把正常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呢？严格说来，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次与五四运动有类似意义的民主运动，可能产生引领社会、影响中国未来的观念。可是它的命运似乎比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加悲惨，它遭镇压的后果也更加严重。本来，学生运动中提出的“反官倒、要改革、要民主”的口号和要求是对党和政府的一种监督，并且也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的一种表现。但其结果是遭到了军队用机枪坦克的**。我在高校，一方面，目睹了此后的官场愈来愈腐败，在八十年代的腐败，主要还只是一部分人依靠进出口许可证和价格双轨制所导致的腐败（主要表现形式是官倒），一旦试图监督党和政府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掌权者完全失去监督，就更肆无忌惮地实行系统性的、体制性的腐败，以至于清官、廉官在官场中成为难于生存的“濒危物种”。另一方面，我也目睹了此后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情绪的变化。此前，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毕竟还存在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的那种浩气和社会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此以后，在一般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政治意识几乎完全消沉。从他们的交谈中，常常能听到一句话：“别去谈国家的事，只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国家是你的？”还有一些人则另作调侃：“要争取国家成为我的，或者有我的份。那就是树立起人生目标：权和钱”。现在一些学生中，许多人积极要求入党，说实在的，这和我们当年的情况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要求入党，几乎都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前程，或更明确地说，是为了能使自己在未来更有利于捞到权和钱。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恰好是当权者所需要或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我看到，当权者以及国家教育部对这种情况是从来是心安理得、从不为此担心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企望从下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引领社会的思想家？还能企望从他们中产生出一大批能顶起穹庐的社会脊梁？89年的事，在全民族中留下了永远不会被忘却的历史记印。在这个问题上继续采取压制的态度，一定会失去民心，并且最终使自己走向民众的反面。如若不信？拭目以待！我作为一个有近60年党龄的不算老的老党员，真深切地以此为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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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M次质疑批判：汉奸的自白书》: cyj 2013-7-17 12:39; 《第 M 次质疑批判：汉奸的自白书》杨天石专著《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一文中，有下列内容，是讲解蒋介石与日寇边打边进行秘密媾和交易的。我们按照期条款次序予以驳斥：—— 【 1938 年 9 月 27 日午后，蒋方的萧振瀛等与日方的和知等，第二次在香港秘密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 1. 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什么叫“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 ? 认识了日寇的野心勃勃了吗？所谓对日寇强盛的敬意，又从何产生的？你们没有听到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向你们反复警告，唱道：《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临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称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难道说你们没有耳朵？还是有意充耳不闻？对于日本法西斯张牙舞爪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勃勃，边打边媾和，已经是背叛行为，居然还奴颜媚骨的尊敬有加，不是内奸的德性么！） 2. 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这叫什么？这就叫摇尾乞怜！蒋介石当然深知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主义。 1927 年秋季蒋介石到日本，专程拜访的就是黑帮头子头山满，恰恰就是大东亚主义的倡导人，又让黑帮头山满把蒋介石引荐给向天皇上奏折《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支那，与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满》的首相田中义一。并且与田中义一秘密交易，达成“蒋，田中条约”，究竟出卖了中国的什么条件，只有蒋介石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也只有杨天石先生心中清楚！最后一段的“ 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 就把蒋介石的内奸心态暴露得无一遗漏。试想，如果“大东亚主义的大成功、大胜利和大收获”，岂不是亚洲早就被日寇征服了吗，亚洲征服之前，支那不是更早地被日寇征服了吗？一个个的兴高采烈，全都是内奸奴才的秉性流露！） 3. 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所谓“ 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 ”，那不是拿着裹脚布当毛巾么？不是城下之盟是低三下四地摇尾乞怜！拿着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这位有了秘密媾和的筹码，实在是背着国民党将士在向日寇乞降，是拿着国民党将士的鲜血，去和侵略军讨价还价！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呢？蒋介石提出“ 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 ”，才是当务之急！瞧瞧杨天石歌颂的蒋介石，当时在背地里，是怎么样向日本法西斯卑躬屈膝的！） 4. 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卖国贼津津乐道的经济合作、外交一致。实际上就是中日合流！真正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挂名抗日的内奸！） 5. 中国自十六年（ 1927 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这叫向即将到来的新主子，做卖力气的丑表功 —— ，告诉新主子，放心媾和，将来我蒋介石绝对不会让中日合流的中国境内，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主子，您放宽心！看看杨天石歌颂的“古往今来的大圣贤”、“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和素来以消灭中国为国策的日本法西斯，偷偷摸摸地在干了些什么出卖祖宗的肮脏勾当！蒋介石不是内奸，那歌颂蒋介石的就一定是内奸！） 6. 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闹了半天，原来“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 所以，从杨天石所歌颂的蒋介石口中，他并不害怕日本法西斯早就对我中华民族，蓄谋已久的亡国灭种的恶毒野心。蒋介石担心的是日本和朝鲜流氓的贩毒；以及日本设在中国的特务机关。为什么蒋介石担心这种鸡毛蒜皮？因为蒋介石早就打下投敌叛国的决心，蒋介石得意忘形，开始考虑“如何消除贩毒和日本特务机关过多的媾和之后的次要问题”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把日本法西斯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旨在灭亡中国的大问题，当回子事。内奸之心理暴露无遗！） 7 ．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这一段汉奸卖国贼的自白，如果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知道的话，蒋介石早就被国民党英勇杀敌的将士扔到重庆歌乐山的悬崖下面摔死他个忘八代！） 8 ．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这种和平，当然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前提的。果然如此，则蒋介石发誓，即便是日本再不利，蒋介石也保证直接谈判重建和平的，好一个日本法西斯求之不得的乖孙子！）; 1948 次阅读|1 个评论

我的自白书 -- 送给湘明兄的诗是偷来的: 热度 8 Furaibo 2012-3-24 08:34; 科学网的各位大侠，亲爱的编辑部 MM ：前些日子，俺送给湘明兄的诗，其实是偷来的。请先看看颌联。云迹凭谁问，松心有鹤知，这第一句偷自“凭谁问取归云信，今在巫山第几峰。” ( http://culture.danms.com/articles.php/3bb1550.htm ) ；第二句偷自唐·五代徐夤的《退居》“ 鹤性松心合在山，五侯门馆怯趋攀。”偷这一首，俺却不是第一个，请看这位老先生的作品：老先生偷得，俺为什么就偷不得，俺还是原作者的本家呢！那再看看颈联？孤山梅放早，琴岛雪归迟，实则偷自几个才子佳人的唱和：一角孤山梅放早，几间寒舍燕归先；一角孤山梅放早，半篙瘦水雁归迟。（ http://www.china-liandu.com/viewthread.php?tid=100041 ）。尾联就不用说了吧？被偷的对象太有名了，不过俺把梦偷到了杨柳上，也还算妙手空空吧？湘明兄莫怪啊:); 个人分类: 遥握风雅|3575 次阅读|16 个评论

我的自白书: 热度 5 chrujun 2012-1-22 11:03; 最欣赏的人：曹操最熟悉的书：孙子兵法最欣赏的科学家：卡文迪许对学生：多宽容、多包涵、向前看对同事：看优点、找差距、多合作对领导：多理解、多配合、不添麻烦对父母：多孝心、多感恩、多牵挂对儿子：有信心、多投入、多教诲对教学：要提高、要总结、要反思对科研：有决心、不满足、争一流对自己：要反省、多读书、少上网、言必信、行必果; 个人分类: 我的经历|3348 次阅读|8 个评论

我的自白书：为什么选了果蝇？（完）: 热度 2 tianyizhang6 2011-11-29 14:50; 基础研究除了其潜在的应用价值，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我们在细菌或果蝇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并对其机理展开了研究，但暂时还找不到这些研究的应用前景。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基于现象，提出问题，得到了部分答案。研究者在这上面倾注了劳动和智慧，这些研究成果肯定是有价值的。价值的大小就要由以后科学的发展来决定了。 2）创造文明的多样性。基础研究就是要玩出跟别人不同的东西。这些新花样是一种宽度，可以为以后的高度提供条件。 3）体现个人的实力和魅力。例如，你发现了别人忽略了的东西；你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你发现了别人的错误并提出了正确的解释；你的工作让小同行以外的人觉得有深度；等等。我喜欢发育遗传学实验的可重复性好，容易检测出别人的错误，所以博士快毕业时决定以后要转到这个方向上来。于是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发现做果蝇发育遗传的文章最复杂，里面标了很多我看不懂的符号，用了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技术，有深度！而且图片五颜六色的，好看！那就搞它了！基础研究的结果基本都要发表在杂志上，但发表在杂志上的不一定都是基础研究。例如有些研究工作的目标明确，技术完全可行，缺的就是人和钱，只要给人给钱，那在做之前就知道这项工作能发表在某某杂志上了。让全世界的基础研究者和应用研究者联合起来！那就是统一称为研究者！研究者是。。。职业运动员节目人音乐人可以创造惊喜的人; 个人分类: 分子遗传|5749 次阅读|4 个评论

有关走“光”和脱“光”：一个光棍研究僧的自白书（另一则）: penrose 2008-11-11 13:01; 有关走光和脱光：一个光棍研究僧的自白书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若水阁】（参赛博客） ,欢迎投票支持我的博客！现在，只要你打开任何一个网站的网页，都能查到无数有关走光的话题，而明星们的脱光也成了时尚，当初脱光而出名的想穿回脱掉的衣服遮羞，而尚未出名的希望能够一脱出名，一脱而惹来千军万马，稍微有点小名的，脱光也成了快速致富的一条捷径，还有一群用下半身思考的网虫和一批喜欢脱光衣服找灵感的所谓的诗人。光的问题，很是有趣。不过本篇话题，与彼光无关。本篇的光乃光棍之光也。走光者，走向光棍是也，而谓脱光者，脱离光棍也。恰逢今日为11.11，光棍节，故而想起，走光和脱光的话题，貌似好久不聊了。大概已经早已习惯走光的生活，光光的生活，犹如光秃秃的山丘，一眼望去，草木难为之存在，所有的一切，尽是单调的黄土，和枯燥的阳光。走光后的生活，让人感觉是彻底轻松了。也许自己从来没体会到脱光的感觉，但做个光光一族，着实也能自得其乐。光棍的生活，用句广告词来讲，就是简约而不简单。简约在于：不要发愁过这个节哪个节这个生日哪个生日要买什么礼物到哪里去浪漫；周末也好，平时也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要犹豫别人会因为你没去陪而不高兴；没有人在你耳边唠叨叮咛，可以静静一个人去体会孤独的滋味。不简单在于：光棍大都不是情愿光棍的，而是迫不得已。来自的压迫也就在于事业、工作、家庭等等，但生活被忙碌而充实之后，你将不再需要太多时间去忙脱光，你也耗不起这个精力，如果在忙碌一周之后，周末能睡个大懒觉，就很满足了。光棍的生活同样也是丰富的，丰富在于别的方面，未必只能是空荡的浪漫。从某种意义上讲，光棍更可能先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另外光棍可以随时找个理由充实自己，也可以随时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需要伤脑筋去想那个人，光棍可以放心大胆去闯，反正要命也不过一条，豁出去也就如此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光棍又具备英雄般的气概了。不过，光棍有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最终还是想脱光的原因。一个人，毕竟，太孤独、太寂寞了。当你遭受人生打击，痛苦万分的时候，你只能独自一个人默默在心底流泪；当你登上领奖台享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你的背后依然只能是孑然独影，奖杯也只能放在角落里发霉；当你漫步在黄昏的夕阳下，你看到一对对走过身边，你也只有影子作伴；当你在深夜醒来，孤枕之外，只能是冰冷的床被，窗户之外，只能是寂寞的孤月。一个人的滋味，很难受，却很无奈。渐渐地，你熟悉了一个人，熟悉了自己。习惯了一个人独自走来，独自走去；习惯了一个人捧书静读，聆听风的低语；习惯了一个人，还有孤灯在旁。慢慢地，你麻木了光棍的岁月。岁月也在你的麻木中悄悄从指缝中溜走，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可是，总会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发现，沧桑的刻痕已经爬上了脸庞，自己，已经不再年轻。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老了！老了阿！等你发出这声感叹的时候，已经晚了。亡羊尚可补牢，可等发觉圈里的羊已经全被狼叼走了，难道你去杀狼不成？即便如此，又能如何？愁容和苦闷，在此刻，比以前更加剧烈地堆积到你的头上。偷眼瞟一眼旁边的人，都早已脱光，抬眼看到的，却是父母期待的眼光。怎么办？那就这样吧，只能这样了。任其自然，随他而去吧。你总是这么说。于是，光阴依然逝者如斯，你的这句话却越来越苍白无力。逃避，毕竟不是一个好主意。那么，就勇敢站出来吧！和那些所谓的明星一样，先喊一声：我要脱了吸引无数的眼球，然后再炒作一番，然后混水摸鱼，然后，真的脱光了。可实际上，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常年的光棍生涯，让你怯懦了。你在想，也许等真正脱光之后，会发现赤裸的感情，却是那么脆弱。那，又该如何？也许要去适应一个不再光棍的生活，那又该如何去想象？又该如何去接受？我不知道，在这个光棍节有一次来临之际，我提出了问题，可我无法去找到答案。人生短暂，生命的旅途总有终点。一个人的路，前方将会更加艰险。两个人的路，又会是在哪个岔路口？我，迷路了更多相关博文请访问【若水阁】（参赛博客） ,欢迎投票支持我的博客! http://www.penrosent.cn/ 附上另一则：一个光棍的呐喊汽车渴望公路，　　花草渴望雨露，　　太监迫切渴望著雄性激素。　　灵魂渴望超度，　　心灵渴望归宿，　　而我则迫切渴望著有个媳妇。　　众里寻她千百度，　　踏平脚下路。　　蓦然回首细环顾，　　大婶大娘无数。　　偶有美女光顾，　　还是有夫之妇，　　余下大多数，　　基本不堪入目。时间犹如脱兔，　　匆匆不肯停步。　　转眼就把我拖到了该当爹妈的岁数。　　然而上天却挺可恶，　　对我不管不顾。　　把我培养的庸庸碌碌，　　难以获得少女的爱慕。　　我曾向月老求助，　　求他将我单身的生涯结束。　　而他给予我的眷顾，　　竟是接踵而至的恶女和怨妇。　　比起她们的飞扬跋扈，　　以及对我精神上的无情屠戮，　　我更愿意选择让步，　　甘心走向黄泉之路。　　无助，无助。　　其实我并非一无是处。　　我有很多的优点可以列举和陈述。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我竟无法得到过别人的敬仰和拥护　　我的爱心彰明较著，　　最最热心于公益捐助。　　为了祖国福利和体育事业的长足进步，、　　我不知疲倦的奔波于体彩和福彩中心投注；　　为了向世人体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以及在party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小康的程度，　　我毅然决然的增加了喝酒的次数，　　终于练出了代表富足的啤酒肚；　　我还坚持为人民服务，用我最大的热情为别人提供帮助。　　为了让我这片心意落到实处，　　我硬是把不愿过去的大娘也搀过了马路　　而我得到的赞扬却远远少于挨骂的次数。　　我不明白我的努力换来的为何只是别人的不屑一顾甚至是愤怒。　　是因为我过人的天赋，　　让他们相形见绌，　　还是我高尚的品格和气度，　　让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嫉妒？　　我的优秀并没有让我自负，　　更没有因为自己的伟大而恃才傲物。　　本以为这样才能有女孩对我暗生情素，　　谁知我等到现在也还没有一点迹象和眉目。　　其实要把女人比做猎物，　　我则是一个迷茫的猎户。　　因为我实在是不懂狩猎的技术。　　该跟著群雄逐鹿，　　还是该继续著守株待兔，　　思考了很久也没有整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　　也许这便也成了我的桎梏，　　成了我无法得到爱情的又一大因素。　　或许曾经的某次时机被我奢侈的贻误，　　就造成了现在的万劫不复。　　咱们这个国度，　　人口资源丰富。　　但为何娶不到老婆的男人还是不计其数？　　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束缚，　　打乱了男女的比例和数目，　　还是因为社会的退步，　　又重新开始了一夫多妻的制度？　　有时想想也他妈愤怒，　　你说凭啥大款就可以包养了Ｎ个情妇？　　难道只为著权利和财富，　　就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　　并置我们光棍于不顾，　　抢占著资源无数？　　　　冲动时我真恨不得变成动物，　　哪怕只是头卖力的牲畜。　　听凭主人的吩咐，　　不用感受做人的无助。　　或者干脆来个移花接木，　　彻底的做个变性手术。　　跑到人群中滥竽充数，　　也好让同胞们多一条可以选择的出路。　　现实的打击让我鸡肠小肚。　　我最看不惯情侣们当众亲密过度。　　只要看到有人稍越雷池半步，　　我就会上前阻止并提醒他们病出口入。　　结果自然不必赘述，　　我经常会体验到肢体语言的丰富。　　尽管如此我也并没有减少对此事的关注，　　反而更觉得有必要加大宣传的攻势和力度。　　没有爱的倾注，　　我如涸辙之鲋。　　这样的生活确实很难让我安之若素。　　看著朋友们已为人父，　　小生活过的美满和睦，　　我又何尝不是深深的羡慕，　　并渴望著感情上的脱贫致富？　　都说男儿有泪不扑簌，　　但那绝对是未到伤心处。　　有谁知道泪水已经多少次模糊了我心灵的窗户？　　况且咱都是沧海一粟，　　凭啥我就不能在爱情的海岸登陆？　　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著干醋，　　被动的尽著晚婚晚育的义务！看著我那用蒸汽熨斗都已无法熨平的面部，　　真不知还有谁肯向我将她的终身托付。　　等待著等待到行将就木，　　持续著持续到人生落幕。　　盼望吧盼望著解决光棍待遇的法规早日颁布，　　但愿啊但愿我首先踏入的能够是婚姻的坟墓; 个人分类: 信笔小文|5546 次阅读|1 个评论

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现代科研工作者自白书: luohuiqian 2008-10-30 20:18; 【注意】本文参与了全国青年科学博客大赛，欢迎投票支持！（点击投票）世界上本没有作家，写书的人多了，然后就有了作家。我本来不算是作家，写的文章多了，我也就成了作家。我是一个作家，尽管我的学生们喜欢喊我为老师、教授，尽管我的职业名字上看不出一丝作家的痕迹。我从事科学研究行业，或许大部分人喜欢叫我科学家，可那是一个高尚伟大的称呼，可能孩童时候的理想是如此。世界上有多少科学家，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科学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科学家，至少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我是一个作家，真的，不骗您，我就是，一个，作家。地地道道的，如假包换的作家。我是一个作家，作家的任务就是爬格子，当然在信息社会的今天，爬格子，其实是敲键盘。噼里啪啦，码字，凑文章，投稿，等稿费。这就是作家的生活。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想我不同于一般的作家，我算是一个高档的作家。因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要先花大价钱积累数据，为了积累出这些数据，首先要买很多仪器，很贵很贵的那种，百八十万算不了啥，千把万才凑合的。然后要找一批学生，就是那种高级民工，知识水平高工资低廉的，养他们几年，扔个硕士或者博士的帽子给他们就可以满足的。接下来，就是不断驱使这般民工不停地折腾这些贵家伙，然后就呼呼产出我要的数据了。数据质量不好，可以多折腾几遍，无所谓了，反正钱留着也要烧的。数据当然是需要处理的，不好的要扔掉，好的要分析分析，好歹跟个啥理论个凑上，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篇文章的雏形了。到了这步，就可以开始写文章了，然后投稿，等着审稿。其实这些步骤里，只有文章这块，才是我做的。所以，我是一个作家。我有仪器，可我不用做实验，我获取数据，可分析数据并不需要我亲自做，我也有学生，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给我打工的因为我才是老板。做老板的，只要负责写文章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稿费。我跟一般的作家不一样，他们是写完文章要稿费，我是先花钱搞文章，然后用文章再去讹更多的钱，再接着搞文章。其实也像一般的作家，他们靠稿费生活，我也靠稿费生活，同时，都靠文章扬名立万、光宗耀祖。所以，我应该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作家，我喜欢这么称呼自己。作家往不同的杂志投稿，档次越高的稿费就越高。投稿也有郁闷的时候，那就是被编辑枪毙了，那只有换个地方接着再战斗。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没有先导灵魂附体，可我有一群人在并肩战斗。做材料的、做实验的、做理论的等等，都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在战斗。不过，我们的投稿并不是编辑说了算，我们是有审稿人的，说服他们才是我们最终目的。有时候审稿人不爽，就喜欢找茬挑刺。遇到这种人，是有点郁闷。我们有时会打一架或者打几架，尽管这不一定奏效，不过挺解气。凭啥人家就可以呼呼出文章，咱就不行？不过同行确实有狠角，一年呼呼十几篇甚至几十篇文章地冒，很强势。如果这些文章都属于 SCI的话，那这作家就牛了。尽管有时你不服气，哪有这么灌水的呀！可你还真别不服气，人家灌水也灌的欢，那也是一种本事啊！你也别小瞧人家，或许就因为这个灌水能力，他就升官了发财了名利双收了。凭啥？人家是个作家，而且是个大牌作家！我是个作家，只是个小作家。每年要靠那么几篇文章维持生活，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生存。做作家的，就经常会早晨从中午开始，就会呕心沥血在平凡的世界里寻找自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做作家的，就喜欢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兴致来了也痛斥落水狗；做作家的，就喜欢炫耀自己发表的一篇篇铅字，在这个会那个会上显摆，在同行之间比比上也比比下。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境界没有科学家那么崇高，我只知道我也是为了生存；我是一个作家，我要用我的文章去换取我的血汗钱和我的荣耀；我是一个作家，作家就是编故事写故事讲故事，我希望我的故事被人所知、被人传诵、被人记住。我就是这么一个作家，永不知疲倦的作家。我写故我在，我是一个作家。; 个人分类: 科研杂谈|2265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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