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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营销诈骗在老家英国被刑事调查
热度 1 laserdai 2014-5-29 06:51
英国有《2010年贿赂法》,美国有《反海外腐败法》 ,任何以英国或美国为基地的企业贿赂海外政府雇员,均属违反本法律,也就是 禁止本国公司在海外开展行贿活动。 近年来,医药行业的海外腐败案件一直屡见不鲜。2012年8月7日,美国证监会(SEC)指控全球最大的药品生产商辉瑞制药(Pfizer Inc.)在中国等八个国家行贿当地官员,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同年,英国主要大型企业之一, 世界 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 GSK因被控非法销售未经核实的药物,遭到了美国司法部3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这一罚单也超过了辉瑞制药的23亿美元纪录。 1。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GSKCI)涉嫌商业贿赂案。中国警方指控葛兰素史克中国区高管,英国人马克·赖利(Mark Reilly)指令销售部门下属“向医院和医生行贿”。   湖南长沙警方称,自2009年1月起,担任葛兰素史克中国区高管的马克·赖利鼓动销售员工“大肆贿赂医院、医生”等医疗销售相关部门,谋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人民币。报道称,2012年,马克·赖利、张国维和赵虹燕等人曾先后向北京、上海等地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和关系人行贿,意图阻止工商部门对其查处,直至2013年6月被查获。   2013年7月,中国当局将葛兰素史克公司四名中国籍高管拘留,指责葛兰素史克用高达30亿人民币的费用贿赂医生和官员,让医院和病人购买该公司的药品。 中国当局查明,葛兰素史克利用旅行社等管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等形式,向个别政府官员、医院和医生等大肆行贿,以打开在华药品销售渠道。 葛兰素史克公司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透过旅行社开具假发票,或虚开普通发票套取现金等方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2。 GSK因贿赂波兰医生面临刑事调查 《广角镜》 (Panorama) 节目调查发现,2010年至2012年期间,GSK通过贿赂波兰医生,推销其抗哮喘药物使肺泰(Seretide)。 波兰中央反腐局(CBA)透露称,已有13名涉案人员被控。 波兰罗兹地区的检察官已经掌握了GSK在至少12家医疗中心的行贿证据。这些贿赂款项曾被GSK销售人员描述成“病患教育”。 “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回报,医生们会在开处方时优先使用该制药公司(指GSK)建议的产品。” 一位名叫文斯尼维斯基的前销售代表说,“我们付钱给医生,他们开处方;我们不付钱给医生,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开我们的药,这是一个简单的等式。”   3。英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证实,英国严重诈骗调查局(SFO)已对GSK“营商手法”开展刑事调查。   SFO发表声明证实已启动有关调查,并称调查范围包括葛兰素史克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SFO的声明还说,任何持有内部信息的人都欢迎向当局告密。 葛兰素史克的发言人拒绝评论SFO的调查是否与任何个别案件有关,但表示将全面配合有关调查,并重申将以最高的道德操守来进行业务往来。 GlaxoSmithKline to be investigated by UK fraud body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历史|2665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拔出萝卜没有带出泥的葛兰素史克
pkucarer4300 2013-7-30 10:10
葛兰素史克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药品公司,这件事情从标准意义上看绝对是骇人听闻了。但是回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就这点破事,算什么事。 葛兰素史克产品覆盖整个中国市场,他们的行贿网络也必然是覆盖整个中国市场的。有趣的是,这次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审查,全部停留在葛兰素这个层面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医院,科室或者是医生出来承担任何责任。而在中国,行贿,一般是不被判重罪的。 我虽然从没有看过销售所说的医生档案资料,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手里资料的详细程度,销售们客户的喜好等等,如何投其所好,如何让其开心。如何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动笔头子开药。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往细了想,往细了想真是越想越悲凉。很多医生在面对销售代表的时候,颐指气使,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是对方的衣食父母。可是如果换位思考,究竟是谁抓住了谁的命脉,究竟谁受谁的操控,真的很难说。医院里的大部分医生都为了作为医生而不停的学习,读书,考试,到头来,我们大部分人的收入却掌控在一些不太懂得医药的销售的手里。而同时,他们掌握的不仅仅是医生们的收入,也掌握着医生们的犯罪证据。目前,应该是所有的医生在拿取回扣的时候,都是理所应当的心态,因为大家都清楚,不靠灰色收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生活。只有拿这笔比较体面的灰色收入,才真正对得起我们这么多时间,精力的投入,对得起我们的工作量。 可是,我们也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哪有什么灰色收入?所谓的灰色收入不就是犯罪吗???辛辛苦苦学习,工作,没日没夜,我想大部分医生都是觉得这份工作收入还不错才这么坚持,到头来,我们的工作变成了犯罪,谁又对不起谁的人生呢?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医生们是在那夏日里叫的最响的禅,公司应该是螳螂,而黄雀嘛,自然是ZF。正是一帮更有才华和头脑考的上公务员的人,制定了现行的神奇的行政环境,以及神奇的医药环境。ZF默认医生们受贿,这样既保证了医生的收入,自己又不用出钱,同时又拿捏住了整个医疗圈的命门。他想整你就整你,他想骂你就骂你,他允许别人打你,你连还口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因为医生们早已没有了自己尊严的底限,这一切并非医生们的初衷,可现实就是踏入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成为了别人股掌中的玩物,这个过程中,我们交出去的就是我们的人格和尊严。换回来的其实是本来就属于我们应得的收入。 医生群体往往以自己是高学历而自傲,其实这种想法很幼稚。史学家王立群先生把人分为几等,第一等,是琢磨“事”的人,这种人在历史中混的往往最不如意,但往往又最自以为是。医生就是这种琢磨“事”的群体,每天对着疾病,科学不停的研究。而拿捏医生的人,每天研究的却是人心。注定了,我们不过是别人的玩物。 ​原文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461895128/910338675
个人分类: 转载文章|2511 次阅读|0 个评论
葛兰素史克事件的教训——废除提成制度
sqzhang 2013-7-28 20:04
最近葛兰素史克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完全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反商业贿赂风暴。 葛兰素史克事件首先涉及到的是医药行业,涉及的是正在进行的医改。 如何在这次反商业贿赂风暴中,从葛兰素史克事件中接受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为医改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应当是一个重要任务。 为此,我们就需要回答葛兰素史克为什么会在中国大肆高商业贿赂?为什么这种商业贿赂会轻松得手? 我认为,这与当前的医疗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医院现行的提成制度是葛兰素史克(及其它行贿机构)产生、发展、壮大的基本土壤。 本人于2012年6月发表了文章《给医改进一言——废除提成制度》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53-298216.html 。那个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现将该文章拷贝于下: 现在医院普遍实行的一个制度就是“提成”。门诊医生看了多少个病人,手术医生作了多少例手术,化验室作了多少例检查,病房医生处置了多少个病人……总之,医院的一切工作都要量化,并作为医生和护士的业绩记载下来。这还不算,各项诊治及其相关的药品、器械、辅助用品……的价值也要作为医生、护士的业绩记录在案。 这些记录的本意是考核医生、护士的工作。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变成了“提成”的依据。 这种只管量不问质的考核制度究竟有哪些利弊我们暂且不论。但把这些作为提成的依据却是实实在在的推动着大处方、大检验单、高药价、高治疗费。 门诊医生在追求看病人的数量,对看过的病人要追求从他们的身上拿到更多的提成。这就是草草看病,对病情的诊断模模糊糊,或者就重不就轻,既可免除误诊的责难,又可吧病人吓住,使病人乖乖就范;需要不需要的化验一律要作,需要不需要的检查一律发单;只开贵的药,不开对的药,宁可多开,绝不少开。 手术医生在追求手术数量。需要不需要手术的一律手术,可小可大的一律大起来。甚至急到左右不分,明明左腿有病,右腿却被手术。 可以说,提成之法何时不除,医改则何时不成。 改革医院、医生和护士业绩考核系统,取消提成制度实在是医改要点,特别是公立医院。
个人分类: 杂感杂议|3316 次阅读|0 个评论
鲁白涉嫌性贿赂案?
热度 1 xcfcn 2013-7-22 11:53
葛兰素史克性贿赂案的信息铺天盖地 。我忽然想到科学网博主鲁白是葛兰素史克中国的副总裁。鲁白涉案了吗?至少应该知情吧,否则就是工作失责啊! 我个人根据鲁白在科学网的文字对其很有好感。但手下却这么会搞关系啊! 《朝日新闻》:习关键票 结束薄政治生命 2013年07月26日 去年二月,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入美成都领馆后十天,在当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召集下,中共中央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针对是否追究薄熙来关于此事政治责任投票,在四人赞成、四人反对情况下,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习近平投下关键赞成票,薄熙来政治生命自此告终。 薄熙来案去年热闹整年,日本《朝日新闻》指出,除习近平外,当时投票支持追究薄责任者包含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反对者包含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 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是“太子党”,两人都根正苗红,习为什么要追究薄熙来?《朝日新闻》认为,薄熙来为夺取最高权,窃听众多中共领导人红线电话,其中包含江泽民及习近平。 文革爆发后,薄熙来在红卫兵运动中表现抢眼,任职大连后,薄确实发挥干才,薄当时办公室被戏称“不夜城”;大连官员透露,即使半夜传召也不稀奇,缺席干部都遭毫不留情处分。 但薄熙来不服制度权威,问鼎之心每每外露。九三年任大连市长时,市府分配公用车牌,被分到“○○二”的薄熙来大怒,因他根本看不起被分到“一”号的时任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后来,薄自己弄来另一车牌号“○五一”,意指“吾一”。 每逢整修大连广场或公园,薄都下令装饰石刻牛像或牛铜像,甚至下水道井盖都刻牛形图案,这都因薄熙来属牛。在大连广场上树立华表,更是暴露其野心。 “混蛋、傻B”,动辄脏话或问候别人母亲,成为薄训斥市政府干部的口头禅。一九九九年大连为举办时装秀,市府要求服装公司个别赞助两万人民币。官员跟薄熙来报告有企业拒交,薄听后赤红脸大怒:“整死你!立即抓起来调查!” ○七年中共十六大,外界揣测可能从商务部长晋阶副总理的薄熙来,最终没如愿,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一踢关键一脚是吴仪。 吴仪时任主管经贸副总理,商务部长薄熙来在她管辖下。吴仪在十六大高唱“裸退”。《朝日新闻》说,吴仪裸退的条件,就是薄熙来绝不能接她副总理职位。 吴仪为什么这么厌恶薄,一、薄在商务部搞得天怒人怨,吴仪旧属诉苦连连;二、两人共同出访履行谈判任务,薄态度张扬,媒体说:“由于薄熙来的机智,谈判才得顺利进行”,让“铁娘子”吴仪忍无可忍。 ○七年任职重庆后,薄熙来发起“打黑”、“唱红”,搞得如火如荼,一开始北京中央仍支持,但到一一年风向就不对了,胡温已开始对其不满。 去年二月六日,王立军闯入美成都领事馆后,外界认为薄完蛋了。但他仍于三月九日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高亢为己辩解,谁知情况已发生变化。 “我得接个紧急电话。”撂下这句话后,薄熙来就暂时离开会场。返回后,薄满脸怒气,痛斥有人向他家人泼脏水,在场记者摸不着头绪。中共官员说,这通电话是其大哥薄熙永打来的,电话的内容是:“谷开来被当局带走了。”此时,再也无人救得了他。
个人分类: 杂论|35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PNAS:阿尔茨海默症的天然防御机制
热度 1 crossludo 2013-1-18 04:05
Laval大学、CHU de Québec和葛兰素史克GSK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能够有效刺激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脑中的天然防御机制。这项重要突破于 一月十五日提前发表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的网络版上,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还为人们提供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潜在疫苗。 阿尔茨海默症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痴呆病因,人们目前还无法根治这一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患者大脑产生毒性分子β淀粉样蛋白。神经系统的防御者小胶质细胞(Microglial cell)无法清除这一物质,导致β淀粉样蛋白沉积形成老年斑senile plaque,继而引发其他相关病理学症状。因此,能够刺激免疫系统有效清除β淀粉样蛋白的化合物就具有极大的治疗潜力。 Laval大学Serge Rivest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了这样一个 刺激大脑免疫细胞活性的分子,MPL(单磷酰脂A)。 单磷酰脂A是一个LPS衍生的Toll样受体4激活剂,有独特的免疫调节作用,已经被GSK作为疫苗佐剂广泛使用了多年,其安全性久经考验。 研究人员在十二周内给具有阿尔茨海默症症状的小鼠进行每周MPL注射,成功清除了80%的老年斑。他们通过实验来衡量小鼠学习新任务的能力,发现在治疗过程中小鼠的认知功能得到了显着提升。 研究人员认为MPL具有两种应用潜力。可以用这种药物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进行肌肉注射,以延缓疾病进程。也可以将其整合到疫苗中去,刺激机体产生针对β淀粉样蛋白的抗体。“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可以用这种疫苗来刺激自身的天然免疫,” Serge Rivest说。“而那些具有阿尔茨海默症风险因子的人也可以将这种疫苗作为预防措施。” 这项研究显示,系统性的重复注射MPL能够显着减少小鼠大脑中的β淀粉样蛋白,大大增强小鼠的认知功能。MPL在触发温和炎症反应的同时,能诱导小神经胶质细胞的吞噬作用。 “当我们十年前开始研究阿尔茨海默症时,我们的目标是为患者开发更好的治疗手段,” Rivest教授说。“这项发现让我相信,我们已经离这一目标很近了。
个人分类: 医学前沿|1427 次阅读|1 个评论
全球生物医药热度不减 卖方市场逐渐形成
热度 1 jinwsapa 2012-5-30 20:33
目前,在生物技术产业的并购市场上,买家求购心切。彭博社有一些数据支持这一观点:买家出价至少要有70%的溢价,收购价格至少5亿美元。这是投资界自2000年以来收购溢价最高的行情,透露出强烈的卖家市场信号。 最近,葛兰素史克敌意收购人类基因组科技公司(Human Genomics Science Inc,HGS)也是一个印证,其以68%的溢价未能拿下并购。HGS已经实施了毒丸计划,葛兰素史克必须提价才有可能成交。 卖家的话语权 如果你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有很“牛”的研发实力和新产品,那就是“香饽饽”似的并购目标。因为大药厂基本上都面临新药缺乏和仿制药竞争的双重压力,缺乏新的成长点。今年又有350亿美元的品牌药失去专利保护,未来5年上千亿美元的原创药面临仿制药的竞争。所以,有重磅药(潜力)产品的生物技术公司,都是大药厂潜在的竞购目标。 当然,被收购的对象不会轻易就范,总会想方设法逼迫买家提高收购价。目前卖方掌握着并购定价的主动权,这与金融风暴期间生物技术公司资金链紧张、生存遇到危机之时买家更有话语权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买家来说,现在并不那么容易通过敌意收购逼迫目标公司就犯,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大,卖家不会马上答应买家开出的条件。要想成功收购HGS,葛兰素史克或许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提价,要么被愿意出更高价的竞购者夺走机会。 现在容易被大公司一眼看中又能迅速谈拢价格的目标公司并不太多,因为现在是卖家的市场。眼下,大药厂的研发困境正是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可以抬高身价的卖点所在。 但另一方面,IPO市场如此低迷,定价偏低,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可能性很大,让许多有风险投资做后盾的生物技术公司基本没有太大兴趣和机会走IPO之路。所以,被大公司溢价并购不仅是已上市公司的退出渠道,也是部分未上市公司希望实现的资本运作的终极目标。 顶级的生物技术标的,是那些拥有后期研发新药或重磅药潜力的中型生物技术公司,对大药厂非常有吸引力。这些公司市值一般在几十亿美元左右,特别对大药厂胃口,因为买下整个公司,可以拿下整个公司的技术平台和所有在研新药产品。所以,大药厂愿意出较高价格对其溢价收购。 后期项目抢手 葛兰素史克公司欲收购HGS,阿斯利康试图收购Amylin公司,罗氏希望收购Illumina公司,这些传闻不断给生物技术并购市场升温加热,收购案例亦在激增。 接二连三的并购传闻并非巧合,最近媒体热衷报道的诸多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并购消息和故事,都涉及临床研发后期项目或已上市的药物产品。 这些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营企业,都可能是大药厂的购买对象。因为拥有大笔现金的跨国药厂正在急寻新产品,通过收购企业获得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是这些大药厂必须做的投资交易。另外,这些大药厂也在进行研发模式转型,不断裁减内部研发人员以降低费用,更多地寻求外部资源与合作。它们关注生物大分子、抗体药、特色药以及孤儿药领域,引入创新文化和机制,增强生物技术创新元素和产品份额。这些因素使得大药厂并购生物技术公司意愿强烈。 大药厂对后期产品十分饥渴。Panmure公司分析师SavvasNeophytou认为,现在有很多生物技术公司拥有后期研发阶段的新药产品,买主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挑选更对口和价格合适的公司。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并购谈判大多好事多磨,不容易成交,但至少买家开价更从容和宽松,如果谈不成交易,只能进行敌意收购,看机构投资者是否认可买方出的价格,尤其是像卡尔·伊坎这样事先布局的资本大鳄。这将成为并购成败的关键。 现金主要归宿 并购升温的趋势,在Shire公司首席执行官安格斯·罗素看来,是目前大型制药企业研发转型的必然结果。过去许多制药公司是通过自己的研发机构和内部资源进行新药开发和生产,所有的成本和风险都由自己承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药厂已经无法产生足够的新产品来满足公司的成长需求。 “因此,行业正在凝聚所谓“50-50”研发模型,即自己做一半,另一半靠买或合作。我们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但我们需要不断寻找新技术。” 当然,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并购趋势会很快冷淡下来。据报道,阿斯利康公司换了CEO,思路有所改变,将成为很“饥饿”的买方。罗氏正在搜寻新的诊断领域交易。 买方显然对目标公司拒绝合作的态度很不满意。完成收购价在数十亿美元范围的交易是今年多数药厂的主要目标,太低价格的收购一般都比较早期,对药厂业绩贡献不大,不确定因素更多。 此外,几百亿美元的收购基本不可能出现,因为太折腾,至今无成功案例,只是昙花一现地获取某一重磅药产品而已,对改善药厂研发效率和后续产品链没有任何帮助。 总之,2012年并购形势将热而不狂,机会很多,开价不低,卖方主导的定价机制将使买家掏更多的钱才有可能买下中意的企业。 而即使成交,也是机遇和风险并存,重组整合与产品市场潜力,都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不并购,失去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整体而言,并购的主题不会改变,大笔现金的主要归宿和用途仍然在并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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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疟疾疫苗研制取得令人新进展
xuxiaxx 2011-10-20 08:57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18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疟疾论坛上宣布,初步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一种名为RTS,S的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儿童患疟疾的风险。这项研究成果同日发表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专门发表声明对RTS,S疫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并称这一疫苗如研制成功,将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向实现疟疾零死亡目标又走近一步。   RTS,S疫苗已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了25年,在美国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将持续到2014年,试验对象为撒哈拉以南7个非洲国家11个研究点的超过1.5万名儿童。而初步结果显示,在为期12个月的观察期内,6000名5个月至17个月幼儿注射3剂疫苗后,患疟疾和恶性疟疾的风险分别降低了56%和47%。   “这些结果令人鼓舞,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领导加纳一所医院临床试验的特希里·阿贝耶加当天在论坛上宣布研究结果时如是表示。   葛兰素史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蒂在论坛上说,大部分疫苗有效率达到90%以上才开始上市,因此47%的有效率显得不是很高,但即便这样的有效率也能在10年内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威蒂表示,葛兰素史克已在这一疫苗上投入3亿多美元,预计将继续投入1亿美元,如果被批准上市,疫苗很可能被命名为Mosquirix,售价为成本加5%的利润,其中的利润部分将继续用于疟疾研究。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通过蚊子叮咬传播,其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呕吐等,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疟疾,非洲大约每30秒就有一个幼儿因疟疾而死亡。长期以来,医学界一直致力于疟疾疫苗开发,但进展总体缓慢,其难度远远超过病毒疫苗。 来源: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5954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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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
热度 2 lubai 2011-9-24 21:56
RDC talk for public chinese bl v3.pptx 鲁白: 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圆桌会,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来介绍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葛兰素史克 (GSK)中国 研发中心 ,药物开发部分请管小明博士介绍。 GSK中国缘起自GSK最早做的一个决定:把研发的一部分放到中国。自2007年开始,从一个人逐步发展到拥有各种研发能力,包括小分子的筛选部分、生物部分、化学部分、运营部分,GSK中国 研发中心 至今已有400多人,三大药物研发部门主要分布在上海和新加坡。上海的两个部门,分别做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神经免疫性疾病的药物研发,在新加坡是神经通路的研发团队。药物研发过程包含前期研发和后期临床产品开发链,前期药物研发部在神经系统和神经免疫学疾病方面做研究,这是我们的主要部门;同时还有一个团队在进行所有疾病药物研发后期的临床实验,这个临床研发团队不仅仅局限于神经科学,它涵盖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的各种疾病;地区分布上,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都有,所以说葛兰素史克中国 研发中心 有相当大的药物研发规模。从研发的角度上来看,整个葛兰素史克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 GSK是一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全球性药物研发公司,总部在英国。GSK资深领导层做了这样的决定,把中国作为继英国、美国之外的第三个药物研发的大基地,这就意味着今后会有相当大的发展。 研发中心在中国建立之初是一个小小的研发部门,(现在已经达到400多人)。研发中心在四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四年里,我们已经有8个优选化合物, 6—7个临床侯选化合物,有两个进入临床一期,一个处于临床二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在药厂中是罕有的,也是非常值得自豪的成就。 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就,我想有一些要归功于总部的战略思想,更多的是中国研发中心自己的一些做法。从总部的战略思想上有两点:一个叫做End-to-end,药物开发从靶点开始最后到临床三期,到新药注册。由一个部门负责到底,可以避免部门之间的扯皮。另一个是地方授权,研发中心自己做决定,而不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且每当产生了一个决定以后,总部提供非常好的支持,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优势。 研发中心分三个药物开发部门:ND(神经退行性疾病)、NI(神经免疫性疾病)和NP(神经通路)。在这三个部门之前是新靶点机理研究,即做探索性的基础研究,是对做新药开发原创研究重要的一块。后面两块是临床开发部门和临床转化部门。药物很多实验都是在动物身上做出来,真正做到人身上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临床转化部门,还有临床开发部门(三期报批)。 每个部门有一个中央部门的核心支持,核心支持包括很多技术平台,技术平台领导人就是钟忠博士。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研发结构。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药物开发基本的过程,首先要找到一个药物的靶点,筛选出和靶点起作用的小分子,所以有一个先导化合物。首先我们要有一大批的靶点,然后找到小的分子能够作用在靶点上,然后先导化合物到临床候选化合物的过渡,这个过渡经过临床前期药代动力学和药物毒理学实验以后到临床侯选化合物,然后就是一期二期三期。当然真正的临床通过报批要到病人手里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进度的趋势是非常快的。 在研发中心里做了一系列软性的举措,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力倡导科学技术的创新,包括员工研究的创新,也包括跟外界大学研究单位的合作的创新,所以科研中心鼓励支持各方面的创新工作,葛兰素史克始终觉得新药开发最关键的是原创性的创新。 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有一个比较好的有远见的整体战略部署,而不是急功近利,短见的要出成果。战略部署的关键是怎么样做是跟人家不一样的,这是被反复强调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大药厂,在竞争环境里最重要的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跟人家做的不一样,所以研发中心非常强调整体战略部署。 另外,非常强调企业文化,葛兰素史克的企业文化讲求实效,又充满激情,因为公司不想把一个企业变成员工由于为了赚钱而工作,而是想把员工进取的事业心和员工绩效结合起来,希望员工每天到公司来上班都是觉得每天都在追求自己向往的事业,而不是就为了上班和赚钱,所以这是葛兰素史克所倡导的企业文化。 葛兰素史克同时是注重人才培养,鼓励青年的事业发展。人才培养方面,从这边出来的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说法,在这里每天都学到很多的东西,也有训练的机会,这是公司创造的机会。我们主要是强调这四个方面,也是研发中心四年的经验。   GSK的创新有一个长远的历史,至今总共已有5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Henry Dale是很早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因为在神经刺激的化学传导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GSK是数个公司并起来的,其中一个公司叫做Wellcome,它把相当一大部分钱变成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英国是专门做研究的,基金会里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最早就是Henry Dale。 在 Wellcome 研究实验室工作的 John Vane 和另外两位科学家因在前列腺素和相关生物活性物质方面的发现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在 Burroughs Wellcome 公司工作的 George Hitchings 和 Gertrude Elion ,以及曾经在 Wellcome 基金会和 Smith Kline  (史克) French 实验室工作过的 James Black 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表彰他们对药物治疗重要原则方面的研究发现。所以 GSK 是有强调原创研究的传统的。 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部到了上海以后在很短时间就建立了基础研究的工作。自然杂志给中国所有研究单位根据他们在《自然》上发的文章来进行排名,前面排的都是清华、北大、中科院的研究所,前50名里,药厂只有葛兰素史克。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了很多的论文,包括Nature Medicine、免疫学最好的杂志Immunity,还有几篇美国科学院的院刊,已经发表有30多余篇的文章。 这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团队。有相当一部分的海归,主要来自美国高校机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以及其他国际大药厂,这些是我们比较资深的科学家。领导团队的成员一般都有15到20年的国际学术和制药界的经验,还有一大批是从中国招来的年轻科学家,占了55%,所以这个团队是混合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经验丰富的,也有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很有闯劲,使得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产生了特有的文化。 怎么样来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呢?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有一个活动叫做FIRST,是一种鼓励青年人才研究创新的活动,想法是来自于谷歌,让青年员工有一部分时间做自己提出的课题。每个人提一个想要做的科学方案,大家互相竞争,设有一个评审委员会,请比较资深的科学家来筛选,最后筛选的得奖的科学家,不光给他奖励,还给他基金,让他花一部分时间来做。让每个人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他最喜欢的工作,也是他最能够创造价值的工作。 今天上午 GSK 创新日活动主要是为了奖励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做出的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发现,希望能够营造一种崇尚创新,崇尚原创研究的科学氛围,来推动中国生命科学人才的培养,所以这就是 GSK 创新日的宗旨。 同时,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还支持各个地方的创新教育,包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讲坛,北大“人生与事业”讲座系列,还有北师大中国高等教育论坛,谈高等教育改革、培养人才怎么样为现在的企业服务,这个想法很好,所以都也在做支持。这些是企业之外推动创新的一些做法。 做药是非常难的事情,做神经系统药比一般的药物更难。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努力来推动创新,创新看上去也许跟每天做的药物开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创新的大环境是做出新药的基本条件。 现在请小明博士讲讲做药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在这样难的环境下怎么样通过创新来取得一些进步。 管小明: 大家下午好,刚才鲁总已经介绍了 GSK 中国研发中心的大概情况,下面讲一些制药行业里的动向以及我们所碰到的挑战,以及中国研发中心的一些想法,一些战略方针和措施。 做药确实非常难,也耗资巨大,但是后面有一个动力,目的非常高尚,因为我们知道各种疾病都危害人类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寿命延长,生活不断改善,一些新型疾病、代谢性疾病和老年性疾病等和寿命有关的疾病日益增加,确实危害很多人的生命。很多这些疾病目前为止还没有好的药。现在我们的方向主要是针对几个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做研究。 首先讲一下生物制药业的趋势。首先传统药厂更加关注药物的安全问题,因为最近药物注册越来越严,对药物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有很多例子,甚至有一些已经上市的药因为问题又收回,牵扯到一系列的工作,所以这方面非常注意的。另外在研发成本和临床研究的周期上也非常重要,这个跟研发成本也有关系。 其次,小的新兴生物制药公司他们面临的是缺乏投资,因为投资风险也很大,很多投资人也不愿意投到这上面,所以他们要为此花很多精力为公司寻找出路,这也是一个趋势。 现在大家虽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做新药,但是真正实质上给市场带来巨大收益的突破性的药物非常少,大多数药只是在原本基础上,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一些阶段性的改善,但是真正实质上的突破比较少。 另外关于成本风险,特别是临床后期大家也很重视,研发越往后耗资越大,如果后面失败几个的话有可能公司就倒闭,所以对公司来讲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制药界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它的专利范围之内确实受到保护,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一旦专利过期以后会形成非常大的效益落差,这种情况下公司如何平稳过渡这一关,这也是各大公司重视的方向。 也是因为风险的关系,很多医药公司立志于投资一些机理比较清楚的遗传性非常见病。做药成功率很低,所以大家找新的出路,所以创新肯定是一条路,但是到底怎么做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公司也意识到这个东西,不论是做制药还是做科学,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大家要寻求合作、并购,跟外面一起合作的机会,也包括技术外包和运作上的外包。企业跟很多学院和研究机构有很广泛的联系,大家都在寻找针对药物靶点和技术的合作机会,这个也是制药界当前的趋势。 GSK 中国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神经方面的疾病,我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老年痴呆症,一个是帕金森病,还有一个是多发性硬化症。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病都是跟寿命有关系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发病率越来越高。现在,在老年痴呆症开发过程当中,大部分药是围绕着A β的 变性蛋白来研究,过去认为成功机率很大,但是现在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在寻找其他的机制。在帕金森疾病内,有多巴胺神经细胞的损伤,虽然左旋性-多巴等治疗手段是有效的,但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减缓病人的痛苦,而且短效,所以我们立志要找所谓治本的既有神经保护也有修复性的疗法,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痛苦,这个也是很难的课题。 这张图主要显示了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综合症对社会的经济效果。这种病人非常痛苦,会丧失生活能力,对本人有很大的负担,对社会和经济也有很大的负担。这张图显示,在美国一年耗资于老年痴呆症(直接和间接)可以高达一万亿美元。两个病的发展都是非常快,这是2005年到2025年,基本上从2200万增加到2800万,而且医疗费用也不断增加。现有药物只是一些对症的治疗,药效非常有限,而且不是长期的,所以现在一定要想出一些新的方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为止没有一个药是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的。 药物研究总体来讲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是非常长远、耗资巨大的,神经药物方面更加复杂,这里有一张简单的图表,三年统计数据:美国FDA通过的药物是2007年57个,2009年90个,其中和神经科有关的病就更少,新型小分子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这么难?第一是机理了解不是很清楚,第二是中枢神经系统找到所谓传统小分子的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做药很重要的部分是动物模型,在动物身上建立模型。在这个领域里,对于人的疾病有判断性的动物模型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增加了做药的难度。 还有一个跟脑研究有关系的,正常人血液和脑之间有一个屏障,有正常的生理作用,但是对于做药的来讲就增加了一个负担,因为我们的药要到脑袋里才能作用,所以药如何通过血脑屏障又产生了困难。大脑是非常复杂的器官,有非常复杂的功能,可以想像这些药到了脑袋里真正起到药效以外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甚至安全性问题,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药即使通过血脑屏障,但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最后也不能成为药。比如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疾病,临床实验周期都非常长,成本也非常高,对整个制药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这也是一些原因为什么成功率很低。 成功率低并不反映这个领域没有发展,实际上刚好相反。如果看在神经科学发表的文章,随着时间的增加实际在非常快的增加, GSK 中国研发中心也有30多篇的文章。但是神经方面药物并没有增加,而是在降低,所以形成了一些反差,说明神经药物的研究对整个制药界是很大的挑战。 GSK中国研发中心主要有三个大的团队,分别研究神经免疫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神经通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神经保护因子,它们互相之间都有连带关系。研发中心有一个非常好的 End-to-end 全程研发体系,还有,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互相之间的交流、互相之间的互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么多的成果的原因。 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学科之间有交叉,另外还有互相平衡,比如说疾病,帕金森疾病和老年痴呆症,以及舞蹈病和多发性硬化症,互相之间都有关系,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外一个扩展,学术方面进行交叉,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制药的过程当中失败非常多,成功非常少数,为了增加成功的机率我们也想了一系列的措施,研发从开始投入很大的资金和力量到最后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会有成功。这个当中有几个主要的环节,第一是从靶点角度,一个靶选的不好的话,后面产生药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药物不能达到作用的话,这里也会淘汰,就是有好的靶点,有好的药物,最后在人身上也不能有效。在靶点方面,我们现在尝试运用人体干细胞,利用技术平台来帮助。 另外,我们有一个跟学院和研究机构一起做的,寻找新靶点的机制,另外有一种所谓的表型筛选,就是利用疾病,跟疾病有关的表型来作为筛选机制,总体来说希望这三个措施使得我们有更好的靶点。 另外中国研发中心在中国有很多优越性。今天早上两位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的获奖者的工作都是跟中药有关系。中药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所以我们也愿意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小分子的化学库是人工合成,中药是天然的,可能提供新的不同的化学结构,帮助减小在化学分子层面的淘汰率。还有血脑屏障,我们在尝试一些方法使化合物更容易进入大脑当中而达到效果。还有眼模型,眼睛就像脑袋的窗户,有些脑袋里的病变在眼睛里也可以发现。所以我们现在也想通过这个方式在临床上可以找到通过眼睛模式来判断临床效果的措施。另外通过影像学,有针对性的找到合适的病人来做临床测试,或在早期看这个机制在病人里有没有效果。希望通过以上所有的措施,能够增加我们成功的机会,来找到真正有价值的药物。 药物研发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转化临床研究。可以说有两座山,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药物研发,他们各有侧重点,各有特性。基础研究可以描述表型,阐明机理,创建一些疾病的模型,而药物开发有靶点,临床侯选药物。我们只有建设一座桥梁把这两者之间联系起来,才能以创新达到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疾病的机制,建立更好的动物模型来开发新技术和寻找新的靶点。这个联系是在药物开发里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着力于跟大家合作要找到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解决(药物开发)这个问题。 在 GSK 有很好的创新历史,有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是 GSK 本身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利用外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好的合作,我们也在尝试很多新的方法,比如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EDU ,这是专门跟学院建立合作关系的部门,这是中国研发中心自己创造的一条路。另外,对一些技术项目评估以后,如果很好的话也可以通过BD部门引进。我们的合作对象是对药物开发有意向的专家,充分利用外部专家特长技术和理念。大前提是一种双赢的模式,必须要双方有这个动力才能达到,总体来讲我们愿意加强与外界合作,来共同解决研发过程中的难题。 这张图举了一些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合作伙伴,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等,通过广泛的跟学术界和学校之间的研究,想把最好的科学发现也应用到药物研制当中来。 在广泛合作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跟各类疾病的基金会的合作。这些基金会,有它非常特殊的特征,比如这些基金会往往注重于某一种疾病,投入很大的一笔资金,有高度使命感,不要盈利,只要有利于病人,所以动力很大。积极寻找开发有效的治疗手段,对学校和制药公司是很有效的补充,有些疾病研究做起来很难,花很多钱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基金会就帮助你铺路,帮你把动物模型做好,建立一些测试手段,寻找生物标记,投资早期生物制药公司,同时还可以跟多个生物制药公司合作,最后的目的是想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解决药物研发的目标。 这张照片是我们员工排成的 GO GSK ,这张是后期临床研究的同事。我们都很热爱我们的工作,如果真正做自己喜爱工作的话,工作就不觉得辛苦了。做药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的使命感非常强,大家热情很高。 谢谢大家。 媒体问答: 媒体 (医药经济报) : 罕见病由于患病人群比较少,研发难度较高,投资风险也较大,所以很多公司都不做,但是我们看到 GSK 在这方面大量的投资,一直保持很好的兴趣,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鲁白: 罕见病人数很少,花这么大力量来投资这个药,最后回报也不是很高,为什么我们坚持做。除了社会责任感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罕见病有一些机制跟常见病机制有相关之处,一旦把这条路开出来,我们在治疗罕见病过程当中可以学到怎么样来治疗复杂病的切入点。所以基本的计划是一个药先到罕见病人身上有没有作用,如果有作用了,安全性有一定积累以后,再把同样的药用在常见病病人身上,这样风险就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开发罕见病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把目标最终放在非常常见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帕金森综合症病人。现在至少有一两家跨国公司也开始做罕见病。 媒体: 哪一年把罕见病作为研究重点的? 鲁白: 两年前, GSK 专门成立罕见病部门,这个部门投入了相当大的一笔资金,着力做各种各样的罕见病。 媒体: 部门叫什么? 鲁白: 罕见病部门,另一个动力是因为 FDA 对罕见病的特殊审批。 媒体: 我是人民网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刚才管总介绍了中国研发中心把研究神经性疾病药物作为重点,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刚才也介绍了神经生物学药的研发障碍有那么多条, GSK 在研发方面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第二,中国研发中心有一个特有的 EDU 合作模式, 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还有跟基金会合作,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有哪些合作项目和成果? 管小明: 神经科学确实在做药的方面非常难, GSK 神经学研究放在中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公司角度, GSK 有非常悠久的神经科学研究的历史,尤其在英国和美国。现在GSK整个神经科学研发都到中国来。当初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做神经方面的研究,这也与中国的新兴市场和科学家资源有关,研发中心创始人臧敬五博士本身就是神经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难还做这样的东西?简单的说做药没有一个地方是容易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要做本质性改变的药物,现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没有,大家都还是在做,但是它的影响实在太大,全球性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带来的危害也非常大。比如老年痴呆,社会影响和病人痛苦实在太大,所以尽管这个很难,大家还是努力去做。 鲁白: 稍做补充,很多媒体,很多人包括员工经常也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 GSK 把研发重点放在中国,大概在五年前我就跟一个朋友谈这个问题,在中国做高科技的开发最怕一点就是知识产权,但最后还是决定来了。看来不是一个大问题。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个是中国研发投资便宜,中国员工便宜,中国材料便宜,我可以简单讲一下,绝对不是,在中国的投资不比在英国、在美国少。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认识点是中国的科学这两年进步非常大,而且中国还有一个文化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中国特别有企业家精神,愿意去闯,愿意去试; 还有一个是人才,所以从 GSK 战略考量主要从科学、从环境和人才几个角度来考虑。 还有一个是与时俱进。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趋势下,谁早进入谁就会受益。中国在整个医药开发包括在整个世界经济里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讲一下 EDU ,这个东西是非常特殊的, EDU 不是局限在中国,还有在英国,在美国,在加拿大。为什么要做 EDU 的事情,因为我过去在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工作了十四年。在大学做科研的科学家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发表文章,因为发表文章就可以申请基金,申请基金他的团队就可以继续存活,就可以继续竞争。而药厂就是想做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里面。但双方专长上也是有一个互补,大学科学家比较容易做创新,比较容易根据科学发展找到靶点,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靶点变成小分子药物。而大药厂有一个完整的机构,长处是在药物筛选,长处在做独立药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如果把这两者互补起来,这样就是非常好的互补。 有些科学家是著名科学家,发表一两篇文章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他更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病人,所以有兴趣开发药物。有了这个兴趣以后就比较好谈。还有一些科学家甚至已经做了初步探索,比如试了一下做小分子的筛选,试了一下做动物模型,像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最主要的合作对象,因为他有兴趣,尽管从药物开发角度还比较浅,但毕竟他自己做了一些,而我们缺乏的就是最科学前沿的靶点,所以这是一个互补工作。 当然我们也有失败的,不是做得不好,而是药物开发肯定是有失败的。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双赢互利,科学家通过科研中心最后知道这个东西用这个方法做是做不下去的,就可以采取别的方法,而科研中心也知道这个靶点有什么特性,今后类似靶点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大家是双赢互利的关系,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现在正在做的,有加拿大的,有英国的,由美国的,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EDU 是我们学术合作的一种形式,我们现在有多种形式,最近出台了一个新形式,把我们自己的科学家派到大学常驻在那里,等于把我们一个小的团队全部建在这个学校里,这是另外一个相对较少见的做法。 中国研发中心最近签了好几个双向合作的合同,这些合同,具体就是做到哪一步,研发中心就投资多少,这也是为了大家共享成果,所以这个方法对大家来说都是双赢的做法。我们把这些叫做学术界的卫星单位合作,我们还会继续做。 科学创新日也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为了加强跟国内科学家的交流,寻找机会合作,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方法一方面推动科学的发展,另外一方面推动转化跟药物开发的研究。 管小明: 还有一个问题是疾病基金会,例如 Michael J. Fox Foundation , Michael J. Fox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自己得了帕金森疾病,所以用他的影响力建了基金会,我们与他们有很密切的合作,从靶点,从化学,从生物标记都有广泛合作,而且这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们不是为盈利,只要能够把病治好,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鲁白: 基金会有两种,一种基金会目的是要提高社会对疾病的认可与关注;还有一种基金会,在美国较常见,就是基金会的创始人往往自己非常有钱,但是自己亲人、家人得了这样的病,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把这个病治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特别有动力,希望找到这么一种药。于是他就来找我们药厂,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的。 我在纽约见到过一个企业家,亿万富翁,她女儿得了运动神经元疾病,这个疾病有三型。一型很早就有可能会死,二型是终生躺在床上,三型症状轻点就是坐轮椅,这个全美国只有两三万个病人,病人很少,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过这个病。这位企业家就是通过她的努力去说服各个特别好的科学家,让他们来做研究,她又专门拿出钱来支持科学家做动物模型,做药物筛选模型,还专门出资支持两家小公司,开发新药。所以像这样的基金会是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非常值得倡导的事情。 媒体: 我是中国医药报的记者,药物研发过程是全链条的,中国科研中心临床不只是在中国做吧,全世界也应该在做,是吗?中国临床是审批国外备案的,能够做到同步研发吗,这样做可以很快做出一个结果吗? 钟忠: GSK 中国研发中心 在中国早期科研是局限于神经类药物,所以刚才管总和鲁总都讲到几个典型疾病,像老年痴呆、帕金森疾病,这些药物目标是全球性的药物,对这些药物的研发做早期临床是针对全球性市场,所以我们在中国做也可能在全球做,这个没有一个特别的选择。因为是全球的考量,所以很多工作比较针对于全球。 GSK有另外一个部门,一些是 GSK 在国外已经上市的药,因为前几年中国药物市场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前几年有一个不同的状态,在国外已经上市的药,病人已经受益的药在中国没有办法受益,对 GSK 来讲这是一块很大的缺陷想弥补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投入很大,目的就是把欧洲和美国已经上市的药,很多都是非神经类疾病的药,像肿瘤、心血管病、呼吸道传染病的药物尽快引入到中国来。 我们确实有一个目标,在最近几年内把团队做的非常强,就可以做到 GSK 不管哪个方面的药如果在全球上市的话,中国也争取尽快上市,这是很大的目标,这个目标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也是有很多困难要克服的,中国有很多条件要克服,包括在中国跟药监局的沟通,这些环节都要跟上才能做好,但是这是很大的目标。 GSK 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以病人为重”(Patient focused),我们希望中国的病人跟全球病人一样都可以受益。 媒体: 刚才说到生物医药,现在生物医药是越来越专注于某一个细分,有明确的疗效,同时有生物标志物的研发,你们针对神经领域是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也有生物标志物明确有效。 管小明: 个体化医学已经是一个热题,老年痴呆不是一种病,是一组病,怎么样针对这些病人,是不是能够研究一种药可以治疗所有病人还是这个药针对其中某一部分特别有效,这个也是我们考虑的。在这个领域目前还没有成功的例子,但是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是很好的方向,大家也在考虑怎么样对症下药,这个是大家共同关注的。 媒体 (新华网) : 刚才说到 GSK 已经把研发中心放到中国,因为从中药里可以吸取很多这方面的精华。在这几年的研究当中,中医药对神经科的发展当中会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与西药相比有比较好的方面和局限性? 鲁白: 中药里确实有好东西,但是,过去有些做法是不够科学的,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才能把中药里优秀的部分真正变成药。 一般的药除了有效之外还有两个基本的指标,第一就是单一化合物,第二是分子结构清楚,这是 FDA 审批药的基本条件。 FDA 现 在意识到中药这个东西有效,不能用死硬的政策,所以改了,对中药领域有了一个特殊的批准方法,除了有效之外,还要有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也就是有一个说可以重复鉴定的指标,相当于一个标准化。这样从审批角度来看的。 怎么来看中药?钟忠可以讲怎么样用药里的单体做成一个库,管小明可以介绍中药里的优势多靶点。 钟忠: 从药物筛选平台来讲,中药很明显的资源就是天然化合物,怎样利用天然化合物是个难题,我们确实已经花了很多精力,包括也跟中国很多专家寻求合作,就是把很多中药里的单品收集过来建立一个化合物库,化合物部自己也做了很多筛选,把这些化合物介绍给 GSK 全球其他研发部门的同事,他们也很感兴趣,很多情况下他们觉得这些化合物对他们有启发,也是他们开发药的源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管小明: 刚才提到多靶点,比如痴呆症,是一组病,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如果想更有效地应对这种病,只针对一种机理可能只能起到一部分的作用。中医有其独特性,非单一化的不同配方,理论上来讲同时可以作用到多种机理,多种靶点。 媒体 (光明日报) : 不知道贵公司和世界其他大的制药厂之间有没有什么默契,比如避免在科研研发和生产方面人力财力物力之间的浪费,比如我参加过几次雀巢公司和瑞士诺华联合搞的研讨会,其中也涉及到老年痴呆这种病。如何预防这种病,像青蒿素诺华也在搞这个东西。大药厂之间会不会有这种默契,就是我们在搞这方面的研究,对方也在搞,或者我们避开他,或者有什么方法,或者采取丛林法则。 管小明: 你刚才说的几种情况都有。 比如中国的研发中心,我们是在中国唯一一家专注神经学的跨国公司。但有很多常见病,你也做,我也做,这种情况有;但是互相之间的默契合作也有。刚才说到疾病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立了一个项目叫做生物标记,临床研发非常追求的是有生物标记,早早跟他们探讨哪个有效,哪个无效,现在在病例里没有好的标记,靠任何一家药厂做都非常难。大家也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基金会大家一起合作,十几个药厂投资一起做,结果出来共享,这样会提高效益,这是非常好的,大家提高效益避免走弯路。最后的经济效益都反映到最后的病人身上,药厂节约了钱,病人也节约了钱。 当然为什么不能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有自由的市场竞争。但在比较重大的疑难疾病上,靠自己微薄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大家一起合作,有突破的话大家一起来处理。 鲁白: 一个是竞争机制,竞争是基本原则,做科学,做商业,都一样。这个不能叫浪费,只有在竞争的基础上有淘汰才会出来好的东西,所以竞争是一定要的。我们在行业里也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叫做竞争前空间,这个空间里大家应该合作的。 媒体 (医药经济报) : 您认为在基础研究阶段采取合作方式更好,但是针对某种疾病靶点治疗方面竞争方式比较好? 鲁白: 不是,讲基础研究,关于靶点方面也是有竞争的,特别是新的靶点的竞争,竞争里最重要的一条是知识产权保护,一旦拿下来就是要有知识产权保护,我讲的是竞争前的那一块空间,就是共享共益的,但投资巨大。生物标记是大家共同的,是推动整个领域进步的 媒体: 但是据我了解各自不同研发机构也在针对不同疾病的生物标记各自在做,很少有合作的。 鲁白: 生物标记大家有在合作,包括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疾病,自闭症。 媒体: 你们跟哪家合作? 鲁白: Michael J.Fox Foundation领头叫做 PPMI ( Parkinson's Progression Markers Initiative ( 帕金森氏综合症进展标记物研究项目 ) ,老年痴呆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ADNI (老年痴呆症神经影像学研究项目),有第一期,有第二期,中间还有中间期,目的就是要找到生物标记,大家都可以公认。主要原因是这个数据不能从一个地方出来,要从世界各个地方大量数据出来定义老年痴呆前期、老年痴呆初期、中期,需要一个世界统一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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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青报:离诺奖很近,离大师式教育很远
dongzg101 2011-9-22 22:00
中青报:离诺奖很近,离大师式教育很远 9月19日,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京华时报》9月20日) 就在数年苦盼却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尤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以打了鸡血针式的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无论怎样的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备显孤独。 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 今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津津乐道地称,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这些富豪中,虽然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他们能否称得上国际创新界的佼佼者尤其是是否具备突出的原创能力,却很应该存疑。理论上讲,一所大学培养富豪也是其成就之一,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内顶尖大学,如果只能以培养富豪自傲,无法孕育造就大师,这显然是最大的悲哀。 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社会上也曾出现过“国学大师”的庞大身影,然而,经不起媒体一番质疑,顿时轰然塌下。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重塑大师,必首先重塑一个社会的学术精神,重新打造一个推崇学术研究的教育氛围。可以肯定,这个道路曲折而漫长,但大师的孕育与诞生,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言。 更多阅读 屠呦呦张亭栋获颁葛兰素史克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屠呦呦获2011年拉斯克奖 屠呦呦与张亭栋获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袁隆平指导超级杂交稻亩产突破九百公斤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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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葛兰素史克科学创新日”活动
热度 2 科学网编辑部 2011-9-2 14:29
葛兰素史克( GSK )中国研发中心于 2007 年成立,专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研究。为促进本土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GSK 推出一年一度的“葛兰素史克科学创新日”活动,以表彰中国及新加坡地区的科学家们对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发展的突出贡献。为促进神经科学前沿研究和技术革新,为提高生命科学的教育水平,创建良好的研究环境及条件, GSK 特设了以下奖项: l 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该奖旨在表彰对生物医药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成就做出重要贡献,并对中国及新加坡地区的生命科学发展起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的科学家。 l 神经科学卓越奖。该奖旨在奖励神经科学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奖项候选人须在中国或新加坡地区完成其研究工作,并对神经科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l 明日之星奖。该奖是为了表彰在中国和新加坡地区对生命科学与技术发展做出重要成绩的年轻科学家。 经过由九位国际知名科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的仔细遴选,本届获奖人已经诞生。 2011 年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的殊荣将分别颁发给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员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授。为了表彰他们在中药研究中按照现代科学标准,发现和证明其化学成分的突破性发现。 2011 年神经科学卓越奖的得主是浙江大学的段树民教授,以表彰他对胶质细胞在突触水平调节神经元活动的研究。 有关他们的详细介绍和贡献,以及 15 位“明日之星”获奖名单请登录 GSK Day 科学网官方网站 http://www.sciencenet.cn/kxwad/gsk/index.html . 2011 年 9 月 19 日 “北京大学- GSK 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创新日”将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举行,多位重要生命科学家将出席创新日活动,同时将展出获奖人的工作海报。欢迎您登录以上网站报名并获取活动日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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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欺诈: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热度 4 jinwsapa 2011-2-10 11:46
举报欺诈: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有数据显示, 全球医药行业已经成为产品欺诈的重灾区.于是吹哨举报制药公司的违法欺行为,成了热门话题. 在美国, 由于有法律保护, 政策奖励, 律师相助, 举报人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多的油水进帐。 去年10月,葛兰素史克公司前雇员 Cheryl Eckard 因为举报公司在生产制造方面的违规及无端被解雇,经过政府司法部门介入调查,最后葛兰素被定罪处罚,罚金为7.5亿美元, 举报人因此被授予9600万美元的奖励金,这可能是欺诈索赔法通过以来,个人获得奖励的最高数目。 其他举报揭发人也陆续收集数百万美元的成功费-处罚金提成,甚至还有举报专业户的形成,专门找茬大药厂的欺诈证据,不断进行举报,从中获得政府奖励。洛杉矶时报最近报道了夫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药房专门针对药厂药品定价的差异向政府举报药厂的价格欺诈行为,由于药店掌握药厂各类产品的采购价,所以很容易查出政府采购时的药品价格,一旦有巨额差价,该药店就向政府举报,过去五年,这家药店通过这种方式的举报,赢得了十多场官司,举报专业户因此得到一亿多美元的政府奖励. 远远超过其主营业务. 这么高的奖励,自然会鼓励许多人去举报自己公司的违法欺诈行为,这既有好的一面,又有负面影响.有的员工本来就是参与欺诈案执行,后来被公司解雇,就倒戈成为向政府举报的线民,并试图获得大笔奖金. 有的举报人处心积虑地挖掘证据,在律师鼓动下,盯住企业的某些不轨行为,穷追猛打. 最后企业碍于面子不愿再折腾,也会妥协.这样无形增加了司法诉讼和企业负担. 再加上目前的法律,可以给举报人15-25%的处罚金提成奖励,似乎再鼓励举报人更多追求金钱报酬,而不是在申张正义. 因此有人提出,应该给举报奖励制度设置上限. 迈克尔-劳克斯,曾经是起诉医疗保健领域欺诈案的大名鼎鼎的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现在一家律师事务所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Flom做合伙人,专门负责欺诈案官司, 更多是为大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他个人认为,当初的立法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该是修改法律对举报提成奖励设置封顶措施。否则就失去举报打假的本意和主次地位。 早在1986年,当欺诈索赔法正式实施后,法律规定可以给予举报人高达15-25%的索赔金额奖励,“没有人预计在25年后,这样的奖励政策会给举报人带来有数亿美元的资金回报,” 他告诉健康博客。在最近在医疗欺诈行为的报告发表了一篇论文,劳克斯计算,在过去两年内从14个庭外和解中,举报人已经带回家惊人数目的奖励提成-- 6.5亿美元。尽管这是支付他们的律师之前的金额,最终到手的现金也是很大的数目。 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劳克斯表明他的观点,应该设置200万美元的上限,他的理由是,有数据分析表明,只要有低至40万美元的奖金就足以鼓励内部举报人检举厂家的欺诈行为。他的观点是否因为他现在有起诉方转变成为欺诈方辩护,而改变了立场? 劳克斯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发表此类封顶的意见是他还在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时就持有这一立场,他的观点自2003年以来并没有发生过变化。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不受限制的付款机制,让人大赚一票,就不必再工作了。 当初的立法,也不是为了建立一个资金池,用来以支付价格昂贵的律师,立法的本意是鼓励知情人举报, 打击欺诈行为” 劳克斯说。政府索赔到的钱,不应该不受限制地奖励给举报人,而应该最大限度地返回到联邦老人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项目中。他还表示,对举报人而言,要获得奖励提成的付款条件和资格,举报人应首先向雇主或公司的法务部门通报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在无法得到解决和回答之后再向政府部门举报。至少给企业一个纠错的机会。 去年,一份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所发表的特别报告似乎支撑劳克斯的论点,即使没有很大的奖励提成,(比如设立一定的封顶限额)举报人还是会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采访了26位制药公司内部举报人。他们都说,即使没有经济回报等激励因素。他们也会对欺诈进行举报,他们之所敢于举报揭丑,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要坚持讲诚信,利他和关注公众安全问题,同时也受公正和自我保护意识的驱动。他们中有人强调说,"尽管他们最终获得了10万至4200万美元的奖励金,但当他们最后胜出并获得奖励时的情绪是,收益并不值得他们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和代价,”比如,数月前才结案的例子, Cheryl Eckard 所赢得的官司经历了八年漫长的过程, 她当年发现生产质量问题,向公司上级主管报告,遭到打击报复,她因此在2003年失去工作.这些年来,她所经历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外人是难以理解和体会到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的结论同样表明,举报与奖励金额大小并非很直接关联。也许现在是需要考虑对法律作适当修改,给举报人太多金钱奖励,或许会走另外的极端,美国的律师会想出各种招法,培养打假专业户,赔偿金越多,最后还是老百姓和政府买单.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资料显示,自从美国八十年代中期通过欺诈索赔法立法开始实施以来,举报欺诈案例不断增加,政府司法部门胜诉的几率大增,因为有线民揭底配合,欺诈企业只能认罪.据说与药厂欺诈有关的就有好几百起案子正在处理中,政府已回收资金40多亿,举报人收获颇丰。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欺诈案仍然不断发生,似乎没有被阻止和减少的趋势,这说明当初的立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有人提议,除了罚金外,应该让主导这些欺诈案的高管坐牢,这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减少药厂欺诈. 现在许多起诉和举报药厂欺诈的案子,大都与药厂标签外销售有关。这是业内的潜规则,50%以上的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促销和擦边球过度销售问题,这是药厂缺乏新药可买现状下,最容易取得业绩和个人奖励的方式. 与政府的罚金相比,产品欺诈和标签外促销所产生的效益远比罚金大,所以企业挺而走险就很自然了.法律多少存在漏洞.需要修订和完善。 评论: 中国的消费品,药品,食品和日用品的欺诈现象非常严重,其中部分原因是违法成本太低,获利太大,太快,钱太容易赚,利诱难拒。而惩罚不够的原因,既有地方保护和掩盖,也有举证难,查处更难的客观原因。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做任何违法缺德事,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违。只要是人干的事,总会有人会知道。造假也是如此,要做到天衣无缝掩盖真相,除非所有知情者都封口,只要有人良心尚存,就有可能被揭露。美国的反欺诈法,厉害之处就是鼓励知情人举报,不仅保护其人生安全和工作职位,而且将给与大笔奖励提成。这招很灵,自宋法律通过实施以来,美国厂商的欺诈案频频被举报,政府司法部门顺利顺藤摸瓜找到罪证,厂家只能乖乖认罪认罚。光从医药行业中,政府已经收回4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支付给举报人就有好几亿美元。这对惩治违法欺诈行为起了关键的威慑作用。除此以外,美国立法者还在考虑,除了处罚金外,还要考虑个人连带责任。如果欺诈被发现是有意的,将对责任人处予监禁,而不是光由公司罚款了事。这样的惩罚力度,才有威力。 中国目前在内部举报方面有很大缺陷,举报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往往会受到威胁和迫害,这样就无法使正义得到声张,反而使邪恶大长威风。最近媒体报道说,某地铁工程师,因为对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而拒绝签字,遭公司解雇,这样的遭遇,不仅没及时得到政府的帮助,反而还影响到他应聘新的工作.这种氛围怎么可能鼓励人们举报违法行为,怎么构建诚信和谐社会,怎么可能有利于百姓安全和消除欺诈? 有知情人透露,中国建筑行业的工程质量很成问题,不少监理公司对房产建设项目质量控制并不十分严格,有不少欺诈和造假行为,又比如在证券投资领域的欺诈,目前也非常多,但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考虑,不允许股民起诉犯有欺诈的上市公司及高管,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助长了欺诈企业的歪门邪道。这是严重的政府不作为和失责。 建议人大在欺诈处罚方面借鉴国外的宝贵经验,引入举报人奖励和保护制度,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讲究诚信,严厉打击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个人分类: 医药产业|5919 次阅读|4 个评论
创新成果转化,我们缺了什么?
热度 14 lubai 2011-2-4 00:10
鲁白(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上海科学学研究所高级学术顾问) 我注意到文汇报开出这个“创新障碍在哪里?”讨论专栏后,已经有多篇文章谈过关于创新文化的问题,汪品先先生的文章也已经提到很多中国社会的情况。我认为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还几乎没有人谈到过,即创新的转化问题。而转化创新成果本身是需要创新精神的。 大学根据社会的前瞻性需求设置课程 在创新转化方面,美国是做的最好的,比日本好很多。日本做应用很强,应用与转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到最后会枯竭,因为它没有源头。而美国的转化是把最前沿的研究,很快转化成高科技的生产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坦福大学, Google, Yahoo , HP, 还有很多生物高科技成果,都是从这里转化成功的。创新的源头是学校的科学研究。我曾专门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作了一番实地考察研究,一件事很有体会。我问哥伦比亚大学,你们的大学教育怎样跟上社会最前沿的、前瞻性的需要?哥大回答道“我们会把社会上在最前沿做得最好的人请到这里给学生上课。”。例如,很多年前,华尔街有一种做法叫 强制性 收购战略,又叫“ 吞并性收购” ( aggressive takeover ) ,就是用小部分钱或者是别人的钱,把运作不良的大公司的 51% 的股份强行买下来过来。电影“抢钱世界”( Other People’s Money ),说的就是这个做法。如果公司的实际价值(厂房、专利,设备,人才等)高于股市价值,那么就利用银行贷款把公司买下来,重组后专卖或转行。 吞并性收购是 华尔街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战略,但 哥大商学院却没有教授懂这个专业, 于是他们就请华尔街专门做这种工作的商人给学生上课。可是后来作为作业老师让学生寻找美国实质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公司,并把有些公司收购了。虽然这件事在学术道德上备受批评,但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学校应把社会上最前沿的东西,前瞻性需求反映到的教学上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生物信息学,这个新兴学科需要既懂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又懂电脑软件程序信息处理的人。 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 大学想开这个专业,并授予博士学位,但是这个专业不要说教授了,连博士都没有,于是就请了在从事这项专业的本科生来教授课程。还有,哈佛商学院就请过阿里巴巴的马云,步鑫生、海尔的张瑞敏到哈佛去讲课。只有这些人才最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哈佛的学生要知道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成功的,这些企业家有深刻的见解。这些例子说明学校应该以社会前瞻性的需要来做课程的设置,这样才能促进创新及其成果转化。 最好的科学家要直接面对本科生 中国有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最好的科学家很多是在研究所里,不在大学。而即使大学里好的科学家,往往也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听说他们募捐到 1 亿美元,用于艺术教育,这一亿美元完全可以用来建一个新兴专业,研究前沿学科,招收博士生。但是他们最后决定将这些钱用于本科教育,请艺术界最有成就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最好的教授,最前沿的科学家直接面对本科生,这样的教学有一个互动的过程,本科学生可以看到大师们的最新思想,最新成果,会受到很大的鼓舞,激励。而大学本科生是最有闯劲,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他们包袱最少,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新观点,新方法。给本科生讲课,对教授也有非常大的挑战,要把深奥的东西讲得浅显易懂,需要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有了这样的互动就会产生全新的思想和概念 , 对教授的研究也能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推动。对其中一小部分学生,这样的互动会激发将创新的成果转化的激情。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在谈到中国教育时指出,中国的第一线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其研究所是与大学分开的。科学家不接触本科生,不介入教学第一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耶鲁很多著名大学,名教授,大科学家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样才能激发出完全不同的创新环境。难怪 Yahoo 、 Google 、 Facebook 、 Microsoft , Biogen , Genzyme, Chiron 都是从这些大学中走出来的。而在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如陈天桥的盛大,马云的阿里巴巴, QQ 等,很少是从最好的大学里出来的。这说明我们大学的环境不太适合培养企业家,没有开拓精神、创新转化精神。学生走的往往是象牙塔的路,出国留学、读博士,缺乏了一种学生的企业家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教授没有在第一线与学生互动,没有激发本科生对创新转化的激情。 创新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同意有些人说创新要有很好的基础。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打好基础,秉承传统。研究生做论文开题,往往第一件事是到网上查谁做过这个题目。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不要看别人的论文,至少是少看,或者是等自己的论文写出来以后再看。创新的转化也一样, Google 要是当年整天去看人家是怎么做搜索器的,就不可能开发出独一无二的检索方法。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有了很好的基础才能创新。不要迷信权威,迷信前人。很多已发表的东西都是错的。你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与前人不一样。看了人家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会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在艺术界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梵高,他从三十岁才开始学画画,基础非常不好,很多基本功都没学过,如果学了,他不可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前无古人的大艺术家。 要做好的科学,要有效地转化创新成果,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跟人家的不一样。我对学生说,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能想到做到的,我们就不做。这一点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我经常会跟一些年轻科学家讲,你们必须找到大题目,重要的题目,要有这个野心,在一开始做题目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题目能不能解决该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很多助理教授说,这不是我们这种人考虑的,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站稳脚跟,拿到基金,发表论文,等到我们有了这些后才考虑做一个有影响的课题。我说,等到这些东西都有了,你就被很多东西限制了,做不出大题目了。从统计数据上看,重大的发现,有影响的工作往往都是在助理教授这个阶段做出来的。现在我在制药公司搞研发,也反复强调与竞争者的差别 (differentiation) 。这就是一个标准,我们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将最前沿的科学成果转化成新药。我们绝对要做跟人家不一样。 发表于2011年2月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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