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关于中国缺水城市个数的讨论中，几位朋友论及国际水资源安全标准，陈昌春教授也发过一篇相关博文，资料很丰富（ “国际公认的人均1700立方米的水资源紧张警戒线”是如何公认的？ ） 。我2002年曾在《地利科学进展》上发表一篇文章“ 区域水资源压力指数与水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初步做了介绍，现整理如下，供参考和讨论。 反映人类对水资源压力 （ water resources stress ）大小的 指标，或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指标，可以较粗略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水资源安全程度。目前 国际上通用的宏观衡量 水资源压力 的指标有 2 个：一是区域人均水资源量，二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但这些指标的使用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这些指标的建立都有假设条件，二是这些指标存在一些弱点。 1 人均水资源量 1989年，瑞典著名水资源学者 Falkenmark 等人根据100万方水资源供养的人口数量，把水资源压力分成5个等级：0-100、100-600、600-1000、1000-2000、2000+（人／百万方水资源）。1992年他们正式提出了用 人均水资源量作为水资源压力指数（ Water Stress Index ）以度量区域水资源稀缺程度 。他们根据干旱区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需水量确定了水资源压力的临界值：当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1700方/ 人年 时出现水资源压力（ Water Resources Stress ） , 当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1000方/人年 时出现慢性水资源短缺（ ChronicWater Scarcity ）。 这一指标简明易用，只要是进行过水资源评价和有人口统计资料的地区，都可以获得人均水资源量数据。而且按用水主体人口来平均水资源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但应用这一指标时应当注意一些限制条件，否则容易产生歧异。这一指标实际上是针对干旱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出来的，对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地区根本不使用。例如新疆尤其是南疆是水资源很紧张的地区，但一些人却根据该地区人均水资源量超过 2000 m 3 / 人而得出新疆不缺水的结论 。 人均水资源量作为衡量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指标，还有以下几个弱点： 第一 ，没有考虑生态用水的差异。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尤其要强调：在人均可更新淡水资源中，还包括一部分为维持生态平衡所需要的生态用水，这部分水量人类不能耗用。由于不同的地区生态用水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很不相同，人均水资源量并不反映人均实际可用的水资源。对于干旱内陆区，人类生活和生产用水必然挤占原来的湖泊、湿地等生态用水，应该受到严格控制，即在总水资源量中，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作为天然生态用水，否则就会出现河湖干涸、植被衰退、沙漠扩张等恶果。所以为了更合理，人均水资源量的计算应该扣除生态用水，而只计算人类生活、生产可耗用的那部分水资源量。 第二 ，只考虑水资源的供给方面，而没有考虑水资源的需求方面。实际上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综合来考虑，具体来说应考虑产业结构对需水的影响。如果经济结构以灌溉农业为主，则人均所需的水资源量必然较大；如果以耗水少的服务业为主，则人均所需的水资源量较少。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人均水资源量供给相同的地区，可能缺水程度很不相同。 第三 ，只考虑水资源数量而没有考虑水资源的质量。人均水资源量较高的地区也可能因为水质问题例如水被污染而缺水，例如前几年安徽省蚌埠市水厂因为水源淮河被污染而停产，全城失去供水来源。 第四 ，只考虑数量的多少而没有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难易程度。实际上一些人均水资源量很高但开发很难的地区也存在缺水现象，例如我国西南的高山地区和喀斯特地区。 第五 ，只考虑总量而没有考虑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虽然多年平均人均水资源量很高但年内年际分配不均的地区，在枯水季节、枯水年份也存在缺水现象。水资源的空间分配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以中国为评价单元，则按人均水资源量指标中国是不缺水的（中国人均水资源量 2300 m 3 ，大于缺水临界值 1700方／人年 ），但如果以中国北方地区或华北为评价单元（华北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400 m 3 ），则中国是缺水的。所以评价区域的大小对评价结果有很大影响。最好是按水资源可以调配的流域作为空间单元来评价。 2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定义为年取用的淡水资源量占可获得的（可更新）淡水资源总量的百分率 （ water use intensity，withdrawal to availability ratio ） 。Raskin 等人1997年提出用这一指标作为水稀缺指数或水脆弱指数。世界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等很多机构都 选用这一指标作为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指标：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小于 10% 时为 低水资源压力 （ low water stress ）；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10% 、小于 20% 时为 中低水资源压力 （ moderate water stress ）；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20% 、小于 40% 时为 中高水资源压力 （ medium-high water stress ）；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40% 时为 高水资源压力 （ high water stress ）。 这一 指标的阈值或标准，系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与水生态环境问题的对应关系的经验确定。 Falkenmark and Lmdh (1976), Szesztay (1970), Kulshrestha (1993) and Strzepeket al. (1996)等人曾经研究总结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20%是一个重要的临界值。其他临界值是 Raskin 等人根据有关文献确定的。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作为衡量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指标，比人均水资源量指标优越的地方是隐含考虑了生态用水，认为人类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高，水系统及相关自然生态受到的压力就越大。但它也有限制或弱点： 第一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与水资源紧缺程度并不完全对应。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并不一定意味着水资源不紧缺或水资源利用效率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或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差的地区，尽管水资源很紧缺但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也可能很低。 第二 ，对大的区域进行评价时，这一指标不能反映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的时空差异。 第三 ，所需资料要求较高而不易获取。计算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除了需要水资源量和人口统计数据之外，还需要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资料。 事务总是复杂的，但听众总希望听所谓简单清晰的表述，总避免不了在一些场合要用简单的指标表述复杂的事务。因此，归纳的指标或标准虽然简单了点，但也是有用的，关注是要应用在适用的地方。不该用的地方用了就是用的人的问题了。 http://www.unesco.org/water/wwap/wwdr/index.shtml#indicators Falkenmark, M., J. Lundquist and C. Widstrand (1989), “Macro-scale Water Scarcity Requires Micro-scale Approaches: Aspects of Vulnerability in Semi-arid Development”,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Vol. 13, No. 4, pp. 258–267 Malin Falkenmark and Carl Widstrand,Popula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A Delicate Balance, in Population Bulletin (PopulationReference Bureau, Washington, D.C., 1992), p. 19. Raskin, P, P Gleick, P Kirshen, G Pontius, and K Strzepek. Waer Futures: Assessment of Long-rangePatterns and Prospects. Stockholm, Sweden: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1997. Robert Engelman, Pamela LeRoy. Sustaining Water: Population and the Futureof Renewable Water Supplies. 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Washington,D.C., 1993: pp.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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