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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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哲学界于2002年提出了“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所提出的“信息转向”具有合理性。这无疑使其成为“引导性哲学”，而非“认知性哲学”。“认知性哲学”更关注“什么”，主要将哲学作为一种追求建立知识体系的活动。而“引导性哲学”却是对“如何”的探讨。故无论是在哲学的深度还是在广度上，“引导性哲学”都要高于“认知性哲学”。因此，在新的世纪中要特别关注“引导性哲学”。
在哲学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那么，信息哲学在哲学传统上的思想脉络是什么？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这个大的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通常，西方哲学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教科书的顺哲学史讲法，一种是按哲学传统的讲法。传统的顺哲学史一般都以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经由康德的综合而成。然而，“强行把莱布尼茨置入康德的这个模子中去的时候，总是遇到特殊的困难……”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的，在莱布尼茨所处的那个年代，他正面临“以神学唯心主义为一方和以原子唯物主义为另一方的两种对抗的观点，是欧洲思想从来未能成功解决的二律背反”。而莱布尼茨则从中国的新儒学引入了新的有机论的世界观来综合当时的分裂。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确实属于就有东方观念的“另类”。牟宗三在其晚年曾重新将西方哲学做了一番梳理，特别强调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即我所谓的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形式传统。
到了20世纪初，莱布尼茨却被罗素视为数理逻辑学的创始人。尤其是他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即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改造为逻辑演算，这是逻辑学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在其“计算与哲学”的历史追溯上也是将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视为这门学科的事实起点：“计算与哲学的交汇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的逻辑演算和加法器。”信息哲学的兴起意味着一系列的转换，譬如，从康德传统转向到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从现实世界转向可能世界；从语形学转向语义学；从证明论转向模型论；从几何学转向代数学；从经典逻辑转向现代逻辑，从追求历时的同一性转向追求共时的相似性；从发现的范围转向创新的范围等。在哲学上，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从“形式的先验性”转向“实质的先验性”。然而，从目前研究状况看，对于信息的本体论地位还没有澄清。最近，弗洛里迪也把信息的地位作为一个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在追问如果不用笛卡尔的二分法，即信息与物理/物质和精神不同，信息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本体论范畴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西方哲学的框架里很难为“信息”找到一种可以为人接受的可能。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处于心物二元论的“人格分裂”之中。今天的问题与莱布尼茨那个时代类似，因而在讨论信息的地位时，我们有必要回到莱布尼茨重新进行综合，单纯依靠西方的元素是无法进行综合的。
信息哲学实际上是以逻辑的变易性为基础的，现代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建立之后，逻辑学家在讨论其实质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两种解释分别是美国逻辑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模态柏拉图主义和克里普克提出的模态实在论。这两种解释都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做出的。一个是柏拉图式二元论的解释，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一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项逻辑的解释，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潜存”，这种解释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可能世界，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事物的可能状态。可见，我们今天如果依然完全用西方哲学框架来“切割”莱布尼茨，肯定还会出现类似于罗素那样的错误。
我们另辟一条道路，即从东方的视角来探讨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可能世界可以看作是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或模态信息主义的解释。据莱布尼茨的思想，既然存在无穷多的可能世界，则将实无穷的观念应用到所有的可能世界。换言之，就是将单世界假定的“实无穷抽象法”推广到多世界假定。我们理解的可能世界不再是物理的“自然”世界，而是信息性的可能世界。在我们的解释中，信息在可能世界中被赋予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这种“本体论”理解是东方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
公理化和模型化作为构造理论的两种方式，前者的源头在古希腊，后者的先驱则在古中国，而且正是它们决定了东西方科技传统之不同的理论结构特征。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西方科学传统演进的，然而，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科技哲学的视角下审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理论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新儒学有着终身的兴趣，同时它对《易经》也很感兴趣。作为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曾经做出过前所未有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四书》的注解工作。《四书》的哲学基础则是《易经》，朱熹也是终身治《易》。《易经》的精髓不在于它的卜筮性质，而在于它的模型论及相应的演算规则。我们可以将由莱布尼茨对易图的数理研究视为易学的数理派，由于没有“义理”与“象数”两派的“打压”，数理派在国外得到发扬光大。实际上，中国的易学为西方的学术改造做了论证和支持，譬如，莱布尼茨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作的改造以及对中国易图的二进制解，都是极好的例证。如何将这个数理学派和我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对接起来，为我们提出了崭新的启示和课题。
https://m.sciencenet.cn/blog-105489-49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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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那么，信息哲学在哲学传统上的思想脉络是什么？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这个大的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通常，西方哲学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教科书的顺哲学史讲法，一种是按哲学传统的讲法。传统的顺哲学史一般都以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经由康德的综合而成。然而，“强行把莱布尼茨置入康德的这个模子中去的时候，总是遇到特殊的困难……”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的，在莱布尼茨所处的那个年代，他正面临“以神学唯心主义为一方和以原子唯物主义为另一方的两种对抗的观点，是欧洲思想从来未能成功解决的二律背反”。而莱布尼茨则从中国的新儒学引入了新的有机论的世界观来综合当时的分裂。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确实属于就有东方观念的“另类”。牟宗三在其晚年曾重新将西方哲学做了一番梳理，特别强调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即我所谓的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形式传统。
到了20世纪初，莱布尼茨却被罗素视为数理逻辑学的创始人。尤其是他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即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理改造为逻辑演算，这是逻辑学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在其“计算与哲学”的历史追溯上也是将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视为这门学科的事实起点：“计算与哲学的交汇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的逻辑演算和加法器。”信息哲学的兴起意味着一系列的转换，譬如，从康德传统转向到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从现实世界转向可能世界；从语形学转向语义学；从证明论转向模型论；从几何学转向代数学；从经典逻辑转向现代逻辑，从追求历时的同一性转向追求共时的相似性；从发现的范围转向创新的范围等。在哲学上，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从“形式的先验性”转向“实质的先验性”。然而，从目前研究状况看，对于信息的本体论地位还没有澄清。最近，弗洛里迪也把信息的地位作为一个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在追问如果不用笛卡尔的二分法，即信息与物理/物质和精神不同，信息能否构成一个独立的本体论范畴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西方哲学的框架里很难为“信息”找到一种可以为人接受的可能。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处于心物二元论的“人格分裂”之中。今天的问题与莱布尼茨那个时代类似，因而在讨论信息的地位时，我们有必要回到莱布尼茨重新进行综合，单纯依靠西方的元素是无法进行综合的。
信息哲学实际上是以逻辑的变易性为基础的，现代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建立之后，逻辑学家在讨论其实质的过程中，最著名的两种解释分别是美国逻辑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模态柏拉图主义和克里普克提出的模态实在论。这两种解释都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做出的。一个是柏拉图式二元论的解释，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一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项逻辑的解释，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潜存”，这种解释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可能世界，把可能世界理解为事物的可能状态。可见，我们今天如果依然完全用西方哲学框架来“切割”莱布尼茨，肯定还会出现类似于罗素那样的错误。
我们另辟一条道路，即从东方的视角来探讨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可能世界可以看作是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或模态信息主义的解释。据莱布尼茨的思想，既然存在无穷多的可能世界，则将实无穷的观念应用到所有的可能世界。换言之，就是将单世界假定的“实无穷抽象法”推广到多世界假定。我们理解的可能世界不再是物理的“自然”世界，而是信息性的可能世界。在我们的解释中，信息在可能世界中被赋予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这种“本体论”理解是东方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
公理化和模型化作为构造理论的两种方式，前者的源头在古希腊，后者的先驱则在古中国，而且正是它们决定了东西方科技传统之不同的理论结构特征。现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沿着西方科学传统演进的，然而，未来走向并不一定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科技哲学的视角下审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理论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新儒学有着终身的兴趣，同时它对《易经》也很感兴趣。作为新儒学的代表，朱熹曾经做出过前所未有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四书》的注解工作。《四书》的哲学基础则是《易经》，朱熹也是终身治《易》。《易经》的精髓不在于它的卜筮性质，而在于它的模型论及相应的演算规则。我们可以将由莱布尼茨对易图的数理研究视为易学的数理派，由于没有“义理”与“象数”两派的“打压”，数理派在国外得到发扬光大。实际上，中国的易学为西方的学术改造做了论证和支持，譬如，莱布尼茨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作的改造以及对中国易图的二进制解，都是极好的例证。如何将这个数理学派和我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对接起来，为我们提出了崭新的启示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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