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它领域。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类活动的史学家,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学科。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的周期性来分期,是他们的标准方法之一。Kuhn (1970a), p. 208
本文认为,库恩作为史学家并非有意允许他的这些处理和经验的特征进入到他对科学的一般性论述中去。譬如,看一下恶名顶顶的格式塔转换。在《结构》的第一版中,库恩认为在革命期间,科学家经历了某种云翳顿开的体验,即所谓的鸭兔转换。参见 Kuhn (1970a), Ch. 10, pp. 111—135.后来他取消了这一主张,认为科学革命作为社会现象是在长程的历史时期发生的,而格式塔转换则是个人的体验并且是瞬时的。在《必要的张力》前言自传性的文字中,他澄清了这个错误的根源:当史学家通过一种或多种范式转移来回顾某种与我们自身相分离的世界观时,他可以经历一种瞬时的转换。Kuhn (1977), pp. xi—xii.猛然间他发现他自己是在透过亚里士多德的眼睛(或用不同的语法在说同一件事情,他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在看世界。那是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在妄称“自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便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了”之类的事情。对于身临其境的科学家而言,范式转移的两边在他经验的连续体中是密不可分的,这并不否认,譬如说,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相应的世界各方面。将过去分成泾渭分明的“诸世界”仅仅是史学家经验中的一个时刻而已。
正如最后这段引语所表明的,库恩与其哲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并非完全是历史与哲学之间那样的鸿沟。而是库恩所崇拜的人物——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如巴特菲尔德、勒沃乔伊(A. O. Lovejoy)、梅耶逊、布伦士维格、狄克斯特霍伊斯、麦尔(Annelies
Maier)而最重要的是柯瓦雷]Kuhn (1977), pp. 108—109.——与其讲英语的科学哲学同事(宽泛意义的“实证主义者”)的传统之间的鸿沟。库恩的导师中的欧陆哲学家,更倾向于是史学家而不是偏向讲英语的哲学家,因为并非与历史进行对比,而是与历史主义进行对比。库恩的众神中的哲学家属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的某个时期,正如柯瓦雷所指出的:
受历史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意识不到除了历史方面的自己的知识之外,可能还有何其他方面的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除非通过并且作为其过去,其历史功能之外就不承认能够理解其自身并说明其自身的时期。转引自Jorland (1981), p. 72.
在库恩这一代人之前,巴特菲尔德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典型英国版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攻击。这种“辉格解释”对英国历史的解读就像一个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新教自由的幸福状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进步所致。巴特菲尔德对这个故事的抨击在任何进步主义编史学中都是很平常的,科学史也不例外。到了巴特菲尔德那个时代,把过去看作是为当今做准备这种成见已经开始不时兴了。先是哲学史,后来(1920年代以降)又是科学史,都经历了这场变革。参见 Hoyningen?Huene (1993), p. 18.这种“历史主义”一开始就决定要处理:让过去“自己说话”,而不是根据当前或什么其他外部资源的结论来说话。到了1931年,“历史主义的”运动已经大功告成,巴特菲尔德将其论证总结成一部小书:《历史的辉格解释》。巴特菲尔德对于这篇文章而言是一个快乐的案例,因为他还写过科学史(并为柯瓦雷70华诞的纪念文集写过文章Butterfield (1964).)。库恩引用过巴特菲尔德的《现代科学的起源》,他是将其作为对自己有关哥白尼革命的研究的影响来引用的,而且是将巴特菲尔德视为柯瓦雷的崇拜者。的确,将柯瓦雷的思想在讲英语的世界进行普及被库恩看作是巴特菲尔德功劳。库恩曾特别提到巴特菲尔德论题——早期现代欧洲科学的兴起并非来自新的或更精确的观察,而是来自“换位思考”,“一种不同的思维状态”。在这一点,库恩找到了一种与自己观点暗合的启示,即科学革命涉及到科学的格式塔转换。
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巴特菲尔德论证了党派的历史——包括“辉格式的”(即进步主义的)历史——不需要以偏执立场对资源进行处理。相反,当专业学者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被简写并被压缩成一种提纲挈领式的东西时,危险就来了。“简写可以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依据某些经过挑选的原则……”巴特菲尔德的选择并非一种随意性的细节筛选,而是一种不“改变意义和历史故事本来面貌,仅仅是一种简写。”根据巴特菲尔德的看法,做到这一点还是可能的,如果这种简写是“全部的思想浓缩”的话。苛求包括对揭示专家研究中细节的精当理解,因为历史就是“无数复杂情节永久纠缠在一起所生成的整个网络”(Butterfield, 1931, pp. 74—75)。简写是如何“在不丢失全貌的情况下缩减细节”的问题(同上,p. 76)。
库恩自己对历史解释的说法是信念,但是把他的说法与巴特菲尔德的进行比较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多数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都是一种叙事,一个故事,讲的是过去某些特定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所发生的事态的一种描述(哲学家和科学家常说,仅仅是一种描述)。然而,它的成功却不仅仅靠精确性,而且还要靠结构。历史的叙事应该提供其所描述的可令人接受和理解的事件。Kuhn (1977), p. 5.
注意这里用到的“哲学家”是特指上面讨论过的。史学家的解释努力受到适当标准的苛求。例如,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人。例如,一个人的一生不应该出现太多在通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皈依事件。从我们的目的出发,最重要的是要求“在叙事中……不可以在中间出现空隙。也不可以有任何断裂。”Kuhn (1977), p. 17.换句话说,库恩派的史学家认可的是过去没有空隙的叙事,他要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统一性。我们姑且把这条称为历时的统一原则(diachronic unity principle)吧。他继续论述道:
历史如果是解释性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叙事是由各种一般的定律所覆盖。相反,是因为读者说“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还说,“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理解了;先前对我而言的那些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已经落入一种可以识别的模式中了。”Kuhn (1977), pp. 17—18.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寻求库恩所谓的相对主义的源泉,所以有必要关注一下巴特菲尔德,“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寻求可能是价值判断的那些东西”(同上,p. 57)。这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不是裁判和公职人员所期盼的那种公平。相反,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为表达事关这一行为或那一特征的某种伦理判断,有必要从流变的对象进行抽象并认为它就是一个类型的例子(我们把那些干革命的人设想成什么样?),或者至少将其强行进行缺乏历史顺序的比较(如何比较法国和俄国革命?)。史学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当他把我们从简单和绝对的判断引开并返回到历史语境中去把一切都搞乱。当他根据具体情况和其中所产生的互动关系告诉我们,某件事情是好的,某件事情是有害的时候,他便回到他恰当的位置了。倘若历史还能做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提醒我们那些复杂关系使我们确信的东西打了折扣,并告诉我们所有的判断仅仅相对于时间和空间。Butterfield (1931), p. 58.
库恩写道,“没有任何学者能够像柯瓦雷那样对编史学革命……负责”,通过编史学革命,可以克服辉格式的科学史。Kuhn (1970b), p. 67.柯瓦雷之所以赢得了这一赞誉是由于他处理原始文本的方法。对于辉格式的科学史家(如库恩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而言,解读原始文本的关键在于确定今天的科学方法或原理的某一部分被发现的那一瞬间。据此,主要的作品可以被解读得很快,可能是翻译的,而外围文献则不在考虑之列。这与柯瓦雷的做法形成对比,他是一定要把科学家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这就要求他阅读外围文献,包括这个主题的先行者、同代人和直接继承人用其母语写成的作品(柯瓦雷可以阅读法语、俄语、德语、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拉丁语以及中高地德语等Jorland (1981), p. 79. 也可参见‘Traduttore?Traditore', in Koyré (1966), pp. 272—274.)。他的这种劳作的酬劳便是一种更为可靠的历史。用库恩的话来说:
不管怎么说,库恩的评价还是正确的。譬如说,柯瓦雷坚持认为,欧几里得的解读应该具有注释,注释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将欧几里得与来自现代思考的欧几里得思想区别开来,一是可以澄清欧几里得立场赖以成立的“心智结构”。否则,欧氏几何学可能就会像是一套笨拙标注体系下的现代数学。Jorland (1981), p. 85; Koyré (1966), p. 14.然而,除去不知疲倦地对文本间分析的关注之外,柯瓦雷还是有其他内容的。柯瓦雷自1909年至1914年在哥廷根大学上学(中途有过中断),期间他遇见了现象学家胡塞尔和莱纳赫(Adolf Reinach)。在他的工作中,我们未能发现胡塞尔体系的技术装置,(像大多数胡塞尔的学生一样)他没有接受胡塞尔的“超越的观念论”。Schuhmann (1987), p. 158. 然而,在一封1953年写给施皮哥尔堡(Herbert Spiegelberg)的信中,柯瓦雷说:
现在是你的问题,我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是现象学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深受胡塞尔的影响,大概向他学了不少——胡塞尔对历史知道的不是太多——正面接近历史的方法;对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的对象主义(objectivism),对表面上纯粹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的兴趣 …… Jorland
(1981), p. 28, original in English, partially reproduced in Spiegelberg (1960),
p. 225.
此处所谓的“对象主义”在柯瓦雷那里的意思似乎是说诸如“古希腊思想”或“中世纪思想”这样的术语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术语指称的是某些对象性的历史范畴。Koyré (1966), pp. 16—23.“表面上纯粹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指的是科学生活的经验方面(让人想起现象学中那个半技术意义的“直观”)。例如,成为一个托勒密传统的天文学家就是以某种方式遭遇夜空,同时还要掌握相应的学说和数学技巧。这便是库恩后来在知觉心理学的帮助下所阐述的要点:属于某科学思想的学派,最重要的就是要被其格式塔锁定。柯瓦雷以下述方式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转换成一种编史学方法。每个人都要确定一个意向性世界。这个世界的一般框架就是一种思想(ideas)体系。这里的“思想”要解读为半柏拉图式的,话虽这么说,这些体系也还是有其“直观内容”的。科学史家或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头脑中重建所讨论的历史上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意向性世界的相应部分。柯瓦雷为现象学的“加括号”装置派上了一个新的用场,把有关意向性世界的精确性的所有问题都是“现实”(Selbstverst?ndliche)世界的表征加上括号(放在一边)。 “加括号”可以使史学家集中精力于意向性世界依次的辩证演进。这种关于史学家任务的观念让人回想起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的“重演(re?enactment)模型”,只不过柯瓦雷更倾向于客观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宏大思想。现在,胡塞尔的意向性世界与库恩的专业基质说的不是一回事了。每个人都定义一个独立的意向性世界,而专业基质则是一个公共的、主体间性的东西。柯瓦雷在这条鸿沟上建起桥梁。而胡塞尔主要研究了个体意识的结构。柯瓦雷寻求的是某既定时期科学家或学术团体所共有的“框架”或“思想结构”。至此,我们总算看清了库恩关于学科基质的概念渊源:一个部分私人的、部分社会的思想综合体,一种感受,它可以与其他类似的东西进行难度较大的比较,但却根本不能与“真正的”实在(如果果真有的话)进行比较。哥廷根的现象学可能是支持库恩及其哲学同事的“后库恩欧洲”哲学传统的主要部分。
本文所关心的是编史学方法,尽管如此,对于完整性而言,在内容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记录下一些恩惠。在库恩和巴特菲尔德之前,柯瓦雷便论证了科学革命并非由更好的观察结果所引起的,而是由观念转换引起的,是由(正如巴特菲尔德所言)新型特殊的数学工具的出现所引起的。Jorland (1981), p. 99. Kuhn concurs at Kuhn (1970b), p. 68.在这个意义下,柯瓦雷是笛卡儿智慧的继承人,而库恩那些讲英语的哲学同事更倾向于培根式的观点。《结构》之中和之后所发生的斗争之一就是这场古代辩论的现代版本。Koyré (1953).柯瓦雷还承担了负责思想史统一的任务。科学、哲学和神学相互渗透,不参照另外两门知识的情况,某一门的发展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例如,柯瓦雷坚持认为,伽利略由于重新发现了柏拉图而使自己部分地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抽身。Koyré (1943).总之,“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将影响到某人的哲学(也许还有宗教)以及他的科学。科学革命尤其需要形而上学的改变。这一点是大家熟悉的库恩与其哲学同事们的分歧所在,他们倾向于坚持认为科学是自治的,应该与其他学科和企业分别对待。注意,此处我们又在诉求统一性(与历时统一性原则相应):思想的统一。下面是评估的问题:柯瓦雷对科学理性并没有额外的历史标准。相反,对他而言理性本身的发展是历史性的[他引证了布伦士维格的《数学哲学的诸阶段》(Etapes de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作为这一洞见的源泉Jorland (1981), pp. 96—97.。另外,他的历史人物都是些很讲究理性的人。当他们偏离了我们今天的规范时,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有充足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即便是与库恩共享的启发式方法,也必须如此,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某个典型历史人物的非理性的现象或不典型的愚蠢而言,我们还是没有理解他。库恩也同样适用这条标准:
当所涉及的不是物理学的主题时,亚里士多德曾一直是一位敏锐的和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观察者 ……但是,当涉及运动时,像他这样的天才型人物何以会如此失败?而且……是什么原因让许多后来人长期对他的观点如此认真?……夏日值得纪念(而且很热)的某一天,这些困惑突然都消了……结果我虽然未能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但我却在某种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Kuhn (1977), pp. xi—xii.
科学并不从明确建立的真理一步跨到其他明确的发现。科学是进步的,逐步逼近真理的;其价值就在于这个不让任何东西静止不动的动态过程;只有对人类思想在追求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这种努力的研究中,才能为我们揭示这个动力过程的意义,其所采用的基本观念的意义;而过去的图景将有助于我们确定适合于未来的规范。转引自 Jorland (1981), p. 89。也可参见 Koyré (1966), p. 399.
对柯瓦雷而言,科学是通往真理的旅程(acheminement),而不是对真理占有。这趟旅程的导游不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科学方法,也不是事先就确定好了的路线。它可以被重建为进步,但仅仅是回顾时才能见到是进步的。柯瓦雷似乎认为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旅程。在任何事件中,对柯瓦雷而言研究的首要对象就是一连串的意向性世界。“现实的”,未经中介的实在从来不进入史学家探究的领域。它不可能进入,因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思想。“自然”仅仅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思考时才会进来。柯瓦雷的历史观,像库恩的一样,阻止了他论证“一连串的理论增长会导致越来越接近……真理”,即使是他偶然也会这么想。Kuhn (1970a), p. 206,参见Jorland (1981)的讨论, p. 93.
5.反对预言
在《结构》的最后一章,库恩采用了生物学的类比来解释它的科学进步观。库恩解释说,在达尔文之前,进化被(辉格式地)认为导向人类的出现,不是由上帝就是由某种不大具有人形的神灵(Kuhn, 1970a, pp. 171—172)。达尔文主义之新就在于它关于物种的分化不具有任何目标的思想,同样,库恩的新就在于他的科学进步观。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迈向某种称为“真理”的东西。“但是”,库恩用修辞疑问句问道,“是否有这样的目标呢?科学的存在及其成功是否可以通过来自某给定时期共同体知识状态的进化做出解释呢?”(Kuhn, 1970a, p. 171,着重号是我加的)。退一步讲,就算是有这么一种真理,有这么一个实在,“在外边”等待着被发现,它对史学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史学家就像进化论生物学家一样,是对后面而非前面的事做出解释。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滑落到预言一方,而对库恩来说“预测未来的能力不是史学家武库中的家什。他既不是社会科学家也不是预言家。”Kuhn (1977), p. 16.正如他接着表白的那样,他对哲学史缺乏训练,使他不能精确地解释预言何以不是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上面所见到的那样,柯瓦雷允许吸取历史教训。然而,总纲领却是不做预测。除此之外,科学史的标志是革命性的改变(指的是包括推翻形而上学及方法论正统的整体的革命)。这些革命的结果是不可能预测的,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未来就不会再有诸如此类的革命了。另外,柯瓦雷的历史主义也表现在拒斥迈耶逊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上(Meyerson, 1930)。对迈耶逊而言,理性是永远的和无处不在的,所谓理性就是寻求同一性。我们现在没必要精确地问迈耶逊的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柯瓦雷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史学家的任务是理解变化。理解变化始于关注差异,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在典型的理解习惯和分明历史时期之间留意差异。按照迈耶逊的理解,倘若我们坚信人类思想从根本上永远是相同的,那么解释历史发展的任务甚至就无从开始。See Jorland (1981), p. 90ff.迈耶逊提出把同一性原则视为理性非历史性的本质,明显“独立于时间和环境”。根据布伦士维格的理论,柯瓦雷证明了这种明显的无变化本质的历史变化。与巴特菲尔德一样,柯瓦雷认为一个明显的非历史因素,以同样的方式永远和无处不在地起作用就是一个符号,它要求史学家要干更多事情。对这些史学家而言,所谓非时间性的原理不过就是等待历史性的处理,在这个过程的尽头它的发生和发展将作为更大的历史流变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显现出来。
在《结构》实用主义的开场白中,库恩想阻止反对这样的观点,历史研究在原则上不能对我们的科学逻辑的观点产生影响。“有一整套现成的二分法表明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Kuhn, 1970a, p. 8)。历史被认为是描述性的和诠释性的,而逻辑则是规范性的。(据说)库恩将历史与认识论混合在一起,但吹毛求疵的科学哲学家却通过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把这两者分开。库恩反对这些著名的二分法的论证是因为无论何时他企图采用时,它们刚好就在那里:
当我力图把它们[这些二分法]应用到获得、接收和消化知识的实际情况时,甚至是广义的应用,也使它们看起来非常成问题。与其说它们是应当先于科学知识的分析的基本逻辑的或方法论的分类框架,不如说它们现在似乎已成为对它们赖以展开的问题的一组传统的实质性回答的整合部分。Kuhn (1970a), p. 9.
换句话说,哲学的二分法不再是答案的部分而成为问题的部分。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按照巴特菲尔德或柯瓦雷模子铸出来的史学家会证明,这些二分法在它们成为(对某处和某时的哲学家而言)“基本的逻辑和方法论的区分”的过程中是有历史的。库恩并没有明确地去这样做,但那正是人们可以对他的主张施以援手的方式。“基本的逻辑和方法论的区分”被假定为无时间的,然而“一组传统的实质性回答”却蕴涵着一种历史过程,其间所提到的传统涌现出来并成为正统。库恩与巴特菲尔德或柯瓦雷一样,不去做出预言,因为这要求开发出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但又不参与其中的某种原则。这是与社会科学相联系的(回想一下库恩关于社会科学家对比,他们可以做出预测,而史学家却不能)。社会科学家(在库恩的想象中)所寻求的是普遍定律:“在覆盖率模型上困扰我的便是它使一个史学家变成一个失败的社会科学家。”Kuhn (1977), p. 18.这个问题之所以恼人是因为普遍定律,或任何普遍的东西,在方法论上是受到历史主义史学家诅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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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4(2003)369—390,责任编辑:张伯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