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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诸宗派述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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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传进中国以后，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中国佛教化，另一方面是佛教中国化。所谓中国佛教化，是指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影响下，逐渐打上佛教的烙印。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文化逐渐渗入中国文化的内核，并使中国原有的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则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同化，而成为中国佛教。典型的中国佛教是世俗化了的净禅合一的佛教，即净土宗和禅宗的混合物。这种佛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佛教中国化是与中国佛教化同时进行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翻译梵经阶段；二是开宗判教阶段；三是各宗归禅和净禅合一的阶段。
中国佛教是属于北传佛教，其经典原是梵文，后被译成汉文和藏文。把梵经翻译成中文，是佛教的一种中国化，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中国化，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系统都积淀着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一定思想的表现。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系统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系统。这种转换，对于前一种语言系统所表现的思想文化内容来说，意味着其固有的表现形式被抛弃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在其获得新形式的同时，它本身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而对于后一种语言系统来说，则意味着这种语言系统又接纳了新的思想文化内容，而当这种语言系统容纳新的思想文化内容时，其形式必然亦要作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的内容的需要。因此，翻译佛经，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印度佛教思想内容的变化，一是中国语言文字形式的变化。后一种变化是中国佛教化的一个方面，前一种变化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方面。佛教传入中国，首先就是发生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变化。
译经事业不过是向中国人介绍印度佛教思想。这种介绍虽也包含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容，但这种中国化毕竟主要是语言形式上的中国化，由此引起的佛教思想方面的变化是有限的、不深刻的。然而，到了开宗判教的阶段，佛教的中国化则实质性的了。所谓开宗判教，就是对佛教教义进行思考分析，弄清楚其中哪些是中国需要的，哪些是能适应中国环境的。在此基础上再把各种中意和当选的教义，发扬而光大之，从而形成宗派。开宗判教实质上是从印度佛教中精选一部分教义，将它们嫁接到中国思想文化之树上来。在开宗判教的过程中，在中国先后成立了共13个佛教宗派。这13宗所宣扬的佛教教义犹如13根支条同时嫁接在中国思想文化之树上，但最后真正嫁接成功的却只有其中极少数支条。下面概要地介绍一下13宗的情况。
13宗包括：成实宗、湼槃宗、地论宗、摄论宗、俱舍宗、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其中前5宗因没有明确的传法世系，故不成为宗派，而只有学派的性质。为了和其他各宗相区别，人们一般称之为“××师”或“××学派”。这5个学派至隋唐之际即均已衰落，其中有的学派归并于其他宗派，有的则被淘汰消亡。在唐朝盛行的只有后8个宗派。这些佛教宗派与以往的学派不同，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
三论宗
此宗学说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部论典为依据，故称“三论宗”。这三部论典都是由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年间（339--415）所译。其中《中论》、《十二门论》是印度佛教论师龙树（150--250）的著作。《百论》则是龙树弟子提婆的作品。因此，龙树被奉为三论宗的初祖，提婆为三祖。而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也被奉为三论宗的六祖、七祖。
三论宗的初祖龙树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释迦。他是大乘佛教的第一位伟大论师。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发展公元前1世纪前后，从大众部分化出来的一个佛教派别，它与其他一切部派（包括上座部和大众部中其他派别）相对立。这个教派自称为“大乘”，并且称非大乘教派为“小乘”。大乘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而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宁愿自己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小乘着重自己解脱，修行以自己成“阿罗汉”为目的；大乘则着重“普渡众生”，倡导做菩萨，即做“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的人。这是两派之间的主要区别。）
大乘佛教的兴起标志着印度佛教部派分裂时期的结束。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的根据而发展，大乘佛教是部派佛教的发展，再回到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复兴。部派佛教尤其到了一切有部（上座部之一支）的论书（即论藏），已由对于“法”（释迦的教言）的分析，而发展到纠缠于枝末问题的训释（犹如两汉经学的风格），把活泼的佛法变成了严密的理论，将佛法规范化，从而筑起了阻止自我前进的墙。大乘佛教的宗旨是探求佛陀的本怀，放弃枝末问题的训释分析，而使佛教活泼泼地成为人间的、一般的、实用的、生活的。因此可以说：部派佛教（小乘）是保守的分析的学问佛教；大乘佛教则是开放的原则的生活佛教。
大乘佛教可以分为三大流：一是性空唯名论，这是以龙树为首的初期大乘（即空宗）；二是虚妄唯识论，这是以无著为首的中期大乘（即有宗，为中国法相宗或唯识宗之源头，主要经典有《成唯识论》等）；三是真常唯心论，这是以佛梵综合的后期大乘（即密宗，为大乘佛教和印度教<即后期婆罗门教>及印度地方民间信仰三者混合的产物）。
可见，龙树不只是三论宗的初祖，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实际开创者。龙树出世于佛湼槃后700年间，生长于南印度。他先受大众部的感化，次在有部出家，进而受般若经及华严经的影响而弘大乘，他虽游历全印度，其活动则以南印度为主，由于感化南印一位原来信奉外道的国王归佛大乘佛教乃得盛行。龙树一生著有大量的论典，主要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十几种。龙树虽有多方面的思想意趣，其主要立场却在《中论》的主张。《中论》成书于他的壮年时代，其中有500颂27品，但是，它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八不偈”，或加上“三谛偈”。
“八不偈”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是第1品的第一颂，意即：既不生起亦不消灭；既非常有亦非断绝；既不能说是统一的，亦不能说是差异的；既无新造出的亦无还去本处的。）
“三谛偈”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是第24品的第18颂，末句“亦是中道义”，如依藏文重译，则为“斯是中道义”，表示即空即假就是中道义，而不另立中谛。）
中道义即在于不落空有。在龙树看来，若执此缘起幻有的世界为实在或虚无，便落于凡夫外道的境界；若以缘起之世界虽为幻有不实，但以观缘起法而入湼槃境则为实在，那便落于小乘境界。只有立于中谛者，才能入生死而不为生死所缠绕，入湼槃而不放弃对于众生的救济。
龙树学说传到中国，鸠摩罗什起了关键作用。罗什通过译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为后世三论宗的渊源。他弟子僧肇在助罗什译经的同时，悉心研习大乘空宗精义，为罗什门下“解空第一”者。他所著《宗本义》及《不真空论》，发挥诸法缘起性空之理，而确立了三论宗教义。后世的三论宗人很尊崇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以他的学说为三论宗的正系。
僧肇之学原在北方流行，后得僧朗传播，乃流入南方。僧朗门下最有成就的是僧诠。僧诠门下以法朗为最知名，其门人差不多遍于全国，知名的有25哲，而最得正传的是吉藏（549--623）。他发扬罗什、僧肇乃至僧诠、法朗一系的三论义学体系，从而完成三论一宗的大业，故三论宗作为中国佛教中的一个宗派，其实际创始者为吉藏。
吉藏，本姓安，原籍西域安息国。其祖母因避仇移居南海，家于交趾、广州之间，后迁金陵（今南京）而生吉藏。曾师事兴皇寺法朗（507--581），精通龙树、提婆的大乘空宗学说，主张“诸法性空”的理论，建立了真俗二谛之说。从事物的本质说的，叫真谛；从事物的现象说的，叫俗谛。从俗谛说，事物是有；就真谛说，诸法是空。所以，真俗二谛也叫空有二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真俗不二，这就是中道，也叫诸法实相。三论宗的中心思想便是如此。三论宗曾一度流行于关中及江南，至唐以后，逐渐衰微。由于该宗着重阐扬“诸法性空”理论，故又称“法性宗”。三论宗吉藏一系，流传不久，即因天台宗、慈恩宗相继盛行，而渐渐衰退微。
(中国哲学讲座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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