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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可被归纳为下述9种:
(1)以人、自然以及超人间、超自然的东西为哲学对象的“原始哲学观”。
这种哲学观产生于哲学起源时代的古希腊,以“哲学”之名来统称人类的一切知识,其中被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归入理论科学类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被称为“第一哲学”。欧洲中世纪仍是这种哲学观,但“第一哲学”改成被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归入思辨科学类的神学(又称“形而上学”)了。
近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还受到这种哲学观的影响,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就说:“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枝条可以分为主要的三种,就是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1]这差不多是将所有科学都纳入了哲学,但把神学排除在了哲学之外。
(2)以实际事物为哲学对象的“物理哲学观”
这种哲学观形成于16-17世纪,以英国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为代表——前者说:“关于(事物的)形式的研究就构成形而上学(哲学)”[2];后者发挥道:“哲学的任务乃是从物体的产生求知物体的特性,或者从物体的特性求知物体的产生。”[3]“哲学的主要部分有两个,因为主要有两类物体,彼此很不相同......其中一类是自然的作品,称为自然的物体;另一类则称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与契约造成的,因此便产生出哲学的两个部分,称为自然哲学与公民哲学。”[4]
(3)以人生为哲学对象的“伦理哲学观”
这种哲学观较流行于18-19世纪的西欧,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法国的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和德国的费尔巴哈(Feuerbach,Ludwig Andreas,1804-1872)大抵都持这种观点,特其关注重点有所不同:休谟主张哲学研究当直捣“科学的首都和心脏”——“人性本身”[5];爱尔维修则认为“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6];而费尔巴哈要求“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7]。
中国的冯友兰(1895-1990)亦持有这种哲学观,他在《中国哲学简史》(1947)中指出:“哲学家……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8]。
(4)以人心为哲学对象的“心理哲学观”
持这种哲学观者以近代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最具代表性,他说:“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这是哲学对它的学徒所做的第一个要求。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9]这种观点近似中国明代王守仁(1472-1528)“心学”的观点,抑或也可以说,费希特哲学与阳明心学属于同一类的哲学,只是其具体形态不同。
(5)以超人间、超自然的实体为哲学对象的“神性哲学观”
持此种哲学观的当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最为典型。黑格尔说,“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10],只是“艺术和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11],即哲学与艺术、宗教的区别是在于其意识形式不同——“哲学除了把表象转变成思想——当然,更进一步哲学还要把单纯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概念——之外,没有别的的工作”[12]。这种哲学观表明,尽管看起来黑格尔是哲学家而非神学家,但其哲学研究的对象——“绝对”[13]或“理念”却是和神学的对象“上帝”同属于一类的超人间、超自然的实体,他认为哲学所应掌握的“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14]亦是与“上帝”的本性同属于一类的超人间、超自然的神性。故黑格尔所提倡的哲学及其本人的哲学实堪称为阿奎那“第一哲学”的异父同胞兄弟。
(6)以科学为哲学对象的“论理哲学观”
这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对流” [15]而出现,并流行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一种哲学观。以区别于“Scientifc Philosphy”(“科学性质的哲学”)的“Philosphy of Science”(“关于科学的哲学”)为代表,主张哲学“以科学或科学领域为限制”,“对科学进行元研究”;其研究所关心的是“观察、实验、科学事实、自然定律、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等等的本质、意义和关系之类的课题”。[16]
受“Philosphy of Science”思潮的影响,现代管理哲学“早期西方学者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管理学原理,他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管理理论和管理中的普遍原则(O·谢尔登,1923;F·泰勒,1911)”[17];中国管理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把管理哲学理解为“管理理论的最高层次”[18]、“研究管理理论的学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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