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央可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但到了地方上就有些盲目了，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两个例子 可以说明这种斗争的盲目性。

       “文革”罢官运动中，北京有一位造反派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上，人家向他请教怎样揪斗走资派？他说，公社里生产队长及以上的官都是走资派。于是，对走资派的揪斗很快就在我家周围的公社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一批批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被农村的造反派抓起来批斗、游村。那时，我也就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吧，我记得我被我的一位“开裆裤”朋友一起拉到我们小学的礼堂，观看了他们大队里举行的一次针对一位生产队长的批斗会，这位姓蒋的生产队长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的父亲，我看到那天晚上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头上戴的高帽子是我见到过的最高的高帽子，它是用我们家乡毛竹山上的毛竹做成的，帽子的顶部都触到了礼堂的脊梁了，我和朋友就在台下观看，见他被高帽子压得都不能站稳，不时要晃动，但只要他一晃动，就要被站在他旁边的造反派大声呵斥“老实点”，要是再晃，就拳头相加，当时我看他简直就象正在田里干活的一头被鞭打着的老牛，气喘吁吁，脸胀得通红通红，一脸的汗水。我如今想，当时的这类所谓的批斗会，其实批斗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对被批斗者进行折磨性的体罚，当时的造反派就是通过这种对“革命斗争”的对象的体罚来感受到一种“革命乐趣”的。那时我看到被游村的从生产队到公社的领导干部，个个头上都戴着高帽子，这些高帽子的形式各色各样，但上面都写有“走资派XXX”甚至“反动派XXX”之类的毛笔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走资派”还要自己敲着铜锣，边敲边喊“我是走资派XXX”或“我是反动派XXX”。稍后经常看到的几乎是定期的“四类分子”游村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这些“四类分子”每个人一面铜锣，边敲边喊“我是地主恶霸分子XXX”、“我是右派分子XXX”、“我是坏分子XXX”、“我是反革命分子XXX”等等。小时候只觉得好玩，所以每次有这样的游村，我和小朋友们都会追随着看热闹。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早期被揪斗的走资派中的一批人，后来“翻了身”，倒过来猛斗先前的造反派的头头。我家对门邻居就有一位“文革”早期曾经揪斗走资派的造反派的头头，他被“翻了身”的那些走资派抓了起来，关在我家早年曾经住过的一个房子里，并且以一种叫做“飞蛾吊”的形式把他吊在梁上，即分别用麻绳勒住他的两个大拇子，然后起吊，使其整个身子重量都压在他的两个大拇子上，如此整整吊了好几天，这些日子里，他的母亲每次给他送完饭回来都要哭，她几次对我母亲说：“X扁头快要死了。 ”若干天后，这位绰号叫“X扁头”的造反派头头终于还是活着回到了家，但从此他成为了一个半残废的人，后来他大概只活到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X扁头当年到底是怎样被折磨的，但从其母亲的口中还是了解到一些大概的情形，而他本人被折磨成半残废，更是他被残酷折磨的证明。这种非人的折磨是“文革”早期被造反派揪斗的一些后来又“翻了身”的走资派所为。 这种发生在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的残酷斗争，算是什么性质的 “阶级斗争”呢？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我只能认为这是由于当时中央的“革命路线”到了地方上被走偏了的结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