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之言，儒家之所以宣扬这种观念，是为了维护当时宗法等级制社会的现实秩序，防止处于贫贱地位的人们起来“犯上作乱”；但是，儒家并不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君主的权力是不可改变的，相反，儒家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信念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一种“改命”思想：

       上天只授予有道德的君主以权力来治理天下，反之，如果君临天下者不能“敬德保民”，而是象夏桀、商纣那样昏庸残暴地鱼肉百姓，那末，上天就会收回对他们的成命，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力，这就叫做“天命靡常”，所谓“汤武改命”的道理正在于此。

       这就是说，在儒家，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天命靡常”不可分割的，它们是同一思想的两个方面，而其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在于把富贵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不道德的富贵不仅是天所不佑，而且一定会被上天剥夺的，而上天对不道德的富贵的剥夺是通过“汤武改命”之类的造反行为来实现的。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具有“汤武改命”的性质，任何一个被推翻的旧朝都是如夏桀、商纣之类的昏庸残暴君主所统治的天下，任何一个新朝的建立和持续存在都是由于“改命”者的“敬德保民”。这就是中国宗法等级制社会演进的历史。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改命”者在举行“改命”的起义时，都必定要控诉旧朝的种种鱼肉百姓的缺德行为，以论证其推翻其旧朝的“改命”行为的合理性；而“改命”者在建立新朝之后，都必定要实行各种“敬德保民”的政策，以聚天下人心，因为“改命”者相信“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使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

        中国的“改命”史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历次“改命”都没有改变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的社会的等级秩序，而至多只是贫与富、贵与贱互换其位的改朝换代而已。凡贫贱者参加“改命”的起义，都是如曾经说过“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那样仅仅为了改变自己的贫贱地位而使自己成为富贵而已。韩英所谓“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参见拙文：《现在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正是表达了处在贫贱地位的人们梦想自己当家作主而成为富贵的愿景；他们不惜流血牺牲地起来打倒地主老财的造反行为也是属于“汤武改命”性质的行为，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要实现“穷人当家作主”，即要达到贫与富、贵与贱的互换其位。以这种观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则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前，“改命”者的工作重点在于实行各种“敬德保民”的政策，以进一步证明其“改命”的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改命”者的工作重点在于逐步实现其当初“改命”时要建立“一个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梦想—— 这里所谓“穷人”，并不是指现在的穷人，而是指当年的“改命”者；所谓“穷人当家作主”，并不是指现在的穷人当家作主，而是指当年的“改命”者当家作主；而在儒家语境中，“当家作主”即是“当家做富贵”。

       至于今日，当年“改命”者“穷人当家作主”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但是，按照儒家的观念，不道德的富贵不仅是天所不佑，而且一定会被上天剥夺的，而上天对不道德的富贵的剥夺是通过“汤武改命”之类的造反行为来实现的。

       因此，现在的富贵如要保持其富贵的地位，则除非其“敬德保民”；若“为富不仁”，则必然趋向于重新发生贫与富、贵与贱互换其位的“改命”。

       按：最近几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受到当局的力挺，所以本文才以儒家思想来解释自古及今的中国“改命”史和预测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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