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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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殷商以来“命”这个概念一直都与“天”联系在一起，跟神学“天命”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殷商卜辞可知，在西周被称为“天”的至上神在商代被称作“帝”，卜辞中常见有“帝令”云云，则“命”在殷商似乎不叫“命”而叫“令”，“帝令”或可被视为“天命”的前身，或者说，殷商的“帝令”观念是西周“天命”观念的前身，所以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天命”观念来看待。殷商的“天命”思想有什么特点呢？或许周公的“天命靡常”之论可以反证殷商有“天命有常”的观念。由是观之，“天命”是否有“常”应该是殷周之际“革命”时代的重大神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疑“天”思想的发展，传统的“天命”思想发生了动摇，学术语汇中出现了与神学之“天”（意志之天）相对立的原始天文学（属于自然哲学范畴）之“天”（自然之天），并相应地出现了与神学的“天命”概念相对立的自然哲学的“天道”概念，例如，范蠡所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的“天道”就分明是一个自然哲学概念。在当时的自然哲学（天文学）中，“天道”是标志日月运行所遵循的不变法则的概念，这种天文法则（自然规律）因其恒久不变而被称作“常”，由此形成了后来被荀子表述为“天行有常”的天文观念。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这种天文观念的影响。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并不重视对“性与天道”的研究，但也不是对自然现象了无直观的经验和理性的思考，他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就表明了他的思想中也不乏自然哲学的内容。孔子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到当时“天行有常”的天文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使他的哲学中有属于自然哲学范畴的“天”的概念，还使他的哲学中有原则上区别于神学“天命”概念的“命”概念：“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个“命”所标志的是一种决定“道之行”或“道之废”的神秘力量。相对于“道”之或“行”或“废”的变化，“命”是不变的，实堪称为“常”。只不过孔子自己并未将“常”当作一个重要概念或范畴来加以讨论，虽然其用语里有“常”这个字。然其“命”概念的确包含着“常”的观念，他所谓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在一定意义上可被看作“不知常，无以为君子也”的同义语。事实上，孔子哲学中有“吾道一以贯之”[3]的“常道”概念，特其“一以贯之”之“道”的内容是“忠恕”罢了，它属于人文哲学范畴，有别于当时自然哲学（天文学）中的“天道”概念。
与孔子哲学相比，老子哲学更多地受到了当时自然哲学（天文学）的影响，其“天行有常”的天文观念对老子哲学的影响尤为深刻，以至于在《老子》开宗明义的道篇首章中就屡屡出现“常”字，并在第十六章和第五十五章中两次提到“知常曰明”，第十六章更强调“不知常，妄作，凶”，又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孔、老哲学虽然各有特殊性，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哲学都表现出对“常”的高度重视，这与当初周公强调“天命靡常”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出春秋时期具有不同于殷周之际的时代精神，虽然它们同属于社会动荡以至于堪称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如果说殷周之际的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话，那末，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则是“守常精神”；并且如果说宣扬“天命靡常”的“革命精神”的神学是殷周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话，那末，宣扬“知命”或“知常”的“守常精神”的哲学则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老子哲学尤为其时代精神的精华中之精华，因为它不仅以“复命曰常”[4]之说明确地把“命”与“常”直接联系到一起，并且使这两个概念统一于“自然”概念，进而以“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把当时多少还带有神学“天命”观念色彩的“知命”论和带有鲜明的自然哲学“天道”观念色彩的“知常”论统一起来，使之融合于以人文哲学与自然哲学高度统一为特点的无神论的道德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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