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笔者向来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言其缺失者多矣，今且换一种眼光来审视，而言其优长。敬请高明驳正。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在其日渐频繁而密切的接触、交流过程中，彼此间的碰撞、冲突不断，至今仍然是矛盾重重，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除非西方国家运用武力入侵中国，中国人从来没有对西方文化进行过决绝的抵制，即使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口诛笔伐的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未尝真正抵制过西方文化，反倒是，常常的一边在声讨西方文化，一边却在享用西方文化的成果，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握着洋笔、点着洋灯、写着反洋的文章，抑或穿着洋服、拿着洋筒、喊着反洋的口号——此类情形，就是在我国的爱国主义影视片中都不难看到，至今也仍有人白天开洋车，晚上写“回归原儒”的文章，抑或晚上在电视机前或电影馆中欣赏洋片，白天在课堂上大讲或在博客上大写西方文化的堕落。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

 

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冲突过程中，中国人所做出的种种反西方文化的表示，其实都是其文化假象，根本不反映其文化本质。

 

中国人大抵可分“君子”“小人”两大类，“君子”好名，“小人”好利。好名者爱面子，好利者讲实惠。大凡爱面子的人，最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明知中国文化不敌西方文化，可心里不服，嘴上要强，于是最易做出“握着洋笔，点着洋灯，写着反洋的文章”之类的事，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反洋”是假，“死要面子活受罪”是真。而大凡讲实惠的人，最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当其感到西方文化的传入威胁甚至侵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就会竭力“反洋”，宣扬本土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是如何如何优越，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反洋”也是假，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才是真。远近都不说，只举一个不远不近的事例：“文革”时作为“四人帮”之“死党”的陈阿大之流，他们“反洋”反得最凶，平时却最爱偷着看“洋片”《风流寡妇》之类。这看似小事，其实以小见大，这般表面上拒西方资本主义于千里之外的“绝对反洋”分子，其心里实在一点儿都不“反洋”，甚至可能还有些“崇洋”心理呢。“小人”的“反洋”通常是嘴上“反洋”，心里“崇洋”。

 

总之，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中真正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反洋”的人，是极其罕见的。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并不“反洋”的，这只要看看平时中国人对待在中国生活或偶尔来访的“洋人”或“老外”普遍友善（甚至于显出一副巴结讨好的样子）的态度，就能体会到中国大众内心是怎么看西方的人和文化的。

 

《周易》是儒家“五经”之首，《易经》和《易传》最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其中思想实质为儒道兼综的《易传》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言，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自强不息”是说明了中国人从不服输的要强本性，“厚德载物”则是说明了中国人从不拒外的宽容本性。要强与宽容的结合就是“刚柔并济”——要强是刚，宽容是柔。“刚柔并济”就是中国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性。这种本性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时表现为“内刚外柔”，有时则表现为“外刚内柔”。“内刚外柔”是“大丈夫”之屈，“外刚内柔”是“大丈夫”之伸。“大丈夫”何时屈何时伸，完全看“时”，是之谓“与时屈伸”。

 

“与时屈伸”也就是《易传》所谓“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集中体现中国人“大丈夫”本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的精神实质是以“我”为主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所谓“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猫论”上。所谓“会抓老鼠”，就是对“我”有利。“猫论”的实用主义本质就在于：凡有利于“我”者，皆可为“我”所用。至于是用“白猫”还是“黑猫”，这是属于“时”的问题，它取决于“时”，“时”宜用“白猫”则用“白猫”，“时”宜用“黑猫”则用“黑猫”。“时”的本义是季节，即所谓“天时”也。季节是变换的，季节的变换所体现的是“天道”的变化。所谓“为道屡迁”，就是指“天道”变化。所谓“唯变所适”，就是指顺应“天道”变化，根据“天时”的变换而采取合乎时节的行动。能如此行动者，就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圣人”，即俗语所谓“俊杰”、“大丈夫”。中国向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此说正在于强调自强有为之人当“审时度势”而“唯变所适”，反对“不识时务”而“守株待兔”。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犹言“大丈夫能屈能伸”也。

 

“与时屈伸”的辩证法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深受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几乎人人精通此道，仿佛是生来如此。正是这种辩证法，使得中国人决不拒绝对“我”有利的东西，而不管“白猫”抑或“黑猫”，并且只要稍“识时务”，便知何时该用“白猫”，何时该用“黑猫”。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冲突过程中，只有极少数完全“不识时务”的人，才会对西方文化进行决绝的抵制，而且这般长有“花岗岩脑袋”的人在中国是绝对让人瞧不起的，他们的主张也根本没有市场。一般的中国人，不管是爱面子的，还是讲实惠的，都不会对西方文化中那些明明白白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采取发自内心的拒绝态度。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人内部的真正分歧其实不是缘于其文化心理，而是由于其利益关系，即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人内部利益关系造成了其利害不同的影响，才使他们表现出诸如“崇洋”、“反洋”之类的现象，这些现象本质上不过是其内部利益关系冲突的表现。“反洋”者之所以“反洋”，除了完全“不识时务”的因素以外，通常都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生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缘故；而“崇洋”者之所以“崇洋”则通常都是没有既得利益可以维护的人出于对“反洋”者的痛恨或热切地期待改变自己现实命运的缘故。但是，即使既得利益者的“反洋”，也只是担忧或害怕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同类会因西方文化的传入而获得利益并因此使他们自己蒙受相应的损失而已，其实他们何尝是出于中国文化原因才“反洋”的呢？他们不过是想独受西方文化之益，而阻止别人分享其利罢了。

 

明于以上道理，则知中国压根儿就不存在拒斥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异族文化的文化基因，恰恰相反，中国文化中“与时屈伸”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欢迎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异族文化的。这种以“我”为主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所在。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并且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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