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我所表达的价值观不入多位博主的法眼，其中有几位劝我到国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以免“闭门造车”，我感谢他们的好意。确实，比起科学网上的许多博主，可能我出国的机会不多，次数更少，尤其是未曾有过较长期在西方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这使我们缺乏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全球化时代，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但他们的规劝倒也引起了我对自己的一些海外经历的回顾，这里略谈一些海外见闻与印象。

到目前为止，我所到过的国家有俄国、土耳其、埃及、越南、韩国、印尼，到过的地区有台湾、澳门、香港，其中韩国去过三次，台湾去过两次。

海外的所见所闻除了自然风光，当然也接触到了一些人文现象，但老实说，只是触及到了一些皮毛而已。

2005年，在俄国，曾参观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曾名圣彼得堡大学、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创建于1724年，是俄罗斯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但只听了一位副校长的简单介绍，因他临时有事就匆匆离开了，余下的一点时间就是我们一行七人自己走走看看。除了知道那是普京的母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该校主楼一层的走廊里有该校历史上曾经获诺贝尔奖的教师巴甫洛夫等8人的塑像，当时我想，人家一个学校就有这么多位得过诺奖，而至今中国大陆都还没有一个得诺奖的，可见中俄之间科学上的差距有多大呀！常听人说欧美国家的人很讲规矩，但百闻不如一见，我曾亲眼看到俄国街上排队买东西的情形，那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但井然有序，没有插队的。这种情形在中国我从未见过。另外，街上常见有女士抽烟，但无论男女，抽烟者都立定在一个专门抽烟的所在，未见有在街上移动抽烟的情况。

韩国虽然去过三次，但实际只是到过一所大学（蔚山大学）及附近地区，连首尔都没有去过。韩国给我的印象与我国台湾差不多，大学里的正副教授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生，除了母语，一般都会一二门外语，所以我第一次从韩国回来后就向本院教师讲起这个情况，希望青年教师赶快学外语，有机会或创造机会出国，因为当时本院一百多号人，只有一人能流利地讲英语，接着，就让这位曾在丹麦留学七年之后回国的教师和西方国家的学校联系联合办学之事，后来联系上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所，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异地远程教学，使两地的学生能在同一课堂上听讲和交流。但后来比较成功的，还是与韩国蔚山大学联合办学，至今已持续了五六年时间，彼此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留学，并定期进行两校教师的学术交流。这五六年间，蔚山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已换过三届，我与前二届院长均有多次接触，其学院管理体制与台湾相似，都只有一个院长、一个秘书，另外聘请一些临时工（主要是由学生担任，台湾东吴大学也有毕业留校但并不占教籍的学生担任），行政人员就这么廖廖几个，运转得也不错。韩国大学接待外客时，新、老院长都一齐出席，非常热情。

2006年第一次到台湾，与台中的暨南大学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还分别在暨南大学和东海大学做了学术演讲各一次。但在暨南大学期间真正有收获的还是在几位毕业于该校MPA的学生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个镇公所和一个警察所，与他们有过一些具体的交流。镇公所的镇长是民选的，我所见到的是一位女镇长，当时有许多镇民在附近，我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镇民，她回答说，他们有的是来访的，也有的是经常在会客室闲聊的。这使我联想到大陆地方政府办公之所门卫警戒甚严，闲杂人员一律免进的情况。相比之下，大陆官衙与民间隔开，官员的官僚气十足，脱离老百姓。据其警察所的一位头的介绍，他们做警察的，只要接到来自其辖区内的百姓的诉求电话，无论什么事，都必须亲自去办理，否则就会遭到投诉，所以警察这活儿不好干，烦心得很。

前不久访问了台湾东吴大学，主要是跟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一些交流，分别听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各一次。那次本科生的课是请了大陆复旦大学的一位教师讲的，相当于一个学术报告。据介绍，东吴大学的在职教师很有限，很多是从当地或西方国家或大陆聘请著名教授来做客座教授。那次研究生的课是由其本系的一位副教授讲的，课本是英文原版哲学书，事先让学生自学，课堂上老师再讲解，但也许是有听课者在场，学生课堂气氛不活跃，未有师生间的互动讨论。据他们的一位老师讲，现在台湾的大学生学习风气也不理想，平时玩的较多，认真学习者少。在台湾东吴大学期间，我曾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兼饭店去过几次，和那位小老板有过一些具体的交流，他和我年龄不相上下，但他的小孩却还小得抱在怀里呢。言谈间，感觉他对马政府相当不满，怪怨政府不关心民生，老百姓日子越来越难过，生意清冷，赚不到钱，他还抱怨许多台商跑到大陆去做生意了，弄得台湾经济不景气，我只好说，在大陆的台商不是照样要给台湾当局交税吗，他们生意做得越大，交的税不就越多吗，所以台湾在经济上并不吃亏呀，倒是赚了大陆的钱呢，何乐而不为？！

韩国、台湾和澳门给我同一个印象是，其汽车车流非常有秩序，没有像大陆这样争抢车道的情况，更没有横冲直撞的情形。在韩国，如果有行人不安规矩行路而影响了开车的，驾驶员可以投诉违规的行人而使之受罚款处理，所以行人走路也都很讲规矩。澳门开汽车的尤其讲规矩，我注意到其地方虽小，道路狭窄，但车与车之间的间距保持得同如经过训练一般，行进过程中不急不慢，看起来就像是一长条缓缓而行的迎宾车队，似乎比韩国和台湾的车流秩序更要好一些。

拿上述国家和地区来比较中国大陆，总的印象是：前者普遍有较强的公共规则意识，而大陆则普遍缺乏这种规则意识。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希望能在大陆开展公共规则教育，提高和增加公民的公共规则意识。另外，大陆的官衙冗员太多，不仅人浮于事，更给百姓增加了过多负担。如果能通过精简机构，使官衙无冗员，则大陆的政行效率将更高。这里顺便指出，我曾说大陆集权制的优点是效率较高，这是从管理学角度讲的。因为作为执政者的中共在管理国家时一贯实行有计划的管理模式，这种计划既有长远规划，又有短期规划，还有年度规划，而且规划一定下来，其目标被分解成若干任务，具体落实到各个单位和部门，必须完成。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治国模式有点像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进行管理，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集权管理模式事实上具有更高的效率，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上下，今年虽然较低，其预期增长率也在7.5%的水平。当然，集权管理模式也有缺点，主要是这种管理模式之能否取得成功和较高的绩效，取决于最高权力机关的思想路线和决策思路是否正确，如果思想路线和决策思路出了问题，而在现行体制下又很难得到及时纠正，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也就是说，集权制的国家管理模式在管理效率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可能发生大起大落的情况。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间的情况来看，最高权力机关的思想路线和决策思路是正确的，我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保持下去，使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在7.5%上下的水平上，如此发展下去，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并且其军事实力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时，再来进行许多人所希望的那种民主改革，可能中国就不太会出乱子了。

最后，我希望自己还能有机会到西方发达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以便获得对那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