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纪的第八天》被誉为“一本科学家的群芳谱”。图书作者花了10年时间与130多人面谈，讲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历史。当时，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共同探索，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促成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生命科学由此变成了一门和过去大不一样的科学。

3月23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的高山科学经典第100期庆典活动中，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鲁白，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吴家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吴国盛共同为公众导读《创世纪的第八天》一书。

导向20世纪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发现的重要因素

鲁白在导读中科普了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科学知识，讲述了伟大发现背后科学家群体的故事，以及真正伟大的科学成果是如何得到的。他介绍，1953年4月25日，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一文，开创了整个分子生物学。今天的人们重新解读当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导向一个世纪里生命科学领域最伟大发现的几个重要因素。首先，伟大的老师可以放任、容忍和鼓励学生去做独立的、甚至和他们自己在做的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其二，光靠努力观察和收集资料可能还不够，想象力非常重要。1954年夏天，克里克认为除了核酸组成的密码，还需要有酶参与蛋白质合成：需要有一种分子，其一端可以与核酸的遗传密码通过碱基配对，另一端与氨基酸结合。他把这一想法写下来交给了“RNA领带俱乐部”的成员，又提出了一种新的adaptor分子，一端是碱基配对，而另一端通过酶促反应识别氨基酸，无需核酸模板与氨基酸之间有直接的立体化学匹配。“是克里克主导了对生物学中下一个复杂性的展望，他对许多发展做了周密的思考或者激励了它们的发展。除了他的理论能力，他还具有在科学界交友的能力，用头脑智慧、个人精力、有力的语言、智慧的魅力，以及辛辣的讥讽，不断地旅行，不停地写信。克里克对许多生物学家的研究起到了协调作用。他理顺了他们的思路，化解了他们的矛盾.把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交流和解释。”鲁白表示，同时他也指出，想象力经常会想出新点子，但是新点子在很多情况下是错误的，发现错误时一定要能在精神上有弹性地放弃错误。其三，要把大量不同的信息进行整合，得出归纳性的总结，还要有顿悟。此外，要有不同学科之间大跨度的交叉和大胆、坦诚的交流。

从发现DNA分子结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真正一流的基础研究体现在：全球首创，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打破传统理论体系，改变教科书；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属于颠覆性、普适性技术；开辟新领域，领军未来。

鲁白引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的话建议，要收获真正一流的基础研究，可以尝试让年轻科学家独立并负责，以5人左右的小团队为组织，为科研人员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对研究人员不作行政干预，保持同行的强大竞争压力，不设等级，平等对待学生和诺奖得主。

他还指出，现在国内发CNS文章，大家往往靠资源堆积、热点追踪或在别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作一些小小的改善，这样并不真正有利于做出优秀的科研。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要依靠文化和机制”

圆桌讨论环节，4位嘉宾就“如何营造原创科学研究的文化和生态”话题进行了的讨论。吴国盛教授认为，从书中科学家创造生物学传奇的经历来看，学科交叉是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的手段。金力院士则认为，分子生物学刚兴起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得益于学科交叉，但核心其实并非如此。20世纪对生物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是从事物理学而不是从事生物学的研究者。当下的生命科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结构基础上，因此，要理解深度现象，最大的挑战是认清其复杂性。而要解构真正的复杂系统，一定要跳出现有的工具系统，有新的工具和工具的组合。

在100期收官庆典环节中，复旦大学张文宏教授和台下听众分享了他本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他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有很多人在使用，而且形成了生产力的事物。“现在的生物医药做出来常常没多少人用，但往往一有个新产品问世就发表一篇Science论文，然后研究人员坐下来给大家讲他的范式、为什么可以写出这篇论文……这是不是有问题？”他表示质疑，并指出，范式回顾性的工作不能解决科学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在他看来，“新质生产力将从何而出”本质上是“有没有产生这样一种科学的文化？”的问题。“许多企业家玩的是对赌，要3年一个里程碑、5年一个里程碑，这样怎么可能做出好东西？”张文宏教授认为，最终要依靠的是文化和机制。文化决定土壤里是不是能冒出来很多种子；当种子冒尖后，还要有合理的机制进行选取，才能让那些真正有所创新的人得到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