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文水资源发展简史

葛维亚

       从古到今，我国在水文水资源观测、记录、研究、发展、应用、交流等方面起步早，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水位观测方面，古埃及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为灌溉引水开始观测尼罗河水位，至今还保存有公元前2200年时所刻水尺的崖壁。

       据《尚书·禹贡》等古籍记载，我国在公元前23世纪相传大禹治水用“随山刊木”、“准绳”和“规矩”等方法测量地形，观测水位。公元前 3世纪，中国的李冰在四川都江堰引水工程中，设石人水尺观测水位。隋代开始把石人水尺改为木桩和石碑式刻划水尺，称水则或水志。宋代设立刻划水尺的地点很多。明代沈于1564年所著《吴江水考》一书中所绘宋代水则碑的式样，刻有宋绍熙五年(1194)和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最高水位。我国历代沿河居民把最高或最低水位及其出现时间刻在河岸的石崖上，以记录罕见的洪、枯水位。  

     《水经注》中记有黄河支流伊河龙门崖壁上的刻记,记录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水位涨高四丈五尺（合10.9米）的一次特大洪水，为后世查证伊河历史洪水提供了重要依据。另外《水经注》中还记有黄河支流伊河龙门崖壁上的刻记,记录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水位涨高四丈五尺（合10.9米）的一次特大洪水，为后世查证伊河历史洪水提供了重要依据。

       长江干流重庆至宜昌间的河岸崖壁上，保存着1153～1870年间的 6次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石刻114处。四川涪陵县长江岸边的白鹤梁自公元764年开始刻划石鱼图形记载长江最枯水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共有刻记 163条，记有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这些珍贵的石刻，为水位资料的延长创造了条件。

       在流量和泥沙测量方面，我国西汉末年张戎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提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说明他对黄河泥沙作了测验(《汉书·沟洫志》)。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一书中记有计算流量的单位“徼”，指在某一固定断面“量彻入渠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徼”。北宋元丰三年(1080) 改修汴渠引洛水为源时，就用这一方法计算水量。

       长江干流重庆至宜昌间的河岸崖壁上，保存着1153～1870年间的 6次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石刻114处。四川涪陵县长江岸边的白鹤梁自公元764年开始刻划石鱼图形记载长江最枯水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共有刻记 163条，记有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这些珍贵的石刻，为水位资料的延长创造了条件。  

       在雨量观测方面，我国的雨量观测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商代，甲骨文中有降雨的定性描述如细雨、大雨和骤雨等的分类。秦代在《田律》中规定在农作物生长季节要随时向朝廷报告降雨量多少、水旱等灾害和受益受灾田地的面积。汉承秦制，也规定每年立春至立秋,全国各郡县都要随时向朝廷报告降雨量。唐、宋、明诸代都沿袭这一制度。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记有当时全国“州郡都有天池盆以测雨水”，并记述了桶形的“天池盆”和圆锥形的“圆罂”雨量器中雨水深度换算成平地降雨深的计算方法和竹制量雪器中积雪深换算成平地降雪深的计算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13世纪，我国的思想家们对水文循环的这些认识居于领先地位。

       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产业革命，给自然科学，包括水文水资源科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和推动。这一时期，雨量器、蒸发器和流速仪等一系列观测仪器的发明，为水文现象的实地观测、定量研究和科学实验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时，水文循环和水平衡学说在观测和实验基础上得到的验证，水文现象的研究由概念性描述深入到定量表达这一飞跃，水文水资源科学体系逐渐形成，为水文水资源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我国于1424年、开始全国统一制作和使用标准的测雨器。

       我国在18世纪以后，全国各州县测量降雨、降雪过程的起讫时间、降雨深度和雨水入土深度，称为“雨雪分寸”。北京故宫档案馆现存有1736～1909年一些比较完整的雨雪分寸记录。我国在1736年绘制了降水量等值线图，法国在1778年、日本在1783年也绘制了这种降水量等值线图，落后中国几十年。

       1841年，我国开始用现代雨量器观测和记录降水量。中国刘天和创制了乘沙量水器。我国万恭于1573年成书的《治水筌蹄》中记有仿照“飞报边情”的办法，创立了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洪水情报的制度，使水位观测直接为防洪服务。

       我国的徐霞客经过28年的野外实际考察，在所得成果《徐霞客游记》中，第一次正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上源。他关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和水文地理方面的记述，早于国外同类著作近300年，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他还对岩溶地貌、流水作用以及气候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规律性探讨，冲破了旧的地理传统，开辟了探索自然的新方向，在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以后，各国都积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动力开发、交通运输、工农业用水和防御洪涝干旱灾害等水利工程中的一系列水文问题，促进了水文科学迅速发展。

       我国在20世纪开始从西方引进一些新的水文科学技术，从事于本国江河流域水文规律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

      在泥沙问题方面，我国徐世大在1925年在国内为永定河治理作了水文泥沙计算。此后朱延平对黄河含泥量、张含英对黄河流域的土壤及其冲积、方宗岱对流沙淤积、许宝农和沈晋对黄河含沙量的分布和变化、张瑞瑾对黄河泥沙冲积量及三门峡水库冲淤过程等的研究，都对我国各河流的泥沙运动规律的认识作出了贡献。我国李仪祉于1934年首次提出黄河流域布设水文站网的规划，并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布设水文站网的思想。30年代，我国的水文站网得到发展，整理和刊布了我国早期的水文和雨量资料。我国最早的《水文测验规范》是由顾世楫于1928～1929年主持制定的，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水文测验和水文资料整理方法等文章，对推动中国的水文测验作出了贡献。

       为适应水利工程设计和防洪的要求，水文学家在水文计算和水文预报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我国学者运用水文学的新成就，对我国河流的水文规律作了探索。1933年，中国的须恺利用淮河蚌埠等站的实测洪水资料进行了频率计算，是我国对国内河流作洪水频率分析的开始。此后，李仪祉、张含英、唐季友、张书农、谢家泽、陈椿庭等都用我国实测资料进行过各种水文计算，程学敏提出了洪水演算新的方法。这些研究为认识我国河流的水文规律特别是我国河流洪水的特点作出了成绩。

       在流域产流、汇流计算方面，1931年，苏联的М.А.韦利卡诺夫提出了等流时线概念。1932年，美国的L.R.K.谢尔曼提出了单位过程线法，被认为是流域汇流计算的一大突破。1938年，美国的F.F.斯奈德和麦卡锡都提出了以流域特征值为参数的综合单位线，用于无实测资料的流域汇流计算。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水文科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形势。首先，由于一些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更为简便、迅速，准确的收集、传递、和处理了大量水文信息实时资料，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其次，由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发展需要，应用水文学、城市水文学和其他分支学科得到蓬勃发展。

       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水文资料整编自动，1971年建立全国集中式水文资料贮存、检索系统(WATSTORE)，即水文资料库。

       1950年，美国的D.J.贝尔彻、T.R.凯肯多尔、H.S.萨克提出用中子散射法测定土壤中的含水量。1954年，H.艾迪生提出用放射性元素作示踪剂测河川流量。其后我国顾慰祖采用同位素测量河流泥沙的新技术研制成功，提高了水文测验精度和效率，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境内的水文站网发展迅速。自1956年到2019年底止，全国水文基本站网发展到12.1万处，可以基本掌握全国各主要河流的水文情势。同时，编制和完善了《水文测验规范》和《水文资料整编规范》，统一了全国水文测验技术标准。上世纪50年代中整编刊印已全部完成

1949年以前积存的历年实测资料；从1950年起每年刊印水文年鉴，全国分为10卷、每年74册，至今约共约30多亿组数据。

       相继制成了同位素测沙仪、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测流仪和超声波测流仪等。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黄河、长江等流域和地区开始应用卫星图片和遥感技术研究水文、水资源问题，取得了高水平成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长江委水文局韩福道等人在我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DJS-6（电子管计算机）上，使用ALGOL60语言编写整编水文资料程序，对水文资料进行整编和刊印，并在全国水文系统推广，成为全国水文资料电算整编的开拓者。后来跟随计算机更新换代的脚步，先后在286、386、486以及其他微机上，采用Basic、 fortran 等高级语言整编水文资料。

       为了精简水文测验的测流次数，改变水文测验传统模式，同时使资料整编自动化，通用化，1979年葛维亚提出了水位流量单值化技术方法取得成功。在水文测验方面，可以把每年测流次数从200次减少到30次，并且可以扩展巡测的覆盖率，大大节省了测流的人力、物力和经费。根据这一技术写出的论文，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上交流，获得肯定，并在国际水文科学学会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至今四十年来单值化技术方法在全国普遍推广，方兴未艾，并且还应用在水文计算和水文预报领域。水文单值化方法成功的被引入《水文资料整编规范》之中。

       在水文预报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展很快。1955年，由华士乾编写的《洪水预报方法》一书，总结了长江、淮河特大洪水实际预报中的经验，吸收了国际上多种方法，系统地用中国的实际资料做了大量的分析应用算例，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洪水预报方法，推动了中国的洪水预报工作，并在实际防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赵人俊等人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了蓄满产流理论和适合于中国湿润地区应用的流域水文模型。韩承荣和罗伯昆编著的《水文预报方法》一书中，总结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水文预报理论和经验，其中我国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水文计算方面，流域汇流计算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我国在学习外国方面，使用过等流时线、经验单位线、瞬时单位线、滞后汇流和马斯京根等方法。

       1976年在汇流研究工作中，葛维亚通过数学解析证明，当时的一些汇流计算方法,，包括在我国广泛使用的谢尔曼经验单位线、纳希瞬时单位线、马斯京根洪流演进、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汇流曲线、华水（华东水利学院）汇流曲线以及水文计算中频率计算的皮尔逊3型曲线，在数学上均属于不完全伽玛函数,，即同属于同一类数学模型, 相容相包。例如纳希汇流模型（即瞬时单位线）就是马斯京根汇流模型在X=0时的特例。因此葛维亚认为有人发表的论文，对各种现行汇流计算方法进行精度对比，是概念性错误。因为比较出来的差别不是不同模型的差别，仅仅是计算误差。上世纪60年代葛维亚通过解析证明这一模型是线性的，可以叠加。以此提出了整个水系（即全流域）分区汇流计算方法，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汇流线性叠加，这一方法简便，快捷，准确，解决了原来从下游向上游分区计算必须求解多元高次方联立方程几乎无法求解的困境，因为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尚无电子计算机，手算无法求解。

       1971年在尚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葛维亚利用手摇机械计算机，经过大量计算，得出了纳希瞬时单位线精确到一位小数的n、k  新汇流参数表，在全国有关单位试用，受到欢迎。后来于1975年依据伽玛函数以及线性叠加，使用DJS一6国产电子计算机获得了两位小数的长办汇流曲线和华水汇流曲线的汇流系数表，作为“中小型水利工程实用水文水利计算”一书的附录，被全国大范围使用。另外上世纪70年代，葛维亚、罗伯昆、王钦梁提出了不同思路的滞后汇流模型计算方法，明显提高了汇流计算精度

       在水文自动测报方面，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水文自动测报系统。1981年，美国天气局通过联合国VCP (即自愿合作计划)，向长江陆水流域及黄河陆浑小区各提供10万美元，用于建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长江陆水项目中方代表为葛维亚。以此作为试点，向全国推广。为了使我国参加陆水流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人员尽快熟悉业务，掌握有关技术，1981年12月，长江委水文局由葛维亚和欧阳美负责，在宜昌南津关举办内外业自动测报系统培训班，特聘北京大学电子系几位教师讲授相关的几门课程。

       1984年系统建成，此时，全国在主要河流上先后开始建设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至今覆盖全国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基本建成，在防洪抗旱和水资源的调度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在历史洪水方面，调查、考证、计算、分析历史洪水资料，弥补实测资料系列短缺的不足，由此减少随机误差和计算误差，是中国在水文计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的历史洪水调查测量与估算，始于1915年广东西江流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河、长江、辽河、海河、淮河、珠江和全国各中小河流共 11000个河段上作了历史洪水调查；在一些重要工程所在的河段，进行反复多次调查。自1979年起开展了全国性洪水调查资料整编工作，约有6000多个河段的洪水调查资料，已汇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洪水调查资料》。上世纪50年代末，叶永毅提出了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用实测和调查的洪水资料相结合的计算设计洪水的方法。   

       1984年水利部规划设计总院委托葛维亚（责任主编）、罗启新（主编）、王永明（主编）、张大发（主编）、叶永毅（主审）等人进行全国“历史洪水调查与估算”规范的编写工作。其中历史洪水洪峰流量计算公式采用了葛维亚通过水力学导演的新公式。

       在河流泥沙方面，钱宁于1958年提出泥沙沉降速度公式，中国的张瑞瑾于上世纪50～60年代提出泥沙沉速、起动公式和推移质输沙率、含沙量垂线分布计算、水流挟沙力公式，蜿蜒型河段演变规律。

       上世纪70～80年代，提出解决葛洲坝枢纽引航道淤积的方式即静水过船，动水冲沙，并论述河道水流比尺模型相似律及变态模型设计依据等。钱宁于1958年提出泥沙沉降速度公式，沙玉清于上世纪60年代中首先提出了泥沙扬动和扬动流速的概念。60年代提出了冲积河流的河型分类及稳定性、游荡性河流演变特性等方面的新见解，并提出河道综合性游荡指标。70～80年代，钱宁及其协作者提出中性悬浮质、层移质等泥沙运动的新概念，在高含沙水流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使中国的这一研究居于世界前列。窦国仁于1959年证实了压力水头对粘结力的影响，导出了泥沙起动流速公式。1963年提出了河床最小活动性假说，导出了河床形态方程。1973年提出了全沙模型律，1980年提出了紊流随机理论，导出了适用于层流、层流向紊流过渡和紊流光滑区、过渡区和粗糙区的流速分布和阻力总公式。谢衡在水库淤积及坝下游冲刷的估算方法等研究中取得了成绩。更为突出的的是，工程院韩其为院士推出的泥沙运动随机理论的研究方法，国际领先，影响巨大。 

       在地下水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地下水动态观测站网，其中我国、美国和苏联等国的地下水观测井均在万眼以上。

       我国通过大量实验，建立了地下水人工回灌、回归模型和优选含水层参数的模型，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我国金光炎在地下水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提出了一些新的计算方法。

       在水面蒸发和水质方面，我国的施成熙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分析并依据中国水面蒸发实测资料，提出中国分区的水面蒸发非线性模型，提高了计算水面蒸发的精度。

       在水文实验方面，为研究水文循环中各种水文现象的运动规律，上世纪世纪50年代开始，开展了一系列的水文实验研究。

       我国1924—1925年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在陕西、山东林场设置了径流泥沙实验小区，观测不同森林植被下水土流失的变化。新中国的水文实验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从径流试验开始。1953年治淮委员会和安徽水利厅为了研究淮北排涝标准和排涝计算方法，在安徽北淝河建立了青沟排水实验站。之后又在安徽明光建立瓦屋流径流试验站，在安徽淮北阜阳双沟、单桥等地，建立河网化水文试验站， 顾慰祖在这些工作里以及后来建立滁州水文实验基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一年官厅水库开始了水库水文实验；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进行河流泥沙实验。1957年治淮委员会和江苏省水利厅开始进行人类活动水文效应的实验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文研究所建立了室内比尺模型并用于检验单位线的基本假定。1958年，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在唐河建成祁仪径流实验站。对小河、溪沟测验方法及设备，暴雨径流关系的观测，降雨径流形成的物理过程，人类活动对降雨径流影响等项目进行研究。为了探讨人类活动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影响，1959年 2月，长办成立凯江水利化观测队，队部设于四川绵阳专区农水局内。观测站点在长办主持下，由水科院水文所、华东水利学院、四川省水文总站先后多次共同查勘选定。实验区采取“大区套小区、小区套单项”的布站原则，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总控制面积上，建有5个径流场，23个测流堰槽，46处水尺，68处地下水观测点， 12处测流断面，60处雨量点，2处气象场和1个水面蒸发池等。当时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径流实验基地，后改称凯江径流试验站。建站以来，凯江径流试验站取得大量观测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土壤蒸发计算方法、树木枝叶截留、灌溉、小水库群拦蓄与垮坝对径流影响的计算方法等观测研究。 

       1960年前后提出了“长江三峡以上地区水利化对队径流影响的研究”成果。最终于1966年在许多调查及分析的专题报告恶基础上，由葛维亚执笔汇总，写出了“长江三峡以上地区水利化对对径流影响分析报告”（总报告），到此，为这项研究划上圆满句号。

       在水资源方面，我国从1980年开始进行各流域的水资源调查与计算。水利部水文局委托葛维亚与江西水文局合作，在江西进行试点。试点成果向全国推广，并由葛维亚主持发行《水资源研究》创刊号，并撰写发刊词。如今该刊物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技术刊物。

       在国际水文合作方面，兴起了全球性的水文科学研究。1974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水文大会，总结1965至1974年水文十年成果和展望规划未来合作。我国以张瑞瑾为团长，赵珂经、高维真等六人的中国水文代表团出席大会。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水文科学协会在英国召开第一次国际水文大会，中国水文代表团陈家琦（团长）、葛维亚、谭维炎、恭时扬、陈梦雄、扬针娘6人与会，分别在6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成果交流，获得好评。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今，水文水资源的专题研究和实施，逐步与国际接轨，其中一些方面领先于世界。

       在水文数据库方面，我国葛维亚、周文通、张国泰、李曼卿、王秀中等人鼎力合作，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以表结构方案作为水文水文数据库的建库基础，在规划设计阶段，完成水文数据库总体规划-需求分析-概念设计-逻辑设计-物理设计-功能设计-网络设计，在建库阶段完成了测站编码、表结构系统方案、管理软件优选、界面确定、数据录入、功能测试、在最后评审阶段完成各种文档的编写。

       在水文地理方面，胡方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了水象查勘的一整套方法，并两次组织野外查勘队，对安徽航埠河和四川嘉陵江进行实地查勘。

       环境治理方面，高维真在观测，分析水质污染，在河湖排污模拟、水质净化模型、水质测报以及水环境工程方面提出许多科学论据，建立了各种水质模型，观点独到，污水排放标准及其计算方法被许多部门采纳。在国内，利用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用于江苏淮阴清安河及其他几条河流、河网（苏州）和海湾湖泊如厦门筼筜湖污染治理效果明显。

      在专业建设方面，上世纪50年代初，刘光文、叶秉如开创了我国大学第一个水文系，撰写的水文计算、水利计算教材，内容新颖，水平很高，又非常实用，被称为精品。不仅培养了许多水文技术人才，其水文水资源专业也受到国内许多大学的追捧，星火燎原，至今已有几十个大学设立了水文水资源专业，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

    21世纪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提升，但人口大量涌入和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城市废水和污水增多，使得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水分循环、理化性质等逐步恶化，并且由此引起了明显的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在此情况下，为了改善城市水环境、优化城市水系统，城市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逐步发展起来，使得水文学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中。其中，针对污水问题，水文信息技术通过自动识别污染程度来确定管网输入类型，若污染程度较轻，仅需要采取过滤、沉淀等水资源治理技术；若污染程度过重，则需要将污水输入污水处理厂进行专门净化处理。针对水资源调度问题，水文监测与评价工作能够科学评定不同流域间的水质、水温、水位等情况，从而为跨流域水资源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21世纪我国水文水资源发展迅速。观测的水文测站。2020年，国家基本水文站数量3265处，专用水文站数量4492处。

       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城市节水总量大。全国城市节水量累计达到972亿立方米，相当于9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年调水量。

       全国用水效率近年来明显提升。2019年全国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60.8立方米和38.4立方米，与2015年相比分别下降24%和2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则从2015年的0.536升至0.559。

       21世纪以来，我国水文水资源科技水平极具提高，加大了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大量的新技术新装备被利用，使得我国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国在水文水资源技术攻关方面，独树一帜。使得我国水资源研究处于世界尖端水平，精英辈出。

       刘光文为我国著名水文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水文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水文学科开拓者，水文统计数学权威。华士乾为我国流域汇流理论和应用的开拓者，在流域水文预报理论与方法方面著书立说，为我国水文预报著名权威。詹道江水文教育家，他与朋友合作出版了《工程水文学》，享誉全国，成为各大学专业教科书。最早引进了美国的可能最大暴雨PMP和可能最大洪水PMF的理论和方法，在1975年我国遭遇758特大洪水后的水库安全复核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叶秉如我国大学水文专业教育创始人，水文水利计算权威，在河流梯级开发的水利建设方面提出新理论，新方法。赵人俊创建了世界著名的蓄满产流理论和新安江水文模型。 陈家琦在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方面提出“水科院推理公式”，并开创性提出对推理公式中参数利用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定量的方法。该公式在水利界应用较广，曾列入学校教材及规范附件和有关手册中。赵珂经曾参加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长江三峡工程专家论证，南水北调工程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和审查。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中国水旱灾害》、《水利科技名词》陈志凯暴雨洪水方面的技术权威，主要完成了“中国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设计洪水和设计暴雨的计算方法”，为《设计洪水计算规范》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主要完成了“中国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设计洪水和设计暴雨的计算方法”，为《设计洪水计算规范》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主要完成了“中国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设计洪水和设计暴雨的计算方法”，为《设计洪水计算规范》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朱元生防洪、地下水污染风险分析以及水旱灾害研究权威。高维真环境污染研究权威，在河流与地区水体污染鉴别分析方面提出了新方法。

        新中国屹立世界70多年，只是历史的沧海一粟，我们不能忘记水文水资源科技工作者对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重任在肩。大展宏图，砥砺前行，这就是我们责任，也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