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总比问题多――我的“高中毕业后”“实习馆员”经历

武夷山

 

博士后，最初就是为解决博士就业难而设计出的缓兵之计。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前，也有人提出了设立“硕士后”甚至“学士后”的建议。说起来，我还有过“高中毕业后”的经历呢。

我1976年高中毕业。我早已下定决心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但是，我所要插队的“知青点”是“厂社挂钩”性质的（城里的工厂与公社相结合），知青们集体住宿，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干活，而当时知青点的房子尚未盖好，我只好暂时等着。如果下乡算是就业，那么下乡前的经历就属于“高中毕业后”经历了。我的“高中毕业后”经历，是在家长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里帮忙，当了几个月的“见习馆员”，一分钱报酬没有，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借几本书。当然，这段“高中毕业后”经历不是政府安排的，而是家长安排的。

我到图书馆干活不久，就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图书是闭架的，读者唯一的查询途径是索引卡片。某些差劲的读者为了保证自己总能借到想借的书，就悄悄撕下自己想借的书的索引卡片，这样，别人永远不可能借到这些书，而他们则可以借到。问题是，等他们借阅归还那些书后，这些书就永远死在架上了。

怎么办呢？增补索引卡片是不现实的，因为建卡片很麻烦，而撕卡片很容易，图书馆每次只有一位馆员值班，根本看不住。于是，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写“大字报”推荐图书。

我找了几张大白报纸，开始创造性的劳动。首先，我推荐小说。我的推荐表是这样设计的，第一栏：索书号；第二栏：书名；第三栏：作者；第四栏：作品内容的年代（比如，明朝、清朝、民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解放后，等等）；第五栏：题材（侦探小说，军事斗争，工业建设，农村生活，校园生活、外交风云，等等）。第四、第五栏是我的“创造”。大字报写好后，贴在阅览室的墙上。用现在的话说，我做的事属于“文献资源的深度揭示”。这几张用毛笔抄写的“大字报”效果很好，凡是我推荐的小说都有人借，我乐滋滋的。我还记得，介绍的书当中包括颜一烟的《小马倌与大皮靴叔叔》（中篇小说），这本书改编成的连环画几乎人人都读过，但很少有人读过原来那篇中篇小说。我一介绍，就有人借此书。

接着，我乘胜追击，开始介绍推荐散文作品。除了索书号、书名和作者外，这次我要注明是什么性质的散文：抒情散文（如秦牧的作品）、讽刺性杂文（如鲁迅的一些作品）、报告文学（如《焦裕禄》），等等。没想到，平时乏人问津的散文书也哗哗地借出去了。

最后，我冒险打起了诗歌类图书的主意――当时，借诗集的读者几乎没碰到过。这次，我的“发明”是，介绍诗的种类（叙事诗、抒情诗、散文诗）以及对诗人的简介，有时是我个人的溢美之词。万万想不到，连诗集也有人借了。

还有一桩想不到：9年后，我居然进入了图书情报事业的行列。

我有时想，30多年前，一个对图书馆专业一无所知的高中生，仅仅凭着满腔的热情和开动的脑筋，采用很简单、原始的手段，也能将服务水平和效果提升一大截。现在，图书馆的自动化处理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文献数字化程度也很高，为什么服务效果却并不明显呢？有时候甚至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呢？原因之一是，图书馆的某些工作人员不是那么敬业，他们不是像我这个“高中毕业后”实习馆员那样，只要读者借到了他们想借的书，只要把馆藏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就从心底感到无比快乐。

所以，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看你做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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