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转发朋友尹传红的一篇文章，悼念潘家铮院士。）

潘家铮：春梦秋云总关情

尹传红

(科技日报，1994，6，24）

门开了，慈眉善目的潘家铮出现在我面前。他略微显得“发福”，眼镜片后的双眸扑闪着睿智与谦逊，不时还透出点顽童般的快乐神情。

“我其实不是做科学家的料，真的！我的‘初恋’对象是文学，而且深情至今不衰。可我也热爱水电事业。40多年前，历史把我推上了这条道路，我与她是‘先结婚后恋爱的’。”潘家铮笑着向我讲起了他与水电结缘的故事。

1950年，潘家铮大学毕业后来到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水电工程建设者。那时候，国内的水电建设事业基本上还是空白一片。除了四川龙溪河上几座容量不足5000千瓦的水电站外，只在东北有一座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十万多千瓦的丰满水电站。这种状况与我国居世界前列的丰富的水力资源蕴藏量极不相称，而当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成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了。

“这个巨大的差距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它让我掂出了一个大国水电工程师的分量。如果说我当初的职业选择是被动地‘赶鸭子上架’，那么今天我情愿自动上阵。”潘家铮“变心”了，他把过去挑灯夜战看“闲书”的劲头，都“移植”到业务学习中。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他以近视程度再次大幅度提高为代价，将勘测处收藏的百来本研究资料统统“啃”了一遍，初步叩开了水电技术的大门。

“我对水电事业的兴趣和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培养出来的。”潘家铮理了理花白的头发，不无感慨地说，“40多年间，我几乎跑遍了国内所有较大的水电站工地。当我看到桀骜不驯的孽龙被征服，日夜奔腾的江水转化为无穷无尽的电力，给祖国带来光明和繁荣时，心中总有种说不出的欢乐。现在，我与水电事业已经有了生死与共的感情，什么力量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那么，您如何打发自己的‘初恋’———文学呢？”我问。

“是的，我一直不能忘情于‘她’。在工作之余，经常是一卷相随，自得其趣。每逢喜怒哀乐，也总要涂鸦成诗，抒之以文，寄托心底的深情。这既是我的自遣之道，也是我的祸根啊！”潘家铮苦笑着告诉我，文革一开始，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就被揪出来了。“革命群众”死死“咬”住他写的一些旧体诗不放，附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罪证”来。

如游西安大雁塔时他曾经口占一绝：雁塔题名事已空，乐游原上晚霞红。唐宫汉阙知何处，都在斜阳落照中。万万想不到，有人竟“考证”出“雁塔”句系影射全国评选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斜阳”句则是诅咒社会主义事业日薄西山。

更让他有口难辩的是，在上结构力学课时，为便于讲授和理解，他曾把曲梁比作“卑躬屈膝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直梁比作“坚韧不拔的马列主义者”。可讲到后来他却忘了这比方，说：“近年来在结构设计上曲梁有取代直梁之趋势。”这下又多了一条“反革命罪证”……好在潘家铮平日里闲书看得多，凡事想得明白，因而尽管“罪名”累累，非难重重，也没有效法一些想不开的“棚友”，“自绝于人民”。

“我深感欣慰的是，目前我国的水力发电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全国总装机容量达4300万千瓦，这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小小的贡献。”潘家铮动情地说，“近几年我又参加了长江三峡的开发建设，这是一项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业。既入此道，我乐此不疲。只可惜身体大不如往昔，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难能可贵的是，潘家铮近年来忙里偷闲，撰写并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有的还颇受称道。科幻小说的创作是他业余笔耕的重要内容，且在国内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罢了。前不久，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还特意为他的一本科幻小说集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谈及写作的动因，潘家铮说：几十年来走了那么多弯路，代价沉重，总想动笔写点什么，淋漓尽致地形容一番，既让人发笑，也引人深思；再说，市面上误人子弟的“黄货”、劣货不少，也总想借笔抒发感想，敲敲警钟。

（原载1994年6月24日《科技日报》2版）

伏虎降龙事已终，秋云春梦两无踪。馀生愿乞江郎笔，撞响人间醒世钟。

（《七绝》）潘家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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