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被称为“大师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同时代的文人和学者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能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时，和鲁迅是同学，两人曾有交往。但从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鲁迅的日记中对此却有记载。
　　陈寅恪在欧洲游学期间，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他诵读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他选择历史学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陈寅恪留学回来后，与当时大多数归国留学生的西装革履不同，他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布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每次上课前，他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足可见其知识的渊博。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陈寅恪曾谈到他学习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在清华执教时，他已名满天下，但他仍然坚持自学西夏文和蒙古文，并且每个星期进城两天，向德国教授钢和泰学习梵文。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来形容陈寅恪懂得的语言数量。只是陈寅恪极为谦虚谨慎，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得了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都未能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是他的师友、家人、弟子。
　　陈寅恪说过:“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碑文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据说，中印战争结束后，中方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与印度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麦克马洪线的内容。毛泽东思考了一整夜后，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已被打倒，双目早已失明，但他凭借记忆说出某段某句在某书某页，为我国政府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