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会倦坐在炉边读书，还是低语着，带着浅浅的伤感追忆人生？

   有这样46位平均年龄66岁的科学家，他们坚持17年，在没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自己调度安排、联系接洽、准备课件，足迹遍及除台湾和澳门外的全国各个地区，奉上14000多场高水平科普报告，为530余万听众打开一扇感知科学、了解科学、通向科学的窗口。

   这就是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他们很忙，忙到无暇伤感。

“只要学生有需要，我们就去讲”

   “如果在我们这边打一个洞，一直通到地球的另一边，那么会通到哪个国家？”这是演讲团团员、首师大物理系客座教授王邦平在讲物理。

   “同学们，你们说李娜和阿宝谁唱歌更好听？咱们来看看他们的声音频谱曲线。”这是演讲团副团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徐文耀在讲科学中的美。

   “古话说坚如磐石，稳如泰山，然而岩石真的如此坚固吗？”这是演讲团团长、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白武明在讲大陆漂移。

   孩子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了，瞪着亮晶晶的眼睛，跟着演讲者走进科学的世界，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王渝生、解放军总医院免疫学教研室教授陈钰……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46位团员都是教授，这些曾经的知识创造者在走过人生创造力的高峰后，义务担起了传播知识的责任。

   这可不是一桩清闲事。白武明向记者展示了他电脑里的课件，“《科学就在我们身边——从大陆漂移、地幔对流到板块构造》这个报告，因为有不同听众群，再紧跟科学发展的最新态势，3年来我改了20多个版本。”白武明说。

   没有团员挑条件、要待遇，再偏僻的乡村、再简陋的条件，“只要学生有需要，我们就去讲”。演讲团的老团长钟琪回忆，2014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文耀研究员和4位团员到山西作科普，5天内作了100场报告。“都是老人，你想想这是什么强度！”他们深入县城、乡村，往返往往就需要一天时间。在一所偏僻乡村的小学，学校的笔记本电脑是借的、幻灯机是借的，没有幕布就用白床单代替；没有麦克风，徐文耀就大声“清唱”。

   86岁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是团里最年长的老大哥。1998年，他跟团到云南和四川作报告，山高路远，演讲团一连跑了好几个地方。

   回到北京，李竞立马进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老人却非常坦然：“没有什么，就是死在讲台上，也是值得的。”

“精于专业、善于表达、人品高尚，想成为演讲团的团员缺一不可”

   演讲团成员、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孙万儒记得这样一个插曲。

   “有一次我到武汉一个中学作报告，学校的党委副书记沉着脸勉强跟陪同的当地科协同志握个手。她严肃地告诉我：‘你只能讲1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否则家长会有意见的。”孙万儒说，“我可丁可卯地讲了45分钟，留下一刻钟回答问题。当时场面很热烈，学生很兴奋。报告结束后，那位党委副书记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跟我们老团长钟琪偷偷嘀咕：‘原来她也会笑！’”

   要把高深的科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上挥汗如雨、台下睡倒一片”是其他科普报告中常有的画面。可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每个团员的每个报告都堪称精品。“为什么我们的报告这么好？这你得问问我们团队的创始人钟琪老师。”白武明笑着说，“她挑团员比挑女婿还认真！留长头发的不要、戴墨镜的不要、口音太重的不要、太能说的也不要……条件多着呢！”钟琪回应：“那当然！我们报告人的言行本身也是一种引导。精于专业、善于表达、人品高尚，想成为演讲团的团员缺一不可。”

   不管你官有多大、学问有多深，每个想要进团的人都得经过团员们的“三堂会审”——试讲。

   钟琪介绍，每一位申请进团的科学家都必须走这样的程序：由专家自行选几个题目—团里挑选其中一个—专家交演讲提纲—团里对提纲提出意见—专家修改提纲—准备两个月—给老团员试讲。“我们这个团追求的是精品，要让听众感到听科普报告是一种享受。”17年来，200多位科学家试讲过，最终过关的只有46人。

   年均1000余场报告、累计530万听众，从1997年初创时的“主动推销”，到今天的各地争抢，这支团队已经成为中国科普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不仅要点燃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更要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一个叫潘宇飞的孩子给钟琪写了一封信：“您送我们班同学徽章（中科院院徽）的事，正在我们学校里流传。您的徽章虽小，却给了张宇很大的鼓励。他算得上是我们班胆子最大的人了——因为他很少做作业。可现在，他是我们班学习最起劲的一分子了！也许10年后，会有一个叫张宇的科学家对您说：‘是您的徽章改变了我的人生。’”

   青田二中初一1班朱叶旭同学在听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陆龙骅极地科考的演讲后说：“我要更好地学习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久的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去极地考察，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作贡献。”

   中科院空间中心研究员张厚英每次报告时，总要展示一张字条。那是他在讲到“科学上还有一些没解决的问题”时，一个小学生递上来的。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爷爷别急，问题没解决没事，有我们呢！”

   白武明说，一个孩子的泪水流到了他的心里。

   “那次我在西部一所农村中学作报告，报告之后孩子们排队让我签名。一个小男生接过本子后就哭了，他说‘从没这么近地接触过科学家’。”白武明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科学技术，而这些孩子就是未来。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希望能把科学的薪火播撒进孩子们的心里，为中国的未来再出把力！”

   张厚英抚摸着一张张演讲照片说：“我们老科学家做科普，最重要的不是在一两个小时里教给孩子们多少知识，关键是要点一把火，不仅要点燃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更要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标志是双手捧起的大红苹果，苹果皮掀起一小块，一只小蚂蚁正试探着苹果的味道。钟琪说：“这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就好比科学知识的宝库，我们做科普就像掀开一点苹果皮，为小蚂蚁们打开进入知识宝库的大门。”

   而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本报记者 齐芳 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