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签名本

■苏北

文汇读书周报，2014-11-28

我现在有不少签名本的书。王蒙的，黄裳的，黄永玉的；还有铁凝、舒婷、贾平凹、邓友梅、范用、李国文和王安忆等。当然汪曾祺的签名本我最多，手头有好几本———给这些书签名已经近二十年了。

签名本有什么用处呢？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一个纪念、一个记忆而已；或者有时会翻翻，见到那些手迹，会有一些感慨。当然，它也是有点文学趣味的。签名本的商业价值有多大？那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藏书爱好者，对书的商业价值，一窍不通。

倒是有的签名本，颇能研究出一些书之外的微妙信息，或者能看出一些签名者的性格、趣味、为人和脾气等端倪。

比如近期的事，秋天在北戴河见到王蒙和邓友梅，有朋友买来他们的书，请两位题签。朋友盛情，也为我代购了两本。因同在“创作之家”住，每天见面，吃饭时就将书带上，他们来了，就掏出笔，请在扉页上写几个字。那天见到王蒙，我走上去，将《王蒙精选集》递上。王蒙穿着非常轻便的白色夏装，就立下了，很麻利地在扉页上签下了“感谢苏北先生购阅”几个字。因书是藏书者自己购买的，并非著者所赠，这也是对买书人的一份尊重。而邓友梅先生，则是另一番风度。邓先生与我同住一幢楼，每天进进出出都从他门前过。我的朋友刘政屏，是位图书人。他让同事从店里邮来十多本大开本《那五》，分发给我们。那天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敲开邓先生的门，请他给我们一一签字。邓先生穿个老头衫、大裤衩，靸着个鞋子来开门。开门一看，好家伙！一大群人！邓先生笑呵呵的，把大伙迎了进去，招呼坐下，之后便扒在茶几上一个一个开始签名，边签还边说：“这么多啊！”可还是戴着老花镜，老老实实为每人写下“×××指正”。

请黄裳题签亦有意思。黄先生去世的前几年，一个五月，我和朱自奋女士敲开黄先生家的门。因为之前已约好，所以并不唐突。黄先生仿佛又是记者来访了，规规矩矩坐在长沙发上，等待提问。我们确实问了不少问题。因先生耳背得实在厉害，因此谈话特别吃力，谈完出来，像跟谁打了一仗，体力、智力都透支得够呛。请黄先生在带去的书上签名，黄先生并不推托，而是十分麻溜，颇有名星范儿，手下特别流行。先是一本《来燕榭文存》，黄先生在扉页上写下“为苏北先生题，黄裳，己丑年夏”，在另一本我写的《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上，他本想题汪曾祺写昆明莲花池的一首诗，可是只记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后两句“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愣是想不起来，可惜我作为“资深汪迷”，一时也迷糊了，接不上后两句。黄先生不愧是大家，虽年近九十，可应变得很快，立即写道：“曾祺写昆明的雨，情韵都绝，有诗一绝，能得南疆风韵，不易忘也。己丑初夏，为苏北书，黄裳”。今年9月已过，转眼黄先生也走了两年了。我翻出这两本书，望着书的扉页上黄先生清秀俊美的字迹，心生感叹，有物是人非的感觉。

说起黄裳，他和汪曾祺、黄永玉曾有过一段非常美妙的友谊。那时年青，无牵无挂，在上海滩，你来我往，挥斥方遒，很是快乐了一阵。晚年南北呼应，在文坛上产生不凡的影响，而风格却大不相同，我有幸都见过他们，感觉真是性情各异。就说这个题签吧，如若是汪先生，你带过书去，他会很快给你签上：“汪曾祺，某年某月”；若你再请他题几个字，他了解你的，稍一沉吟，会立即给你题上两句贴切的话语；不太熟悉的，在言谈中，知道你是哪里人，喜欢什么，有什么特长，也能为你写上两句，也还像那么一回事。看后你心中会特别欢喜。因为这是独一份，是专门为你写的，用现在的话说：特供。

而黄先生，其实是一个颇倔的老头。他并不会随着你的意而为的。有些时候，有的问题，他是颇为坚持的。还是以题签为例，你若带书请题，他一般都是“为××题”，很少签个大名，更不会出现“指正”。这里“为××题”，也间接告诉别人，这书是作者自己买的，不是我黄某人赠的。因为享受赠书，这也有个“格”的问题。你配不配赠？也是有讲究的。这种习惯和风格，可以说也不是一时兴起，是几十年养成的。它是一种风范，一种气度。再退一步，用小人之心度之：将书送给一个不入流之人，日后再流入市场，岂不给自己蒙羞？这也是不得不留意的。

而黄永玉，这个老头，还真是个“活宝”。他那么老，而心那么年青。在一副苍老的身体上，附着一个孩子的表情。他在上海搞“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我赶到上海，在上图见到他，行止，动作，表情，都是那么利落和灵便，总是一副精力饱满的样子。既爱开玩笑，举止又调皮。在巴金纪念馆，他忽然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打了几个滚，把围着他转的记者吓了一跳！———大约是在巴金面前，自己再顽皮一下？

到上海，我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李辉主编的　《黄永玉自述》，另一本是个小册子，《太阳下的风景》（1994年，百花文艺版）。因在上图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办法请黄先生题签，我便将书交给周立民兄，请他方便托黄先生一签。立民兄真是负责，因为“我的文学行当”要在上海、广州和长沙三地巡展，他主持的巴金纪念馆作为主办方之一，一直要跟随活动到底。在广州，一天饭后，立民将我的两本书递上，黄先生用碳素笔，在《黄永玉自述》的扉页，龙飞凤舞地签下了“黄永玉”三个字，而在另一本《太阳下的风景》，则签上“苏北，黄永玉，2013年”。

黄先生的题签，也了却了我的心愿。汪、黄、黄，这三位老人，当年的“沪上三剑客”，人是我都见过了，书也都有了，而且还都留下了他们墨迹。

汪先生的书，我有几十本，可以装满书橱的两层，大部分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他在世的时候，出的书并不多，主要也就是两本小说（《汪曾祺短篇小说》和《晚饭花集》），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和一本文论集（《晚翠文谈》），当然还有江苏社的四卷本文集和其它的一些版本。汪先生的签名本，我大约有五六本，基本都是他送的。最早的是《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汪先生在扉页上题“赠苏北，汪曾祺，1989年7月”，那时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一次去先生家，得到了这本书。第二本是《旅食集》，此时我还在县里工作，是用牛皮纸信封寄给我的，上题“赠苏北，汪曾祺，1992年11月”。1993年初我到北京工作，接触汪先生机会多了，所受的馈赠也多了。之后的几年，先后送给我过《汪曾祺人生小说选》、《独坐小品》和《汪曾祺散文选集》等，多题“苏北存”，落款也由“汪曾祺”而简略为“曾祺”，这也可见出对一个人的亲近程度的变化。

汪先生所有的题签，字迹都十分清秀。字虽为行草，但合乎法度，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从他的题签，也可以看出他对人的尊重，看出他的修养——他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他曾夫子自道：“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自选集》重印后记）。

我对这些签名本心怀敬畏。对在这些书上留下的墨迹，都十分珍惜。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我的心中，自有他们的份量。我时常看看，以激励自己，也更好地接近他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