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解释“道可道，非常道”

武夷山

“道可道，非常道”有无穷多种解释。赵汀阳在发表于2015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则认为：

 我一直认为，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把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这不对，因为先秦的时候，“道”在绝大多数的文本里面，都应该是与践行相关的意思。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把“道”理解为“言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现代以来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意思是“有规可循之道就不是普遍之道”，这样才是通的，因为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这个才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理解，很新鲜，也较有说服力。他在文章中还说：

传统是活的遗产，而不是死的遗物。

这句话的意思很好，表达得也妙。

总之，这是一篇好文章，抄在下面，大家不妨读几遍。

继续生长，经典才能不死

赵汀阳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21日   09 版）

   经过了这一百多年，中国已是一个跨文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典是中国的，西方的经典也是中国的，这已是一个事实，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没有办法否定。

   西方有位学者在题为《何为经典》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巴赫是典型的大师，但是在巴赫那个时代，对于当时的新古典主义来说，巴赫是太老太过时了，所以不被人们注意，巴赫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死后也默默无闻，一直过了80年，由于门德尔松对巴赫的解释和推广，才使巴赫成为巴赫，否则他顶多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小角色而已。我们一般认为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经典具有某种内在品质或者是某种内在价值，故能超越时间，超越一切界限，这篇文章认为不是的，而是认为经典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巴赫，我们会觉得，虽然是门德尔松将巴赫重新发掘出来的，但是总有某种理由使其能够被接受为经典，而这个学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巴赫的音乐成了一项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事业就是德国的民族统一和清教运动。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那柏拉图呢？那孔子呢？假如没有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会成为经典吗？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经典和传统的区分和关系问题。经典和传统是不太一样的东西。经典是经常不在场的，有人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家里都有，但放在书架上永远不看的那些书。但是传统不一样，传统是现实的一部分，传统是在场的。传统不是存在于遗物当中，而是作为遗产的存在。遗物是什么东西，遗物是死的东西，就是我们搁在博物馆、图书馆或者景点被供奉被参观偶尔也被怀念的东西，它存而不活。所以当我们把一个古代的东西给对象化了，变成外在于我们生活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遗物，哪怕是有人故意让他闪亮登场，比如汉服之类，但还是死的东西。遗产和遗物不一样，遗产是始终在场的东西，是我们继续在使用的东西。比如中文，比如“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等观念，不管它们多么古老，但我们还在使用，它们是有当代性的。传统是活的遗产，而不是死的遗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典目前其实处在危险当中。中国的经典虽然被我们所尊敬，但和当下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这些经典不再塑造我们的生活，不再塑造我们的人格，不再和伟大的事业相关，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变成摆设，或者变成了电视上的表演。我们可以问一句，哪些传统是现代中国人坚决不愿舍弃的呢？我们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除了舌尖上的中国，很难说哪样传统是大家拼命要维护的，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你也许会举出国画书法之类，但这些东西只是幸存而已，而且越来越边缘化，它们是当代生活中的一种景观，而不是大家普遍的生活实践。当然，我们还有机会，中国的文明是很坚韧的，今天的断裂不是完全的断

   裂，既有断裂又有连接，有相连的地方，就有重新接续的机会。其实我也是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我也认为我是在做中学，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礼乐的中国不存在了，古代的中国在今天的存在是一种方法论的存在，是在我们思维方式里的存在。

   所以我管今天的中国叫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要活下去，就必须活在不断的建构和创作中，我的意思是说，必须让古老的观念能够活在当代，能够以当代的方式生长，或者说能够给经典开发出当代性，让经典增值，有可能跟经典不是完全符合，也许有些变化，但是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增值的。我一直做这样一个实验，即把古典的思想看作活物，这个时候我想让古人继续学习，也就是说让古人通过我们的心进入当代，来重新学习。如果碰到一个当代的问题，我就想，假如孔子在世他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孔子肯定不会坚持他两千多年前的看法，那孔子会怎么看，我们只能猜。当然猜别人之心是很难的，我觉得幸亏莱布尼兹给我们做了榜样。莱布尼兹猜测上帝就是从众多的可能性中挑出最好的那个可能性。我自己是努力这么做的，比如说我的《天下体系》，很多西方学者说我的书里面虚构的成分太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的天下体系是虚构的，但是是以周朝的观念为基础的。也有学者说我这个是又一轮托古改制，这个我也愿意承认。我认为这样恰恰是给经典一个新的机会，使经典能够活在当代。

   我还想分享几个重新阅读中国经典的小例子。《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我一直认为，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把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这不对，因为先秦的时候，“道”在绝大多数的文本里面，都应该是与践行相关的意思。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把“道”理解为“言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现代以来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意思是“有规可循之道就不是普遍之道”，这样才是通的，因为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这个才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确实在这一百年的崇洋媚外当中，很多人是习惯性地看低中国经典。比如大家都说中国没有逻辑。我认为，中国确实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体系，但是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逻辑的洞察。现代逻辑学有一直觉主义派，他们发现排中律是应该受质疑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像排中律是不能无条件滥用的，如果无条件滥用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可判定的问题。其实像这样一个先进的洞察，《墨子》里面就有了。中国经典里面，像这样可发掘的东西是很多的。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