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5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译文]

 九州大地如何安置？河流山谷怎样疏浚？
东流之水总不满溢，谁知这是什么原因？
东西南北四方土地。哪边更长哪边更多？
南北顺量比较狭长，长出地方又有几何？

        一、九州地理（乐国培：《天问解读》p60-66）

 所谓九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

《尚书·禹贡》根据“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以此

划分的九州范围，依次是：

1.徐州：起自黄海、泰山、淮河，涉及山东、江苏、安徽。地为红色

粘土。

2.冀州：起自黄河壶口，涉及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部份地区，地

为白壤。

3.兖州：起自黄河下游、济水，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地为黑壤。

4.青州：起自渤海、泰山，涉及河北、山东半岛，地为肥沃白壤。

5.扬州：起自淮河、黄海，涉及江苏、安徽、江西及其以南的地方，

地为潮湿泥土。

6.荆州：起自荆山、衡山，涉及湖北、湖南，地为潮湿泥土。

7.豫州：起自中原、黄河下游，涉及河南、山东，地表为柔软的土，

下层为肥沃而硬的黑色土。

8.梁州：起自华山、黑水，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地为黑色

松散的土。

9.雍州：起自黑水、西河，涉及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

地为最上等的黄壤。

上述划分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大禹时期虽然九州和华夏已

经统一，但无论华夏或者九州地盘都没有这么大，山东、黄海还属东

夷的地盘。即使是前秦的战国时期，中国也没有这么大。就是到了秦

一统后，当时的中国还是没有这么大。

根据各种记载分析，远古时期，在中国的陕西、甘肃、河南、山西一带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以黄帝为首的部落，占据了华夏。另一个是炎帝的部落，占据了九州。九州在黄河的上端，华夏在黄河的下端，因此，炎帝的部落应该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一带，黄帝的部落应该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一带。

史前2500年左右，一方面是由于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在扩大，不停停砍伐耕作，出现了水土流失，使得河床抬高，影响洪水排泄。另一方面是由于地球出现了一期回暖期，冰川消融，暴雨不断，开始不断发大水。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并不是清楚，处在黄河下端的黄帝部落把责任全部怪罪到黄河上端的炎帝部落，于是就发生了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的战争。黄帝的孙子颛顼在追杀共工氏首领时，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地震，这就有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奇传说。

黄帝部落在追杀炎帝部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在传说中会有颛顼杀共工、祝融杀共工、禹杀共工等各种版本。

(说明：因为夏族来自埃及，黄帝、蚩尤的人员出现在甲骨文中，类似“华”、“呙”之类的字出现，说明女娲伏羲的华族，蚩尤、黄帝部落出现在大邑商历史中，而炎帝人员在甲骨文中找不到，可能只有贞人“祝”或许与炎帝部落的祝融有关。但甲骨文没有记载夏朝历史，真正的夏史以及所谓五帝历史，可能发生在埃及一带。

关于夏的记载都是周人的追忆。周人自称我有夏或我区夏，并能严格区分周人和夏人。西周时期夏的同姓诸侯国只有杞、曾（左边有邑旁，无法打出）二国。他们与周人彼此并不认同，周人也常称呼夏为夷夏。现在看来周人自称有夏与夏后氏的有夏完全是不同的。周人自称的夏应训为为大，周人的方言称呼大为夏。关于夏人，周人评价也不高，认为夏人不德，所以被商人革了其命。 
   周人和夏人的联系主要是周人记载周人的祖先稷曾在虞夏朝当官。但是周人的这段记载可信性非常低。与甲骨文关于周人的活动区域是有矛盾的。与考古上的先周文化、光社文化也无法完全对应。在积年上与商王的世系也差距太大（大约差一倍）。具体不展开，有兴趣的，自己查资料。

结论，从文献和考古上无法确定夏朝的记载是信史，五帝历史，包括炎黄蚩尤大战，更不是信史。我们对比炎黄大战蚩尤，与周公东征的地图，可以推测炎黄大战蚩尤，是武庚叛乱与周公东征的神话改写，而且当时发生了地震，让东征变成了持久战。

因为崇侯虎在甲骨文中是武丁时代人，《易经》中的“虎”就不可能是崇侯虎，而是追随微子启叛逃的黄飞虎，是黄帝部落的人。微子启与帝辛有矛盾，而且也因为不孕毒酒没有后代，担任宋公以后，由仲衍接班，他在叛逃前获悉了天毒国（玄菟）在大邑商王宫投放不孕毒药的事情。黄飞虎与蚩尤在商的大量官员有矛盾，结果叛变了——“大人虎变”。本来是蚩尤、黄帝部落投靠大邑商抵抗西岐，到了周公东征之际，变成了黄帝、炎帝部落投靠西周，讨伐武庚叛乱，共工就代表武庚。蚩尤的顽抗势力九黎，就代表飞廉领导的商军。蚩尤被杀的地点可能就是武庚或他的儿子被捕或被杀之地。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二、甲骨文中的夏朝——Memories of Old

      陳大舍 独立学者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虽然在此之前，中原大地上已经存在着无数个城邦和若干个不同的文明系统，比如距今五千年的红山和良渚，以及之后的石峁和陶寺，还有再晚一些的龙山。这些上古文化遗址大都或多或少的能够对应到古文献中所记载的五帝时代后期，也就是唐虞之世。但之所以“夏”称之为第一个王朝，而不是被五帝时代的唐、虞，乃是因为从“夏”开始，中原大地上才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

  历史上夏朝的统治模式还不是宗周式的封建，而是一种以大邦领导小邦的城邦联盟。按照王国维的总结，就是当时的大邦与小邦之间有上下，而无君臣。刚才说过，上古时期中原有着诸多的文明系统，最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分别有着山东、河南，一东一西两个不同的支派。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东夷西夏”的格局。

  而夏朝的前身是一个叫做“崇”的城邦，位于今日河南嵩山一带，属于西部龙山文化。“崇－夏”与属于东部龙山文化的东夷诸邦国比如有穷、寒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之中，夏朝在夷夏诸邦中建立了自己的威名，从而得到了世代保有天子之号的权力。

  西部龙山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就是玉珪和玉璇玑，这也是夏朝的权力象征；而东部龙山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则是薄如蛋壳的黑陶。

  但是，这么一个存在了数百年的王朝，在近代却遭到了诸多质疑，很多人认为夏朝的历史乃是是一个虚构的传说。因为迄今为止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根本没有关于夏朝的任何记载，而且也没发现过任何一个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上古遗址。

  所以就有另外一些学者展开想象，认为夏朝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外国”的朝代，尤其是中科大的孙卫东教授认为夏朝其实就是古埃及，因为古埃及和夏朝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葬礼上的白衣哭丧、“奠”字和圣甲虫的“形似”。甚至大胆地推测了《山海经》中的“众帝之台”就是金字塔；大禹有可能就是蝎子王——而且，古文献《尚书笺》不也有云：

  “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

  这种观点一出来自然是被视为哗众取宠，被认为不值一提。虽说学术讨论，自古以来就是多歧为贵，而且“文明西来”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夏朝即古埃及”的高论确实也实在是太不客观。

  有人能有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对历史，尤其是外国历史的一知半解。因为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三千多年前的世界实在是太古老了，太久远了。想来当时全世界都是荒蛮恐怖的未开化之地，而大概只有古埃及才是文明繁荣的社会，于是就给夏朝按了个古埃及的身份。但是这些人可能全然不知在当时的中亚已经有了繁华如梦的埃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在西亚也有着盛极一时的西台帝国；在欧洲有着辉煌的米诺斯文明；而在印度雅利安人也建立了吠犬文明……也就是说，如果真如这些人所言，夏朝是埃及人建立的，那古埃及的法老和祭司们是如何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和自己文明程度不相上下的帝国，跑到太阳升起之处去搞“秩序输出”呢？

  其实反驳“夏朝是古埃及”的说法都不用任何“学术”含量，很简单的事情——夏朝没有古埃及“猫奴”，夏后孔甲喜欢蓄养一种被称为“龙”的动物。

  至于关于商朝的甲骨卜辞中没有提到夏朝的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解释——那就是商朝人对夏朝另有称谓。甲骨文是卜辞，也就是对鬼神、祖宗祈祷、占卜时的祈祷文。这种“应用文”类似于后世道教“青词”，而且有着一套严格的写作格式、术语。比如一条完整的卜辞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叙辞，也称述辞、前辞，记叙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

  其次是命辞，也叫问辞、命龟之辞，向神明陈述要占问的事情；

  接着是占辞，也就是记录兆纹情况及所得出的吉凶判断；

  最后是验辞，即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情况。

  而占卜的内容主要是预测农业生产、狩猎、天气、战争、疾病、祭祀等日常生活，很少提到历史。而且，商朝的统治者素来有着很多的忌讳，总是尽量避免与鬼神发生冲突。所以在商朝灭亡夏朝之后，肯定对夏朝也尽量避免提及。即使不得已要提到，也一定要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就好比在清代的官方史料中肯定不会出现明安宗或明昭宗的庙号或者以隆武、永历年号的纪年；而现在的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承认大同、康德年号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为何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并没有关于“夏朝”的记载。

  不过在武丁大帝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却多次记载着一个当时已经灭亡的国家——“西邑”，意为西方之国。这个已经灭的国家经常被商王朝与开国元勋伊尹，也就是甲骨卜辞中的“黄尹”，同时祭祀。因为商朝人认为“西邑”能作祟危害商朝的太平，所以需要通过祭祀加以安抚。

  而这个“西邑”，在《尚书·太甲》中被明确的说明就是夏朝，书中这样记载了伊尹说的一段话：

  “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

   翻译过来就是：“我，伊尹曾经见到了西方之国夏朝，在开国之初曾经有始有终的施政；而后代继任的君王却少于坚持下来的”。也就是说，从这里开看，商人对夏朝的称呼很可能是“西邑”，而不是“夏”。

   历史上的伊尹不仅仅是商朝的国父，他也曾经侍奉过夏朝的末代君王——桀，更试图调和过夏与商之间的矛盾。而伊尹一生所深爱的女人，就是夏后桀的元配“妹喜”。关于夏桀、妹喜、伊尹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在当时定然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所以即使是非常严肃的左丘明也在《国语》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虽然是寥寥数语，但却交代了妹喜和伊尹之间的关系。而成书晚于《国语》的《古本竹书纪年》则讲述了一个更完整的故事，夏桀抛弃了结发之妻妹喜，将其流放到了洛水之滨。在这里，妹喜和伊尹开始了交往，并最终向自己曾经的挚爱报仇，灭亡了那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甲骨卜辞中，妹喜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被称为“蔑”。她也和自己情人伊尹以及恩深怨深的故国一同在商朝的神坛上接受着膜拜和祭祀。

  而“夏”这个称号则是夏朝人自己和崇拜夏朝的周朝所使用的称谓。因为夏朝和周朝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唐朝和后唐、南唐那样的继承关系，也是类似于金朝和大清、大明和民国之间的精神传承。所以，周朝在与商朝争战时便十分强调自己和夏朝千丝万缕的羁绊，并经常自称为“有夏”，直接以继承人自居。比如《尚书》中周公就说过：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后，“夏”的概念被天下之人普遍的接受。所以凡与周朝同盟的邦国也被称之为“诸夏”。

  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和二里头绿松石兽面牌。

  最后再说一说关于夏朝没有城市遗址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早就给出了答案——匈奴为夏朝之后，也就是说夏朝其实是一个游牧国家。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也记载了夏帝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生活特征。而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也曾经做过“牧正”，也就负责畜牧的官员。可知夏朝统治者于畜牧业上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而夏朝存在的时期，也正好是东亚地区游牧文明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所以说，作为一个“行国”，也就是游牧的王朝，没有城市遗址简直可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说明：本土发现的崇，西邑，其实是埃及在华的区夏殖民地，埃及法老一般是不会亲自来华的，但他们的在华使者传播法老的谱系与历史。三星堆的一部分下（夏）里巴人很厉害，可能是逃离埃及的犹太人，能够制造扶桑神树，是商周两族达不到的冶金技术。成汤灭夏完全是太姒、尹佚用来编码殷周要人，搞阴谋反商的神话军事秘本，比如帝辛用夏桀代表，妲己用妹喜代表，尹佚用伊尹代表，等等。《逸周书》提到王琰，王婉二女为帝辛殉情；而妹喜失宠后，与夏桀淫乱的二女就是婉，琰。夏桀的故事是根据帝辛的历史，以及埃及第18王朝末代法老（姒履癸）的在华使者的故事伪造的。

真正的姒履癸是阳甲、盘庚时代的埃及法老，晚年无子禅让，从埃及第18王朝和平过渡到19王朝。他的在华代理人，因为宗主国埃及发生权力交接，就在华胡作非为，组织群交淫乱来扩大增加夏族的子民，人道尽灭，沦为妖族，结果被九州人民围攻而流放，称为夏桀，区夏殖民地一度萎缩。而巫族寄生在大邑商高层，引起了武乙射天的破除迷信活动，但造成了愚昧民众更大的不满与离心离德的抗议。到了昏庸残暴的帝乙、帝辛时代，区夏妖族就利用各族人民的反商独立运动组织复仇，而两张女妖王牌就是妲己与太姒，分别利用商、周兴风作浪。吕尚对商失去信心后，可能想投靠孤竹国，但最后去了西岐，吕尚也有伯夷外号，又封于齐，孤竹国在外活动，推动禅让民主运动的两位政治家就被人用吕尚的两个外号命名。而太姒灭商的坚定言行，被后人说成是吕尚凶狠，在武王伐纣时大开杀戒。

在殷周之际，华族与华丽富贵联系，属于崇尚光明的自由劳动部落；商族与上等联系，是统治阶级；夏是下等妖族，来自西夷，但带来了先进的象形文字、冶金与造坟技术，也带来了专制与淫乱，被九州各族歧视。直到同样被歧视的西岐周族崛起，他们就投靠周造反，推翻被巫族控制的大邑商，解放了被作为巫教人殉、人祭牺牲的各族民众。崇国因为亲商，所以被重用，而有崇高之意，其实不过是甲骨文上的“虫白”。

另外，胶鬲很可能来自女娲部落，鬲与呙接近，胶是与女人做爱之意，自然与女娲崇拜有关。商族用妲己塑造女娲，又有胶鬲这样的叛徒，女娲崇拜在武王伐纣后开始退潮，周公东征后女娲信仰进一步衰落。但在西王母崇拜盛行之时，华族的华仕兄弟用妲己形象塑造泰山的女仙碧霞元君，结果被吕尚处死，吕尚因此获罪于天，而无法成仙。

所以，三皇、五帝、区夏、商是稍有先后，而几乎同时并存的九州政权，就像天空中不同年龄的星座星辰能够被我们同时看到。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地理多方位的视角，它们就成了按时间先后排列的九州政权，结果把中国远古历史过分拉长了。其实，中国远古信史，目前只能从有明确甲骨文记载的大邑商历史开始，三皇、五帝、虞夏的传说，属于大邑商信史以外的九州其他区域的野史，大部分上不是商以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