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一词源于清代官员的红色官帽，之后成了官员的借称。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出现后，“红顶”一词更加流行。不过这也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红顶”似乎只与商人有关，其实不然，在学者中也存在着“红顶”，这就是所谓的“红顶学者”。

红顶学者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红顶而后学者，也就是在政界谋得职位后，设法把脚伸向学界，到高校或研究机构弄个客座教授、名誉教授或者特聘教授，有时还带硕士生甚至博士生。这样的例子经常见诸于报端。某君在法院担任要职，平时喜欢舞文弄墨，一个偶尔的机会当上了某大学法学院的兼职博导，从此他就成了学者型官员。

红顶学者是政界和学界达成的一种共谋：政界可以从学界获取高雅的光环，以使自己显得不俗；学界需要政界的支撑和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帮助。某大学既不是省重点，更不是国家重点，但由于省里主管教育经费的“红顶”是该校的“学者”，该校的经费拨款并不低于、有时甚至高于省重点大学。

这样的红顶学者讲起课来事例丰富，但并没有多少学理性。他们偶尔也会发表文章，但多半被学界视为“闯入者”。尽管如此，他们很受学生欢迎，不过学生欢迎的不是他们脑袋里的学识而是他们脑袋上的“红顶”。某“红顶”在高校当兼职博导，每年都有很多人想跟他，因为学生们很明白，“红顶”虽然不“博”，也“导”不好他，但将来可以为他找到好的去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遇到过某“红顶”门下的一位博士生。我问他的导师是谁，他踌躇满志地说，是省里的某某领导，并且说有一次他给“红顶”拜年，“红顶”反而送给他一盒非常贵重的茶叶。从这位博士生的神情来看，仿佛他将来一定也会“红顶”高戴。

另一种情况是先学者而后“红顶”，即先潜心治学，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界。此类红顶学者的负面影响通常要小于前者，因为他毕竟是学者，知道传道、授业、解惑的具体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负面影响。某教授是硕士生导师，在一次省公开招干中戴上了“红顶”，但仍然继续在高校带着研究生。由于政务繁忙，该“红顶”的研究生课几乎形同虚设。无奈，学校给“红顶”配上了副导师。

从理论上讲，红顶学者的存在并非全是坏事，因为红顶学者既可以用所学知识指导政务，又可以通过政务活动来检验和丰富所学知识，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红顶学者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根本兴趣在于“红顶”，“学者”只是装潢门面的一种手段。

对于学界而言，红顶学者的存在妨碍了学术公平，因为有些红顶学者直接掌管着学位点的申报、课题的审批、成果的评比。某大学在历届的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经常数量领先，因为在评奖的关键环节上有着该校的“红顶学者”。

关于“红顶商人”，中纪律、中组部早在1984年就发出禁令。而对于政界和学界共谋中所产生的“红顶学者”，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禁令，这就要求我们一定不能被红顶学者的“红顶”的色彩所迷惑，也不能被“学者”的光环所蒙蔽，而要清醒地认识到其背后的负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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