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情况是逐步从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向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转变。

1、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的表现：

（1）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本质归结为原子的本质，形成了机械的原子主义的自然观，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原子乃至各种物质都是孤立而静止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因而只要发现了单个原子的性质，也就等于发现了整个世界的性质，而且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它的原子所决定的。征诸方法论的实际，近代自然科学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将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或要素从它所在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理想化的观察和研究，在这种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推导出这个孤立部分或要素的性质和规律，从而由此推断整个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这种分析还原的思维方法，对整体事物愈益细微的部分或要素进行了空前深入细致的考察，但是却根本上忘记了由这些细微的部分或要素所构成的事物的整体。由这样的方法论得出的科学知识主要是一种分析性的演绎知识体系，其概念清晰准确、逻辑思维严密、语言形式美观，具有“最严格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的技术——改造世界的科学手段和工具，便成为解构自然整体的技术手段，从而把完整的自然体系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彼此“失去了”自然界内部固有的普遍联系，从而为人们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强大的科学技术工具。结果自然的部分服务于人类的物质效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自然的整体却遭到了空前的分解和破坏。

（2）社会（人文）科学把社会理解成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所构成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这些个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彼此独立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因而形成了个体主义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认为，只要每一个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利益，那么通过机械相加，就会知道整个社会也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益。西方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大多建立在这一社会观也是其人性观基础上。例如在经济学中表现为理性经济人（人性恶）假设——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内在地倾向于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在法学中表现为人都有犯罪的本能倾向（原罪说的人性恶），在政治学中表现为个人（民主）权利的绝对化（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皆由此而来），社会学中表现为个人的非社会性、社会的个人加和性，个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只有物质的和外在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物质生产关系上的本质联系，而更多地关注人的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性；伦理学则更多地集中于约束人的恶性，用逻辑上外在于人性的所谓社会规范或者上帝般的神谕（或外在于人自身的道德律令等）来约束人性，而实际上我们知道道德是内在于人性的。这些世界观方面的理论转化为方法论，就是个人主义的分析还原方法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分析都基于对构成社会的个体人的分析，并从个体人的性质推及整个社会的性质。在近现代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个人主义主要是被当作一种方法论而应用的，这一方法论要求人们一切从个体人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这个个体人又是与其他个人无关的孤立个体，因而这种作为分析之出发点的个人便成为孤立的抽象的人，即与他所存在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无关的个人。抽象的个人成为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或者其理论的哲学前提（人性预设）。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引申出了可与自然科学相比美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体系（当然比起自然科学来，其“科学性”程度大大降低了），把这种理论体系转变成改造社会的技术手段，便是能够解构社会整体的私有制，将社会整体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其利益具有最为清晰的区分度，并在现实关系中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结构达到了这种个体主义社会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最高的实践境界。这种技术在社会政治领域就表现为充分张扬个人意志的民主制度，所谓民主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各种利益，社会（包含国家、集体、组织乃至家庭等）应该为每个人服务，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民主制度旨在促使个人实现其征服社会和战胜社会的愿望（人权），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是外在于个人并与个人相敌对的东西。显然，这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乃至改造社会的技术（制度体系）严重忽视了社会的普遍联系性——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复杂的关系体，因此个人也就成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与社会关系无关的人。由于这种理论和方法不符合人性和社会历史的实际，因而其民主就不是真正的人在做主，而是单纯的物质在做主，这个物质就是作为当代私有制社会之财富象征的金钱，因此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钱主”（广义理解为“物主”而非“人主”）。因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不可能均分到每个个人身上，实际存在的由私有制所内在决定的资源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又决定了只有那些占有绝对优势资源和财富的个人才有自我做主并征服和战胜社会（大多数其他人）的资格、条件和能力。

2、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现实表现：

（1）近代分析科学发展到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阶段，必然地出现了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世界观把任何事物乃至世界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而且由于这种普遍联系，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事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意义上建构起了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乃至整体主义的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观点。因而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系统综合的方法——系统的分析方法和系统的综合方法的辩证统一。系统的分析方法不是原子式的还原性分析，而是把系统的各个部分或要素放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性质、结构和功能等的分析，而后再通过考察这些部分或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来考察系统整体的结构和功能——这就是系统的综合。这样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客观上能够引起对一种系统性整体的整合性建构，故相应的技术就属于整合建构性技术（与前述的分析解构性技术相对应），因此这样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和谐的结果，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而非人要战胜和征服自然，自然是人的敌人。

（2）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在沟通人与自然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应），以及公有制的技术体系（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应），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是作为社会人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些制度的主体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个人，社会人追求的是社会利益，并在此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总体上增进社会利益为前提，同时社会利益的增进则有利于每个个人的利益的实现。个人和社会在现实的发展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向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复归”。显然，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坚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建立符合社会历史和人性实际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

  从现实发展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在社会历史和人文领域，由于私有制的历史惯性和国家等人类部分利益之间的传统矛盾，这种全新的理论方法难以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体系，但是在现实中的实践遭遇到愈益复杂的传统阻力。从根本上说，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科技范式只能是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这样才有可能把生态科技和人性科技变成普遍性和渗透性的科技要素，用以提升当今的各种科技要素，使当今的物性科技文明（物本文明）朝着人本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方向进步。解铃还需系铃人，科技的生态化和人性化革命是人类和地球命运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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