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往日追忆二三事” —— 仿佛一瞬间，我呆在这个学校已经超过20年，期间很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也有许多温馨的事情发生在我周围，值得回忆。我的许多师长，例如张培华老师、华光老师、孙建国老师、周蕙兰老师及石耀霖老师等，使我感到很温情的一面。 

      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没有直系或旁系亲属定居海外的话，必须在国内工作满5年，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我便属于那没有海外亲戚的一分子，于是，虽然内心并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便在我现在的单位找了个工作，呆了下来。

        这一呆就是4年多，时光如梭，我也完成了从助教到讲师，从单身生活到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的过渡。1993年初，考虑到5年服务期限将至，便也随潮流TOEFL与GRE了起来，并遍撒“英雄贴”至欧美日澳各国之大学，极力地自己推荐并请我的大学与研究生老师推荐自己。终于，1993年暑假间、正值酷暑的一日中午，我在居住的属于单位的的筒子间里，手捧金庸宝书阅读正酣的当儿，一位年轻同事带来了一个从J国T大学发来的传真，传真上的内容显示，我获得了该大学的一个J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可以于当年的10月底前，去J国的T大学学习。

        但我面临一个难题：我还必须再为国家服务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满足五年服务期限的条件。于是，在我老师的建议下，当时非常年轻的我，直接闯进了我们学校常务副校长张培华老师的办公室，拿出了那页传真，断断续续、同时也是非常紧张地叙述我的故事，希望出国深造的故事。

        张培华老师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在送我出她办公室门的时候，告诉我耐心等待，他们会认真考虑我的情况。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我的小屋，但接下来的故事却非常简单，令我喜出望外。我后来得知，在我所在的部门老师们，特别是周蕙兰与石耀霖两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下，我被告知：我可以通过单位公派的方式出国，前提是“学成以后”回来。于是，我按部就班地办妥了一切手续，于当年的金秋时节，踏出国门，开始了我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

        但我的公派护照之有效期只有两年，这一晃到了必须办理延长其有效期的时间。于是与大使馆无数次的电话与传真，甚至亲自跑去大使馆交涉等等，那种辛酸与无奈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都怀无限感触，不忍触及。好在，当我使用越洋电话，告知学校人事处的孙建国老师，以及外联处的华光老师，办理护照延期时需要学校准备的一大堆单位证明材料时，就是这两位老师，为我的这些事情，数次跑到三里河学校所属的部委，与有关部门联系交涉，很快地将所需全部材料办妥，并分别用快件寄给我本人和相应的我国驻外使馆，又一次让我感到我们学校与老师给予的温暖。

        最初大半年留学时间，是我人生当中感到最为无助的一段日子，所在国语言一点不懂，主要的是与我指导老师S教授在沟通方面成了问题，S教授布置的论文研究方向，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于是，我将自己的困境，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了我在国内学校的石耀霖老师，希望得到一些他关于如何面对留学生活，以及如何与国外指导教授沟通方面的指导，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及时地收到了石老师的回信，并得到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与建议。

        于是，我与S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及我对其所布置论文研究方向的困惑，以及我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等等，同样非常幸运的是，S教授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并给予我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同意修改我的论文研究方向，并在我以后的博士论文工作中，就他所知，给我以极大的指导与帮助。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3月间，我们院系与我原留学的T大学地震研究所签订了一份关于科研与教育合作的备忘录，我代表我们院系，与来访的该所Y所长一起，在我们学校共同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我特别提请随团访问的，曾经任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的K教授，首先安排我的指导老师S教授，进入当年度来访的三人教授名单，并给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们讲授一门讲座课程。期间，我陪同S教授散步在美丽的校园，谈及当年那过去的诸多往事，包括我向他言及修改论文方向的一幕，真有一种“往事并不如烟”的感慨。

        1996年底，经过学习上比较艰难的三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于是，在答应我的指导老师S教授，继续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半年的同时，开始与我原国内单位联系我回国工作的一些具体安排。时任我们院系副主任的周蕙兰老师，为我具体联系并办理申请有关部委等的基金事宜，她亲自多次为我去跑相关部门；还有时任我们学校副校长的石耀霖老师，在电话及Email中，为我所提的一些要求，例如：安排我太太的工作问题、安排我回国后的生活住房与办公室问题等等，一件一件事情，亲自过问、联系与落实，使我感到非常地温暖。

        1997年夏，相别近4年之后，我与太太两人一起，乘上至北京的航班，回到了国内。由于我们携带的行李较多，经过北京机场海关时，受到了海关方面的特殊关照，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我们进行翻箱倒柜般的检查，加上当天的气温高达40度，于是心中便越发感到极度地沮丧，到了最后，我们所在的那个航班，就仅剩下了我与太太两人。终于，满身大汗且精神非常疲惫的我们，能够被允许推着被翻得非常凌乱的几个箱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机场海关的出口。

        不过，在海关出口，我们看到了石耀霖老师、胡天跃老师与杨忆老师三位，仍然站在出关口外，一直等在那里，这是一幕我们至今想起仍感极度震撼与温馨的画面，尤其是经过北京机场海关那倍感无奈与屈辱的过程之后！

        转眼间，回国之后，我在这个学校又“呆”了十余年时间，中间又有许多事情，使我难忘。包括当我后来回到学校，一些不是石耀霖老师能够控制，甚至不是我们学校能够控制的原因，导致原先似乎已妥的我太太的工作安排，以及我们的生活住房安排，也一件一件地成了永远没有落实、没有任何下文、没有解决的问题。

        回国之后学校这十余年的时光，又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我所在的地球科学学院，在2004年分离并重组另外一个独立的资源与环境学院之后，现在仍然发展为教员30余人，学生700余人的规模；在传统的亲和环境之外，通过众多年轻学人的加入，还使得我所在的这个学院，充满着一种年轻与奋进的味道。

        谨以此一短文，献给我为之工作多年的学校。（2009年10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