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前面讨论了中国渐进式外生之路的背景即外强内弱,以及条件即上强下弱、整强个弱和政强经弱,讨论了这一阶段对于现代化的优势和某些不利影响。可以说，优势和弊病都具有根本性。面对如此尖锐对立的利与弊，自然会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理论上的认识，其二是实际上的操作。

在理论上如何看待这一身而二任的四强四弱？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社会结构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强内弱的状况,要使社会的内部,从基层产生现代化的动力,要让每个公司、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形成融合的机制,发展经济,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一句话,就是要使四弱强起来,要实现现代化。目前，中国的日益强大正在逐步改变外强内弱的背景，以至发展到G2，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基层、个体和经济的发展也正在改变三强三弱的格局,因而，中国渐进式社会结构转型初级阶段的背景正在改变,条件正在销蚀,初级阶段本身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如果要坚持这一发展道路走下去并继续发挥其优势,就需要维护在一开始作为必要条件的三强三弱，然而这一点又和发展的初衷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违背。究竟如何看待三强三弱？这是在理论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这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从目标选择、政策制定、具体实施和舆论导向都是在自上到下的各级领导者的领导下进行的,然而由此所迈出的每一步又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其原有的权力和功能，把更多的事情让民众、企业与个人,以及让市场和社会去做，也就是“国家回归社会”，“逐步通过法政途径将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选择权和发展权还给社会,还给市场”。于是，外生之路在现实上的困难在于,领导者是在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削弱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自己反对自己！干部怎么会自己反对自己？

既然如此,无论对这一点的认识如何,在实际中就可能发生少数干部有意无意地干扰或阻碍这一过程,维持三强三弱的地位,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对自己因此而失去的那部分权力的补偿。类似地，“人们对国家的期待和对法治的要求里包含了某种矛盾：既要求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同时又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这种矛盾可被称为‘国家悖论’。既要清算全能政治的遗产，又要充分肯定现代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i]。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村干部直选。原先都是由乡镇长任命，村干部因而多半对乡镇长惟命是从，竞相巴结讨好。直选了，选出来的村干部在相当程度上要听村民，对全村负责，自然对乡镇长有所冷落。令人难堪的是，还要由乡镇长去做动员，选一个未必听命于他的村长。乡镇长这是何苦？

上述过程在上世纪有所推进，但近些年却出现了权力的集中和强化，国进民退就印证了这一点。金融危机救市方案的出台和实施昭示和加强了这一点——政府很难让出其权力。实际上，正因为此，在其他外生型国家的追赶途中，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曾发生暴力和社会动荡，无论是东亚的日本还是韩国，还是南美的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一部世界文明史，有几人在大权在握之时激流勇退？或许除了华盛顿。

如何看待外生之路的悖论？如何回答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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