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先重申本系列开篇中国人，你为何不创新？——那只欲断而未断之腕……（三1） 中的一段话：

创新还有主次轻重之分。虽然徐悲鸿的马和周杰伦的菊花台也都是创新，不过对于一个社会长期和稳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创新在于以下方面：增添、修正和完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可以交流和共享的新的认知平台；在此基础上发明创造相应的设施，构建新的实践平台，提升人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相处时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以及调整人类发展方向上的价值判断。

中国人缺少创新，尤其缺少在上述范围的创新。在当前中国特定的体制和文化氛围中，创新被导向其他途径（不是上文已分析过的负面歧途）。

博主在“人的“自然-社会，认知-情感”需求层次及其实现途径（一）”等博文中分析了与马斯洛需求层次有所不同的需求层次，分别是“自然性物质需求”、“认知-控制需求”、“社会性物质需求”、“自然性精神需求”，以及“社会性精神需求”。

“自然性物质需求”为各民族及所有人相同的最基本的需求，生存与繁衍。在这之上是“认知-控制需求”，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需要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进而管理、控制和支配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环境。这一需求是实现后续需求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之上依次，或者分别满足社会性物质需求和自然性精神需求，最高是社会性精神需求。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第二步就与众不同，体现出对于“认知与控制”的中国特色。对于自然，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对于社会，是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样的“知”与“治”是意会知识，自己不能积累，他人无法共享，社会难以前进。传统文化进而把这样的“知”与“治”作为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等同于人生的最高境界。无疑，这两项追求也确实应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未经“认知-控制需求”和“社会性物质需求”，缺乏认知-控制和物质上的支撑，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至于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不过是培根（说的是“三大发明”）和后世给中国历史戴上的桂冠；一来没有相应的认知作为基础，二来中国古人实际上对此并不以为然，重要的不是“技”，而是“技”背后的“道”，技以载道，也就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精神需求。脱离道之技，只是奇巧淫技而已。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在认知-控制需求的支撑下，发挥了远远超过其在发明国的作用。洋务运动，国人悟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实际上未果；鸦片战争后百年的屈辱，倒可以说是洋人“师中之长技以制中”。

由于认知-控制需求落在虚处，以及社会性物质需求匮乏，因而传统文化看似精致，实则缺乏支撑摇摇欲坠，总让人捏一把汗，不知所终的孔子像就是明证。正是在最低层次自然性物质需求之上，越过作为必由之路的认知-控制需求和社会性物质需求，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数千年如一日；正是对超越性的自然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精神需求的强调，中国社会得以在四大文明中独树一帜，延续至今。这就是中国的“超稳定”结构。这或许就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爱恨交加的缘由。

对精神需求的追求传承至今。不过时至今日仍然强调且越发强盛的是社会性精神需求。依然把自然性精神需求作为最高境界者，已经如珍稀动物般越来越少，唯有少数耕耘于一线的老科研人员，把认知需求当作精神需求的全部（有意思的是，民科往往也有这样的精神追求）。而社会在宣传他们的“事迹”，弘扬其榜样时，对于其自然性精神需求往往看作是与众不同甚至有些可笑的“痴迷”，如看待珍稀动物那样“围观”，有意突出的多半是社会性精神需求，也就是“默默”和“奉献”。时至今日的另一项变化是，社会性物质需求无论在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都得到极大膨胀。当国家把GDP作为中心，映射到个人往往成了唯利是图。于是，社会性精神需求和社会性物质需求在当代中国奇妙地“走到一起来了”。

在主流媒体竭力弘扬社会性精神需求之时，这种结合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先去追求和满足社会性精神需求，回过头来再实现其社会性物质需求，诸如我要上春晚、达人秀、好声音、非诚勿扰、感动中国，还有林林总总的大V、凤姐和芙蓉姐。社会看来当真是多样化，个人从不同角度投其所好，条条大道（或者歧路）通罗马，不过都是通往实现社会性精神需求；然后再回过头来，实现其社会性物质需求。上文中给科研人员戴上五花八门的帽子，回过头来凭帽子大小论赏，领取课题费和奖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归入这种类型。在众多路径中，为官因其社会地位的变现能力强而最有吸引力，所以成为不少人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