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一字之错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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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张厚生先生与图情教育三十年》已正式刊出之后，我将该文的“修改稿”在博客中全文贴出。目的是为了更广泛的共知共享，另一方面清明节在即，也算是寄托一种哀思。
贴出之后发现“张厚生先生（1943.8.21-2008.8.8）自1967年7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习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着与书相关的工作：读书，管理书，写书，编书，教书，评论书。”，这开头句“图书馆学习”别扭，赶紧把“习”删了。隔天清晨发现仍然有错，应该是“图书馆学系”，我查证了源文献，也清楚记起《武汉大学七八-八0级研究生同学录》上为“图书馆学系”，赶紧再次修改。这是拼音输入法惹得祸。正式刊出是否仍有错呢？赶紧查找“校样稿”，发现校样稿上已经更正过来了，那估计属于编校老师的功劳，由衷感谢。我心安了不少。
回想起那篇文字，初稿是2009年4月中旬完成的，最早投的是中国图书馆学学会年会论文征文。我写这篇文字的最初动机就是看到年会征文分主题有图情教育，我希望能得个一等奖，能在年会文集中出版出来。结果未能如愿，是得了一个三等奖。这篇文字的刊出，经历了若干波折。6月初投了《图书情报工作》，希望可以快点刊发出来，未料出现了一些状况，12月底才收到录用通知，并知道于今年3月份刊出。
投稿过程中，经历了若干次修改。比如向侯汉清老师咨询1964年招收研究生的事情。侯老师告知，见过我写的有关博客，其中有关表述有错，“196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教授和刘国钧教授在全国首次招考两名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按照当时教育部文件三年毕业后授予副博士学位。当时图书馆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和鲍世钧两人被同时录取，分别师从刘国钧教授和王重民教授，后者当然专攻目录学。因文革中断学业，於1968年毕业。到了1980年，根据教育部的文件，承认我们1967年研究生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得到了这些信息后，我及时进行了一些修改。 （注：现发现仍有错，鲍世钧先生的导师应为王重民先生。）《图书情报工作》审稿专家又帮我指出了多处错误或欠严谨之处，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及修改。直到最近，顾烨青先生还提出了数处质疑，比如“东南大学办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她的前身——中央大学图书馆时期，曾办过图书馆员暑期学校。”，严格地说不能说是中央大学时期，1923-1926的图书馆员暑期学校校名还是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合并其他学校后才是中央大学，且此后的中央大学似乎没再举办类似培训班。我当初引用的是东南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相关内容，经查实，确实有误。
虽然我在文末有“限于笔者学识和所掌握的资料，文中存在失当和疏漏之处，恳请学者先进不吝教正。”这么一句，但存在“图书馆学系”整成“图书馆学习”且自身一直未能校对出来，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联想起做高校校报学生编辑时的一个小故事。报眼位置刊登了一位副校长到任的消息，这位副校长姓倪，刊出为“傀”。算是急中生智吧，责任编辑组织了4-5人通过钢笔尖状的东西抠挖对4000份报纸逐一进行“修复”，花了好长时间。教训相当深刻。
一字之错，错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切记。
https://m.sciencenet.cn/blog-213646-302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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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出之后发现“张厚生先生（1943.8.21-2008.8.8）自1967年7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习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着与书相关的工作：读书，管理书，写书，编书，教书，评论书。”，这开头句“图书馆学习”别扭，赶紧把“习”删了。隔天清晨发现仍然有错，应该是“图书馆学系”，我查证了源文献，也清楚记起《武汉大学七八-八0级研究生同学录》上为“图书馆学系”，赶紧再次修改。这是拼音输入法惹得祸。正式刊出是否仍有错呢？赶紧查找“校样稿”，发现校样稿上已经更正过来了，那估计属于编校老师的功劳，由衷感谢。我心安了不少。
回想起那篇文字，初稿是2009年4月中旬完成的，最早投的是中国图书馆学学会年会论文征文。我写这篇文字的最初动机就是看到年会征文分主题有图情教育，我希望能得个一等奖，能在年会文集中出版出来。结果未能如愿，是得了一个三等奖。这篇文字的刊出，经历了若干波折。6月初投了《图书情报工作》，希望可以快点刊发出来，未料出现了一些状况，12月底才收到录用通知，并知道于今年3月份刊出。
投稿过程中，经历了若干次修改。比如向侯汉清老师咨询1964年招收研究生的事情。侯老师告知，见过我写的有关博客，其中有关表述有错，“196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教授和刘国钧教授在全国首次招考两名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按照当时教育部文件三年毕业后授予副博士学位。当时图书馆系的应届毕业生我和鲍世钧两人被同时录取，分别师从刘国钧教授和王重民教授，后者当然专攻目录学。因文革中断学业，於1968年毕业。到了1980年，根据教育部的文件，承认我们1967年研究生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文凭。”。得到了这些信息后，我及时进行了一些修改。 （注：现发现仍有错，鲍世钧先生的导师应为王重民先生。）《图书情报工作》审稿专家又帮我指出了多处错误或欠严谨之处，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查证及修改。直到最近，顾烨青先生还提出了数处质疑，比如“东南大学办图书馆专业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她的前身——中央大学图书馆时期，曾办过图书馆员暑期学校。”，严格地说不能说是中央大学时期，1923-1926的图书馆员暑期学校校名还是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合并其他学校后才是中央大学，且此后的中央大学似乎没再举办类似培训班。我当初引用的是东南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相关内容，经查实，确实有误。
虽然我在文末有“限于笔者学识和所掌握的资料，文中存在失当和疏漏之处，恳请学者先进不吝教正。”这么一句，但存在“图书馆学系”整成“图书馆学习”且自身一直未能校对出来，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联想起做高校校报学生编辑时的一个小故事。报眼位置刊登了一位副校长到任的消息，这位副校长姓倪，刊出为“傀”。算是急中生智吧，责任编辑组织了4-5人通过钢笔尖状的东西抠挖对4000份报纸逐一进行“修复”，花了好长时间。教训相当深刻。
一字之错，错的不仅仅是一个字。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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