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后不久，就打破了大锅饭，进行了分灶。耍得好的几个，就聚到一起开伙，成为灶友。

我们4个男知青，就聚为一个灶，一块开伙。

头一年，每个知青每月有七块五的伙食费，按月到公社信用社我们的账户上去支取。我们4人，每月收入是30元。每月的开支，首先是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每人每月供应的35斤大米，半斤菜油，半斤到一斤的猪肉，盐，晚上马灯照明的煤油，等等。有的同学，家里有支援的，买点烟，都是4人共享的。这种共有共享的低水平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第二年，没有国家发给的每月伙食费了，是靠个人自己的劳动工分分得的粮食、现金来维持生活。这时，同灶的灶友中，收入就有了差别。然而，我们仍然按照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默契，共有共享，不分彼此。灶上缺少什么，手头有钱的就主动去买，没有彼此计较，也没有记账。再后来，同灶的知青中，陆续被招工出农村的，都只出售了为了换取城市粮食关系而不得不按照当时规定必须卖给国家的基本口粮，只带走自己的被盖卷和一些私人物品，其余的东西，如粮食等物品，都留给尚在农村的知青。道理嘛，很简单：出了农村，每月有了工资，生活节节高了；留在农村的，还要苦熬啊！

我们四人，共住一间寝室。厨房，就在寝室的隔壁。

一进厨房，左边是一口大灶，灶口对着外墙。灶台宽大，安放了一口铁锅，煮饭炒菜都是用它。灶边，靠墙根一字儿摆开的，是水桶和几个泡菜坛。厨房的中间，放了一张矮桌，四根条凳，吃饭用的。最里面，在右侧墙角的是一个案板，齐腰高，切菜用的，上面摆放着菜刀、菜板，碗盆筷勺，等等。在左边墙角是一个木板架，是几块长木板架在两摞土砖上面。木板上面，是几个大口袋，分别装着米、糠、玉米粒儿和玉米面；还堆放着我们的几个背篼。木板下面的空间，是鸡窝。

生产队的水田多，所以我们的主食是大米。生产队分得的和自留地里收获的玉米，主要是用来喂猪，喂鸡。喂鸡最盛时，有十几只鸡，一大群。一只公鸡，几只阉鸡，其余都是母鸡，每天在鸡窝里收获数枚鸡蛋。喂食的时候，拿碗舀一碗玉米粒，或是拿几个玉米棒子，在厨房外的院坝上，“喔哦哦”地唤一声，鸡们就蜂拥而来，饱食一顿玉米粒。我们出外串门去了，厨房门是要锁的，这些鸡怎么进到鸡窝里呢？有办法。我们在厨房门口侧边，靠门框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大小刚够鸡们钻进钻出。这样，在天快黑时，鸡们就自动进屋入窝，安居；天亮时也自动离窝出屋，去外寻食。母鸡们产蛋，也自动进出鸡窝，我们就只是在鸡窝里捡拾鸡蛋了。

想当初，厨房才开张时，米、油、肉均不足，进出鸡窝的尚是几只小鸡娃。清贫时，数日不见油星，只能炒辣锅菜，就是把锅烧热了，就把菜倒下锅去炒的。十几天不沾油，连铁锅都会生锈！平时，四人围桌旁，一大盆米饭，一大盆少油的鲜菜；管它油水足不足，味道好不好，都是自己弄的，顿顿一扫光！

一年后，厨房已大为改观：房梁上，是大堆的柴块；灶口上方，挂了几块腊肉在薰。柴火足，米袋满；鸡成群，坛有油（杀猪后，将肉切成一两寸大小的肉块，和猪油一起，下锅煎熬；至油可淹肉后，将油、肉共贮于一坛中，密封之，可存数月）。我们的餐桌食品也有了很大变化：既有自产的油、肉、蛋和自留地里的新鲜蔬菜；也有用自留地收获的或生产队分得的小麦从荞窝农场换来的干面条，自做的水豆豉、铡辣椒等。饥肠辘辘时，烧半锅开水，下半把面条，烫几匹叶菜，坐待可餐；久思美食时，舀一瓢肉油，取几枚鸡蛋，炒出满屋香，孰可解馋？有朋自远方来，或取下腊肉，刮洗煎炒；或磨刀捉鸡，杀烫煮烹，配以屋旁自留地中之绿色蔬菜，成就待客之美味。最忆是杀猪时，锅中飘香，刀声不断，大碗盛饭，大盆装肉，宾客如云，豪论似火！此乃厨房的极盛时期也！

灶友一个个地跳出了农门，我也转为了城市户口。我们的知青灶，由最初的贫，发展为盛；随着灶友的减少，再由盛而衰。我离开时，还剩下一位灶友，成为孤独的留守者。以后呢？我没有问，也不必问。因为大家都跨越了知青生活阶段，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