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参加3月19日吴传钧先生的追悼会，18日会议一散，我们就忙着赶回北京。吴静是第一次到香港，这几天一直呆在中文大学，开会，连港岛都没有过去，所以我劝她留下，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做艰苦边远地区课题时，吴先生提了那么的好的意见，启发了我的论文，我一定要去。”

“艰苦边远地区课题”是我们为国家“人事与社会保障部”完成的一个重要项目，项目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全国所有县市做艰苦边远性分类从而作为公务员工资发放的基础。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地区艰苦，可是甲地比乙地艰苦多少你难以定量，不定量，各个地区就不服气，“男儿有泪不轻弹，就是不到提薪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开始连哪些因素导致艰苦都是不清楚。就说气温吧，高了，热，人受不了，低了，冷，人也受不了，不高不低，庄稼又不长了。这些都还不算，可以分别构造独立的模型，最难的是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到全国的指标，如何知道是正确的。吴传钧先生被人保部聘请为我们检验组的组长。吴传钧先生提出一个个意见，注意胡焕庸线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实证的结果。这样，我们课题组讨论一艰苦性因子为基础，模拟计算这些因子是否会导致胡焕庸线，以胡焕庸线作为判别宏观的判别指标。以夏海斌为骨干负责因子选择，以戴霄晔为骨干建立GIS，以吴静为骨干，采用自主体模拟，计算发现在中国工业化前的，艰苦性因子驱动导致的人口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是的人口数站全国的94.8%，而胡焕庸先生1930年代得出的实际测算值是94.4%。胡焕庸线的存在性标准后来成为我们选择因子的主要基础之一。这个工作成为了吴静论文的一个基础。吴传钧先生主持鉴定的我的另一个课题是《上饶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鉴定会前，吴先生说：“王铮，你的报告，提出上饶旅游业的后发优势何在，交通瓶颈怎么突破，我就给你通过，说不清楚，就再研究吧。”问题真是抓到了要害。

19日上午，我与吴静、孙翊赶去了追悼会场，本来我妻也想去，可是有课走不了。到了八宝山，已经有上千人聚集在东大厅门口。参加追悼会的人，基本上是一些学者，有许多我的老朋友和师长。我见到的有我的长辈，广州中山大学的许学强教授，也有我的同辈，乌鲁木齐来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张小雷教授，大家不远万里，为的就是表达一个敬意，一个对学者的敬意。表达敬意的还不止来自中国，在东大厅门口放在两个花圈，分别是国际地理协会和国际地理协会主席送的。我想，这与吴传钧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地理学与国际地理学的交流和国际化不无关系。

追悼会开始了，人们缓缓步入大厅，像吴传钧先生遗体告别。这时我发现送花圈的有温家宝总理、李长春、习近平等各位政治局常委。我心跳了一下，去年我的博客文章批评说：温总理，吴传钧先生就是大师，可惜官本位的叶子一叶障目了。看来，温总理是看到了。可惜吴先生过世了，我想曾经作为地质队员的温总理与我们心理应该也有同样的悲痛。出门后，吴先生的弟子刘彦随研究员告诉我，胡锦涛总书记来电话问候了，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专程悼唁了吴传钧先生。我想，这是一个地理学家的骄傲，一个肯定，对吴传钧先生对国家贡献的肯定。今早，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的来电，他说我上次的回忆录不对，1985年，在吴传钧先生鼓励下，他与我商量后把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大坝的批评登载在《青年地理学家》第四期上，表达百家争鸣的意愿。我想作为一个学者，吴传钧先生不仅有学识，而且有气节。中央领导人对吴传钧先生的肯定，说明国家需要同时有学识有气节的学者。

在悼唁大厅外，我见到了老朋友樊杰教授。他作为吴传钧先生传人系列，正在主持中科院地理所的经济地理研究。我们谈起，是吴传钧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需要协调的思想，引导陆大道、樊杰教授提出了“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作为市场经济思想和环境管治思想的结合，是中国地理学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我在香港，代表我与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负责的中国地理学会区域管理专业组写了一副挽联：

有拉采尔，有白兰士，有吴传钧，人地关系层层深。

走利物浦，走新中国，走全世界，经济地理步步高。

代表计量地理专业委员会也写了挽联：

    大师何处觅，传钧先生即大师，高山仰止声容在；

地理今日新，人地关系系地理，永续发展思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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