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把许多现象推到极端，从而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一直想从科学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不带政治特色的，但是希望对未来的政治改革、社会建设都有所帮助。在原来的新浪博客上上，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这里我登载出经过修改的版本。由于为了避免被人利用了攻击过去的领导人或者现存体系，我把允许所有读者评论关闭了，未经我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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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条“保皇狗”

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大学”往往都是“动乱”之源。这张画中的学生手举《毛主席语录》，应该是1966-1968年的。1968年后，由于布拉格事件，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大约11月最后几天，我们县上来了些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搞革命的大串联，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过没有写名字，用的刘XX，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刘少奇，主要说他转移文化大革命斗争方向，长期以来向苏联修正主义投降。更重要的是他们贴出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整个县城轰动了。第二天，原来的工作组长李HC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周县长叫他们如何整群众。周县长说：沾了黑帮边的都揪出来。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斗他们，他们就皮痒。当李HC说《十六条》规定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了时，周县长说：“知识分子不是群众是干部，接着斗！”

这天下午，易老师让我叫上我们宣传队的几个红卫兵，到学校来乘车，让我们出去散发传单。对于我们这些工农子弟来说，那时候乘车很不容易，所以大家感到很高兴。易老师说：“你们是根红苗正的红卫兵，现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时候了。”传单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省委的一个文件，讲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纪律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一种是周恩来的讲话，大约是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你们贴他的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是贴到街上是错误的。北京就是世界的井冈山，影响很不好。

晚上学校来了个解放牌卡车，让我们上了车，车子沿着街道开，易老师让我们向群众散发传单，在鼓楼我们还唱了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汽车从南门进城，在鼓楼地区短暂演出，就从东门出去，然后开车回了学校。

辛辛苦苦散发了一晚上传单，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党中央，我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到家，把传单给爸爸、爷爷看。爸爸和爷爷看看了，一致决定不让我参加这种活动了。爷爷说：“隔墙扔簸箕，不知道那面该朝上。”正说着世哥哥来了，他看了传单，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家出了个大保皇派嘛！”我不服气地说：“怎么是保皇派？周总理都这么说了，难道有假？”世哥哥说：“现在毛主席号召批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谁，就是刘少奇！你还跟着姓易的跑。他叫你批老师，那叫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连这个都不懂，什么阶级觉悟？”他这么说，我心里发毛了，难道两个月来没有跟着毛主席走？革命，把一个小学生拖到了火上烤。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学校，想去问易老师。易老师说我们这样的根红苗正红卫兵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天安门给毛主席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就是宋上将的女儿。他安排我带几个学生与乡镇宣传，记得王振鹏同学不去了，他说还不如回家帮父亲干活，“你家是城里的工人，不干活国家也供应粮食。”汽车拉着我们到了一个乡镇去，这曾经是一个“四清”运动的先进大队。开始是文艺演唱，地里干活的农民围上了，接着散发传单。电影里贫下中农给革命者送水的场面没有出现，而是惹得几个农民火了。农民们围着，嚷着：“刘少奇没错?还要派‘四清’工作队回来？”，“你们城里娃娃懂个球！四清弄得大家白米饭都不敢吃。”“刘少奇凭什么批彭老总？饿死人还不准说话。”这时候“四清”工作组已经被散了，农民又一次得到了解放。毛主席的《十六条》刚刚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们是没有退路的。多数农民围着我们，默默地看着，不过看得出，他们敌视我们。有个同学想溜出去，让青年你们给挡住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易老师没有来，来的就是我们几个小学生“红卫兵”。司机显然不支持我们的活动，问我怎么办，我想起世哥哥的话，可能我们真的错了。我这个红卫兵“政委”决定，回去。司机很快调过头，汽车跑回城里了，在公安局门口让我们下了车，汽车是公安局的，现在我才知道。我看着我的“战友”，大家都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贫下中农会反对我们？我当知识青年时与一个公社干部谈了这件事，因为他曾经是“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他说农村一个一个宗族形成一个集团，“四清”开始，刘判断农村的班子都烂了，要一锅端。实际上多吃多占是有的，而且沾亲带故都多吃多占。哪个宗族大，那个宗族的干部就多，农村干部是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一动了谁，一个宗族会反对你。

下午我决定去了鼓楼地区看看。北京来的新北大战斗队贴出新的大字报，是关于刘少奇向苏联让步的，更主要的是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叫《一个教训》。这是1959年毛泽东就我们这个县饿死3万5千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意说说一些人进了城，就忘记了自己是农民，官僚主义，不看看农民能吃点什么。要中央派人去看看，要让全党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教训。新北大战斗队说，搞官僚主义的就是刘少奇。老百姓看了大字报议论纷纷，都说原来毛主席是知道我们的，原来是毛主席派邓小平、谢富治来放粮的。这些红卫兵，袖套上除了红卫兵三个字还印刷了“新北大”。你们现在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照片，如果红袖套只有“红卫兵”三个字的，一般就是我们这样的早期官办红卫兵，如果还有别的字，就很可能自发组织了战斗队造反的红卫兵。

吴芝圃（中间蹲者），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1年，他深入农村，规划农田基本建设。1958~1959河南省由于虚报粮食产量，饿死人达到50万之重。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群众报复性的冲击。一个问题是，1951年如此深入群众的领导人为什么1958年会难得“糊涂到家”。

新北大战斗队好像有五个人，因为他们是全身绿军装的。那时候大家都穷，一般一年缝一套衣服，中学的红卫兵买不起全身军装。很多中学红卫兵围着他们。新北大战斗队带头的是个长着圆圆的娃娃脸，大眼睛的中等个子女同学，她腰里扎着皮带，使得胸脯明显地突出来，她的羊角辫从军帽里骄傲地翘出来，革命没有使她忘记自己是女性，这大概是北大人的特定，什么时候都注意个性。她带着她的队伍在交叉路口，这个县城的CBD站着，用铁皮喇叭讲话：“这周总理这个讲话是保皇派伪造的。毛主席才是我们的国家元首。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是一个有威慑力的口号，我对昨晚和今早的事有些害怕，想逃跑，可是讲演者吸引了我。她接着说：

“你们县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错了，不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斗争革命群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时期被工作组镇压的革命群众，现在还关在牛棚里。”她肯定指的是我叔叔们那些关在“党校”的“黑帮”。她接着说各个单位，比如商业局、工业局、税务局等，你们知道整了许多黑材料吗？然后报了个数据。接着她问道：“你们哪个家里没有人挨斗过？你们哪家没有人被整过黑材料？现在毛主席说，工作组要统统驱逐之。毛主席司令部的陶铸同志说，黑材料要统统烧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现在的县委，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个“新北大”呼吁到县委大礼堂去开誓死保卫毛主席，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她特别说了：“昨天晚上散发反动传单的红卫兵是受蒙蔽，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受蒙蔽无罪”就像及时雨洒在我心里，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跟着她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生怕喊小了赎不了罪。对环境的恐怖转变为我的虔诚。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疯狂的原因之一。从对“黑材料”的恐惧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恐惧。

新北大的同学带领大家唱起：

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这是一支很煽情的歌，歌声给人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对我了说真是迷路时想你心里明了。在新北大同学带领下，我就跟着这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队伍向县委走去。北大的女同学指挥着人们冲进了县委的门，冲进县委大礼堂，她宣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会开始。”自然按照文化大革命惯例先唱《东方红》，接着读陶铸的讲话，萧华的讲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县委书记尚登高来了。北京大学的那个女生说：“尚登高同志，你们违背《十六条》，转移斗争大方向，迫害革命群众，关押革命群众”。尚表示马上开会解决。北大同学说：“马上”是什么时候，难道《十六条》发了几个月，你们还要拖吗？她讲了陶铸的讲话：牛棚要立即解散，黑材料要统统烧掉。尚的确是个厉害的干部，当场宣布：不知道陶铸同志有这个指示，今天北大同学帮助了他，他决定现在就撤销拘留这些老师的决定，各个单位自己扣押的人，今天就要放掉，对于他们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对于黑材料，马上组织人收集，当众烧毁。尚接着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自己，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尚登高是个被赞誉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大跃进后领着大家恢复生产，几乎每个村子都去看过，大家对他很客气，北京大学这个女生也一样。会堂平静了下来。突然，哇~，会场里有人哭了，可能因为他们的亲人被管了半年了，接着哭声一片，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红卫兵万岁。我可以肯定，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想喊，因为我叔叔、我老师要自由了。在北大学生指挥下，中学生们带头唱起：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时候我发现殷老师的丈夫，就是管“黑帮”的那个人，躲在一边发抖。而尚登高的儿子，一个中学生，和大家一起欢笑着。

北京大学女生带头呼口号：火烧尚登高，炮打周RX！火烧，意味着是可以相信的干部。周RX是我们的县长，他直接管工作组。

我看着北大那个女生，觉得她好高大、好高大。她在我心里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对了，你说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那天是我生日。

县委事件的当晚，我没有去学校，因为觉得没有意思了，那个感觉就像后来发现我以为天仙似的姑娘以不想谈恋爱为理由拒绝我的同时，又与别的人几个人谈恋爱一样。羞辱、痛苦。第二天来到学校，才知道昨天和前天晚上跟着我的同学们，几乎都没有来，易老师被打了，殷老师躲了，那个准备拉我们的汽车昨晚来了，不但没有人上车而且被砸了。当晚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被砸开了，带头的是炊事员许，还有附近大队来了些农民，看来是有人组织的。这个炊事员抱走了许多纸，后来他结婚就是用这些纸糊的墙。同学刘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后来我看《列宁在十月》，我感到1917年俄国的工人、士兵有点象1966年这些中国人。

冲击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还有我的堂兄小乔，据说他用石头砸开玻璃，打开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窗户，跳进去开门的。小乔哥哥在2002年的一场森林火灾中牺牲了，他是林业局职工，为了救火，他奋不顾身，烧死在救火现场，国家林业局追认为烈士。小乔哥哥的爸爸，我的一个堂叔，是1959年饿死的，他的奶奶也是那时候饿死的。大炼钢铁了，没有收粮食，大家就没有吃的，尤其农民，没有“国家粮”，即国家保障的供应的粮。

我们的红卫兵办公室就是原来的少先队办公室，被贴了一副对联：我保你过关，你保我入团。那年我才12岁，从来没有想过入团。柳同学比我大两岁，他是否写过我不知道。不过散发传单，他没有来，他替我被黑锅了。

我没有敢进办公室，返回了校园，在校园里无目的地走着。有几个低年级小学生跟在我后面喊：“保皇狗，没骨头。保皇狗，没骨头。”我一转身，他们就跑了。转过身，他们又叫起来：“保皇狗，没骨头。保皇狗，没骨头。”我心里想，我昨天还冲了县委，你们算什么。毛泽东说：“人就得有点精神。”人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我想，有时候人还得有点阿Q精神。

看看这个孩子的胸前的两个胸章、脖子上的红领巾、手中的书，身后的红旗和画的标题，你就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小学生也是需要“减负”的。孩子手中的书，就是著名的“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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