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人类努力的深层动力是“人类普遍存在着使自身环境更易于预测的努力”。用海纳的话说是“个体能力与所决策问题的难度之间的差距”，即“C—D之差”。但问题是，似乎人类不断持续的努力所并没有减少C与D之间的差距，反而总是给自己“理解环境带来新的挑战[1]”。究其原因，除了人们的非完美感知外[2]，另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所处的非各态历经[3]的世界。费米的试验[4]所验证各态历经的不存在，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进行的。相比而言，诺思笔下的人类所面临的非各态历经状况其实更复杂。第一，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是显著不同的，用物理学的话语是系统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第二，人类所处的环境是开放的，这个系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基于这两个原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不仅对于其他国家的意义可能不大，就连自身未来持续的成功也难以保障。这样，人类面临全新挑战，所能做的就是“施加生活之上以结构[5]”或叫做“构造一些规则去限制选择的灵活性”，这些结构或规则被称为制度。然而，人类给自己的行动施加什么样的制度，与人类的感知和所持有信念密不可分。

人类不完美的感知使得人们对自身环境的认知充满了误解。那么，到底我们心智具有什么样的结构以及其如何运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由于认知科学本身发展的不成熟，认知科学的成果似乎并没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相比之下，哈耶克对心智和认知的讨论，似乎句句都在敲击着我们的心灵。哈耶克认为“信念是心智的组成部分，可以解释为感知”，而“心智与环境不可分割”。人类需要“建立分类体系来解释外部环境”，但是人类的“感觉对这些事件的分类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因而就“出现一种那些事件并不会引发的预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埃德温·哈钦斯认为是因为人类“此处的环境并不是周围条件一个固定的集合，而是一个更为宽广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认知不只是受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而是“一个文化和社会过程”。这样，文化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文化遗产向我们提供了人造的结构[6]……不仅在社会成员瞬时选择的塑造过程中，而且在向我们提供社会随着时间推移动态成败的线索过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既然这样，文化是如何型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变迁的呢？诺思认为，“要实现必要的变迁我们就会面临路径依赖施加的困境”。具体而言，路径依赖意味着“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也可以理解为“从过去继承而来的信念、制度和人造结构的组合对决策的约束”。诺思认为产生路径依赖的原因主要是“积累而成的制度产生了一些组织，它们能否持续下去依赖于那些制度的持久力，因此这些组织会动用资源来组织那些威胁它们生存的变革[7]”。这样，具有“适应性效率——一套能够迅速适应冲击、扰动和普遍不确定性——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它要求“政体和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时不断地试错创造条件，消除已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制度调整”。换句话说，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体系具有突破路径依赖约束的能力。然而，适应性效率和文化遗传二者之间暗含的冲突作者在书中并未涉及。

深入下去，如果文化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什么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性呢？诺思指出，“意识的扩展是人类创造性的奇迹和人类所创造的丰富文化的来源…….”，这样从人类意识和意向性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传和制度[8]就顺理成章了。那么，意识又是如何扩展的呢？诺思认为这与人类从处理“物理环境”到“人类环境复杂问题”的转换有关系。一方面，“人口增加[9]带来了一个具有普遍外部性的世界”；另一方面，人类知识存量[10]的增长也推动了人类的环境发展。这样，意识的扩展就既与环境，又与文化建立起了关联。用诺思的话说是“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那么，在讨论了人口因素和知识存量之后，作为经济变迁来源的制度因素与信念体系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诺思认为“信念体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内在表现的外在体现”。也就是说，制度源自人类的信念。诺思进一步又把信念、制度都看作是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从而就与意识扩展建立起了关联。也就是，“文化背景的本质是一种支撑框架，由最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1]组成”[12]。到此，诺思就把心智结构、信念体系、意识等与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讨论完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