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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上述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可以从诺思对人的行动无形中也遵循了规则或者说个体间相互作用的本质的认识不足来分析。
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体应具有自由意志,但是仔细观察的人会发现自己身处的社会同样处处充满了秩序。似乎我们并不知道每个人自由意志的具体内容,但是难道我们对社会整体运行就真的缺乏了解么?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对每个人的意志和意向性有了完备的洞察,难道我们就真的能够理解社会运行的机制么?哈耶克认为,“对于这些规则[1]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对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我们也常常是不意识的”。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人类某种程度上的“无知”,究其根源应该产生于个体无法把握社会整体运行的秩序。然而,社会整体秩序到底源于何处呢?大量研究证明来自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借用复杂性理论时髦的词汇叫做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2])。经济学所关心的也恰恰是人的群体行为,斯密把集体行为的规则总结为一只魔幻般的“看不见的手”,使得无数后人百思不得其解。近年来,社会物理学的快速发展不断揭开集体行为规则背后的神秘面纱。“物理学家发现,各种各样的体系——即便这些体系并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只要其组分能够进行集体行动,往往就会有类似的表现”。[3]简要而言,大量不同性质的复杂系统,如计算机网络、社会网络、食物链网、贸易网络等等,都遵循几乎相同的规律——幂率分布(而非众所周知的钟形分布),即对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个体只占整个系统总数的少数,而大多数个体的存在对系统的影响并不大[4]。这也就是说,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其行动时都遵循着特定的规则[5]。
那么,个体行为表现出的集体行动遵循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诺思所说的经验[6]。表面看起来,本文这部分的分析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然而,如果不搭建起个人意识到整体规则之间的桥梁,就难以认识清楚个体与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用“影响”、“约束”这类的词语是解释不清楚的。因此,本文批判该书中分析框架漏洞的同时,也斗胆尝试应用了最近边缘学科兴起的理论来“修补”其存在的不足。
最后,在读完诺思的几本著作后,笔者简要谈一下我眼中的诺思。诺思和福格尔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奖,对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几乎作为经济学领域的common knowledge,就不用再多谈什么了。我想说的仍是马克思与诺思,诺思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由衷地羡慕诺思是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就享受到了巨人思想的熏陶。如果他那时候没有站到巨人的肩上,最起码也知道了巨人在哪。在马克思“改造世界”思想的感召下,诺思立志终生为改造人类社会而努力。接下来,诺思真的就用一篇篇的论文、一本本的著作证明了他是在一直努力着、奋斗着的。也许此时,任何人都应该感慨一下梦想的力量,到底什么是人毕生值得永远追求的呢?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和与无数的巨人过招的过程中,也许不仅会发出巨人毕竟是巨人的感叹,应该还会有阿基米德式“我发现了”的欢欣雀跃。无论最初站在哪个巨人的脚下,经过无数次的自我革命,也许最终会背离当初的信仰。然而,梦想还在,化蛹为蝶,超越巨人的同时,巨人丛中又多了一人。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著,钟正生、刑华等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韦森:《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格致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5—259页
[3]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4]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
[5]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6]菲利普·鲍尔著,暴永宁译,《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7] Albert Barabasi著,徐彬译《链接——网络新科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1] 这些规则指的是从过去的经验中习得的一些抽象规则。
[2] Robert E. Park最先使用”集体行为”一词,经典的定义是由Herbert Blumer给出,指的是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没能反映出的一种社会过程或事件,它们是通过一种自发的形式 ("spontaneous" way) 涌现 (emerge) 出来的。
[3] 源自菲利普·鲍尔著,暴永宁译,《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第4页。
[4] 在经济学中,典型的例子就是80/20法则或富者愈富。参考Albert Barabasi著,徐彬译《链接——网络新科学》。
[5] 关于人类动力学的研究,最初始局限于人类书信模式(如对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信件)的研究。近几年,由于大量数据的可获得性,如现代人出行携带手机,根据卫星数据对人类行为模式有了更细致的刻画。这对于人类认识自己,可能带来更多的启示。
[6] 这里之所以不用“文化遗传”,是因为诺思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包括了器物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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