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写了一篇博文试图从人的生物属性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文化的根源及其合理性。以前也写过一篇关于环境和基因关系的博文，探讨环境和基因对一个人的文化属性的形成的影响。（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6037&do=blog&id=532356）（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6037&do=blog&id=514459）

今天想接着这个题目简单的谈一谈文化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人、人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

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It is not the strongest species that survive, nor the most intelligent, but the ones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 – Charles Darwin”

我们现在一直把“evolution”翻译成“进化”。这其实是一种有政治倾向的误读和误导。因为“进化”就有先进和落后的意思，似乎是现在的物种比以前先进了，或是物种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而达尔文用的是“合适”，那就是没有好坏，合适就行。所以应该翻译成“演化”或“演变”。严复最初的翻译“天演”还是科学和准确的。达尔文的理论应该是“天择论”。“进化论”是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的理论。

达先生的话一方面说出了物种演化的原理，同时也道出了环境对物种演化的重要。环境决定了物种朝哪个方向演化。环境不能定向的改变基因编码和物种，环境是定向的选择合适环境的基因和物种。

地球上的万物由“上帝”（自然）来决定，“上帝”造出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引导万千物种朝适合环境的方向演化。

然而“上帝”一不小心造出了个“人”，人这种特殊动物发明了科学和技术。人发明了科学技术之后就不再听“上帝”的话，并且还时不时向“上帝”挑战。

人和地球上其它物种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它物种是受自然主宰，是自然对它们进行选择,选择合适的，淘汰不合适的。

而人自从发明了科学技术以后已经有能力反抗自然，独立于自然在自己“进化”。人给自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环境，并运用这些“人创造的文化环境”对人类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下的杀戮和惩罚以及文化引导的婚姻来实现的。

我们考八股文年代的文化选择的是“文人”；

1949年前的文化选择的是“富人”；

60年代的文化选择的是“雷锋”；

文革中的文化选择的是“工农兵”。

改革开放中选择的大概是“万元户”吧。

所有年代惩罚淘汰的都是“反抗政府者”和“道德罪犯”。

这种人类的文化使得人种中有一些人种被淘汰了，另一些人种被繁殖了，使人类朝人类认为“正确”的方向“进化”。

但是我们可不要太得意，我们的“正确”在很多的时候是“反自然”的。

现在的环境是一个物质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特定的文化环境里，“适者” 就是聪明、物欲强、和竞争性强的人。这样的竞争环境选择出来的有“官员、企业家、商人、发明家、律师等”，同时也有躲过法律的“贪官、奸商、骗子和小人”。

所以人类的文化环境对人类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一个由贪官、奸商、骗子和小人组成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我们想要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建成一个有“好人和善人”组成的社会就一定要改善我们的文化，创建一个鼓励和选择“好人和善人”的文化环境，惩罚“贪官、奸商和骗子”的法律。

按我们现在“朝钱看”的婚姻文化，我们在选择人类朝“商人”的社会“进化”。

文化，决定了人类的进化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因此，如果我们要建设和谐、美好和健康的社会，我们需要限制和弱化“物质竞争文化”，提倡“和谐文化”，扬善惩恶。

该说的话说完了。写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有人会把我的观点和右派“社会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

最早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一个科学概念，只是把达尔文的科学理论应用于人类，因为人和地球上的其它物种一样，也是物种的一个。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然而就像原子能能够被用来发电造福于人类；也能够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去毁灭人类一样，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资本主义右派和种族主义者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优生、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

我这里也是希望尽量中性的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把达尔文原理运用于人类。

但问题一涉及人类和社会，就很难避免其政治倾向。如果说政治倾向的话，我们可以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右派社会达尔文主义”。

我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倾向和右派正相反，是在承认人有能力不同（不是高低贵贱，是不同）的事实上，强调人对社会贡献的相同和分享物质财富权利的相同。自然界的物种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高低贵贱，都是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缺了哪一个物种，对地球上整个物种的生存都有影响。人类更是这样，不同能力的人做不同能力的事情。社会需要总统，也需要清洁工，缺了谁都不行。

当我们真正科学的把达尔文原理应用于人类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不是优生，而是共生；不是一种人比另一种人高贵，而是彼此不同。有机社会、各尽所能、共同富裕，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