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理论是系统活儿，实验判决理论和理论应对实验，也是系统活儿，两者的单挑是冷兵器时代的事儿，在今天的理论环境下是无所谓科学不科学的。既然理论不单来自实验，实验当然也就不能“单”判决理论。话说回来，如果一个理论被一个负实验吓趴下了，那是它活该。而如果预言本身具有对负实验的免疫力，像“辩证法”那样正反都圆满，那么在爵爷看来它就不是科学的预言。能正大光明做出永远正确的预言的理论，如果不好意思叫伪科学，就叫超科学吧，当然也就不属于我们狭隘的科学领域了。

科学从实验走向演绎，那么演绎的法则和艺术，也起着实验的作用——换句话说，数学也是科学实验的一部分。例如，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动摇了，但经典的大楼并没坍塌和消失，而是“平移”到了新的地基，原来的所有方程都以“近似”地保留下来。将Maxwell方程写成协变形式，它就自然蝶化为新时空下的理论了。在这里，形式的意义超越了实验的意义，它不仅革命了概念，还更新了体系，比实验的简单判决更有生命力。理论不是灰色的，它也有绿色的生命。现代科学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直接从经验来的，却是直接从理论“自然生长”或“变异”来的，它们超越了传统的实验，不需要靠实验来判决。正如康德说的，数学构造方法使我们成了“自然的主人”（the master of nature），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像上帝。

同样的“生命观”也适用于实验。哈金（Ian Hacking）在《表示与干预》（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中强调，实验自有其生命（experimentation has a life of its own），独立于把它理论化的东西（experimental science has a life more independent of theorizing thanis usually allowed）。他辩证而和谐地描述了实验与理论的几种关系：

Some profound experimental work is generated entirely by theory. Some great theories spring from pre-theoretical experiment. Some theories languish for lack of mesh with the real world, while some experimental phenomena sit idle for lack oftheory. There are also happy families, in which theory and experiment coming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meet.

这当然是废话式的真理，不过也说明了实验的“判官”角色，有时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样看来，所谓“可证伪性”，只是科学理论应具备的良好品德。我们相信爵爷的证伪论，是因为不具备那种良好品德的理论，犹如不讲道理的小混混大流氓，很容易沦为非科学的宣扬或政治家的口号。一个好的理论当然应该怀有自行下课的雅量；它也许不服个别实验的判决，但甘愿让位给一个更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