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十六年前在美国去世的。享年只有65岁。他和母亲94年来看我们一家，第一次看到孙子很是高兴。

他已经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多年，但是病情有加重，上楼就需要休息，吃药。带他去当地医院看病，发现几根心血管都堵塞很严重，医生建议急诊手术。

伯明翰大学医学院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心脏外科，我过度相信了这里的技术，同意了手术。因为看到很多朋友都做了bypass手术，术后活蹦乱跳，所以想父亲手术后生活质量能提高很多，而保守治疗就好比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病。

手术很成功，可是“术后并发症”，肺部感染，高温不下，最后脑溢血去世。

现在我做感染性疾病分子鉴别诊断相关的技术研发，才知道“术后并发症”是给医院和医生的一个笼统的保护伞，很多“意外”都可以被这顶伞照住。而院内感染就是最常见的“意外”。

所谓院内感染就是病人入院做本来是无菌的手术，出院记录上有抗感染治疗的过程。心脏手术是无菌的，我父亲有严重的术后感染。感染科医生多次取血标本培养，但是因为已经”预防性“地使用了抗菌素，血培养细菌很难生长，结果延误治疗，感染不能控制。

这样的故事在美国，中国，全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着。美国每年死于院内感染的病人有九万人之多！中国还没有很好的统计，但是看到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情形，就能推算出院内感染死亡率一定不低。

院内感染也是医患纠纷的主要来源之一。

美国已经有25个州通过法律，规定医院向社会公布院内感染率，这样便于病人选择”干净“的医院就诊。而且，如果是院内感染，国家的医保就不付费，医疗费用主要由医院承担。

按说，我也可以”告“医院，认定父亲的去世是医疗事故，讨一笔赔偿。不过，我想行医一辈子的父亲不会希望我那样做的。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个医生（学医，但没有行医），知道象院内感染这样的”医疗事故“很难避免，这不是医生和医院故意的，这是一个医院本身的病，一个时代的病，一个科技落后的结症。

科技落后在那里？落后就落后在诊断手段差。用细菌培养的方法做诊断实在太慢。如果我父亲的感染源能在几个小时内（而不是几天）就得到明确的诊断，细菌耐药性也能在同时就得到判断，那感染就有可能尽早得到控制。没有明确的感染源和耐药性诊断，医生的治疗就是盲目的，经验性的，常常是错误的。

所以，在我研发产品时，院内感染（也叫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HAI)就成了一个必需研究的课题：



这个HAI产品针对常见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多种细菌，真霉菌同时检测，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出结果。配套的产品更可以快速检测耐药性。这样就能对病人进行快速而且有的放矢的治疗了。

院内感染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这个仇是有主的：仇主不是细菌，不是医生，不是医院，而是落后的诊断技术。

我现在把技术和产品研发出来了，可是这还不够，还没有复仇。真正复仇的那天，是这个技术用到临床上去的那一天，帮助了病人的那一天，是挽救了别人的父亲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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