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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水电的认识为何出现反复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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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博
人类利用、建造水利工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工业化以后，特别是发明电以后，利用水力发电造福人类，更是成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到20世纪初，大型水电站几乎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词。
不过20世纪90年代，大坝、水电的发展开始变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很多大型水坝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很多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大坝和水电项目成为了敏感的话题，一些对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项目，遭遇到公众的强烈抵制以致于最终被迫停止。
人类文明的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一种人类文明活动都会有代价，然而，为什么在诸多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的现代文明活动中，偏偏只有水坝和水电建设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反复和曲折呢？我觉得这里有一定的历史巧合因素。
大家知道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海洋生态学家卡逊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图书《寂静的春天》，提出了滥用杀虫剂的巨大危害。由此，唤醒了我们整个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卡逊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环保先驱。这个环保英雄的成功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想去模仿卡逊成功的经验。努力寻找出另外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文明活动，找出它的问题，唤起公众对它的反感，最终达到表现出自己的惊人的环保觉悟的目的。
与卡逊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往往并不是业内的专家，而只是追逐名利的环保主义者。由于不懂科学，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科学的理论，而是名利的驱动。所以，投机者往往很难获得卡逊那样的成功。但是，水电行业的某些特点和当时国际环境，却给了某些环保人士投机成功的可能。
水电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源的有限性。一个国家的水电资源一般都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开发殆尽。而水电的这种特点，又恰巧被当时的美、苏政治对立的国际局势所利用。这就是有关阿斯旺大坝的争论。当时，埃及人利用美苏矛盾，嫌美国人要价太高，就把工程交给了苏联人建造。出于攻击政治对手的目的，美国人就开始发动全世界的资源给阿斯旺大坝挑毛病。
然而，要把攻击阿斯旺的理由编得让人信服，就难免要对所有的水电和大坝都进行贬低。好在当时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大型水电开发，所以，不必顾虑这种攻击影响自己国家的发展。因此，60年代后国际上充斥着大量的反水坝、反水电的“科研成果”。其实，当时的这些成果都有很强的政治原因，其科学性和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这种政治斗争的产物，却给某些环保投机者制造了机会。
《寂静的河流》的作者卡麦利，就是一位利用（反水坝）投机环保的成功人士。这本书曾多次在中国境内翻译出版。投机成功之后，这本书再版的中译本改名为《大坝经济学》。以前为什么喜欢叫《寂静的河流》？显然就是作者在模仿《寂静的春天》。由于美苏争霸，作者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大量的资料来论证水坝、水电站的“罪恶”。《寂静的河流》这本书本身和所引用的很多参考文献中，也难免充斥着大量的谎言。
例如，为了危言耸听，书中说全世界的水库拦截水的总量，相当于所有河流的5倍（实际上还不足50%）。书中还引用了一些水电站的特殊数据，居然得出水电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竟然是燃煤的火电厂几倍的耸人听闻的结论。
围绕着水坝的利、弊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国际上的一个《世界水坝委员会》的组建和一份《水坝与发展》报告的提出达到高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是人们对水坝建设的深刻反思，它是第一次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全面的来探讨水坝存在的问题。报告通过对一些已建成的水坝的详细的调研系统的总结了水坝所有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又采取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的方式，片面地得出了大型水坝、水库、水电站的建设一定会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结论。（参见《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论坛》论文集）
应该承认，世纪之交那一段时间，国际舆论对水坝建设的反思明显产生了矫枉过正的趋势。以至于很多人由于受到片面宣传的误导，喜欢以强调水电站、大坝产生的环境、生态问题为时髦。人们似乎早已经忽略了水坝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方面产生的巨大环境效益，不少人甚至开始否认水电可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错误的主张将水电排除在绿色能源范围之外。
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大型水电居然被明确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范围之外，只承认了小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
在这这场争论中，水电开发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往往与发展中国家持不同意见。因为，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水电的过程中，通过兴修水利，发展水电，社会、生态、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当时世界各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消息、报道、论述。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正面评价水电效益的文章和观点早已被人们淡化。反之，我们人类根据发展了的认识，反思我们过去的一些水电工程中，没有能充分注意到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问题，却被不断重复、相对放大而且充满了现在现代人的头脑。
以至于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其他专业的专家）已经开始无视水电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效益，都误认为所有的水电大坝的建设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公众舆论的这种偏见反过来又影响政治家甚至某些决策人物。特别是在那些绝大多数水电资源已经开发完毕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一般不需要再对水坝、水电的作用进行更多的探讨。
好在一些像中国这样由于江河治理、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过仔细的研究、认真的比较，还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包括建坝、修水电站在内的水利水电开发，仍将是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在争论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逐渐澄清了一些类似“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火电相当，甚至超过火电 ”等污蔑水电的观念。
加拿大的深入调查研究表明，水电的温室气体排放，只是水库中残留的植物淹没腐败后释放气体的的一种暂时现象。其强度将随着水库形成的时间衰减。根据水库建设时间的不同。加拿大的水电排放仅相当于火电的1/17 到1/50。而另一个水电开发较早的国家瑞士的调查结论，则表明水电的排放仅为火电的1/300。
此外，在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发表之后，难免引起了水利水电专业学术组织的质疑和批评。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灌排组织和国际水电协会，曾经联合发表声明对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提出全面的反驳意见。
在国际水电开发遭遇困境的同时，不断发展的世界对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需求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面对全球又20亿人不能得到电力供应，10亿人喝不上干净的饮用水的世纪难题，水电大坝不可取代的作用不得不被人们重新重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水力资源是现实中能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主要途径。在非洲大陆，化石燃料短缺，而水能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对大坝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的争论阻碍了许多水电工程的建设，也延缓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上，经过讨论，到会的192个国家一致认识到；在世界上各国都在鼓励发展各种可再生能源来减缓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呼吁全球能源供应多样化和增加包括大型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大型水电有必要被确认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那次峰会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承诺加大政府间推动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活动。并建议于2004年在中国举行一次水电高层论坛，探讨相关的议题，进一步的完成峰会提出的任务。
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倡导和支持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至此，国际主流社会终于完成了一次对水电从反思、误解到重新认识的反复。
曾经一度停止了对水电的贷款支持的世界银行，04年恢复贷款后加大了对水电的支持力度并总结到：水电占全球电力总供应量的五分之一，曾一度带动了加拿大、挪威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环境与社会方面的疑虑，以及财政支持的匮乏，导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水电投资停滞不前。
时至今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吸取了历史教训之后，水电行业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塑造，并出现复兴盛景。
世行对全球水电的总结是：水电及多功能水利基础设施为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其作用日渐明显。水电设施不仅能提供电力，还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以及水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水电还发挥着独有的双重作用：作为战略措施以应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作为可再生能源将世界经济带入低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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