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自傲

 

我们自己的名人传记和经过精心挑选翻译过来的外国名家传记往往因传主完美而让人敬而远之。它们给我的印象就像我们那些整天充斥于耳鼓的银样蜡枪头的标语口号，或经过几个小时的化妆才惊艳几分钟的美女一样，是冰冷地悬浮在空中而不是亲切地活在地上。所以，我在欣赏那些令人叹为观止之美的同时，也会留意它们脸上的雀斑或臂上不那么好看的胎记。好像只有这样，才不需要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生活得真实，生活得单纯。

每次看到名人的缺点，名人的不雅表现，我一般不会鄙弃他们，相反的是，常常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因而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真实。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大师谈艺录》这类书中的人物。在谈到访谈的意义时，访谈者曹鹏说：“京城文化界80岁以上的老先生，几乎都是活历史。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是中国文化改天换日的过程，他们所见证过的人物、事件，在正式的记录上，有太多的隐饰、涂改，以至于在后来人或局外人看来，总是不得要领，甚至会得出与真相相反的结论。要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不直接访问请教尚在的当事人是不行的。事实上，由于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字写作过于拘谨，尤其是历次运动中大搞文字狱，致使不少人在自己的文章或著作中，难免言不由衷，或者有意回避与篡改。所以历史进程的很多重大关节，都出现了自供或旁证的缺失。也就是说，过来人在不约而同地记述一些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时讳莫如深。……但是在谈话与聊天时，如今却已不再是那么多禁忌，所以口述实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史意义。”（第一册页217）

这本书中有些与名人自傲相关的。如果不是因坐井观天而夜郎自大的话，自傲的人大都有赖以自傲的资本。这一既让人羡慕而让人嫉妒的资本常常让他们在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里被人们娇惯得飘飘欲仙。因此，名人的自傲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缺点，还不如说一种不那么可亲可爱的性情。

美国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先生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说罗马、麦加、贝拿勒斯等城市在基督徒、伊斯兰教徒或者印度教徒心中是神圣的地理的中心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中心地位乃是在朝圣者从边远和原本互不相关的各个地方向它们的持续流动中被经历，以及（在舞台表演的意义下）被‘实现’的。事实上，古老的宗教想象共同体的外部边界就是依照人们究竟从事哪个朝圣之旅来决定的。”（第63页）实际上，名人之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普通人想象出来的，不同的只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也可以这样说，是普通人的欣赏、赞美、钦佩甚至崇拜成就了名人的自傲。因此，名人的自傲即便有些讨厌，也不能全怪名人。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才情极高的女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她极其自负，同时代的词人中没有她看得上眼的。她说柳永“词语尘下”，张先、宋祁、沈康他们“破碎何足名家”，说晏殊、欧阳修、苏轼写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下面的主体内容来自《大师谈艺录》。

从湘西凤凰走出来的画家黄永玉先生十分推重张大千，他说：“拿他（指张大千）和齐白石相比，齐白石是个小品画家，也可能是个小品大家。张大千是个大画家。……齐白石到底还是小品，和张大千的修养不能比。我说张大千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画家。”（第二册页72-73）虽然据说齐白石吝啬出了名，但在正式场合这样评点齐白石极少见。谈到写游记时黄永玉又说：“我有一个警惕：千万别像徐志摩，也千万别像余秋雨。”指东打西，足见性情。　　
　　在谈及史学“二陈”时，启功先生尊崇自己的恩师陈垣而贬抑陈寅恪：“就说陈校长的论著，都是对教学有实际帮助的，对研究历史、研究古书都是直接有用处的，这是不一样的。他和陈寅恪先生是好朋友。问题是，比如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研究《再生缘》——就是不念《再生缘》，对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借题发挥，发什么挥？所以我觉得，寒柳堂啊，什么‘再生缘’、柳如是等等，对直接教学、对学生好像没有必要。……说实话，陶铸对陈寅恪先生那是很优待了，陈校长在北京也没有受到那样的优待。”（第一册页83-84）启老虽为陈垣门生，但史学非其所长，却偏偏要以史学为中心评判学术。启功的偏见让我想其施莱尔马赫在《阐释学箴言》中说的话：“对单一段落的任何理解都受对整体的理解所制约。”（《理解与解释——阐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主编 东方出版社 第41页）

访谈者曹鹏认为饶宗颐先生非常自信，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恨古人我不见，亦恨古人不见我”的气概，书中有饶公的话佐证：“近代中国一百年的学术史都在我的脑袋里，好多朋友都知道。”（第二册页25）饶公在学术闻见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确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可他又称：“日本人有个说法，说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因为我到的地方比‘观堂’还多。……他没到过西洋，没到过印度，没到过美国，我都到过。”（第二册页25）饶宗颐先生极好的自我感觉在我看来甚至不乏可爱的成分。因为按照饶先生的逻辑，他的学识也许比不过那些长年累月地在世界飞来飞去的空姐或一年到头都在做环球旅行的海员呢。论广博，饶公直是海纳百川，确要超过王国维；可要论精深，则远为逊色。有人认为，“选堂”虽大，又岂足与“观堂”分堂抗礼？　

　王国维

黄永玉先生因为来自湘西凤凰，于是乎，不只是凤凰的月特别的明，不只是凤凰的地特别的灵，也不只是凤凰的人特别的杰，凤凰的土也特别的神。你若不信，黄永玉先生就会告诉你，凤凰不仅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当知府的地方，不仅是大画家陈师曾出生的地方，还是屈原写诗的地方，“你还没到郊外看过，开车子二三十里地，那周围太美了！说屈原在湘西九年时间，他写山水，要是不到凤凰是很难写出来的。”甚至屈原投水自尽都应当到凤凰才对：“……还有‘投水’，为什么要跳到汨罗？汨罗那个水二三尺深，底下都是泥，那有什么好跳的呢，要是跳到凤凰就好了，有的地方水很深，五月间温度也适当，水温在20多度，最适合跳水了，跳到里面好得不得了啊。”（第二册页49）

下面这个例子也可爱，还有趣。有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等之称的王世襄先生回忆抗战期间欲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梁思成见到所长傅斯年，傅问他：“你是哪里毕业的？”王答：“燕京大学。”傅即说：“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第二册页90）有人认为，这既能看出傅斯年的“学阀”霸气，也说明他自有眼光，因为看王先生日后的玩家路数，确不是史语所的合适人选。

 

 

两堂的资料均来自“国学网络”：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中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潮汕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老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地进行“潮学”的研究和探索，使潮汕文化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静观，浙江海宁盐官人。清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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