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定论到人祸论

说说上世纪学术界对气候认识的钟摆效应

1909年，耶鲁大学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艾尔沃斯亨廷顿得到学术休假和资金去到巴勒斯坦和周边国家旅行。在当时近东地区仍然是土耳其帝国的管理之下，城镇是土耳其总督管理，地方是经常开仗的酋长管理。游牧的贝都因人从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中获得艰苦的生存，从过路的商人获得一点供奉，有时也攻击邻居。因此到那里的旅人都需要从贝都因部落获得保护，经常需要交纳保护费。

到达巴勒斯坦之后，亨廷顿理解参与了冒险的广泛游历，认识到只有巨大的气候变化才能导致过去曾经非常繁荣的城市发生大规模的沙漠化。亨廷顿把他的中亚之旅的观察，包括骆驼路线上的变化，黑海、尼罗河的水位变化，并与古代近东地区的文明兴衰相对照，并加上其他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不同国家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历史上所有的历史变迁都是全球变化的结果。他试图用太阳活动的周期性脉动来解释这些变化，并声称物理环境的变化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们的特质，因此影响人类历史。

亨廷顿用这些结论来支持他的“决定论”范式，其中他认为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物理地理条件塑造了该地区人口的精神和体力特质。在《文明的主流旋律》一书中，亨廷顿指出：

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生活在循环周期的系列当中，其中有一些会导致大气环境的显著变迁。我们不知道这些大气电离层和臭氧层是如何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但显然这一领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长周期和短周期都会导致我们的关注。在本世纪，几百年的周期性开始显著。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普通气涡风暴的数量和强度的变化。这导致了对某一特殊阶段，如希腊的黄金岁月，爱尔兰的黑暗世代，西欧学习的复兴。这些也导致了气候周期影响人类思维，身体活力、食物生产和地区养活人口能力的系统研究。

亨廷顿的决定论观点，在20世纪初二次大战之前得到广泛的接受。比利时的数学家、统计学家、和天文学家Quetelet通过引入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通过在不同气候环境中的平均人体参数的比较，他认为物理环境产生居民的平均分布特质，包括他们的道德密码。

Quételet的理论被英国的历史哲学家Buckle接受，并建议历史学的基本规律包括物理学定律、例如气候、土壤等，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特征与道德风貌。德国地图学家Friedrich Ratzel进一步拓展了自然环境对人类与社会的影响。不幸的是Friedrich Ratzel在1904年的一本书中使用了一个术语“生存空间”，被德国纳粹的思想意识工作者所利用，来证明对外征服的必要性。Friedrich Ratzel本人并没有要证明扩张和征服的种族主义思想。

同时，地理决定论的研究群体与当时的达尔文进化论（即支持自然环境影响社会特质，通过变异和选择，倾向于那些最适应的，即适者生存）协力合作。作用到人类社会，这一理论认为，数千年来，通过适者生存，那些严酷生存条件的环境产生了那些更善于对付不利条件的人。

在1930年代末，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决定论范式在地图学者当中失去了可信性。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学派中科学结论的不当应用，和二战前纳粹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术语（如种族特征、生存空间等）导致了对这些学术观点和术语的蔑视。其次，一些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开始对人的因素分配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自然环境作为决定社会和国家命运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其中有伦敦大学的埃及学者和现代考古学之父之一Flinders Petrie爵士，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Leonard Woolley爵士，探险家和发现苏美尔地区吾珥城的考古学家，也支持变化的人类作用。在一战之前，Woolley爵士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合作调查了西奈半岛和內哲夫沙漠，他们挑战了亨廷顿的地理决定论观点。

在近东地区从事大量挖掘考古的杰出的美国考古学家W.F. Albright，也否认亨廷顿的理论，他认为后者使用了对考古学残留物的肤浅研究产生的数据和文献，对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不充分理解，就认为该地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该地区发生水源变迁的结论。而系统的考古研究证明所有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在很多错误的推理中，亨廷顿建立了历史解释的精致框架。

另一个美国人，土壤学家和农业工程师W.C. Lowdermilk，也否认决定论范式，支持“谴责人类”的主张。在帮助中国对抗旱灾和饥荒的过程中，W.C. Lowdermilk,认为人类是导致灾难性的土壤侵蚀和经济灾难的黑手。他把不当工作导致土地损耗的行为称作“第十一诫”，针对美国的而不当耕作方式提出土壤保护。他把近东地区的农业社会衰退归结为阿拉伯的入侵和征服，因为沙漠民族缺乏土地和水源管理的知识。美国1930年代的中部沙尘暴支持了他的观点。

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口强烈支持沙漠化的人类原因，因为这符合他们的锡安复国意识形态。考古证据表明这一地区曾经人口众多非常繁荣，曾经在公元前500年间，当犹大仍然是独立国家到后来被罗马吞并之时，拥有繁荣的农业。如果沙漠化是阿拉伯征服和数世纪忽视的结果，那么人类企业应当纠正对环境的破坏，让该地区的数百万犹太避难者和移民更适合居住。1960年版的犹太百科全书认为，“亨廷顿认为的气候变化没有依据，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湖水水位即使在干旱季节也没有显著变化”。

1970年代初，欧洲历史上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结果开始公布，挑战了恒定气候在史前时期不变的共识，以及人类活动是环境恶化的主因。英国考古学家R. Carpenter认为希腊的极端历史变迁是由于气候变化。英国气候学家HHLamb开始调查气候与历史的关联。他证明气候变化的欧洲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并提出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发生小冰川时代的有力证据。

随着众多对气候影响历史的研究发表，虽然他们不会在所有结论上达成共识，但气候被认为是影响因素之一，不应当被忽视，被认为是“库恩式”的范式革命。

一个更基础的原因涉及人文研究（历史学和考古学）与物理科学的对比。虽然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喜欢奥卡姆剃刀原则，即对复杂现象的集合寻找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最好是数学上的简洁），大部分调查人类环境的人文学者喜欢尽可能复杂地描述全部情景，而避免回答恼人的“为什么”和“什么导致如此”的问题。

这种“新决定论”范式包含了很多被认为是测量历史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影响的大量因素。这一理论框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套系统的互动部件，在空间-时间-信息坐标上的某一点。空间坐标定义了地理区域，时间坐标指代那些历史时间段，信息坐标描述社会的通用人类学特征，即由于共同进化过程导致的社会的文化和基因层面特征。

结论是，一个社会所承受气候变化及其结果的能力取决于其子系统，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的反应能力。不过，影响的大小，长度，和二次伤害的积累效应也会发生决定性作用。

以上是2007年出版的一本专著《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 andHistory of the Near East》的第一章的主要内容翻译，我觉得写得很精彩，就是看完就忘，实在记不住，只好笨笔头翻译出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正像作者提出的艾尔沃斯亨廷顿的背景是地理学家，所以他习惯于用奥卡姆剃刀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但是他对气候的效果加以机械式的引申，如果天气温暖就会懒散，如果天气舒适就会高效，这种人机工效学的观点在短时间可以，用来解释文化的演变就显得太单薄了。事后人们攻击亨廷顿，不是因为他提出的社会模型太简单，而是他不当地用人种作比喻，认为天气可以影响人种的优越性，就变成了机械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是被纳粹利用得主题，谁碰谁倒霉。现在人们都说亨廷顿的理论过时，可是最近的理论还是支持他的学说的。我们伟大的竺可桢同志，花30年的研究成果，不过是验证了他提出过的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温度逐步降低的温度曲线而已。虽然我们称作竺可桢曲线，可是亨廷顿在1924年就出版了，竺可桢至少晚了41年，只能说是中国的温度曲线，与全球的温度曲线很相近而已。

在所有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释的各种理论当中，我见到的林毅夫的观点最合理，因为他有经济学理论的背景，可以通过为技术发明建立模型，然后用模型的扩展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发明为什么难以在近代带来更多的发明的问题，这样就比那些纯粹的历史学家更有说服力。他首先辩驳了伊懋可（Mark  Elvin）的人口土地比的观点，通过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突降来解释为什么人口土地比不能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原动力。按照我们的理解，人口土地比越高，人们对省力工具的愿望越小，所以不愿意去发明，这是伊懋可的观点，也是从需求的观点出发的。而林毅夫的观点是从古代发明的性质出发，认为缺乏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的中国古人是无法提供技术发明的技术突破的，所以他的观点是从供给出发，认为古人提供不了科技突破的理论。问题在于，这两人都是从人致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是根本的原因，这样又陷入了主观唯心的解释。因为中国人如何如何，所以不能发明创造。因为欧洲宗教如何如何，所以科技突破在欧洲产生，这些观点都比较唯心，是典型的人类系统导致气候变化的观点。因为宗教本身就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一个气候变化明显的地方，往往是多神教，比如中国；而只有气候单调的地方才会强调单一神，比如中东和北欧。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而已。

李约瑟难题的真正解决，一定不是“视而不见”（比如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的观点，Nathan Sivin 首先提出，被David Landes批驳一通，作学问不能太讲主观，意气用事），也不是气候变化的人祸论，比如林毅夫的观点，而是气候变化中人类影响的长期性和气象条件的周期性之间的共同作用。人类的贡献是长期的，因为人口总是在砍伐森林，破坏水土，必然会改变大气的水循环，影响对太阳辐射的吸收过程，所以总体趋势是变冷的，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可是在这个整体趋势面前，自然的作用也会发生突发性的影响，比如世界历史的周期性和震荡性，是无法用人类贡献来解释的，所以只有把两者的作用都能够分析清楚了，才会解决李约瑟难题，即15世纪初是中欧的分水岭，1421年之前，中国老大，1421年之后，欧洲为王。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我看了几十种，都不是最终的解决，关键还是气候变化。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努力寻找自己的奥卡姆剃刀，以上是我的一点读书心得。

气候变化影响文明理论的开创者亨廷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