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长根

      社会生活中有一类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命名为“称量现象”。一个人的品行是好是孬，一件事的份量孰轻孰重，人们心中似乎有一杆“称”，大家的评判通常会令人震惊地一致，特别是真相被公之于众的时候。
      这杆“称”的份量在于“称砣”。对于社会生活是如此，对于博士生的攻博，其实也是如此。许多博士生的最终成功，流了一身一身的汗，走了弯弯曲曲的路，他们心中的“称砣”是沉甸甸、光灿灿的。在抗日战争的年代，西南联大有着那么一批莘莘学子，在极其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下，发奋学习，他们心中的信念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他们的“称砣”。那时怀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在延安各学校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他们后来成了新中国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新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向我们讲述的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杰出知识分子群体——我国“两弹一星”科技战线上的灿烂群星。在他们攻克科技难题的经历中，尽管面对着今天我们难以想像的国际险境、工作危难、生活困境，他们不仅没有后退，没有倒下，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心中的那杆“称”，那个“称砣”，叫做“国家命运”。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人民因“两弹一星”带来的扬眉吐气。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些名字：聂荣臻、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朱光亚……这是一串不朽的名字。《国家命运》值得一看。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称”。其中的一些，令人担忧。最近，我参加了全国博士生年会。会上特邀了王乃彦院士作了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报告。在互动的时候，一位博士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某位与他同一个导师的博士生毕业时，他特地找到毕业的同学，请他介绍如何做的博士论文。没有想到的是，毕业的博士生竟然回答说，论文上的数据都是假的！为了说明这样做有“理”，他“理直气壮”地补充了一句：博士生这么低的待遇，“我在论文中做了的，已经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遇到过做假的，但没有遇到过这么理直气壮做假的。做假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违反科学道德的，但真正令人“震憾”的，是做假者的“理由”。待遇低就可以做假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若这样，那就等于在说“穷人家的孩子做小偷合理”。这后一个推论是绝对不会被人们的那杆“称”所接受的，而且也不会被经济条件暂不好的家庭所接受（这含有侮辱之意）。王乃彦院士从科学规范方面回答了提问。我后来补充了一句，请提问人转告那位毕业的博士：“待遇低，不能成为做假的理由！”
      博士生把“待遇”（实际上博士生的助学金或补助，称不上是“待遇”）当成人生或办事的“称砣”是当前某些社会思潮的投射。带着这种思想攻博，又走上社会，很难说他会有一个好前景。
      就“待遇”而言，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由于各方不断努力，也不断在传出改善的消息。我们也希望国家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措施。但同时，博士生把攻博时
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从“待遇”上稍作转移，集中力量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是值得的。
      在“待遇”这样一类问题中，有个问题倒是应该引起你的重视，这就是“科技人才个人发展空间的阶段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个“历史”（其实是“历史阶段”）的人。在学位制度建立之前，同样是大学毕业，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学位”可以攻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旧的“历史”的人，而你我是新的“历史”的人。历史真是无情。在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高校恢复学生招生，理、工、农、医，数、理、化、天、地、生大铺摊子，而且“青黄不接”那样的形势和任务，对于科技界青年知识分子的要求远不同于今天，发展空间大，起点低……，阶段性特点不同，而且是很不相同。今天，你想要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门槛”越来越高。因为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是要创造中国科技“新历史”的人们，优秀群体越来越多，基础条件越来越好，科研投入越来越强，人们的学术水平非比往昔。对于博士生而言，发展空间相对“小”了（质量要求可是高了很多）。你真正要防止的，是被“历史”所抛弃。也许，就在你于“待遇”耿耿于怀之时，许多年轻博士生正着手迎接新的历史机遇，为此奠定个人发展的扎实基础，以此贡献于社会和国家。他们，我相信还有你，正是推动科学技术“历史”前进的人！博士生同学，勇敢地走进属于你的“历史”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