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我国推广的许多基层治理模式都来自浙江。回顾一下，02年，“河长制”出现于长兴；03年，美丽乡村出现于安吉，并进而于05年引出了“两山论”；03年，浙江全省开展了农村环境整治；15年，推动特色小镇。所有这些，后来都风行全国。比较好笑的是，特色小镇在浙江可以做得很好，全国普及之后却毛病百出，令人深思。

不难看出，这些模式几乎都是针对基层的，基础性的，各种措施相对较为踏实扎实。与邻居上海比一下就可以看明白了。上海整天在大吹大擂，要成为世界城市、卓越城市、国际五大中心。气喘吁吁之余，这些年拿的出手的东西，最终风行全国的又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讨论浙江，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民风，甚至也影响到了一点官风，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盛行说大话吹牛皮的时代，强调这些尤为重要。

90年代我几十次在温州台州一带调查，无数次一边喝着老酒，一边听老乡们的故事。听得最多的，就是“那时候苦啊”之类的话语。苦，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困，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备战的意图，浙江的国家投资严重不足，同时浙江耕地极少，温、台、甬诸地农村，大致人均耕地仅2分。人们连自己的肚皮都喂不饱。所以79年开始，剩余劳动力大量外出谋生。做小生意，打零工。温岭某村的几位小老板告诉我，他们开始是到江西山区扛木头，也就是说，江西老表们觉得苦不愿做的事，他们做。

当然，能够让大家起家的，还是从城市拿到加工任务，也有开始仿制，或开始服装鞋帽之类的手工为主的自主创业。苏南乡镇企业的起家，是“集体”从城市企业获得加工任务，而浙江，一开始就具有春风野草般蔓延的态势，更具有草根性。

但是，浙江模式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就是散乱的乌合之众一哄而起。人们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当年我曾经在两个村呆过一段时间，一个制鞋，一个农用水泵制造。大致上，无论何种产品，都分为十道左右的工序。一户村民承担一道加工任务，十户左右村民就此组成了完整的加工链条。其中，每户独立核算。在这样的加工链中，资金不足者居中间，资金充足者占首尾，负责进货出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区里，你即便身无分文，也是可以做“老板”的，只需窝在加工链的中间环节便是。而首尾两端人家也无需给中间环节现金，只需要打白条，年终结算。可以想象过年前三天村里的热闹：人人拿着小本本，揣着一堆白条走家串户。大笔的钱就此分配给了家家户户。

除此以外，村里还有各地的销售专业户，他们似乎只为本村服务。一次我看到一帮人围着一台传真机，原来是石家庄的那个专业户要将当地卖得好的鞋样图纸和样鞋照片传回来。时间已经很晚，但人们似乎没有“明天再说”的想法，而是在那里讨论和设计。第二天早上，第一批新产品已经装车发出了。

当地有“做会”的传统，但只限于社区内部，村和镇的范围。所谓“做会”，就是由一个缺乏资金的人做“会头”，说清楚自己的需求，利率是地方公认的。参会的人们于是每人出钱若干，帮他解决问题。会头得到资金，但也有责任参加他人的“会”。这种模式有很强的社区性，村民必须严守信用，否则会受到社区的排斥。我遇到过一位村里的成功人士。他曾经四次输得倾家荡产，但每次通过做几个会，都能够东山再起。

后来，这种草根的经济活动逐步成长出正规的企业，并在镇一级汇聚，从而形成一大批经济强镇。但是，社区性并未丧失，只是舞台更大了些。浙江的一些特点：更为吃苦耐劳的品质；社区为范围的互助、合作和信用；草根层面生气勃勃的活力和创业欲望，依然存在。同时，富裕起来的人们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与追求更好生存环境的意愿结合，则成为进入新世纪后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的一系列模式出现的原动力。对此，几乎只剩下自上而下动力的上海是否能够汲取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