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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关于《物理学报》1974年复刊的一些回忆

吴咏时

物理学报.2023, 72 (23): 230103.

doi: 10.7498/aps.72.20231851

作者简介：

吴咏时，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天文系终身教授。1973年—1983年，担任《物理学报》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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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报》是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在物理学领域专业性最强的顶级中文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展现、交流中国物理学界在物理学各前沿研究领域中的最新进展和成果。《物理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自1933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一直受到国内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和支持，以及国际上关心中国物理学发展的科学界友人的关注。回顾学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她的初期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是和当年老一代物理学家的艰辛付出及热忱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大事记》所载^[1]，学报创刊至1937年已出版至第3卷第1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顿两年，1939年又开始继续出版第3卷第2期。但在1940年第4卷第1期出版之后，受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再次停顿4年。除此之外，在1966—1976年共计10年的特殊年代里，学报也无奈停刊7年半，直到1974年1月方始复刊。当年我个人有幸被召集进入学报编委会，参与一些具体工作，略知某些内情。在此纪念学报创刊90周年之际，回顾50年前的往事，深感学报在1974年的复刊，是学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下来之不易。回忆、记述学报的成功复刊，是一件对历史负责的事。当年的当事人物大都作古多年，忝列末位的我，记忆也变得日渐模糊，倘有不确或错误之处，尚待知情者指正。

学报在1966年夏季无奈停刊，可以一句话简单地说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犹如一场猝不及防的超级飓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到三个月就出现全国大串联，正常的科研工作就完全无法进行，大学也完全停课。学报已出版到当年第9期，但第7，8，9期没有来得及发行就停刊了。

学报在1974年的复刊，就不是一句话可以简单地说清了。变化的最早信号，出现于1970年，中国乒乓球队获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相继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并提出他们对国内物理学发展的看法和建言。二位先生在全国各地的学术报告，帮助中国的物理学界走出闭锁的状态，了解世界物理的前沿。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重磅文章。该文拨乱反正，针对贬低理论、忽视基础研究的“极左”思潮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并提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应有做法。广大科研工作者和高校教师深受启发，纷纷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排除干扰，坚定地开始恢复正常的科研和教学的秩序，尽力补救失去的时间，发奋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终于在1977年，迎来了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为标志的“中国科学的春天”。此乃后话。

在70年代前期科学界、教育界这一“拨乱反正”的浪潮中，中国科学院还有物理学界，都是当仁不让，甘当先锋。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创办《物理》杂志后，即积极酝酿、筹备学报复刊。1973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批准学报复刊，刊期为双月刊，并组建以王竹溪先生为主编的学报编辑委员会，主持筹办复刊的有关事宜。1973年8月，《物理》第2卷第3期刊登了《致读者》一文，宣布《物理学报》将于1974年1月复刊。

王竹溪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他自1944年开始连续担任学报主编，德高望重，自然是复刊编委会主编的不二人选。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收到通知进入学报编委会，感到诚惶诚恐。一方面因为我是1965年夏才从北京大学(六年制)毕业，分配到物理研究所工作。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科研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干扰，正常的评职程序也随之停摆。同时基本上再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科学院。所以直到 1973年，我的职称仍然是最低阶的实习研究员，一直是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人员。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被召集到学报编委会。另一方面，中国物理学会委托物理研究所管理学报的出版事宜，我在编委会内可以协助老一辈卓越的物理学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务性工作，也是一个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特别是主编王竹溪先生，我在北大念书时，就聆听过他教的热力学本科课程，也钻研过他的《热力学》《统计力学》以及《特殊函数论》(和郭敦仁合著)等专业名著。还有副主编朱洪元先生，我听过他关于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现象学分析的系列学术讲座，也钻研过他的名著《量子场论》。编委中这些老一代的物理学家(还包括戴元本先生)，都是引导我入行科学研究的导师。他们都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我愿意协助他们做些事务性的工作，以节省他们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在一次私下的机会，我向王先生表达我资历浅薄，怕做不好工作的担心。他劝勉我一番，说他当年就是30多岁就担任了学报的编委，这也是个磨练的机会。我也就决心尝试挑起这副担子。

那次见到王先生，离我本科上他的课时，已相隔12个年头。他的身形较前更为瘦峭，但依然神采奕奕、精神瞿烁。同时，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的岁月和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的磨炼，所带来的沧桑和憔悴也依稀可见。我一方面为他挺过来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又钦佩他不计前嫌(“文化大革命”前期无端受到批判)、不顾疾病(据说是血吸虫病)为科研、为教学和为学报殚精竭虑的工作热情。直到1982年(他去世前一年)，王竹溪先生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内，兢兢业业主持学报的出版工作。他是学报历史上大家特别敬重和特别怀念的一位主编。他过世后，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物理学报》编委会在学报发表《悼念》指出：“王竹溪教授在从事物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主持中国物理学报四十年。”“在主持学报工作中，他忠诚地贯彻办刊方针，坚持原则，处事秉公，奖掖后进，平易近人，为办好物理学报和在我国促进物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从1973年参加学报复刊的筹备到1982年底离开学报编委会，我这10年的经历就是以上悼词的见证，它也表达了我现在深切怀念王竹溪先生的心声。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回顾1974年学报复刊后头五年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第一条，当然是复刊的时机选择恰当。当年在“极左”思潮横行的特殊时期要想办好学术刊物，是有风险的。学报复刊后坚定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为后来科学界的改革开放开了风气之先。第二条，积极推动物理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1974年7月，授权美国物理学会委托杨振宁先生组织华人科学家翻译《物理学报》，以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Acta Physica Sinica)英文版双月刊出版，全世界发行，出版了3年^[1]。1981年起又授权美国物理学会编译出版名为《中国物理》(Chinese Physics)的英文刊，选译《物理学报》等我国12种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在该刊发表，并被SCI-CD(光盘版)收录，直到1992年底共出版12卷^[1]。这些措施，有效地扩大了特殊年代里国内的前沿优秀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仅在我个人熟悉的一些领域里，比如于渌和郝柏林的《连续相变临界指数的骨架图展开》^[2]，石赫、许以超和郝柏林的《三维晶格统计模型的一种封闭的近似解》 ^[3]，陈金全、王凡和高美娟的《群表示论的物理方法 (I)—(V)》系列文章^[4–8]等等，还有粒子理论层子模型^[9]，规范场拓扑对偶荷^[10]等方面多篇文章，在当时学报发表后就有国际的可见度。第三条，在学报上公开发表科学界的争论文章。这一点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这是学报编委会于1974年9月召开会议(由副主编李荫远先生主持)，专门讨论学报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决定的。我个人是支持在保持良好氛围的条件下进行公开的科学争论的。一个例子是在“经验交流”栏目里，学报在复刊后发表过两篇文章^[11,12]，对陆启铿、邹振隆和郭汉英^[13]的《典型时空中的运动效应和宇观红移效应》一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我们现在也应该提倡在良好的氛围下进行公开的科学争论。

回望90年，学报从创办初期的艰难到复刊，再到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展望未来，预祝《物理学报》与时俱进，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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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u Q K, Zou Z L, Guo H Y 1974 Acta Phys. Sin. 23 1 (in Chinese) [陆启铿, 邹振隆, 郭汉英 1974 物理学报 23 1]

关于《物理学报》1974年复刊的一些回忆

https://wulixb.iphy.ac.cn/artic‍le/doi/10.7498/aps.72.20231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