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笛卡尔最早唤起人们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笛卡尔意义上的“方法论”也叫“方法学”，指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中国学者受中西不同哲学传统影响，国内学术语境中的“方法论（学）”有着更广的外延、更深的内涵。“方法论（学）”是具有元概念[1]属性的基本理论术语，狭义上指方法的理论，广义上总括了一切“论方法”活动及产生的方法知识。本次从知识角度对“方法论（学）”进行系统梳理，揭示知识类型及联系，并评述。

综述部分：（1）作为融贯哲学观点的“哲学方法论”；（2）思想资源发掘而出的“假说方法论”；（3）相应学科领域中系统说理的“学科方法论”；（4）相应学科领域中“博物学方法论”；（5）使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科学方法论”；（6）概括方法实践经验的“经验方法论”；（7）小结：六类方法论（学）知识相互联系

评述部分：（1）元问题研究不足：方法观念的教条阻碍了概念性反思；（2）“方法的专门研究方法”空白：不精准的方法实践经验难以反思方法论；（3）缺席原始创新问题：客观性掩盖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研究；（4）规范方法论缺失：语言模糊遮蔽了“方法规范”的规范性来源问题；（5）小结：两种哲学传统致使方法论研究“重实践轻理论”

（李博闻.面向方法论知识的方法结构分析理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4.）

（4）相应学科领域中“博物学方法论”

博物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指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对不同研究阶段使用到的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方法”进行汇编和整序，就像图书馆博物馆那样，依照某种逻辑秩序将“方法”组织起来，以形成“大全”“体系”“框架”。在西方学术界，这类成果产出少而纯粹，例如米歇尔·伯克等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百科全书》，全五册提供1000多个“方法”词条，所有词条都由与之相关的主流学者撰写，中国学者组织翻译耗时六年。不同的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领域都大量产生这类成果，这是东方认识论和西方知识论合璧的结果。

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认为只有发挥理性的能力，才能获得外部世界的可靠知识，而“概念”就是人类理性能力的结果；经验主义兴盛时期，休谟主张对人类知识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他理解“关系”比观念本身更重要，这种思想也被认为是第一次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观念；德国观念论阶段，康德明确提出人类“理性”具备加以综合统一的能力，具有把“知性”获得的材料改造制作、加工整理为最高完整的系统，以达到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知识的能力，截至到康德，我们就能理解“博物馆学方法论”的学术价值――由理性加工出来的完整概念体系，在康德那里等价于“绝对知识”，而在如今知识论语境中，“概念体系”从原理上讲是基于语义表示和组织的概念模型，是一种最基本的科学表征方法，勾画了研究原型最为“本质”的认识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先秦时期就建立起“名辩”逻辑[i]，以“说事―讲理―论道”为逻辑结构特征的“推类”，是“名辩”最主要的逻辑推理模式。就像《淮南子》主张“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相反的“离事言道”论说方法和行文结构主要在汉末魏晋之际流行[ii]，也被古人称为“名理、玄学”。“推类”作是中国古代推理的主要模式，具有认识论色彩，塑造了中国学者“因事施言”“托物言志”“不离事言理、不离例言义”学术传统。“博物学方法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类“论方法”活动旨在：通过“盘点”来重估学科方法库、研究工具箱的学术价值，进而引出学科领域理论问题的议论。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重视“博物馆学方法论”是中西哲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方法”的概念体系，是经由理性整理的“绝对知识”和“观念模型”，也是学科领域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更是“论道”的绝好起点，这使得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盛产“博物学方法论”成果[1]。

（5）使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科学方法论”

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可理解为“一切以成功追求科学为目标”的一般性方法理论，狭义的“科学方法论”可分为宏、中、微观三层次。不同层次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像地图、公交线路、旅游攻略与旅行之间的关系。

宏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是在普遍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探讨科学研究、科学发展、科学评价等基本性问题，比如“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真理观”问题等，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科学”，它们也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哲学认识论（知识论）的中心问题。宏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实践的关系就像地图与旅行。哲学家行走在人类思维和认识的边界，为人类认知的莽荒地带绘制草图。随着人们对“科学”看法的改变，科学方法论本身也在发生着演化，就像地图引导旅行，而旅行也在不断更正地图。

中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是发生在具体科学的内部一般性方法理论，同时，不同科学方法论引发的争论仅仅限于科学家群体内部。例如社会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式、描述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社会建构论、当代诠释学等不同研究路径。中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实践的关系就像公交线路与旅行。每一种科学方法论，就像地图中显示出来的不同公交线路，是“公共认可的”又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它们不能帮助人们直接抵达目的地。

从古希腊到逻辑经验主义，人们曾一直寻求一套规范的科学方法论，但伴随科学发展，科学的多样性和科学方法的变化性使得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观念也显得过于僵硬，而哲学家们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思考也逐渐远离科学家们的科学实践，同时，一线科学家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亦形成了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学术判断，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自己应当如何进行研究工作，不再依赖专门的科学方法论来指导。总的来说，微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是伴随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潮崛起，由科学家们形成的、关于具体科学实践的、地方性的方法理论。微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实践就像旅行攻略与旅行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具有相对主义的特点。

三个层次科学方法论不是截然分开和固定不变的。微观层次的建构往往离不开宏观、中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预设，例如：“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iii]奠基在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后实证主义等世界观之上。随着理论完善，微观层次的科学方法论也会给传统科学方法论带来真正的革命，比如：近年来由大数据技术引发的科学方法论革命[iv]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科学研究的面貌。

（6）概括方法实践经验的“经验方法论”

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属于不同思维方式，以“天人关系”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关注人们的“行”而不是“思”，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就孕育了知行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融通使得实践哲学在中国得到新发展，实践哲学促使中国学者关注“落脚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经验方法论”。

“经验方法论”以学术研究中真实发生的“方法”经验现象为基点，概括方法实践经验、反思方法实践中的不足等，总的来说，“经验方法论”精髓在于创新和反思，为人们合理选择研究方法、正确使用研究方法、把握方法论新变指明道路，“经验方法论”有两种类型：以具体学者为对象、以具体方法为对象。

以具体学者为对象的“经验方法论”，也可以看作“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其知识最初的源头是那些享有声誉的学者，他们在学术发展进程中留下过足迹，也在学术生涯中形成了一套个性化的方法论和方法策略，梳理并研究这些学术遗产有诸多学术上价值。例如国内学者多次概括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方法论、人类学方法论，也有学者提炼过费孝通先生在“案例研究方法”“定点追踪调查方法”“社区类型比较法”等上的实践经验。

以具体方法为对象的“经验方法论”，其知识来源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实践经验。学术共同体成员通过比较研究、综述、案例研究、科学计量研究、引进移植、性能改进、规范化、工具化、基本问题讨论等不同途径分享方法新知，这类研究共同点在于扎根实践并具有“方法论意义”，可概括为：通过规范使用、创新应用、消除误用等促进学科内部范式的形成、推进综合研究质量的提升、推动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

注[1]： 作者认为“体系”蕴含近似认知心理学“图式”的先天机制。如同拼图游戏，在经过理性的组织加工，材料之间“榫卯”一般互锁起来，而整体又呈现出前所未见并具有预言功能的图景，脑力“劳动-回报”的超额奖励以及“自洽”带来的内在和谐感，会引发主体在心理上的快适，这或许是学者们热衷构建概念体系的另一个原因。

[i] 董志铁. "推类"的构成、本质与作用——三论"引譬、援类"[J]. 毕节学院学报,2010,28(7):52-55.

[ii] 徐亦然. 离事言理:汉魏思想变革与论体新风[J]. 江海学刊,2021(6):157-165.

[iii] 徐治立,徐舸.社会科学“混合方法研究”范式争论与方法论探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35(05):159-170.

[iv] 黄欣荣.大数据技术对科学方法论的革命[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3(02):28-33.

注[1] 参考英国哲学家罗素编撰的《西方哲学史》，卷一“古代哲学”，第一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第九章。

注[1] 元概念（meta-concept），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中指“一种抽象的概念，即概念的概念。用来组织某些领域的概念的属性和类，完成或添加具体的概念等”。例句：“具有方法论意义”，这里“方法论”修饰“意义”，表明意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