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写作》（中国书店，2007）中有一篇《小苗与大树的对话》，季老说，一个小孩起码要背200首诗，50篇古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不由得想到了自己，脑海中的完整记忆篇什了了无几，被认为好学的我尚且如此，不知道年岁似我者腹中有多少古诗文模板。至于平常的谈话，由于交往圈子狭小，时常在左脑与右脑之间展开。

   生逢文革岁月，在批判声中度过了中小学大部分时光。全部语文书加总的古文篇数可能与季老所言相差五十步百步而已。对古文的多害相权取其轻的批判态度与季老幼时的膜拜式记忆有天壤之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中小学教材与老师本身对古诗文就缺乏敬意（形势所迫，不可责人所难），鲁迅先生及他人的批判式文章是教材的绝对主力。敬则恭，蔑难亲。常听说背抒情文章的，不知季老及先贤热衷吟哦的批判华章有几许？今日国学似乎渐成显学，但季老的起码（骑马）可能就像骑驴找马一样地困难。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用阿Q而不是孔乙已式的语言来说，头脑不给别人跑马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起码能够做到我手写我心，不用担心与某甲或某乙面善而身陷抄袭门以致进退两退。

   “年子”与赵忠祥非一日之《岁月随想》与倪萍度过多年的《日子》有些瓜葛。宋丹丹借角色之口在春晚小品中因倪萍 《日子》有感而发，声称出本“月子”，多年过去，似乎生产不顺，至今未见露面。他们有岁月、日子、月子，我就想到了“年子”、“岁子”。与背书扯到了一起，就想起了“无意背书的年子”。

  本来，年头、年月，甚至年景等现成词语都可使用，为何生造一词？想到现在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嘛，就变得坦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