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2），是我的母校——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也是我从母校本科毕业30周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心潮澎湃。谨以此篇小文，回忆当年在母校读书生活之点滴，聊表对母校的祝贺和祝愿。

  和全国所有77级学生一样，我实际上是1978年3月入学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在进入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之前，我已经中学毕业一年多了，曾经在一个街道装卸队做过半年多的临时工，后来又作为知识青年，在市郊奎山公社姚庄大队插队落户，喂过猪，当过赤脚医生。那个时候，前途迷茫，无所用心，对“考大学”这类事情是想也不曾想过的。大约在1977年秋天，社会上陆续传来一些小道消息，说是大学要恢复高考了，接着，记得是《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于是，赶紧找些中学课本，认真复习准备起来。和后来历届高考不同，77级是没有全国统考的，只是在地市一级初考一次，又在省一级复考一次。这些准考证，我至今还珍藏着。很多年以后，看了一些相关材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邓小平亲自主导和部署的。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全国统考，所以就只在各地市和省里考；由于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考卷，甚至直接动用了当时印制《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之后，有幸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受到比较正规的高等教育，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三个志愿都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坦率地说，这并非当时自己对徐师有多么了解，或者对当一辈子教师立下很高志向，只是觉得能有这么一次高考的机会，实在太不容易，应该把握好。等我接到录取通知书（这份通知书我也保存至今），在我所在的生产大队还是引起了一点小小波动，因为当时80多名知青中，我是唯一被本科院校录取的。有位大队领导一直对我很关心，听到我被徐师录取的消息，就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在这里表现很好，将来招工回城，第一批就可以推荐你。何必考什么师范，将来当一辈子孩子头呢？”这些活，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教师职业的真实看法。我虽然没有听从这番劝告，但对农村基层干部这种朴素而真诚的关心，是感念至今的。

徐州师范学院，坐落在风景名胜的云龙山东麓，离我家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文革期间，曾被红卫兵们擅自更名为“淮海大学”，所以“淮大”之名，在徐州是家喻户晓的。奇怪的是，从小到大，我从没进过这所学校，似乎总有些神秘感。而今，在1978年3月的料峭春寒中，我和许多身穿厚厚棉衣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这所大学，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但如何开始大学生活，一时还真有些不知所措。这时离我18岁生日，还差两个月。

徐师校园并不算大，但给人优雅而精致的印象。进入校门，就能看见在稀疏的松柏掩映下，规规整整地排列着品字形的三座青砖教学楼。东边是文史楼，西边是理化楼，往南正对校门，绕过一个松柏园，就是数学楼。再往里，则是操场。沿着操场西边的小路往前走，靠南的一个角落坐落着几栋楼房，那就是我们将要居住的学生宿舍了。图书馆是在学生宿舍东边的一栋小楼。说来巧合，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徐师体育场南侧围墙外相邻的徐州六中度过的。从初中到高中，整整五年，却从没想过，自己还要在围墙的另一侧再度过四年的学习生涯。

中文系77级132名新生，分为两个班。我被编入1班。班级所在的是文史楼二楼最东边的那间教室。三面玻璃窗，一面黑板墙，宽敞明亮，桌椅齐全。全班72位同学，大都来自苏北的徐淮盐连地区。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是1945年出生，颇有沧桑之感，有的在家里已有了两三个孩子；最小的则是61年出生，刚走出中学校门不久，脸上还带着些稚气。我的座位在教室左后角，往前可以看到黑板、讲台和整个教室，往左可以看到窗外松柏的苍黛树影。

现在，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情景，还时时浮现在眼前。这些年，我经常会问自己，本科四年的学习时光，母校给我心灵打下了怎样的烙印？我究竟从母校那里获得了怎样的智慧启迪和力量源泉，鼓励我一步一步走过从读书到教书、从求学到治学的漫长路途？

我想，在中国的大学之林中，以徐州师院在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算不上那种名列前茅的类型。但徐师立足于古城徐州，辐射苏北地区，特别是浸润着汉文化的浓郁氛围，长期以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扎实严谨、不慕浮华的学风。这在老师们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而对我们后来锲而不舍地走上治学之路，并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质，应该是起到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作用。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从母校的授业老师那里，切实地感受到这句话的意义。

我在进入徐师中文系时就曾听说，吴奔星教授是一位名气很大的学者。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了。解放后，本来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徐师来任教。我读书的时候，很遗憾，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吴老师没有给我们开过课。只是有一次，他在学校礼堂做了一次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我已经记不起了，内容是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比较宏观。当时听众非常踊跃，坐满了礼堂，连时任院长的于从文（解放初曾任徐州市副市长）先生也坐在了前排。吴老师满头银发，讲话时中气很足。这次报告中，吴老师提出一个语惊四座的观点：“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从毛到毛。”他解释说，前一个“毛”，是指《毛诗》，即《诗经》。后一个“毛”，是指《毛主席诗词》。这句话，我后来没听别人说起过，但至少是吴老师自己的独到观察和体会，凝聚着他作为诗人的敏感与个性吧。吴老师还与我班同学徐放鸣（现任母校江苏师大党委书记）合编了一本《郭沫若诗话》，这也是他培养人才的一个范例。

其实，在老师们中间，对我们产生最深远的影响、最受同学们爱戴的，还是时任系主任（后来曾任副院长）的廖序东教授。廖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和兰州大学黄伯荣教授共同主编的《现代汉语》，作为教育部统编教材，几十年来在全国各高校被广泛使用，至今仍保持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廖老师更是一位严谨认真、和蔼亲切的老师。杜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来形容廖老师那春风化雨般的教师品德和风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是把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他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使用的是他自己创立的语法体系，特别是那一整套的符号分析方法，科学合理而又简便实用，非常适于学习和推广。他以此拓展到古代汉语语法，也是使用自己亲手编订的教材《文言语法分析》，使古奥难解的古代汉语在这套简明的语法体系中显出清晰的语法脉络，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他曾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关于《离骚》语法分析的论文，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和贡献。廖老师是湖北人，抗战期间曾在武昌就读于北京师大，师从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他是徐师中文系建系的元老，长期担任系主任，筚路蓝缕，功勋卓著。他讲课细声细语，娓娓道来，虽不很生动，但深入浅出，既有很深的学理性，又能够让人听得懂、学得会。就在不久前，我借出席南京师大110年校庆之机，在南京与当年徐师的老同学欢聚一堂。廖老师的女儿、也是我同班的同学廖礼平（现任江苏省委党校教授），还用玩笑的口吻说她父亲讲课“很枯燥”。这语气，包含着女儿对父亲的挚爱。而据我的理解，廖老师讲课，是把科学性放在首位的，他那严谨的态度、清晰的脉络、平易的语言，都是围绕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而呈现出来的特点。廖老师的板书，也是同样的严谨、清晰、平易。他有时会写出一些草体字，我在当时也比葫芦画瓢，能够照写下来，却并不很理解。后来，偶尔翻一下草书字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很有来历的。也是在这次老同学聚会上，中文系78级同学周琪（现任江苏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深情地回忆起廖老师教导同学们要说好普通话、写好粉笔字的往事。几年前，我还在深圳工作时，忽然收到一本由江苏省社科联编印的《人淡如菊》一书，专门介绍廖老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生涯，这是廖老师亲笔题赠给我的。拜读以后，更加深了对廖老师的了解，同时也真是又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时隔这么多年，廖老师还能记得我这个并不出众的学生；惭愧的是，自己这些年努力不足、成绩不大，无以回报老师的厚爱。

在当时资深的老师中，还有一位王进珊教授，那真是一位风度儒雅的前辈学者。他那轩昂的气度，我至今还从没见过哪位演员能够在屏幕上很好地表现出来。王老师也是满头银发，戴着一副玳瑁眼镜，唇上蓄着银白的胡须，操着一口夹带吴语腔调的普通话，身上总是一套笔挺的、一尘不染的中山装。关于王老师的经历，当时人们似乎不愿过多提及。直到多年后我看了王老师的研究生吴敢（曾任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学长等所编的三卷本《王进珊选集》才知道，他早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传队，曾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专员、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抗战胜利后，任《申报》副刊主编。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身陷牢狱之灾，后转入徐州师院的前身江苏师专（时在无锡），成为中文系建系元老之一。王老师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中年以后转入古典文学研究，著述很多。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学期的宋代文学。当时他毕竟年事已高，有些力不从心了，课程进度比较慢，后来终于没能坚持讲完。我对曾任徐州知州的苏东坡较有兴趣，曾向王老师专门请教，他就拿出自己编写的油印本《苏轼年表》让我参考学习。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约在1980年，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在《人民日报》发表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出在文艺界解放思想的呼声。当时赵丹已是重病在身，几天后就不幸辞世了。那天，王老师手持这份报纸走上讲台，神色凝重。他让吴敢学长把这篇文章一字一句读了一遍。由此可见，直到晚年，他还是保持着很深的社会责任感的。

教育家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我常想，大学里的大师（或老师）对学生的启迪和影响，其实是多方面的。如果能像廖老师那样，亲临教学一线，教书育人，循循善诱，犹如一盏蜡烛，带来智慧的光亮，臻于“学高为师，德厚为范”的崇高境界，那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如果由于身体、年龄等原因，像吴老师、王老师那样，已经无法承担太多的教学任务，那么，他们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丰富著述、广泛阅历，依然可以成为学生们继承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当时徐师中文系的老师中，较年长的古德夫、郝立诚、李成蹊、李建钊、洪念涯、杨履武等先生都在一线教学，更多的则是一批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中年学者。他们职称不算高、待遇不算好，经济较拮据，住房很拥挤，在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损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一旦迎来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学术发展的温暖春天，骤然爆发出无限的激情和活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的事业中来。面对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真知和热情。邱鸣皋、吴汝煜、顾义生、陈金淦、徐荣街、朱宏恢、郑云波、王惟甦、郭广伟、张梁、顾莉莉、徐立芳、巫岭芬、李园生、刘洪甲、邓星雨、刘彪、范一德……等等（恕我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至今，每当回想起这些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念叨起他们亲切而熟悉的名字，一种温暖之情就会油然升上心头。

邱鸣皋老师，当时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身材魁梧，略显发福，天庭开阔，头发稀疏，不时发出爽朗的哈哈笑声，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他那乐观开朗的性格。他是丰县人，讲着一口带有乡音的普通话，既体现了作为一位教师对国家主流语言的向往和追求，也在无形中保留着乡音难改的深深故土情怀。邱老师给我们讲词学，把这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讲得深入浅出，饶有兴味。他的课同学们都很爱听。他做学问严谨扎实，在徐师有口皆碑。他不苟著述，言必有据，无论材料的丰赡，还是观点的精审，都很受学界关注，其代表作《陆游评传》，被认为是“十年一剑，圭臬学林”、“钩深造微，生面别开”，受到高度评价。邱老师还是一位宽厚包容、富有亲和力的学者，全然没有“文人相轻”的特性，对同事、对学生，总是充满鼓励和关怀。他后来担任中文系主任，担任徐师副院长、院长，一路做得很好，与他这种“有容乃大”的性格和胸怀，显然是直接相关的。后来我到东北读研究生，一次回家探亲，听说邱老师因为高血压住院治疗，就和老同学严华（现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一起前去探望，只见邱老师病床前的小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线装古籍。即使在医院里，他还是那样钻研不息、笔耕不辍。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真是让人感叹不已！

当时的中年老师中，学术上非常出类拔萃的，可能当属吴汝煜老师了。他的家乡在太湖之滨，从烟雨江南来到古城徐州，学习工作了20多年，实属不易。吴老师富有才华，既聪颖敏锐，又勤奋刻苦，在十年文革之后走上学术前沿的那批中年学者中堪称翘楚，当时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学术影响。他主要研究唐代诗歌，对诗人刘禹锡的研究起步早、成就高、影响大，当时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禹锡》的小册子（与卞孝萱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还出版《刘禹锡传论》等专著，深受学界重视。他不仅理论视野非常开阔，而且考据功底极为扎实，后来带着78级胡可先同学（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编撰《全唐诗人名考》、《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等大部头著作，成为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对他极为赞赏，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吴老师对《史记》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著作《史记论稿》，被认为是“开创世纪研究新生面的一部力作”。吴老师给我们讲唐代文学，把“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融为一体，给人以全方位的印象。特别是他在讲解唐代诗歌时，不仅扼要揭示了作品的背景、生动分析了作品的意境，而且很注意把历代诗话等著作中的相关评述，择要介绍给我们，这就让我们在深刻领会诗篇意义的同时，也初步窥探了古代诗学文论的堂奥，真可谓一举多得。非常遗憾的是，吴老师积劳成疾，于1990年2月将满50岁时英年早逝。这之前半年多他被评为教授，还是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如果不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他的宝贵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贡献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那些中年老师们，学科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对学生的深切关怀，都同样是令人敬仰、令人难忘的。徐荣街老师是诗人（后来当了系主任），教我们写作。一次，我在作文里写了一句：“空气炎热得好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一样。”徐老师用红笔在句子下边画出一条波浪线，表示很欣赏。其实，这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句子，精于创作的徐老师焉能看不出来？他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鼓励我这个稚嫩的学生，帮我树立学习的信心罢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刘洪甲老师，也教我们写作。每次学生的习作，他都会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批改，并写出很长的评语，分析得失，指出方向。现在回想起来，这要花费他多么大的精力和心血啊！朱宏恢老师教我们先秦文学，讲课诙谐风趣，很有感染力，特别是讲《左传》，把两千多年前的复杂历史事件娓娓道来，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刘彪老师教外国文学，语调很高，语速也很快。一次他突然高声朗诵起英国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那高亢激越的声调，一下子让我们的心灵震撼了，同时也惊讶地发现，这位身材不高的老师心里，竟然奔涌着如此强烈的激情。王惟甦老师给我们讲马列文论，他讲到马克思评论希腊神话，认为荷马史诗因其“儿童的天性”而葆有“永久的魅力”，至今 “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然后他引申说：“生命中一切流逝的、不可重复的东西，都永远是美好而难忘的。”当时听来，这是多么富于哲理意味的话语啊！韩云彤老师讲现代文学，他讲课不见得很生动，但他对曹禺戏剧的阐释，却显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说，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其实受到欧洲戏剧“三一律”（即时间一律、地点一律、情节一律）的影响，这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时，邓星雨老师刚从沛县师范调来徐师不久，操着一口浓重的沛县方言，显得个性鲜明。他讲当代文学，对杨朔散文情有独钟。《雪浪花》中写海边“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一位老人说“是浪花咬的”。邓老师说：“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就花了整整一节课，来讲解这个“咬”字，倒是饶有兴味。后来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看到他的短文《“咬”字小议》，虽只占半页篇幅，还是颇感亲切。

还有郭广伟老师，他给2班讲古代文学，没给我们上过课，却对我多所关怀和帮助。我刚毕业不久，接到福建教育出版社邀约，编一本《搜神记选》。我自感学力不逮，且忙于考研，时间精力都不允许，在中文系副书记顾正银老师热情介绍下，求得郭老师俯允合作。于是，我把已成的部分初稿交给郭老师，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后来这本小册子终能在1987年顺利出版，全靠郭老师的辛劳。而我在此过程中，也从他那严谨扎实的学风中，受到极大教益。当他得知我要报考东北师大的研究生，就拿出自己所存的杨公骥先生《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对我说：“你要考东北师大，就一定要读杨先生的书。”后来我终于在杨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说起缘分，最早还得益于郭老师的启迪。郭老师是一位性情耿介之人，有话直说，不善圆通。他与一位权威学者论辩诗人刘禹锡的籍贯等问题，写出的论文难于发表；他积多年心力校点的《权德舆诗文集》，压在出版社难以付梓……每言及此，颇感郁郁。2008年，我在深圳大学工作时，忽接郭老师寄来的《权德舆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印制极为精美。十年一剑，嘉惠学林。闻着那淡淡的墨香，真为郭老师感到由衷的欣喜！

我们77级入学时，徐师历史系还没建立（ 历史系首届招生是78级），历史专业的老师们都合在中文系，给我们开了很多课，真所谓“文史不分家”。很有声望的臧云浦老师，当时给我们讲古代史专题课。臧老师是浙江吴兴人，清癯儒雅，极有风度。他讲的官制、兵制等内容，都是专门知识，但条理清晰，配以所编《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一书（与朱崇业、王云度二位老师合编），也让我得其仿佛。还有讲近代史的何振东老师，印象中是一位思想开阔的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提出：“当前中国一个主要任务，还是破除封建残余。” 在当时，道得此语确需几分学术胆识，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往事如烟。当年亲聆馨咳的情景，无法一一道来。那些精神矍铄的中年老师们，如今该已是荣休在家、安享晚年了吧？一次在网上看到，当时比较年轻的赵兴勤老师（讲元明清文学），也已是满头银发了。想来真是令人感叹！但往事并不如烟。老师们倾注无限心血，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薪火相传，桃李满天下，回首平生，足以感到自豪。“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愿敬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请接受一个远方学生的感恩和祝福吧。

（原载《江苏师范大学报》2012年10月23日“校庆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