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995年这两年间的先秦两汉字文学研究，从论文数量及类别上看，大致情况如下：全部研究论文约553篇。其中，关于上古神话者44篇；关于《易经》与上古歌辞者21篇：关于《诗经》者148篇；关于楚辞者182篇；关于先秦诸子散文者37篇；关于先秦历史散文者31篇；关于汉赋者17篇；关于汉代诗歌及乐府者30篇；关于汉代散文者34篇；其它（如先秦寓言、汉代文学总论等）9篇。[1]与1993年先秦两汉字研究的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出，一方面，年平均论文数量从200篇左右上升到226篇以上，有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总体的研究格局未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仍然是以《诗经》、楚辞为重点（而后者略高于前者），关于两者的论文数量，远超过其它各部分而持续成为重点和热点。

    现将其具体情况，分类评述如下。

一、上古神话研究

    上古神话是后世一切文学和其它文化形态的源头，因此神话研究既是文学研究、也是文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神话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对神话本身不同类型的具体分析。一些重要的神话类型，如伏羲、盘瓠、夸父、女娲、防风氏等仍在受到重视，而考辨或论证的方法，较前有了深入的发展。如张先堂《论伏羲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天水地区的关系》一文，[2]结合有关史料，指出伏羲的发明创造在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及其与渭河上游区域文化的关系。苑利《盘瓠神话源于北方考》一文，[3]从地理分布和图腾信仰的考察中，揭示盘瓠神话的特有民族苗、瑶、畲皆为北方民族，其母题亦出自北方文化，故当源出北方。李炳海《东夷族灵魂归山观念及其相关文学事象》一文，[4]指出了东夷族关于人死之后灵魂归山、变成山鬼的观念，并由此考察了与此相关的文学事象，得出“中国古代文学早期的山鬼形象，大都和东夷文化有直接关系”的结论，使人对这些习见的文学事象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以上三文在论述神话类型的具体问题时，着意探索其文化来源、传播区域、流变过程等，在上古神话研究方面具有很好的开拓性和示范性。袁珂《孔子与神话及民间传说塑造的孔子形象》一文，[5]主要考察了孔子这一历史人物在民间传说中的文学化过程。把神话与传说结合起来加以探讨，也是上古神话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上古神话具体类型的研究，上升到对中国神话基本特质的认识，再上升到对神话的理论总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目前看来，有价值的成果并不太多，因为这需要兼备具体的类型研究和系统的理论认识，难度尤大。田兆元的《中国原始社会的至上神崇拜》一文，[6]对“中国远古无天神”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我国原始社会已经出现了天神崇拜。关于上古神话的功能和价值等理论，赵伯乐《古代神话的观念载体功能》一文，[7]论述了古代神话中包涵的原始自然观、原始宗教观、原始历史观、原始社会观和历史观等。李景江《原始神话价值新说》一文，[8]则探讨了原始神话的现实价值、审美价值、多学科价值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对中国神话及神秘文化所独具的现象，作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如刘毓庆《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一文，[9]探讨了初兴于秦汉的“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象的生物学依据、神话内涵、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谭学纯《中国神秘数字：“三”和“五”》一文，[10]分析了“三”、“五”两个具有神秘意味的数字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沉淀，及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二、《诗经》研究

1、《易经》所载及其它上古歌谣或韵文

《诗经》是先秦诗歌（或韵文）的主体，它与《易经》所载及其远古歌谣之间，颇有相通之处。因此，本部分有必要首先对后者加以简要述评。在这方面，研究论文数量不多。谭家健《先秦韵文初探》一文，[11]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论述先秦韵文的历史发展、基本特征和影响等问题，其中关于韵文及其它文体的界限，认为“韵文不同于诗，虽有韵，但韵律比诗更自由”，“先秦韵文的适用范围，多数是说理和抒情，少数用于描状和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不断扩大，形式逐渐丰富”。又认为韵文“是散文中的一体，而不是独立于诗歌、散文之外的文学形式”。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创见，很有说服力。童炜钢《原始诗歌的若干特征》一文，[12]则考察了其起源和流变、意识和形态等问题，虽然所用资料多为旧有，在整理成说中能略陈己见，已属不易——因为这问题难度甚大，没有更新的人类学、民俗学的引进，是难得多少突破的。李玉昆《试谈＜易经＞的文学价值》一文，[13]对《易经》的文学手法、诗歌特点作了介绍，并与《诗经》作了比较，但认为“《易经》的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想来必然地影响了《诗经》的作者”，则尚嫌根据不足。

2、《诗经》的篇章与类型研究

关于具体篇章的研究，历来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论文数量之多，为其它方面所不及。但这类论文，太多局限于单篇零什的范围内，罕能结合区域、历史、文化等背景加以申说，故值得一提者并不太多。蒋华南《＜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释疑》一文，[14]从天文学和古历学的角度，指出诗中所写的天文现象当时月食，而不是传统认为的月食，较有启发性，但如此则与诗中“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两句产生抵触，文中亦未加解释。对《诗经》不同题材类型作品的研究，如爱情诗、讽刺诗、征役诗等，也是历来多有而突破不大。张松如《论史诗和剧诗》一文，[15]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亚细亚型态特征出发，指出城乡不可分和社会分工不发达，是中国古代（先秦）未能象古希腊那样形成大规模民族史诗和剧诗的根本原因。这对探索中国上古文学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3、《诗经》的艺术与文化研究

传统的关于《诗经》赋、比、兴艺术特征的研究，仍然是《诗经》研究的重头戏。刘士林《论中国诗歌的本源》一文，[16]从诗学人类学的角度，指出风——赋——比——兴——雅——颂的结构，表现的恰是中国民族精神起源中的发生学逻辑结构（不同于历史结构），而从美学上讲，兴比比和赋都更具审美意味。赵沛霖《论<诗经>的神话学价值》一文，[17]认为仅以现实主义看待《诗经》是缺乏深入具体考察的表面认识。文中对《诗经》的神话学文献价值和神话思想价值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诗经》在神话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具体展示了由神话向神学、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嬗变过程。杨朝明《鲁国与<诗经>》一文，[18]论述了《诗经》与鲁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指出由于鲁文化与周文化一脉相承，故《诗经》与鲁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鲁人对《诗经》的熟悉和了解也是他国所无法企及的。

4、《诗经》学研究

《诗经》是“六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经典之一，一直居于受人尊崇的地位。历代注释、研究《诗经》的著作层出不穷、汗牛充栋，因而《诗经》学堪称显学。“五·四”以来，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崩溃，《诗经》学的研究亦相对冷落。实际上，通过对《诗经》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诗经》文本的认识，且可以由此发现其中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的精神特征。近年来《诗经》学的研究已日益被人们重视，并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曹道衡《试论<毛诗序>》一文，[19]探讨了《毛诗序》两千年来所起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认为齐、鲁、韩三家诗与毛诗的差异并不如历来学者们强调的那样严重，并对毛诗和“三家诗”的分歧及其相关的史学问题（如《鲁颂》年代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考辨，指出“《毛诗》毕竟有较完整的体系，而且对具体作品的解释有一些篇也显得稍为合理。这就是《毛诗》战胜‘三家诗’的原因。”文中以广泛翔实的史料和深刻的见解，完满地解决了这一《诗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萧荣华《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一文，[20]认为汉代为儒家的经学期，宋代为儒家的理学期，前者所以经时务，后者所以理性情。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是两种时代精神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存在的反映。文中结合思想史来研究《诗经》学，对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都很有借鉴意义。张可礼《<诗经>在东晋的传播和影响》一文，[21]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诗经》在东晋的传播方式，如学校讲授、日常交谈、书面引用、注释阐发等，并论述了其与佛、道的融合和在政治伦理、审美趣味、博物知识等不同层面的积极影响。鉴于东晋的《诗经》学研究来不如汉、宋、清等朝代之受人重视，本文的探索显得更有意义。

5、《诗经》的比较文化研究

《诗经》既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经典，则将之与外国同类作品作比较研究，理所当然是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可惜在现代学术界能兼通双方面熔铸一炉的学者尚不多见，仅就某些现象的类似之处作皮相之谈者还居多数。倪乐雄《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原型蠡测——“荷马史诗”与<诗经>比较研究》一文，[22]试图从西方和中国这两种古老的经典文献中寻找各自的战争文化的原型，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根据，其结论不免稍显空浮，但其运用比较文化学的方法展开研究的方向还是可取的。王晓平《<诗经>文化人类学阐释的得与失》一文，[23]评述了由法国的葛兰言开创、而为日本的松本雅明、白川静、赤塚忠所继承的对《诗经》的文化人类学阐释，结合其具体著作说明其得失，使中国学者能够由此对外国学者从跨文化视点探讨《诗经》的方法和观点有所了解，确有引介之功。

三、楚辞研究

1、楚辞与南北文化研究

由于楚辞是一种具有鲜明荆楚区域文化特征的诗体，而其作者又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作品中对南北文化有生动的反映，因此历代研究楚辞者，都很关注楚辞与南北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从文化背景中研究楚辞者更是层出不穷。朱靖华《中国神话的文雅化——屈原楚辞》一文，[24]认为屈原在神话方面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把分散的古老神话传说系统化；第一次在神话系统中表现出非历史化趋向；第一次把人神关系世俗化，使神衹形象从荒蛮步向现实人生，因而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斯维至《论<楚辞>的形成及秦楚文化圈》一文，[25]认为先秦时代楚秦赵代是深受巫风影响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圈，《九歌》就是祭祀神的巫剧，并指出楚国的巫教巫术不但对文学、而且对历史也产生很深的影响。文中将楚、秦看作处于同一区域文化系统，如能成立，当使人们对先秦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发生一定转变。郭杰《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关于屈原研究的理论思考》一文，[26]认为所谓“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两个层次，战国时代，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达于基本一致，而在社会心理上仍存在北方重实际而南方富幻想的差异，这也反映在屈原辞赋创作中。因此，单纯强调屈赋的荆楚文化特质，而忽略其所反映的南北文化合流趋势，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还应看到屈原在促进南北文化合流方面的历史贡献。

2、屈原生平与人格研究

关于屈原其人的有无，前几年曾在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之间引起激烈论争，其余波尚未完全平息下来。赵逵夫《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初探》一文，[27]结合中国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状况和屈原研究的状况，考察了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的因史背景和思想根源，并对有关问题（如秦书中不见屈原之名、《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之事等）作了澄清。如果说人们对屈原的存在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肯定性意见，那么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许多方面，人们的认识还处于探索阶段，新说虽多，能被确定下来的却很有限。廖化津《屈原遭遇考——兼评“两次放逐”说、“自请放逐”说及“未遭放逐”说》一文，[28]，对现有的关于屈原两次放逐的说法持异议，认为屈原一生中有三次不幸遭遇：被疏绌、被迫厄和被放逐。囿于直接史料的匮乏，人们对屈原生平中这些重要问题的考察，只能主要以其作品中并非特别确定的词语为据，歧说并出，势在难免，现在的各种看法，多处于推测探索阶段。相对而言，人们对屈原人格情操的认识，因为出自同一文化传统，在价值尺度上较为接近。郭杰《屈原人格的背景、内容与价值》一文，[29]结合先秦伦理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考察了屈原的君圣臣贤的道德理想，指出屈原是在进与退、去与留、生与死的内心冲突中熔铸其峻洁人格的，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善”的空前伟大的实践者。曲家源《屈原的人格精神及其历史评价》一文，[30]则把屈原人格精神概括为耿直无私、正大光明；忠群爱国、矢志不移；嫉恶如伊、苏世独立。并考察了屈原人格精神在中国传统人格建构中的影响及其不足。

3、屈赋篇章与艺术研究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一直是楚辞研究的重点之一，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一文，[31]结合1987年在包山楚墓出土的大量楚简，考察了楚国大臣占卜“事君”之吉凶的风尚，卜筮的程序、用具和方法，及其在《离骚》中的反映。以地下出土之文物与书面与文献加以比照，是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该文以此方法，敏锐地抓住近年出土楚简来研治《离骚》，发现了过去因文献不足而难以发现的问题，如《离骚》的六个卜筮程序基本上跟楚简一致；同时也阐述了其间的区别。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另外，对《离骚》中颇占篇幅的重要情节“求女”，一些学者在梳理成说的前提下作了探讨是。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一文，[32]认为《离骚》“求女”喻指前后有所不同，前四次喻求贤，而每次所求有所区别；后一次则喻求君。其前后喻指的转变，是由于诗人所处地位的不同。前者立足国内，为国求贤；后者立足国外，为己求主。杨成孚（<离骚>“求女”解亲论）一文，[33]则以为“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为确解。关于《九歌》，韩晖《<九歌>二司命新考》一文，[34]认为二司命是一对配偶神，指的是天文系统中玄武宫虚北司命二神，也就是神话系统中大禹的父母——鲧和修已。关于《招魂》，潘啸龙《<招魂>研究商榷》一文，[35]力陈“屈原作《招魂》”说之失，认为当从王逸之说，归为宋玉之作。但文中所引论据，多为已有之说，尚不足以动摇现在已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屈原作《招魂》”说，因为此说在作品文词、文思、文体各方面，均可得以证实。不过，最终完全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一问题，大概还有赖于将来地下文物的新发现。郭杰《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一文，[36]在先秦文学的背景下，考察了《招魂》的整饬严谨的结构特征和夸饰雕琢的语言特征，指出作品由此达到超越神话、《诗经》及其它楚辞作品的艺术成就，并认为两者的有机结合，为后来楚辞之抒情转向汉赋之状物提供了契机。关于屈原创作的整体艺术特征，则有冷卫国《新的艺术思维范型——神话、<诗经>、屈原艺术思维异同比较》一文，[37]作了较为详审的论述，认为屈原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对神话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使之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层次。而较之《诗经》的直觉联想，则屈赋不仅有“想象的经验性运用”，更有凭虚构象的灵动与飞扬。该文思路开阔，提出的观点也颇具启发意义。

4、其他楚辞作家及楚辞学研究

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并非文学史上的孤立事件，在他当时和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同样进行着辞赋的创作。其中成就很高且为后人推崇的是宋玉。近代以来，关于宋玉的研究相对冷落。罗漫《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一文，[38]在这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指出宋玉的文学贡献在于推出“悲秋”情结、奠定“云雨”意象、描绘神女与丽人、创立娱乐文学等，其论证是较为全面的。赵逵夫《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一文，[39]则对近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被学者们定名为《唐勒赋》的竹柬作品进行了新的研究，认为其题目应该是《论义御》，其体裁应是“文”，而不是“赋”。并结合其中浓厚的道家色彩，而《远游》篇内也颇多道家思想内容，断定后者亦当归于唐勒名下，并探索了当时楚国的世风和文风。千百年来，注解阐释楚辞者层出不穷，形成源远流长的楚辞学，其珍贵遗产值得后人继承总结。王齐洲《王逸和<楚辞章句>》一文，[40]考索了该书的写作时间，论述了其中对汉代楚辞学的总结和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反映，认为王逸和班固虽对屈原褒贬不同，却都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许结《离骚学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41]概括了历代楚骚评论的范围是忧患意识、悲剧意识、怀疑意识、个体意识等，及后世文论强调诗、骚结合和强调庄、骚结合的两种趋向。以上两文，都不局限于楚辞学的范围，而有着更广泛的意义。

四、先秦历史散文和

诸子散文研究

1、先秦历史散文研究

无论先秦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的研究，都一直存在一个不易克服的困难：因为研究对象本身主要是历史、政论或哲学著作，如对它们仅作文学方面的考究，就显得过于单薄，不足以揭示其特质与价值所在；而如过多地涉及到其本身的内容，又会偏离文学史的方向而转入历史或思想史的范围。如何能够做到两者兼顾且布局合理，现在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马维林、五恒展《论所谓先秦小说》一文，[42]对于被学者们称作先秦小说的三部先秦典籍（《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琐语》）进行论述，认为前二者虽有小说因素，却不可径称为小说；后者则重点突出，情节完整，为后世笔记小说提供了成功经验。

2、先秦诸子散文研究

先秦诸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石，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刘振东《多元发展的基础，五彩人生的底色--论孔子对古代作家主体人格形成之影响》一文，[43]根据《论语》中有关资料，论述了孔子思想和人格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后世作家人格的重大影响。边家珍《<孟子>文学风格论略》一文，[44]论述了《孟子》散文的浓郁情感、犀利文风、磅礴气势、表达技巧等问题。张涛《略论<墨子>的文学价值》一文，[45]论述了《墨子》散文简约朴拙的特点的成因，及其具体的表达技巧。陆永品《论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一文，[46]则比较了庄子和屈原的异同，及其两者并称的意义。

五、汉代文学研究

1、汉赋研究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文体，因此，汉赋研究对全面准确地认识汉代的文学成就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金化伦《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一文，[47]就认为“大赋是汉代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该文对汉文、汉诗、汉赋都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宋嗣廉《<史记>与“一代之文学”的汉赋》一文，[48]认为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大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赋者是西汉盛世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该文将两者结合起来探索其相互关系的方法，是新颖而颇具探索意义的。顾农《蔡扈论》一文，[49]探讨了这位东汉末年作家在辞赋和五言诗上的成就，认为他扩大辞赋的题材，敢于暴露时弊，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有所突破，艺术上颇多创新，因而成为建安赋家心目中的楷模，由此他成为建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2、汉代诗歌与乐府研究

近年来，汉诗研究已引起更多的注意，并出现一批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50]和《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两文[51]，就是很好的代表。前者结合诗中的主要内容，考察了其所承受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认为游子思妇、离别伤怀、人生短促等内容，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而与汉末政治动乱没有直接的联系。后者刚细致分析了这些诗篇情真意挚、文雅自然的艺术特征。这两文都有很大的开创性。王守雪《东汉乐府诗歌词的变异》一文，[52]认为东汉已无“乐府”机关，现存所谓乐府民歌多是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所创作，其见解是有启发性的。

3、汉代散文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汉代散文研究的重点放在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上，近年来情况仍然如此。李晓卫《<史记>与<历史>的文学性比较》一文，[53]将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两部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之作，从文学性上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文学色彩更浓、成就更大、影响也更深远一些。张丛林《<管晏列伟>与司马迁的隐衷》[54]和周先民《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两文，[55]则是对书中具体篇目的研究。前者揭示了篇中蕴含的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满，后者则认为五帝是史迁心中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典型代表。《史记》以外，黄仁生《论<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一文，[56]从叙事体例等方面，考察了《吴越春秋》的小说性质。张涛《刘向<列女传>思想与学术价值简论》，[57]对该书的思想内容与学术价值、文学成就、历史影响等，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总括起来，可以看出，1994-1995两年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一些重要课题，如神话、楚辞、汉诗等方面，有了相当的拓展和深入，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包括专著、论文、注本等）。同时，学术空气也颇为活跃，对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不为无功。当然，与此同时，也存在某些尚待克服的不足之处，例如论文数量虽多，有较大创获的却较少，而能在资料、观点、方法上自成一家而扎实可信者，更属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由于客观上资料检索的因难，加上主观上研究态度的不严谨，许多论文流于重复而无所创获，不能全面地占有材料，并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仍然是较为普遍的通病。其次，缺乏系统的理论观点而玩弄新名词、新概念的空疏学风也尚未完全绝迹。再次，在中外比较中浮光掠影只抓皮相者亦不乏其例。所有这些，都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学术水平的提高。

倘能于以上诸端注意克服，点滴积累、不断努力，相信未来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水平将会不断提高、更上一层楼。

     （原载《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1] 此统计数目，系根据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95两年度所载目录、索引，并略加补充而成的。

[2] 载《社科纵横》1994年第1期。

[3] 载《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4] 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5]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6] 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7] 载《思想战线》1994年第6期。

[8]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

[9] 载《文艺研究》1995年第1期。

[10] 载《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1期。

[11]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12]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3] 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4] 载《贵州教育学院学院》1994年第1期。

[15]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

[16] 载《文史哲》1995年第5期。

[17] 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3期。

[18] 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9]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20] 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21] 载《文史哲》1994年第2期。

[22] 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科季号。

[23] 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24] 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季号。

[25] 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

[26] 载《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

[27]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28] 载《湘潭大学学报》1994年第10期。

[29]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0]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1期。

[31]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32]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3] 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34] 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5] 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6] 载《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7] 载《东方论坛》1995年第2期。

[38] 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39] 载《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

[40]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41]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42] 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3]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44] 载《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5] 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4期。

[46] 载《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47] 载《广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48] 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9] 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50] 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51]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52] 载《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

[53] 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54] 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55] 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

[56] 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57] 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